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实践问题与管理的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研究者的“中立/客观性”，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概推/普遍性”均受到质疑[1]。文献[2]、[3]都对实证研究的局限性和实证至上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正如第4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所指出的，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驳已不是一个新话题[4]。然而，如何在中国管理学术界近年来积极倡导的“问题意识”背景下，在归纳管理学百年发展思想史的基础上，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一种与实证方法互补的管理研究方法论，以指导中国管理实践，则是管理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
1 中国管理实践“需要解释的问题”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意识”
郭重庆[5]曾指出，“中国今天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他还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
郭重庆上述观点可总结为一句话，即“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能力，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样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5]。韩巍[6]就此指出，这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简称“管理科学部”)意识到，“问题意识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头等大事”。罗珉也认为，“发展中国管理学应该是现实问题优先，而非学派构建优先”[7]。为响应“管理科学部”的“问题意识”和“直面行动”，《管理学报》发起了2008年始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以及2010年始的“中国·管理·实践”论坛。在这两个系列学术会议上，针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意识”，若干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郭重庆[8]所提出的问题包括：中国近年伟大的历史变革没有验证福山的终极论，中国仍然被西方归类为威权国家，那为什么又能取得他们也认同的历史性的突变；中国差异化发展模式存不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哪些值得继续推进下去，哪些须要摒弃，作出调整；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高储蓄转化的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所赢得的发展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那为什么已经持续了30年的高速发展，眼下还看不出有停下来的迹象；索罗和罗默认为，是否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而中国的实践并未呼应这种观点，为什么?
陈春花[9]提出的问题包括：我们取得了30年的高速发展并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企业，也有一大批企业停滞甚至倒闭，这其中的规律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田志龙[10]提出的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市场上成功经营，如何在国际国内通过并购成长；如何从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全球公司转变；如何从低端模仿向模仿创新，再向自主创新和局部领先，乃至总体领先转变；如何实现后入者对先入者的超越；如何从做产品向做品牌转变；如何通过延伸价值链实现从制造型企业向创造型企业转变。
武亚军[11]提出的问题包括：在中国的转型发展的环境中，哪些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因素是突出的或独特的?它们对企业战略行为有何影响；在中国转型发展环境下，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差异或不同；在中国转型发展环境下，企业是如何行为、成长和决策的；什么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多元化范围；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范围内的成功。
2011年9月，“管理科学部”在吉林大学举办了“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战略论坛，该论坛中工商管理各分支领域顶尖学者云集，在论坛的最后阶段，学者们通过分论坛的形式磋商出近百个“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这表明，经过郭重庆和“管理科学部”的倡导，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共识，而且切实左右着“管理科学部”的基金立项。然而，正如本文即将指出的那样，仅仅有“问题”还不够，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仅有“立项”还不够，同样期待项目的“研究结果”。
1.2 何谓“问题”
这些年来，各级各类管理学项目立项数绝不算少，大多数立项申报书的头一项就是“问题的提出”，然而，郭重庆指出，大多数立项变成了“自己出题目，自己封闭做研究，自己欣赏自己成果”的自娱自乐的窘迫处境。可见，虽然“问题意识是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头等大事”，但仅有问题是不够的，还期望着一个能够回答所提出问题的答案，一个能够对中国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果，以及一个能够突破中国管理实践中难点问题的方案。既然“问题意识是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头等大事”，就必须追本溯源地研究什么是问题?为什么要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意义何在?只有这样，所提的问题对于中国管理实践或者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才是有益的，而不是为了立项凭空构思出一个所谓的“问题”甚至“伪问题”；同时，也才会明确如何回答问题才不会脱离问题的初衷，怎样的结果才是有价值的，以及怎样的研究方向才是正确的。
