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新时期文学社会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述评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以来庸俗社会学几乎取代了文学社会学。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艺学界的反思与突破，文学社会学也顺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而调整自己，浮躁与梦想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更多的是冷静与厚重，文学社会学由此不断地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说它是现代形态，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趋势的不断显现。
一是由一到多，即由单向的线性思维到多向的多维思维，一方面超越社会单一因素的视角而将文学放到社会的整体生活中进行多维的思考，另一方面开始超越传统的内在／外在，精神／物质，审美／实用的二元论而建立一种彼此沟通的新的研究范式。在文学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文学和社会都呈现一种多维性和复杂性。
二是由静到动，即从片面地追求历史的客观状况到开始以一种辩证的、动态发展的眼光把握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文学与社会，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与社会之间双向的动态对话。
三是由破到立，即从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研究到踏踏实实地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建设上，走上了一条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道路。
四是从封闭到开放，即从简单的拒绝到以宽容平等的心态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学社会学和中西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学科内容，同时注意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取向，有意识地介入当下社会与文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社会学由此从封闭的僵化的理论视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理论视界。
就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较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思考
可以说，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文学也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认识与反思成为文学社会学基本的背景知识，也只有把握了这种基本的背景知识，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文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定位与走向。
2001年陆贵山、周忠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是：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和制约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实际上，新时期开始的关于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也离不开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毛星的《意识形态》，钱中文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吴元迈的《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栾昌大的《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辨析》等，由此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形成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观点，确立了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和自身规律，中国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才由此进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阶段。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艺学从中心走向边缘，取代八十年代的想象与激情的是更多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关于文学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更加丰富和深入。一是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如哈贝尔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受其影响，中国文学界的研究者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主要通过对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理解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开拓了以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文学和社会的广阔空间，有的从中找到了一套激进的批判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如王晓明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中指出，“新意识形态”是相对于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权威意识形态而言的，90年代这种权威意识形态逐步退出社会的精神生活，而新意识形态填补进来，同样是为了遮蔽和粉饰现实，但这不是政治权力造成的，而是转型时期社会各种社会力量运作的产物，这种新意识形态目前迅速蔓延，影响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有的则形成了一套温和的思考现实与历史的话语方式，如新理性精神反思前意识形态理论对人作为中间环节重要性的忽视，强调社会——文化转型所引起的社会性个人心理的变化和命运际遇的丰富性，包含了更多的新的社会历史、人文、人生的内涵，这种从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注转入对个体的人的关注，从中可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这以钱中文的《建立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集》、许明的《新意识形态批评》，童庆炳的《马克思早期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为代表。
二是面对消解审美的倾向，面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仅仅是对“政治工具论”的冲击、审美意识形态仅仅是审美加反映和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简单指责，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审美意识论的再认识》等文章进一步丰富完善发展了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认识。
三是对意识形态理论在文艺学研究中的确立和演变，联系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梳理和分析，力求对其利弊得失作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朱立元的《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反思》，王元骧的《我所理解的反映论文艺观》等，而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学术专著，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艺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对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了仔细的梳理，对文艺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它学科特性，文艺研究的意识形态视角和其它视角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把握。这是对文艺与意识形态的系统全面的学术思考。
二、关于文学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如同文艺学其它学科的不断更新和演变一样，新时期文学社会学也经历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它通过借鉴和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面向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在基本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社会学就开始注意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作为学科的基本建设来对待，这也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起点。1981年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对文艺社会学的地位、性质、研究范围和功能范围提出了最早的设想，提出应将文艺社会学划归于美学。1985年吴慧、李平的《文艺社会学》一文则提出文艺社会学应当成为社会学中的一门独立存在的分支学科。两篇文章虽未对文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作充分的展开和具体的论证，但有助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方法论热”的推动下，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文学社会学著作和文章，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张英进编的《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国外文学社会学新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文学社会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有刘崇顺、王铁、马秋枫的《文艺社会学概论》，司马云杰的《文艺社会学论稿》，滕守尧的《艺术社会学描绘》，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徐岱的《艺术文化学》等专著以及钱中文的《科学的文学社会学建设》等文章，它们都有意于文学社会学体系的构建。作为对80年代文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回应，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蒋孔阳的《开拓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思路》，童庆炳的《论文学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程正民、童庆炳主编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等90年代的研究成果，注意对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总结，探索中国文学社会学的历史渊源，研究的目标是力图将中国传统形态的文学社会学与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衔接贯通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这段时期的文学社会学虽无意于体系的创建，倒是文学社会学的分支研究和专题研究趋于全面和精细，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文化，文学的社会生产过程，文学的社会心理，文学的社会效果等基本内容在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而言，一方面倾向于宏观的理论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与社会复杂的关系，理论思辨色彩明显，另一方面2002年金元浦主编的《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将“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与“形而下”的具体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改变了文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纯理论化思辩的途径，追求实证化、社会化、数据化，这是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大发展。
其实，不管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何分歧，文学社会学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文艺学的学科范围之内结合文艺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创建，而新时期文学社会学反思与创建的成果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它的应用研究领域。
三、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1、关于文学与政治
