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虽是如火如荼，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工程”(An incomplete project)仍需关注。尤其是在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时代，站在“他者”的角度关注多元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本文着力从社会文化意义方面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
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首要的是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强调现代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而且对现代性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深入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首先要厘清现代性的不同含义。目前学术界对现代性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或使用。
(一)现代性的历史含义
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现代性首先是从历史断代意义上来说的。它与传统性相对立，是指封建主义时代之后新的时代性。它特别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理论(目前，现代性这个词的许多意义都是从那里引申出来的)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②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了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意义。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西方的现代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主要是伴随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及资产阶级革命而出现的社会、宗教、政治、科学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巨变。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全球扩散和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发展，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更大的改变、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特征。在新世纪伊始，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还是“高度现代性”社会，或是“多元现代性”社会，尚待探讨。
J·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来自拉丁语“modernus”，最早出现于15世纪后期，用以把基督教的现在与罗马时代和异教徒的过去相区别。“尽管有不同的内容，但‘现代’这一术语经常表示的就是一个时代概念，这个时代本身与古老的过去相关联，目的在于把自身看作是由旧到新转变的结果。”③他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阐释清楚现代概念的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新时代”(neue 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黑格尔的这一概念与当时英语“modern times”及法语“temps modernes”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作为一个时代概念。
另外，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首先突出地反映在审美艺术方面。即认为在审美领域，人们用现代性去反对传统的常规化功能，反对传统的一切常规，更加关注世俗生活。但是，哈贝马斯所关注的不是艺术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而是由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性命题。他认为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前言里，阐述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所关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出现的。韦伯把西方社会发展的这种过程说成是“理性化的过程”，认为正是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神圣的宗教世界的瓦解，从而出现了世俗社会，资本主义制度随之产生。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而是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普遍的现代化过程。这种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个人主义化、世俗化、工业化、社会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一系列方面。其中，理性化是最突出的特征和内容。
不过，哈贝马斯认为，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性是一项包括思想、社会、科学、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工程。然而这项“现代性工程”在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偏颇，未能成功实现。所以，他主张应继续发展由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现代性工程。
显然，哈贝马斯虽然对现代性有新的解释，但他仍然与韦伯等思想家一样，是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角度坚持一元化的现代性。故他对新出现的各种后现代观点或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持批判的态度。他仍然主张只有更全面地坚持现代性，才能解决我们生活世界中所出现的各种危机，包括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合理性危机。
(二)现代性的制度或技术含义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性理论家，但他主要是从制度的角度对现代性的全球化趋势作了系统的论述。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随后扩展到了全世界。他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④
吉登斯主张，从制度的方面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理性化或工业化，它还包含多个方面。他把现代性的维度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⑤：首先是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商品生产、私营资本、不适当雇佣劳动以及由这些特征而产生的阶级体系。其次是工业主义，这涉及到非生命的动力资源以及商品生产的机械化。工业主义并非局限于劳动场所，而且还影响到其他的一系列场所，诸如运输、传媒和家庭生活。第三是监视(surveillance)，吉登斯认为“监视指的是在政治领域对主体人群的活动进行监督”。但这种监视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第四是军事力量，或者说是控制暴力的手段，这包括战争的工业化。吉登斯认为这几个维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并相互作用。另外他还强调，对现代性的分析是着眼于客观层次，注重的是民族国家。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根本不同于前现代社会。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所有这些制度方面在三种作用机制的影响下不断扩展。这三种作用机制就是时空分离、脱域(disembedding)和反思性。结果自然是出现了现代性的全球化。他说：“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这在现代制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方面，特别是其脱域性和反思性上是显而易见的。”⑥他把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也称作是高度(或晚期)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同样反对后现代性观点，坚持现代性观点。
最后，对于现代性是否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问题，吉登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此研究强调，现代性的基本结果之一就是全球化。这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扩散，还包括对其他文化的排挤。全球化——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协同中有分异——带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不存在了。”⑦
(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义