根据《新华词典》，“问题”在中文里有3个含义：①需解决的矛盾；②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③事故，毛病。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问题”在中文里有4个含义：①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②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③关键、重要之点；④事故或麻烦。“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问题”中的“问题”同时具有上述4个含义，但尤以前2个含义最为准确，且2个含义不可偏废其一。以前述各位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来看，郭重庆和陈春花提出的是“需要解释”的问题；田志龙和武亚军提出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类型不同意味着答案的不同，“需要解释”的问题意味着“合理、科学的解释”是所期待的答案；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意味着“指导行动的方案”是所期待的答案。显然，上述两类问题存在明显区别，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说法，科学问题需要从管理实践中“凝炼”，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强调的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眼前困难。
2 实证方法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2.1 “科学问题”与“实证方法”
实证方法是用于回答科学问题的。徐淑英等[12]指出，“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解释并预测自然或社会现象”，“求知的科学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数据或实证观察，这被称为实证科学”，“数据、证据和观察是实证科学的3个主要活动”。陈晓萍[13]认为，“做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其实来自于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探索事物的真相”。樊景立等[14]认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科学就是解释，根据科学哲学的严格定义，科学是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运用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
实证研究方法虽然由哲学上的“经验论”发展而来，但实证主义并不等同于经验论。实证主义或实证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石里克创立的维也纳学派最初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应用于科学研究时，有一套严格的操作方法，即“假说—演绎—检验”体系。该体系认为，科学理论是诸假说的集合，它们通过经验上的可观测结果而得到检验，如果这些结果在试验中或者其他数据收集过程中被观测到，那么这些观测所检验的假说就被接受。
由此可知，科学问题是依靠实证方法来回答的。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者将“准确、有效地解释并理解周围的事物”。徐淑英等[12]指出，在此基础之上，对于管理实证研究者而言，将帮助组织实现效率更高、产出更多、利润更高，也能帮助组织成为友善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有回报的职业。姑且相信实证研究能“准确、有效地解释并理解周围的事物”，可是，纯粹的实证研究，能够帮助组织实现效率更高、产出更多、利润更高吗?能够解决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2.2 实证方法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证方法通过对假说的验证来解释现象，可是纯粹的实证方法能够直接解决现实问题或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吕力[15]曾提出管理学研究中“求真”并不直接“致用”的观点，这是因为现实问题产生于管理的目标与当前目标条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目标与现有条件不足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要想出方案，想方设法加入主观努力、技术思考或物质手段，以便达到目标——而不仅仅是解释现象。
对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结果是科学规律，而现实管理实践中仅仅有规律是不够的。因为“规律”只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它并没有回答实践者、行动者所关心的“应该怎样去做”的问题，换言之，由实证方法得到的实证理论是关于“规律”的理论，根据邦格[16]的说法，“科学规律推不出规则，反之亦然”，实证理论是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实践的。规律推不出规则，机理推不出操作，是因为在机理和操作之间存在着一个设计环节。例如，建筑是一种技术，它所依托的规律是结构力学，但仅仅了解结构力学，并不能设计出一栋建筑，建筑的设计过程必须包含它如何满足人的功能需要以及审美需要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结构力学是不能回答的。换言之，虽然在建筑设计中要用到结构力学，但是结构力学作为一种实证理论并不能直接解决建筑设计中的构思问题。
具体到管理实践中，并非所有管理规则、规章制度都来自于严谨的“组织科学、营销科学”，事实上，来自于纯粹的经验概括的行动规则绝不是少数。此外，管理实践中的行动准则还涵盖了科学之外的民族文化、约定俗成等成分。由此可见，管理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不完全依赖于实证理论，而实证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一个中间过程。例如，现实管理实践中，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来都不像是从实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更像一种结合了经验、文化与灵感的混合物。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看，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就根本不是所谓实证的理论。真理性的规律不见得能在现实世界中立即发挥作用，反过来，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并非全部都是科学知识。
