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与政策意义_阿马蒂亚·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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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范式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力贫困范式声称,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脆弱性范式强调穷人易于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以及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社会排斥范式则认为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构成了贫困的重要方面。贫困范式的发展为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贫困,是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贫困常常被看作是犯罪和社会动乱的根源。提起贫困,人们总会把它与褴褛的衣衫、破烂的住房、霉变的食物相联系。但是,若要给贫困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对贫困的成因和性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这就为人们从理论上给贫困下一个内涵比较丰富,外延相对周全的定义带来了诸多困难。最初,人们把贫困等同于收入和消费的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贫困是更为复杂的多维现象,包括了教育、营养、健康、风险、文化、政治权利等多方面的元素。因此,既需要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贫困进行深入研究,又需要多个学科协作进行综合性研究。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大多从经济角度定义贫困,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则多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定义贫困。从现有研究贫困问题的文献来看,贫困的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一、收入贫困

人们最常认识到的贫困就是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或经济贫困。有关贫困的经济学文献也大多依赖于“收入贫困范式”。就收入贫困而言,穷人是用他们的生活水平来定义的,而生活水平是用某种货币尺度,通常是人均收入或消费支出来表示的,如果某人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支出低于既定的水平——贫困线,则这个人就属于贫困人口。从经济角度来说,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否满足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是贫困概念的核心要素。例如,森(Sen)就认为,基本的生存需要是绝对贫困不可再缩减的内核(core)。(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6.)这种贫困也称为绝对贫困或生存贫困。其表现是:在生产方面,贫困个人或家庭缺乏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在消费方面,贫困个人或家庭缺乏获得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求所需要的最低收入,温饱难以保障。

在经济贫困中,与绝对贫困相对的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范围的扩大,以及贫困线的相应提高而产生的贫困。其二,是指在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各地区或阶层内部成员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贫困。(注: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3.)也就是说,相对贫困不是根据“客观的”维持基本生存的收入水平来定义的,而是根据低收入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界定的。

相对贫困概念是对绝对贫困概念的发展。首先,人的需要不仅限于物质需要,而且还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相对贫困本质上与社会不平等、较差的生活环境、精神痛苦等因素相联系,从而拓宽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其次,就人的基本需要而言,生活必需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在不断变化,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生活必需品的内容及数量。

收入贫困的概念在应用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但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也日益认识到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无法对贫困和不平等中所有相关的问题作令人满意的分析。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收入或消费是由个人的偏好决定的,但是,许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对其收入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定义贫困时就应该考虑那些个人不能控制的因素,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水平。用阿马蒂亚·森的话说,真正重要的是个人面临的“能力集”(capabilities set)或“选择集”(choices set),而不是他实际做出的选择。(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其次,收入贫困的概念不能反映发达国家的现实。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收入贫困,但是,未能解决部分人群产生强烈的“社会排斥”感。减少收入贫困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它无法消除根植于更深层原因的社会剥夺感。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日益认为,分析贫困不应太多地关注收入或支出,而应关注不同类型的资产,如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等等。这些资产决定了收入和消费,但很大程度上又是穷人自身无法控制的。因此,焦点就从收入转向个人的资产或禀赋(endowments);对贫困的分析也从“收入贫困”转向“能力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

二、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capabilities poverty)是由阿马蒂亚·森提出的。森的许多早期研究集中在福利和饥荒领域。他认为虽然低收入可以是贫困的一个指标,但是收入本身不是目的,相反,它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工具。 在森提出能力贫困之前, Streeten 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基本需要的方法(Basic Need Approach)。(注:STREETEN,PAUL.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 Basic Need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1977,(3).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Meeting Basic Needs:Strategies for Eradicating Mass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R].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Geneva,1977.)从基本需要的角度看,发展是满足人的某种基本需要,它促成所有人都能过上良好的生活。基本需要的方法说明,人均收入分析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仅仅提高收入不一定能增加福利,重要的是要看收入是否被用于获得基本必需品。

20世纪80年代,阿马蒂亚·森发展和拓宽了基本需要的方法,提出了分析贫困的权利方法。他认为,贫困是权利不平等造成的。权利有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和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继承和转移的权利等等。(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7.)最终,这些权利拓展了一个人所拥有的和能够消费的商品集。

在森看来,除了经济因素影响个人的权利外,制度因素,如习俗、传统、法律和福利转移(welfare transfer)也会影响权利。通过考虑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利,森考察了比经济学家传统上所关心的更为广泛的问题。

森的分析框架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的框架试图通过更有效地生产更多的物品来使效用最大化。而森的框架则关注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这个框架以四个基本概念为基础,这四个概念的关系可用下图来表示:

附图

图1 森的能力方法

(1)商品(commodity)。就是人们日常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种物品或劳务。

(2)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功能性活动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2.)这包括基本的东西,如接受教育、获得必要的营养、避免未成年死亡,以及不患可预防的疾病等,还包括一些更高级的活动,如参与社区生活和获得自尊。原则上,一个人享有的功能性活动的程度可以用一个实数来表示,这时,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可以看作一个功能性活动的向量。