吉登斯跟哈贝马斯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以理性和制度为特征的现代性看作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认为现代性开始于欧洲，现在已全球化了。因此，他们主张的是现代性的趋同论和普适论(universalism)。这类观点又可称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即脱离社会文化因素去讨论现代性问题。其观点是完全基于西方社会历史和制度安排而提出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所以在他们看来，多元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从非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层面上，特别是从不同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反思现代性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事实上，近年来现代性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文化转向”之产生与当代的“文化的现代性”之研究密切相关，而要了解文化的现代性则只有采取一个对“现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扬弃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构。他说，事实上，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社会，现代化都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意理或语言，从全球的视野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至于西方思想界所谈的“现代之终结”的后现代性论述，事实上只限于西欧与美国才有经验的意义。由此可以说现在出现了多元现代性，而不是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性⑧。
近来的“文化转向”是对现代性认识的重要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现代性的意义，走出单维的分析视角。
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进入学术视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显得尤其复杂难解，这被认为是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⑨。同样，虽然学术界近年来已开始关注到不同的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深化了现代性讨论，但在这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争议。如关于多元现代性的含义、特征、内容等，还有不同的认识。
2000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代达罗斯》(Daedalus)出版了一期专集，专门讨论的就是多元现代性问题。许多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名学者，如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威特洛克(B.Wittrock)、杜维明等，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经验出发，对一元现代性观点提出了质疑，集中探讨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此刊前言明确指出，这里的研究目的在于对20世纪、尤其是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世界是如何发生变迁的许多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我们注意到在19至20世纪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理论，最近几十年来失去了信任。我们声称了解和知道当代世界，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去反思现代性特征及传统认识，摒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那些理论。
其中，艾森斯塔特在开篇明确提出，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反驳，这一理论认为所有工业社会总有一天会殊途同归，而且这种趋同性已经出现。但事实是这一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同质性和霸权性的假设”并没有实现，而许多非西方社会却实践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出现了多元现代性。艾森斯塔特说：“多元现代性的思想假定，认识当代世界的最佳方式——真正对现代性的历史作出解释——是把它看作为多元性的文化项目持续建构和再建构的结果。这些多元的制度和思想模式的持续重建是由那些与社会、政治和学术活动密切相关的专门的社会行动者去推进的，并且也受到了追求不同的现代性项目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他们对如何使社会现代化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通过这些行动者在他们各自的社会部门更广泛的参与，独特形式的现代性就会出现。”⑩艾森斯塔特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现代性与西方化是不相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尽管他们喜爱标榜是历史先驱并继续为他者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点”(11)。
艾森斯塔特指出，多元现代性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原教旨主义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发展模式，从而超出了最初认为的同质性极高的现代性模式。“所有这些发展实际证实了多元现代性或有关现代性的多重阐释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而且，首要是，证实了‘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意图，剥夺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12)
艾森斯塔特的观点明显具有历史比较分析的意识。他近来又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重申了多元现代性观点：“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13)可以说，只有坚持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才有助于跳出西方中心论和趋同论的窠臼，关注到多元现代性问题。艾森斯塔特就是通过对世界上不同文明或国家的比较分析，探讨并肯定了现代化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
新儒学家杜维明则从儒家文化传统的视角论述了多元现代性问题。他说，我们只有超越了流行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简单的二分法，放弃现代化的同一性模式之后，才会接受多元现代性。他提出：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概念框架。而“东亚的儒家思想有助于澄清三类问题：(1)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2)非西方文明对现代西方的自我认识的意义；(3)地方性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14)。
因此，杜维明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使我们对现代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指出，如果我们开始从多文明角度看待现代化，那么那种认为当代西方的经历应被世界其他各地加以重复的说法，就不再可信了。他特别通过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察认为，儒家传统对东亚现代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说：
儒家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化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清楚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东亚化的。儒家的东亚使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鼓舞去实现现代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佛教和伊斯兰教形式的现代性以及不言而喻还有印度教形式的现代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以及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发展的潜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15)
杜维明指出，对儒家传统价值的肯定和多元现代性的这种反思性认识，有助于重新确立传统与现代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西方那些传统的学者来说，他们特别应进行自我反省。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1年8月号也辟专栏，集中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艾森斯塔特、金观涛和刘青峰、刘小枫等知名学者分别从历史、哲学、文化的角度作了论述。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多元现代性关注的核心并非只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背后的精神和合理性论证结构的差异。他们强调必须重视中国的文化理性精神与西方的差异及其历史经验，才可能为多元现代性的讨论找到新的方向。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启示在于，由于与常识理性相关的道德文化不可能退出社会组织，因此证明了起码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性。由此提出，多元现代性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同文明、文化传统是如何参与各自现代社会的形成。他们说：“不同民族国家在实现文化现代转型时应该根据自身理性结构，创造与个人权利符合的新文化，形成多元现代社会。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今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轴心文明时代确立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正在被抹平，如果新的现代多元文化不能建立，那么挪亚方舟也就失去了可以靠岸的地平线。这样，现代人类的心灵是可悲的：漂泊在冷漠团体的每一个人，注定要陷于个人中心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孤独和焦虑中。”(16)
