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杂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杂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109
什么叫做“学术”？什么叫做“学术史”？什么是“文艺学学术史”？
既然我们要做的是“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那么，首先就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即这个题目名称的含义是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这个题目的核心词和关键词是“学术”。这个词我们是经常用的，但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猛一问，一时未必能说得清楚和准确。按照中国传统的一般的说法，“学”就是“学问”，而“术”，可以看作是获取学问和道理的途径、规程、手段或方法。那么，“学问”是什么呢？“学”与“问”本为二事。“学”就是学习，“问”就是询问或问难。所谓“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讲的“学”、“问”。“学”与“问”连在一起组成“学问”一词，后来就指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要获得某种专门的系统的知识或道理，就需要有“术”。“术”，近代和现代的辞书上说是“手段”、“方法”。古人也有以“术”为方式、方法者，如《孟子·告子下》：“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是“术”之一解。古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文》：“术，邑中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在这里，“术”是“邑中道”，或“中庭”外边的“道”。也就是说，“术”即“道”，但这是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虽有联系却又有很大区别。仔细分析，“术”即“道”这一含义与“术”是“方式、方法”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道路”的“道”有“途径”的意思，也有“方向”的意思，而“途径”、“方向”与“方式”、“方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联系。另外，“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也可以说有某种联系：前者是具体的“道”、“途径”，人踩着它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向某种目的地或归宿；后者是抽象的“道”和“途径”，是大“道”、大“途径”，是涵盖一切的“道”和“途径”，它虽看不到、摸不着，却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所摆脱不了的“道”和“途径”，它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规定，也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终“归宿”和“目的地”。这样说来，古人常把“术”与“道”连用组成“道术”一词是有道理的。“道术”即“道”（作为世界本体）之“术”。“道”是本，“术”为“道”所用，“术”是为“道”服务的。通过“术”（运行“途径”和“方向”，即道路的“道”）达到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这里还包含着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操作，以得“道”。在精神活动领域里，操作就是思维操作，也就是检索、思考、琢磨、研究，其中有分解，有整合，有时分解，有时整合，有时既分解也整合。说到这里，是否可以这样为学术下定义：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或体系性的知识。
近代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对“学术”作了独到的解说，他认为“学”是真理的探求（“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是真理的运用（“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种解释无疑抓住了“学术”的精髓之处。但他在举例说明时，却没有把学术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区别划分得很清楚。他说：“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之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这里，他把“学”与“术”的含义、联系和区别说得很清楚；然而，是否没有注意“学术”与具体的某些科学、技术的区别呢？学术虽与科学、技术有联系，广义地说，学术似乎可以包括所有科学、技术，似乎是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的泛称或总称；但是，它并不就是某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学术并不等同于物理学、生理学，也不等同于航海术、医术。学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按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包括某种科学、技术的对象和问题）进行把握、进行探求、进行琢磨、进行研究，以获取科学真理。在我看来，当说到“学术”这个词的时候，重在它作为一种探求、琢磨、研究的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重在它作为思维操作的动态特征和知识系统。
以上说的是学术与科学、技术的区别，学术并不能等同于某种具体的科学、技术；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学术与文学艺术的区别。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对学术进行总体分类的时候，认为学术包括三大类：科学、史学、文学。他是把文学包括在学术范围内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学者来看，在“文学”名下实际上有两种所指而内涵却十分不同，一是文学研究，一是文学创作。前者属人文科学，从事这项工作，无疑是学术活动；后者则属审美范畴，严格讲来与我们现在说的“学术”相去甚远。王国维所说的“文学”是指文学创作。请看他比较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之不同时对文学所做的界定：“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又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无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事也。”按照王国维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以“表以情感”、“求诸想象”为特征的审美活动，这与始终在冷静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事物和问题进行理性思维、探求、研究、琢磨的学术活动，有巨大区别。我认为，王国维把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创作放在学术范围之内是不妥的。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哲学研究、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等等，都可以是学术活动；但，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创作，却不是学术活动，不能包括在学术范围之内。今天一般恐怕没有人认为齐白石作画、马思聪拉琴、梅兰芳唱戏、巴金写小说是学术活动。
如上所述，既然我们把学术定义为“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知识的活动”，那么，学术史就是这种为了求得系统知识而对某种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活动的历史；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对文艺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也包括其研究成果）的历史，简单地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主要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
这样说来，文艺学学术史的对象就是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文艺学学术史和文艺学史及文艺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文艺学学术史不能等同于文艺学史，也不能等同于文艺学思想史。文艺学学术史是对文艺学这门专门的学问进行训练有素的学术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的历史；文艺学史则是侧重于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本身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思想的历史；文艺学思想史则主要着眼于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历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三者关注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对象又有交叉和重合的地方。相比较而言，它们三者虽然不是一个东西，却相互最接近、关系最密切。
此外，文艺学学术史同其它学科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可能发生什么关系？
我想，文艺学学术史应该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艺学学术史不可能不与其它学科发生或近或远、或亲密或疏懒的关系。
文艺学学术史同文学艺术史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
它同文化学、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伦理学史等也会发生相当密切的关系。
要想做好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要想深入到文艺学学术史的精髓之处，不但要了解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最接近、最密切的学科的情况，了解文学艺术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比较相近、比较密切的学科的情况，而且应该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影响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各种因素，不然，你就很难理解当时文艺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命题，会运用那样的方法，对问题会有那样的解决方式。倘局限于文艺学学术史本身，就学术史论学术史，永远得不到深刻的见解。