(3)能力(capabilities)和能力集(capabilities set)。能力是实现备选的功能性活动组合(alternative functions combination)的自由,也就是说,是实现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而能力集则是备选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数学集合,人们从这些功能性活动向量中做出选择。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他的实际成就,能力集代表了他们实现这些成就的自由。

(4)自由(freedom)。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它有如下五个作用:a.政治自由:是参与政治与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b.经济机会:指个人为了消费、生产或交换的目的而有机会利用经济资源。c.社会机会:指社会对卫生保健和教育以及其他方面所做的安排,它会影响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能力,且对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意义。d.透明性保障:是指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它实际上是社会的一种信用机制,在阻止腐败、金融不负责任和欺诈活动中有重要作用。e.保护性安全:指向脆弱的人在遭受不利情况时提供社会安全网。在透明性保障和保护性安全下,森强调了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机会的重要性。对机会的这种强调导致了对可行能力和可行能力集的强调。(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2—33.)

在森的能力方法的框架中,从根本上说,福利(well—being)就是一个人生命(being)或生活(living)的质量(quality)或“健康状况”(wellness)。而生活本身被看作由一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一个人能够做到或成为的事情——所构成。这样,福利的水平就依赖于功能性活动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福利取决于他做得怎样的好,或者他有理由珍视(value)的事情做得是如何的好,比如,一个人免于饥饿的程度如何,或者他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怎样。能力的概念指的就是一个人实现这种意义上的福利的自由或机会。从而,贫困可看作是能力水平低,或者“达到特定的最小可接受水平的可行能力的失败”。

一旦贫困被看作由一组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失败构成,它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多元的概念。它不再满足于把贫困看作单一的收入水平低,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这样,贫困虽然表现为收入低,但是其根本原因是获得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capability deprivation )和机会的丧失。

三、脆弱性

脆弱性是从参与式贫困估计方法中发展出来的概念。传统的贫困度量主要是从家庭调查资料中提取收入和消费信息。估计贫困的另一种方法是询问人们,对他们来说什么构成了贫困。这就是参与式贫困估计方法。其目的在于了解如下问题: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人如何估计贫困和已有的贫困削减战略;穷人的各种不同的生存策略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偏爱政府的哪种削减贫困的战略;他们愿意支持哪种战略;等等。用这种方法,人们了解了传统贫困定义所没有抓住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收入的风险和变化,通常被称为脆弱的感觉。穷人的生活会因经济波动、时令变化和各种危机而受到很大影响。二是穷人感到缺少政治权利。前一个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弱性。

脆弱性有两点涵义: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的外在方面,以及没有防御能力的内在方面。内在方面意味着穷人缺乏应对外部冲击的手段。(注: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9.)风险的外部根源有很多,如反常的自然灾害、犯罪和暴力的流行,以及国内的冲突,等等。穷人容易遭受风险的伤害,是因为他们缺乏抵抗风险的手段。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穷人没有资产来应对这个问题,即使有一定的资产,但是应对风险的资产耗费也会把他们推入持久贫困。

把脆弱性纳入贫困分析,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外部冲击(shocks)——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能够加剧收入贫困。例如,在任何既定的时点上,有些人或许并不贫困,但是一个突然的冲击,比如自然灾害,就很容易把他们推入贫困的深渊。这些人虽然不贫困,却是脆弱的。同样,当前已经陷入贫困的人,在遭遇外来冲击时,极有可能陷入更深的贫困。

在贫困问题上引入风险和脆弱性可以追溯到阿马蒂亚·森对饥荒问题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与普遍的感觉相反,饥荒,甚至是最严重的饥荒,很少对社会所有阶层造成同样的苦难。某些群体毫无疑问比其他群体更容易遭受贫困,也就是说,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脆弱。这样,为了理解饥荒,并设计出有效的应对饥荒的政策,重要的是理解哪些人是更脆弱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脆弱。传统的对食品贫困的分析,主要研究的是持久的营养不良问题,关注的是食品摄入量低于正常所需要水平的那些人。近年来,人们认识到不安全和风险在食品贫困分析中的重要性。人们注意到,在特定时期不缺少食物的许多人,在遭遇不利冲击时,可能会陷入饥饿之中。这些人,加上那些习惯性营养不良的人,就构成了全部食品不安全的人。

四、社会排斥

所谓社会排斥,是指特定个人或群体被排斥,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感受被排斥参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现象。社会排斥有各种表现形式,其基础也多种多样,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因不同的原因经受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会发生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公共物品的供给、对政治过程的参与等领域。社会排斥的类型有性别、年龄、种族、宗教、民族、地理位置、职业和疾病(如艾滋病),或者位于社会等级和收入分配的底层等等。

