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现代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文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2—0005—05
《红楼梦》本来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大致是把小说写好，可是到大学讲演，一是需要一个方便的话题，另外还要假装读过点书，有点学问。要是老讲自己的小说创作，恐怕未必好。我今天想讲的是《红楼梦》与现代文论。
一、《红楼梦》所表现的时间多重性
现代小说，尤其是晚近的小说，特别喜欢对其所表现的时间作多重的处理，在时间上可以不断地飞跃、闪回，跳过，再闪回。这是因为时间本身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性，即所有的时间都具有多重性，至少有三重性。佛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佛家的正殿里，除了有释迦牟尼如来佛以外，还有它的三个化身，就是过去、现世和未来三世佛。所有的现在对于过去都是未来，对于未来都是过去；所有的过去对于更远的过去都曾是未来，对于当时，它又是现在，对于现在它又是过去；所有的未来对过去，它是很远的未来，对于更远的未来，它又是过去。这一点，我们古人早有察觉。如王羲之就在《兰亭集序》里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还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涌入中国，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译介，极大地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百年孤独》一开篇就在时间的处理上玩了一个花头，令人赞叹不止。《百年孤独》开头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贡多是一个有20户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芦苇盖的房屋就排列在一条河边。”小说从未来开始，讲到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即将被处决，开始就给人一个很惊心动魄的预告。按传统小说，处决会留到最后再写，这个包袱要留到最后才抖开，那时候上校会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20户人家的村庄。作家所写的其实是现在，但他把现在放到假想的未来，写那个被放在假想未来中被怀念的现在。这样做不是为了玩绕口令，而是为了说明时间的多重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其他小说有所不同。按一般小说的写法，故事大概应该从林黛玉进贾府开始写，但它开篇是从女娲补天写起，竟然与宇宙的发生同时。书中说到女娲补天之时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用上三万六千五百块，独有一块未能入选，“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1](P2) 这块石头就变成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上的一块石头。如此，作者已经向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标准，也可说是两个纪元。第一个纪元是宇宙纪元，即女娲纪元，从女娲补天开始，亿万斯年，缥缈无可考，不可想像，然后再写下面的故事。第二个纪元是石头纪元，即石头到大荒山无稽崖之后，被一僧一道携带到人间，置于贾家荣国府，变成贾宝玉，让他经历人间花花世界，悲欢离合，最后再回到大荒山无稽崖，所以就有了第二个纪元，即石头纪元，或者称之为大荒山无稽崖纪元。理论上说，这个纪元是女娲补天亿万斯年以后的事。但它同样也是不可考的，书中也未提到这块石头是何年何月、何朝何代出现的。在从宇宙纪元到石头纪元这一点上，《红楼梦》与《百年孤独》是相似的。开篇即明言结局。作者并未将结局视为秘密，奇货可居。结局就是这块石头到了人间，到了贾府，富贵之乡，繁华之所，经历不长的几十年后，其最后的结局仍不过是一块石头，仍是在大荒山无稽崖之上，孤独寂寞一无所有。只有中间一小段是热热闹闹的，所谓“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头一尾是一片荒凉，一片虚无。所以《红楼梦》里具体给我们展现的，是另一个时间纪元，即贾府纪元。从贾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到它的一败涂地、一落千丈、一无所有。在这点上，《红楼梦》已经超过了传统小说的古典主义。一般小说特点是要制造悬念，主人公总是千辛万苦而后苦尽甘来。如狄更斯的小说就喜欢大团圆。他笔下的人物经历千辛万苦，最终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好人终成正果。《西游记》也是如此。经过大闹天宫，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修成正果。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但是，《红楼梦》则非如此。在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出现一僧一道，不断地出现对贾宝玉来历的发掘与探悉，那一僧一道经常会说那石头误入了红尘，光泽已经被污染。谈这一点，是为了说明被小说家们所盛赞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时间的多重性的处理，在《红楼梦》里，早已有之。