从研究的过程来看，实证方法是从科学问题开始，为解释现象而提出假设，再对假设进行经验检验；而管理实践需要从现实问题开始，并不是构造解释性假设，而是提出各种不同的设计，然后对不同的设计进行模拟与检验、评价与选择，进而加以实施，从而解决问题。因而实证方法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本文以下将提出，在管理学领域，区别于实证方法，能够直接指导实践的研究可以称之为“管理规范研究”。
3 管理的“实证理论”与“规范理论”
3.1 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理论”与“规范理论”
社会科学中，“实证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的分野一直存在。例如，在经济学中，实证分析是指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的方法，实证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状况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事实性陈述；而规范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的方法，规范理论是为了指导如何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17]。
在经济学中，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的区别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穆勒，他们认为，实证理论是一种“科学”，而规范理论是一种“艺术”[18]。笔者理解，规范经济理论之所以是一种“艺术”，因为在从经济学的“事实”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间，如同管理一样，存在一个“设计”的环节，而在这个环节中包含了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的考量与折中，使之超越纯粹规律的范畴[15]。与经济学相同的是，在管理思想史上，早就提出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而与经济学不同的，管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在管理学合法化[3]进程中，“艺术”的成分被完全放弃，而经济学这门最早倡导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反而给经济政策中的“艺术成分”保留了一个空间，这就是“规范经济学”。
在经济思想史上，休谟严格区分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他提出，“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即人们不可能从“是”(实证分析)中推导出“应当”(规范分析)。凯恩斯甚至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还加入了一门“政治经济学艺术”；帕累托认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中，实证经济学可以称为“纯经济学”[17，18]。
与经济学类似，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实证理论与规范理论的分野，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存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甚至在会计领域(按照法约尔的思想，会计活动不同于一般管理活动，而事实上国外的管理学也不包括会计，会计学属于商科的范畴)，所谓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之间的争论一直都存在[19]。
3.2 “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在出发点上的差异
社会科学中所有的规范理论都是从学科的定义与目的出发来进行研究的。例如，会计领域的规范研究首先需要定义会计理论的目的和功能，亨德里克森指出，会计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评价实务和指导、发展实务，具体来说，规范会计理论通过“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①使实务工作者、投资人、经理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会计；②提供评估当前会计事务的概念框架；③指导新的实务和程序的发展”。与之类似，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是指导经济政策如何取得好的绩效，而不单是经济行为研究；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是指导公共政策如何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不单是政治行为研究[19]。
与规范理论相对应，绝大多数实证理论不需要对学科进行定义，也不需要对学科的目的进行说明。因为实证理论涉及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是“说明”和“解释”，它没有目的指向性。实证理论多以“行为科学”的面目出现，它们的真正目的在于深究人们“个体行为”或“社会行为”背后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在管理研究中的营销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被称为“组织行为研究”；战略管理被称为“战略行为研究”；领导研究被称为“领导行为研究”。实证研究的目的多是“为研究而研究”，实证研究者们很少是从目的出发来寻求解决方案的，因此，实证研究者大多不关心学科的目的。实证研究者们重视现象，确切地说，是重视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即需要解释的科学问题；实证研究者们重视文献，因为大多数假设来自于对已有文献的修正，不阅读文献就不能提出新的假设；实证研究者们重视方法，他们不断努力使得检验假说的方法愈加严密，因为实证的核心在于检验而不在于应用。