贫困和社会排斥或许是不同的概念,因为社会排斥的加剧,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与收入贫困的减少同时存在。但是,如果从能力失败的角度来界定贫困,则贫困与社会排斥几乎是等同的。人的基本能力之一是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失败,如前所述,已经构成了贫困。而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它也构成了贫困。换句话说,从能力的视角看,社会排斥可以看作是贫困的一个方面。因此,在不平等加剧社会排斥的限度内,可以说不平等导致了更大的贫困。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人既有福利目标,又有主体目标(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89—190.);人的行动中有些是指向他们自身福利改善的,例如,努力使自己免于饥饿和疾病,有些则是指向旨在实现个人作为公众的一员,以及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者的主体地位。社会排斥意味着在这两方面都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斥的人在福利方面处于劣势,因为他们通常缺少实现福利的物品、劳务或其他权利。同时,社会排斥也意味着追求主体地位目标也有障碍。

五、理论和政策意义

能力贫困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能力贫困范式恢复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遗失已久的人文关怀,使人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注视发展问题。亚当·斯密论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实现和谐增长的过程,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自那时以来,以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被看成是经济组织的唯一“自然的”方式。但是,古典经济学有浓厚的以人为本的传统,充满着人文关怀。西斯蒙第就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人”,而不是财富,财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财富所代表的快乐时”才是与经济相关的。(注: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37.)因此,西斯蒙第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目标。此后,约翰·穆勒、约翰·拉斯金、霍布森等经济学家都表达了相似的人本主义经济学观点。(注: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38—50.)不过,自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以后,西方经济学日益走上抽象化、实证化的道路,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时往往流于机械的抽象的演绎。从此,经济学的目的被认为是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能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规律,从而实现产出或福利的最大化,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产出和福利,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则存而不论了。因此,能力贫困范式为经济学重拾人文关怀、重建“经济学的良心”提供了新的机会,自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从现实意义来看,能力贫困范式为制定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广泛的政策选择。由于从能力贫困的角度看,贫困的本质是缺乏各种实质性的自由,如缺乏政治权利、经济机会、社会机会,以及社会安全网,而且它们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体系,所以,要消除能力贫困,就要制定比传统关注收入贫困更为丰富的政策体系。特别是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消除传统社会中对劳动者的束缚和强制,同时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对像中国这样长期实行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脆弱性概念标志着对贫困看法的明显进步。因为它在分析贫困时引入了风险的思想。考虑风险和不安全不仅让研究贫困的人更接近穷人自己所看到的现实,而且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穷人的行为。这对制定减贫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对风险的感觉塑造了穷人的行为。如果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政策,理解脆弱性所导致的穷人的行为后果就是必要的。例如,强烈的风险或许会诱致穷人以牺牲市场导向的活动为代价,把他们的活动转向自给自足的生产,即使市场导向的活动会产生更高的回报,其原因是害怕市场的易变性所导致的风险。对穷人来说,出于更大的安全的目的,这种对更大获利机会的规避行为是很普遍的,而且在此情形下或许还是理性的。可是在外人,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看来,穷人的这种厌恶风险的行为及其逻辑是难以理解的。但是,除非采取行动降低穷人中间盛行的风险感,否则,实现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目标可能会严重受阻。因此,有效的反贫困政策也要关注如何消除穷人的脆弱性。

社会排斥的概念使人们注意到了一直被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某些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排斥对贫困具有构成性的意义(constitutive relevance)和工具性的意义(instrumental relevance)。第一,从可行能力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构成贫困的一个方面。第二,被社会排斥的人,或许会无法追求免于贫困的其他方面。例如,由于等级制和性别原因被劳动力市场排斥的人,或许不能实现免于饥饿、健康不良的自由。在分析贫困时,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在诊断贫困时,社会排斥的构成性意义是有用的,而其工具性意义则能帮助我们分析贫困的成因。

社会排斥的概念除了上述的意义外,还有如下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我们对贫困问题广泛性的认识。通常人们只从收入角度来界定贫困,没有考虑收入低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消极影响。事实上,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通常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被边缘化。反过来,这些方面的边缘化又会强化经济的边缘化。因此,仅仅考虑收入贫困,而无视因经济贫困导致的社会排斥,就不能深刻认识收入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也就不能制定有效的缓解贫困的政策。

其次,社会排斥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论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时,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关注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如果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也绝对改善的话。有人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理由是,如果从相对的角度来界定贫困,那么,正在扩大的不平等事实上导致贫困不断增加,即使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种批评虽然有其道理,但相对贫困的概念并不为所有人所认同。因而,上述批评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是,借助社会排斥的概念,我们能对上述流行观点进行更有力的批驳。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看,关键是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导致更大程度的社会排斥。这会日益剥夺属于底层群体的那些人的权力,从而剥夺了社会底层的许多权利和好处。

总之,经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多年的努力,人们已经认识到贫困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多元性现象,贫困的构成要素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收入)、教育、健康、风险、政治权利、文化、心理感受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个人或家庭,乃至国家的贫困程度或许要比通常所认为的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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