为什么要研究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研究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为了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
话不妨说得远一点。
大家知道最近以来，许多学术讨论会上和一些学者的文章里，都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问题。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庄严任务。
如何建设？我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几项工作要做：
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建设和发展，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都是现实本身呼唤的结果，都是应现实之运而生。当前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现实，是了不起的新现实。这个新现实（包括经济的新现实、政治的新现实、文化的新现实和思想的新现实，特别是文艺的新现实）必然要求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学（或者文艺理论、文艺学的新因素、新观点、新思维、新结构）与之相适应。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最主要的根源和资源。
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前不久，我们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与其说是古文论研究者探讨古代文艺理论如何现代化的会议，还不如说是现代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实践中，向古代文论寻求传统资源的一次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与会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前古文论研究家和现代文艺理论家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大家必须携起手来，联合作战，一起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光荣职责。要完成这一工作，绝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把眼睛盯着西方，而是首先要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在当前尤其强调必须从古代优秀传统寻求资源。关于如何向古代传统寻求资源，在建筑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这就是张锦秋的“新唐风”建筑设计。张锦秋是梁思成的女弟子，是现在中国唯一的一位女建筑大师，她吸收唐代建筑素雅大方的优秀传统，根据现实的要求，设计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唐风”的建筑艺术作品（如陕西博物馆），获得了成功。我们文艺理论也应该如此，从古代文论传统寻求资源。这也是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外来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等）的引入，往往是造成本民族文艺学发生重大变化甚至质的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例如自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佛教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后来中国化了的佛学—禅宗的创立和发展，对魏晋的文艺思想的变化，对宋代以禅喻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上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近、现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是梳理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络、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弄清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根据当前现实的要求，我们在前人已经作过的基础上还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这就是目前我们所要进行的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我们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之重要，是因为历史总是在批判与继承、否定与肯定的无数次辩证转换和相互搏击中发展的，而对它最邻近的前一个时代或时期的历史经验或教训，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对于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来说，古代的传统和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本世纪以至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传统和经验则更加直接，影响也更加强烈和深刻。例如，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绝不能无视或跳过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作的工作，绝不能无视或跳过“五四”的学术传统，绝不能无视或跳过鲁迅，绝不能无视或跳过毛泽东，也不能无视或跳过朱光潜、蔡仪，还不能不重视百年来对西方的、苏联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介绍，特别是不能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建立和发展。对以上文艺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珍视每一点已有的思想资料。不管是批判、是继承、是否定、是肯定，首先是清理、是研究。要作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不妨借用傅伟勋先生的创造性诠释学方法（参见1993年4 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傅伟勋《从德法之争谈到儒学现代诠释学课题》）。对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我们可以用傅伟勋先生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五层次方法，进行创造性诠释，并区别精华与糟粕，找出对今天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这四项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一代以至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任务。本文所探讨的，就是有关第四项工作的一些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如何使我们所做的“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服务。
如何进行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
我想是不是有这样几点需要思考。
（一）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正篇应该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梁启超诸人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学术主张和王国维的一系列文艺学研究为起点；但是，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篇却须从19世纪中、下叶开始，从中国人比较自觉地睁开眼来看世界开始。
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胸怀宽广、乐于和善于同其他民族交往、既奉行“拿来主义”、也奉行“送去主义”的民族。汉、唐就是如此。但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却变得保守了、封闭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19世纪中叶之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打破。最早一批被震醒的知识精英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容闳诸人就是代表。从此，西方的思想、学术也随之更广、更快地传入中国，催化了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变革。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加进了异质的成分之后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虽然当时的变化还未怎么波及文艺学的研究，但是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建立种下了潜在的基因。所以我说19世纪中下叶西方思想、学术的传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变化，开了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的序篇。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文艺学研究，才真正算得上我们现在所作的、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正篇开端。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饮冰室诗话》。与此同时或稍后，梁启超的同志们和追随者，又在前后左右喧嚣鼓噪，掀起诗、文、小说革新和对之进行学术研究的不大不小的热潮。例如，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夏曾佑的《小说原理》，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金松岑的《文学观》，等等。他们同梁启超相呼应，探讨了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探讨了诗、文、小说的“革命”以及它们的美学特征。