就管理学而言，管理的实证研究者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科学在于解释管理现象，至于它能不能指导管理实践，则不是大学里的管理学者们需要太多操心的事情。在实证研究者们看来，实证理论甚至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求美[20]，这就偏离学科的目的更远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与实践脱节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求美”的理论怎能不和“求用”的实践脱节?因此，对管理研究中实证科学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实证至上的情境下来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其次，实证至上必然导致学科边界模糊。管理学之所以存在有赖于对管理这一社会活动的精确定义，对管理的定义愈精确，管理学的边界就愈清晰。当然，管理研究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物理学的知识，但这并不导致管理学的边界模糊，就像医学研究要借鉴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知识，但是有谁会问，医学的边界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医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治病救人。如果从管理的定义入手，继而确定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绝不会导致管理学边界的模糊。反之，如果将管理学定义为各式各样的“行为科学”，就必然导致管理丧失其目的。
将管理学定义为行为科学，在现实中导致许多管理实证研究者不看管理教科书，对管理的理解支离破碎，对管理思想史一无所知。他们只看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对企业经营管理缺乏全面的了解，做营销的不懂战略，做组织行为的不懂营销，至于信息管理则另辟一专门的领域。当然，术业有专攻是有道理的，但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知识还是要全面了解，就如同医生在进入实际临床之前，内外妇儿科都要实习一遍才算合格一样，如此的实证研究、“求美”的实证理论和实证研究者怎么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3.3 “实证理论”与“规范理论”在推理方式和理论构成上的差异
管理实证理论的目的是解释与预测管理现象，它回答管理科学问题；管理规范理论的目的是为使管理实践达到目标而提出的行动规则，它解决管理现实问题。
规范理论的主体采用演绎的框架，这是因为规范理论关注应该如何，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规范理论使用“倒推”的方法，即为了达到某一目标，需要何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又需要管理者做出何种努力等。实证理论主要采用归纳的框架，这是因为实证理论关注管理现象为什么如此，因此实证研究者要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归纳总结，找出其中的影响因素和决定因素。
规范理论因为采用“倒推法”，很多时候重视的是“必要条件”，即要达到目的B，必须具备条件A；实证理论因为要寻求管理现象的规律，它重视的是充分条件，即在条件A下，一定会出现现象B。实证理论因为其直接目的不是指导实践，因此它不在意其他也能达成现象B的条件，这样，管理实务工作者依照实证理论有时就无法做出选择。例如，实证理论证实了提高顾客满意度很可能增加销售量，但是否只有增加顾客满意度才能提升销售量呢?实证理论不关心这一问题；又如，实证理论指出变革型领导能提高组织绩效，但是否只有变革型领导才能提高组织绩效呢?
相比较而言，规范理论因为采用倒推法，它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例如，法约尔认为做好管理工作必须重视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样就使管理者有章可循，可以按图索骥地达到管理目标。由于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在推理方式上的这一重大区别，它们在理论构成上的表现明显不同。规范理论结构严谨，有中心、有展开，中心围绕着管理的核心目标，展开则涉及细节如何操作，而大部分实证理论显得零散而杂乱无章，因为实证理论追求原因与结果的对应关系，就难免会出现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陈述，而同时为了追求实证科学的严谨性，这些细小的因素都很难被舍弃，导致管理实务工作者在看完若干篇实证论文后，极有可能出现“不看还清楚，越看越不清楚”的情况。管理实证理论在领导行为方面的混乱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进入第三代领导理论之后，“XX型领导”的概念层出不穷，导致实务工作者莫衷一是，如此发展的领导理论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实践意义。
3.4 管理思想史上的“规范理论”举例
仿照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对规范会计理论的说明[19]，管理的规范理论应研究4个方面的内容：①确定管理领域，以便集中归纳有用的基本管理原则，并形成管理理论；②建立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应然标准；③提出改进管理实践的建议；④向那些随着社会对管理的需求扩大而试图拓展管理应用范围的实务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框架。
管理思想史上的早期理论基本上是规范理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的首要准则是：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准则确定了管理的领域和研究范围以及管理应该追求的应然标准。由此确定的准则全部都是基本管理原则，都是有关改进管理实践的建议。例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工人和雇主两个方面都必须来一次“精神革命”；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上实行例外原则等[21]。