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这篇文章传达了把文艺从政治的附庸解放出来的信息，这是新时期整个文艺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先声。文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矛盾关系，需要依赖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共同目标，文学研究笼罩在一种理想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这种话语的特点是设置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现代／传统，改革／反改革，左／右，现代化／反现代化，所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的视角，根据政治的需要来进行研究，文学社会学也就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90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更多地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冷静的学术思考。如曾永成的《文艺政治学导论》，朱晓进的《以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等文章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视野的变化。
2、关于文学与文化
在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社会学开始从社会文化冲突、文化反思和文化嬗变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探索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冯黎明、欧阳友权、周茂君等人的《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雷达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等。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烈的文化意识的主体性，但有的又夸大了文化因素的介入，反而冲淡消解了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和批判性。还有一种研究成果就是突破过去从政治视角评论作家作品到从文化的视角给予新的研究，如对于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老舍、巴金、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的研究，而杨义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则从文化的视角时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作了全面的审视。
到了9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文艺学学科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王逢振、王宁、张京嫒、王岳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系列译著的出版，李陀主编的《视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等刊物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思考文学，思考社会，无疑使文学社会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学科也变得更开放，更充满活力，更富有学术意义。
从学术研究来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狭义的文化研究指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90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内容涉及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等，这个意义的文化研究作为涵义广泛的批评潮流的共名，本身的领域和对象变动不居，暂时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和流派，但它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成果也颇为丰厚。如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化研究，周宪、潘知常、王德胜的审美文化研究，张荣翼的流行艺术研究，欧阳友权、黄鸣奋的网络艺术研究，戴锦华的“英雄文化”研究，黄修己、蒋述卓的“城市诗学”等都是文化研究中富有个性色彩的风景。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这部2001年出版的著作准确地探讨了文化研究的学科特征即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探讨了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尖锐而清醒地提出了文化研究是否为一种外部批评吗，文化批评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与女性主义批评、与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和对抗性公共空间等等问题，致力于构建文化研究的学术指向和大致内容，不失为热闹文化研究注入了一股清醒剂，从《转型时期审美文化研究》到《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反映了陶东风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与扎实的学术探讨相结合的学风转变，代表了当前此类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
广义的文化研究把人类历史累积起来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这类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关注文学与文化与社会历史运行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如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避开简单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分析引向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南帆的《文化的维度》立足汉语言文化大背景，以文学真实、修辞、叙事话语，人类几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重新解读，还有如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陈晓明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夏中义的《新潮学案》，王一川的《汉语形象美学引论》等著作都在传达一种立场：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不管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就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强有力的手段，通过讲述民族——国家寓言，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研究者们都不满足于对文本自足性的简单读解，而愈发注意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文化秘密，这也就大大扩展了文艺社会学研究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和干预力。有些学者还致力于文艺文化学，想整合人文学科的既有知识，通过比较给多元语境中的文学以新的定位，成果主要有蒋述卓等人著的《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文艺文化学论稿》、《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等。
当然，在文化研究领域也有一些简单地移植和照搬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青年学者，凭借阐释手段驰骋自己的学术专长，拒斥理性，颠覆和瓦解一切秩序，完全不顾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事实上，中国的文化研究或多或少显露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而程度不同地忽视文学本身所固有的历史属性、审美属性和文本自身的特殊属性的倾向，而且中国理论界并未像西方做了几十年的“内部研究”工作，“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都缺乏对文学本身的深入探索。因此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文学的文化研究要真正地成为一种属于中国的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实现诗学转换，成为文化诗学，使文化诗学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上，既是审美的，又是文化的，两者相互沟通与融合。其得力倡导者有童庆炳、蒋述卓、程正民等，主要成果有童庆炳的《走向文化诗学》、蒋述卓的《走文化诗学之路》、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等。
3、关于文学与地域
地域研究严格地讲是文化研究的一种视角，也是文学社会学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如果说文化的研究在80年代主要是面对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的话，90年代则主要是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由此文学与地域的研究已就不仅仅是从地域去寻求资源的意义了。
以文学社会学学科传统来看，就非常重视地域因素对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寻根”的热潮中，就有从地域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日益贴近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时，文学社会学的地域视角的研究意义似乎更加突出。有的学者甚至习惯于使用“本土”的概念，这个时候的地域文化的眼光已经不仅仅是意味着自己心中的温暖冢园，而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反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激情，隐含了一种从本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抵抗全球化的文化立场。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地域研究的理论成果，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等。一类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古代现代的文学作家、文学流派，如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陈庆元的《文学：地域的观照》，靳明全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冷成金的《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等。一类是地域或区域文学史著作，如陈伯海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王嘉良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主编的《山西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著的《湖北文学史》、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邓经武的《20世纪巴蜀文学》。这些文学与地域的研究成果能做到既不背离中国文学的总规律，但又注重地域文学的自身的特殊规律。但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是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反叛，怎样处理好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4、关于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
我们可以把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看作是文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归入文学社会学。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往往从心态上的解剖入手而进入社会文化领域，这是该类研究最具社会价值也最具深度的地方，伴随着文艺心理学的成就，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的是对单个作家的研究，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当代西绪福斯神话》等；有的侧重于作家心态类型的研究，如孟繁华的《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王晓明的《潜流与漩涡》，贺仲明的《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则力图对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类型作全面的分析与描述，虽与预期目标有点距离，但也可代表对作家文化心态研究的最全面的总结。
对于作家社会文化心态研究来讲，要从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去追寻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时，又往往容易显示出庸俗的文学社会学的眼光。但这类研究往往又暗合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学社会学的批评与研究也永远是渗透现代意识的批评与研究。
当然，文学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文学社会学的对象问题。面对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社会学将不断面临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文学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的研究关注现实并充满激情，也需要对社会和文学问题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才能使文学社会学对中国本土语境中的问题做出回答，这是文学社会学不断获得活力的根本所在。第二是方法问题。文学社会学要依重社会学的方法，也要借鉴文艺学的方法，但目前我们尚无系统的对科学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阐述，而社会学的经验性的、具体的、重实证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中很少使用，这也制约了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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