其他一些学者分别从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讨论了现代性问题。不过，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最核心的仍然是关于现代性是趋一的还是多样的问题。即使有些学者承认历史的特殊性，但也主张中国跟西方的现代性是相同的。典型的如刘小枫所提出的：“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决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17)
然而，近年来更多的非西方学者开始对流行的西方霸权话语提出挑战，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自觉与反思性。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同时也是走向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世纪，也将是人类社会发展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世纪。现代性文明虽发端于西方，但西方中心主义及霸权话语受到了激烈批评。西方社会正迈向“历史的终结”，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冲突日益凸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主张和发展多元的现代性似乎是大势所趋。
当然，这种转变不但是社会文化的转向，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这种新思维主要表现出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反思性(reflexivity)。这种反思性是自我意识的提高与觉醒，是对传统思维的批判与超越。这不只是对非西方学者而言的，也是对西方学者而言的。非西方学者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西方学者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批判意识的提高。例如，近期西方三位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和拉什共同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自反性现代化》。其中提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18)。这意味着，西方学者也深刻地认识到，新的不同的现代性是可能的。特别是由于现代社会已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扩大，社会行动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因此，传统的理性设计方案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贝克指出：“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坚定地把非西方世界定位于第二现代性而不是定位于传统的范畴，将实现现代性的多元化，因为它为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性的多维(divergent trajectories)概念化打开了空间。”(19)
第二，“他者”思维。经典的现代性理论家，站在西方社会文化的立场上，用单维的标准界定现代性，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标准与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缺少“他者”思维。这种单向思维还夸大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主张现代化过程就是“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过程。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非西方的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纷纷进入现代国家之列，充分表明了传统(性)不是现代化(性)的最大障碍。典型范例就是东亚儒家圈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成功的事例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开始关注“他者”。而且人们判断的标准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承认或肯定“另者”或“另择性”(alternative)。这也是费孝通所倡导的各文明或文化之间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判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20)
第三，多元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观点是单边论的，主张普适主义。而多元现代性的新思维是多元主义的。这种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主义。现代社会或现代性文化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性的。它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因此不同社会文化之间应该寻求“和而不同”。
总而言之，尽管人们在多元现代性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但至少可以说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多元现代性不但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尤其是我们从非西方社会文化的视角去思考多元现代性问题，将有助于肯定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促进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对话。所以，从社会文化的意义来说，现代性是可选择和可替代的，因而多元现代性的存在是无疑的。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面向未来看，有理由期望有越来越多正常的或者是具有典范性的现代性例子将会出现在非西方世界。
注释：
①[美]S·贝斯特、D·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③Jur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P.Rainbow and W.Sullivan(eds.).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A Second Look.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42.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⑤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9.
⑥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3.
⑦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75.
⑧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性》，《社会学家茶座》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⑨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⑩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2000,129(1):P.2.
(11)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2000,129(1):P.2-3.
(12)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2000,129(1):P.24.
(13)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1页。
(14)Tu Wei-ming.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Daedalus,2000,129(1):P.196.
(15)Tu Wei-ming.Multiple modernities: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J].In L.E.Harrison and S.P.Huntington(eds.).Culture Matters.Basic Books.2000:P.264.
(16)金观涛、刘青峰：《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第27页。
(1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1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0)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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