至今仍作为主流教科书框架的法约尔管理过程学派是一个管理的规范理论。法约尔首次区别了“经营”和“管理”的概念，指出管理活动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从而确立了管理以及管理研究的范围。法约尔确立的管理的14条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认为，人的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基于这一说法，管理学理论就是要向实务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框架，这其实是规范理论的一个重要作用，即达到一般人能通过学习掌握管理技能的目的。反观实证理论强调规律，至于规律能不能立即用于实践，则不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所直接关心的事情。法约尔说，一个大型企业高级人员最必需的能力是管理能力。因此可以肯定，单一的技术教育适应不了企业的一般需要，即使工业企业也是如此。但是，当人们有成效地尽最大努力来推广和改进技术知识，我们的工业学校在为未来的领导者提供工商业、财务、管理和其他职能知识方面，却什么都没有做。是不是因为管理能力只能从业务实践中得到呢?实际上，管理能力可以也应该像技术能力一样，首先在学校里，然后在车间得到[21]。
法约尔认为，当时所以缺乏管理教育，是由于缺少管理理论。每一管理人员都按照自己的方法、原则和想法来行事，而没有一个人把大家所接受的经验教训概括成管理理论，法约尔把这个创立管理理论的任务担当起来了，这是管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规范理论。和法约尔同时代的韦伯也建立了一套管理规范理论，与法约尔的理论具有大致相同的框架和思想，不过韦伯的理论更多用于行政组织管理。
当代管理规范理论的大师当属德鲁克，德鲁克属于管理的经验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人物包括德鲁克、戴尔、纽曼等人[21]。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与规范理论一脉相承，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便在一定情况下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和理论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为了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企业实际管理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提出实际建议。管理经验学派出现的时间大致与管理学合法化运动同时或稍微滞后[3]，由于管理学合法化运动中实证思想的压倒性优势，导致在所谓纯学术界，德鲁克等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轻视甚至很少被提及。然而，在美国管理实务界，很少有人不知道德鲁克以及德鲁克的思想，但很少有人知道哪一位教授获得了 AMJ或ASQ的年度最佳论文，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看所谓的顶级管理学学术期刊。这是因为在管理学合法化运动之后，AMJ等顶级学术期刊只发表实证研究的论文，而规范理论作为“不科学”的代表，彻底丧失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同所有规范理论一样，“规范”的研究必从管理的定义开始。德鲁克[22]认为，管理主要只与生产商品和提供各种经济服务的工商企业有关，管理学由管理一个工商企业的理论和实际的各种原则构成。关于管理的任务，德鲁克的描述可谓经典：①取得经济效果；②使生产具有生产性，并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③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在此之后，德鲁克明确指出了经理人应如何来进行管理：①经理人必须造就一个“生产的统一体”，这个生产统一体的生产力要比它各个组成部分的生产力的总和更大；②经理人作出的每一个决策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起来，这其中包括：树立目标并决定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要做什么；把工作分类并划分成一些小的活动，以便进行管理；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对企业的成果进行分析，确定标准，并对所有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使职工得到成长和发展。
4 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4.1 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问题与解决
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问题”包括两个含义，即中国本土管理实践“需要解释的问题”与“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实证研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现实问题，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解决需要一套“规范理论”，遗憾的是，现在还缺少较为成熟和系统的规范理论框架。这正是目前从“管理科学部”到学术界自身不断呼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理论的相关性研究的缘由。
然而，如果将理论默认地定义为“实证理论”，将研究方法默认地定义为“实证研究”，就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方法；如果认为只要问题是从实践中提取出来，只着重关注于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而不问问题将怎样得到解决；如果认为只要在严谨的实证研究之后加上一小段对策建议，而不需要整体地考虑一个管理的框架(即规范框架)，所谓“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由此，笼统地认为“理论与实践脱节”是不正确的，规范理论就是紧密联系实践的；反之，一般性地确认理论与实践脱节实际上是将实证理论作为唯一的理论，而将规范理论排除在外，这正反映了实证一统天下的格局。“管理科学部”最近几年针对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及其研究有几种不同的表述，分别是“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研究”[23]，其中前两种提法均来自于郭重庆，本文认为，只有前两种提法才是能“解决问题”的提法，而后一种则明显是实证至上的思路，它是不能解决或者不能直接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
4.2 中国本土管理的实证理论及其问题