比梁启超稍后，王国维也相继有一系列文艺学学术研究文章和论著问世。1905年左右，他写作并发表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与美术家之天职》，等等。之后又写了《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和《人间词话》等，辛亥后写了《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吸收和运用西方学术思想并与本民族的传统的文论思想相结合，观察和论述了中国的文艺问题，为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开了新生面。
梁启超和王国维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作的文艺学研究，虽然可以找出某些偏颇之处，但他们的功绩是巨大的，可以说功德无量。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或许应该说他们是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开拓者和创立者。“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正篇的第一章理应从他们写起。
下面再怎么写？我还没有考虑得那么清楚和仔细。但是，粗粗想来，五四前后以至30年代，是文艺学学术研究发展繁荣、卓有成就的时代，是需要大书一笔的（正篇第二章？）。再，就是从30年代起，以至于40、50、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并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正篇第三章？）。最后，80年代至今，是自五四之后中国文艺学研究的第二个最繁荣最发展的时代，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这是需要重点论述的（正篇第四章？）。
（二）不少学者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某种学术本身的内在运行轨迹，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人称这种研究为“内史”研究；一是注重学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政治权力、地理和人文环境、学者个人的才性等对学术的影响，有人称这种研究为“外史”研究。我认为，应该“内”“外”结合；而且有时“内”“外”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分清“内”“外”。单纯的“内史”研究或单纯的“外史”研究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准确把握学术运行的真实轨迹。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从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前后承续关系，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观念之间也的确有着内在关联，或者相互影响，或者相克相融。如果细细检索，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王国维们文艺学学术研究足迹在后来的延伸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也会找到某种学术思想（如关于文艺形象问题、文艺典型问题、文艺方法问题等）和发展、运行脉络。学术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内在理路。必须重视研究这种内在理路。而且，学术本身应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学者应该有抵御世俗功利浸染的能力，作学术研究应该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另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受外界社会条件、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政治对文艺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其它文化因素如道德、哲学等也对文艺学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影响。当谈到外界因素对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作用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看到20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单以中国而言，20世纪就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更替：清帝国灭亡，国民党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潮运行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发展，都是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伟大事件；最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转型），更需引起历史性的关注。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动荡和巨变中行进的。
（三）研究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还要看到20世纪的文艺学学术研究始终是在“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的氛围中进行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当然，今天的“中西”之争同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在内容和强弱对比上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时西方文化是强势、东方文化是弱势，那么，现在二者至少在力量上处于平等地位。东方绝不屈从于西方，当然我们也不要求西方屈从于东方。中西体用、古今厚薄，随时势而不断变换。这其间，学说迭起，思潮并生，学术也呈多样化、多元化景象。文艺学的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对学术发展来说，多样化、多元化，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多元化、多样化的氛围，也是学术发展的最好氛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从学理上说，绝对是发展学术的好政策。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切实贯彻执行。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学术研究，特别是文艺学学术研究，当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当历史缔造成多样化多元化氛围的时候，就是最发展、最繁荣的时候；当不允许多样化多元化，只能一家独鸣的时候，学术之花就凋零、就衰败，文艺学园地就一片萧杀景象。就此，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今天的时代，单就学术研究、特别是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个多元并生、多样并存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因为，正如古人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不要习惯于“你灭了我”、“我灭了你”、“你吃掉我”、“我吃掉你”。事实上，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从总体上来看，也并不是“你灭了我”、“我灭了你”的历史，即从表面上看，似乎一时被“灭”了，消失了，但它的根并没有死，一旦时势变迁，便会“春风吹又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死灰复燃”。我们不能把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写成“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历史。不能写成一种学术主张或学术流派、一种学术思想或学术观念，绝对正确，是绝对真理；而另一种，则是绝对错误，是绝对的“妖孽”“谬种”。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必须充分看到外来学术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文艺学学术发展变化的重大影响。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同亲或近亲繁殖，生命力可能愈来愈弱；远缘杂交，可能会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当然，精神领域的生命运动不会如此简单。
最近，刘梦溪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的存在理由也就失去了。一定历史时期之内，假如没有另外的学说与之相抗衡，则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内部，便会分裂内耗乃至自蔽。他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民族之内。我赞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个主张同样适用于或更适用于外族学术思想对本族学术思想的碰撞与结合。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看，外来学说、思想、方法的引入，对中国文艺学学术的发展变化起了重大作用，甚至引起了质的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当年引入外来思想进行文艺学研究所获得的巨大成果自不待言。“五四”学人同样引入大量和多种外来学说，写出了与传统文论不同的新的文章、著作，硕果累累。30、40年代，一方面引入了许多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思想、学说（如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传播，也开了文艺学研究的新生面。80年代，改革开放，大量外国的思想、学说涌入中国，使我们的文艺学学术面目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每一阶段和时期的文艺学研究和引入外来学说，都有这样、那样的弊病，这也是我们需要总结的。
（五）最后，我们还要看到20世纪的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冲击，这无疑会对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以及文艺学、文艺学史的研究）发生难以估计的影响。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非常希望能够听到诸位同行对上述问题的高见。
（本文写作中承蒙党圣元同志帮助查找资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