最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实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倡导可谓不遗余力。例如，谭劲松[24]就将“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获得管理真理的“倚天长剑”，认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客观结果，使用非科学的方法结果也必然错误。当然，上述说法有其合理性，问题是管理实践不仅要求全面完整地解释客观结果，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至少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这时候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能解决问题的了。
规范理论因为要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选择一种“可行”的方案，在很多情况下逼迫人们放弃“科学的方法”，就连素以严谨著称的会计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是组织行为的管理。美国的会计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会计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会计实务界甚至不承认会计是一门科学。1943年，著名会计师MAY在《财务会计》一书中明确指出，“会计是一项艺术而不是科学，它有广泛的技巧和多种用途。”
对于研究者而言，实证研究有利于研究者“短、平、快”地做出研究成果，实证研究者们只需要对管理现象中的某一个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即可，而并不需要他们全面地掌握管理理论。有些管理研究者甚至连基本的管理理论都没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在优秀的实证论文后面的一小段对策建议能够“解决”中国管理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而言，整个“有关管理”的实证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集”，其中各种视角、各种方法的研究结论充斥在这个理论集中，甚至有关概念的定义都十分不统一。这样，每一个实证研究、每一篇实证论文可能是严谨的、科学的，然而，整个框架却是支离破碎、前后不一的。
在国内，更有学者打着“实证的旗号”，完全从西方文献出发，毫不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有些学者喜欢套用最流行的统计方法，建立一些复杂的模型，而不管问题是简单还是复杂；有些学者挖空心思在已有的模型中修补，为了发表文章杜撰变量，然后再到现实中寻找样本，而不是从现象出发来解释问题。毫无疑问，同很多中国社会现象一样，中国管理学界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思辨为主的研究一窝蜂地转向实证，可以说，中国管理学术界已经达到“实证成灾”的程度了。不扭转这一趋势，中国管理学术界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管理的现实问题。
4.3 管理中规范研究的价值
规范理论并非完美无缺，规范理论缺少实证检验的数据，严谨性不如实证理论。管理规范研究和管理规范理论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法约尔、德鲁克等人并没有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任何“实证研究”，但他们的学说一直在指导着管理实践。尽管管理学合法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对实证的吹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主流的管理学教科书仍使用法约尔的框架，这表明规范理论和规范研究在管理学中永恒的价值。
管理规范理论除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外，还能指导实证研究使其不过分偏离管理的目的：
(1)管理规范理论为实证研究提供前提 管理实证研究要解释的现象应该是管理的现象，而不是一般的行为，在此前提下的实证研究才能称之为“管理实证研究”。管理实证研究不纯粹研究心理问题或社会问题。只有以规范理论为前提，管理实证研究才能确立该项研究的“管理学意义”，也才能对管理实践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2)管理规范理论为整合实证研究提供综合的框架 实证研究只能解释现象，在指导实践时，必须要在综合考虑各种变量、条件等的情况下进行评价，做出选择，这就需要整合不同的实证研究，将其纳入到一个综合框架之下，管理规范理论则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框架。
管理规范理论还可能是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一个可行的实现路径。这是因为，实证理论非常强调普适性，既然是普适的，就不存在东西方的差别。简言之，实证理论不是西方的，而是普适的，因此实证研究决不可能产生“中国的”理论。近年来，管理学界在本土化方面的探索证实了上述分析的正确性，例如“家长式领导”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元素，但现在学术界承认家长式领导方式在各国都存在。退一步说，即使某种现象表现特殊，只要这种特殊的现象能够被现有的理论所解释，也就没有提出另一种理论的必要。WHETTEN[25]认为，除非所有的西方理论均不能解释本土现象的独特和新颖，否则便不存在中国本土管理学。换言之，如果某一特定现象在现存理论框架下得到了完整的解释，便不能说这种现象是独特的[26]。
以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由大内[27]的Z理论为例，该理论被认为是代表日本式管理的本土理论。考察Z理论的内容可知，它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日本管理实践的规范理论框架。Z理论的成功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意义在于，企图在实证研究下寻求中国本土的独特理论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实证本身就代表着普适。在实证的研究原则下，无论是“现象”的特殊性还是“情境”的特殊性，都无法构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论存在必要性的充分条件，换言之，“情境独特性”本身是无法确证的[25]。至今为止的所有实证理论都没有体现出国别的、地区的、文化的区别，虽然它们的变量、情境、结论千差万别，但它们都以普遍规律的探索为其宗旨，不以探索普遍规律为目的的研究不是实证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研究绝不可能产生中国本土管理学。中国本土管理学一定来自于规范研究，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一定是规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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