二、弗洛伊德理论与《红楼梦》
19世纪到20世纪，据说有三个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清朝时，弗洛伊德自然还没有、也不可能被介绍进中国。但是，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红楼梦》对性心理的描写。
书中写贾宝玉和林黛玉青春期的苦闷，写得非常精彩，写他们在一起忽然就不自在起来，当时他们也就是十三、四岁，许多表现其实就是青春期的苦闷。贾宝玉是一个任性的小少爷，有很好的条件表达自己青春期的性心理。他表现得很露骨，见到女孩子脸上的胭脂也要用舌头去舔一舔，可算是不良少年的举动。但这其实很好理解，实际就是青春期的性心理。林黛玉也是，她自己心里别扭，不自在，她就找些书看，在贾宝玉那里找到了《西厢记》和《牡丹亭》，在书中的文字间找到了某种共鸣、排遣，使她的情感与书能有交流。这一点描写得非常生动。贾宝玉则不仅对女孩子有兴趣，对长得标致的、奶油味的男孩也有兴趣，这是类似同性恋的心理倾向。如贾宝玉在见到秦钟以后，就变得非常自卑，甚至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和“泥猪癞狗”一般，其实贾宝玉自己也很漂亮，也是奶油小生。一个奶油小生见了另一个奶油小生之后如此激动与不安，《红楼梦》这种心理描写够绝的——对不起，在这里，我希望不会造成对同学们的精神污染。同性恋有一个特点，当见到美貌的同性时，会非常之慌，会激动、晕眩乃至神经崩溃，贾宝玉就是这样的。除了秦钟，还有个蒋玉函，贾宝玉与他一见就交换礼物，这礼物是贴身用的汗巾，以至于为此挨打，几乎被打死。可他却说，为了这些人，打死也值得，看来还挺讲义气。贾宝玉对薛宝钗也很感兴趣，看着她的胳膊发呆，以至于林黛玉用手绢打他，称之“呆雁”。可见《红楼梦》对青年的性心理描写得多么透彻、生动。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就说贾母吧，当年她也曾是少女，自然就免不了也有“弗洛伊德情结”。贾母“弗洛伊德情结”的对象（从纯哲学的意义上而言）是张道士。书中写到贾母一帮人去清虚观打醮，遇到张道士，他的表现与任何其他男人都不一样。先是以“只因天气炎热，众千金都出来了”为由，表示不敢擅入。后贾珍说“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1](P347) 张道士才随贾珍进去。进去后，能与贾母对话的男人却只有张道士一人。他们那一问一答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关系很久很深，感情也不简单。“贾珍到贾母跟前，控身赔笑，说道：‘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道：‘请他进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也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又叹道：‘我看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酸酸的。”[1](P347—348) 国公爷就是贾母已故的先生，能够和贾母一块回忆贾母的先生的，如今只剩下张道士一人而已。别人没见过，也没这个资格。（弗洛伊德也要有点资格才能弗洛伊德。）“贾母听了，也由不得有些凄惨，说道：‘正是呢！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还像他爷爷。’”[1](P348) 张道士又向贾珍说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儿的不用说了，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罢！”那么，谁记得？谁清楚？只有他。他和贾母是同辈人，由这段描写看，关系是很深很微妙的。尤其是张道士听说宝玉有块与生俱来的玉，便要讨来一观。要知道这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哪能随便叫人看？但张道士一要求，贾母便让宝玉摘下来给他看，张道士自己看过不算，还要托在盘子上让观中所有在编的道士们都传看一遍，这是何等大的面子！可见他和贾母关系之不一般。接下来张道士要给宝玉说亲。贾母说只要是模样好，心地好，家业大小、地位高低都在其次。宝玉的婚姻本来就够麻烦的，又杀出个张道士要干涉，可贾母却很爱听。这个奇怪的事可以这样解释：通过宝玉的婚事，贾母发表自己的情爱观——只要模样好，心地好，家业大小没有关系。（老太太我岂是那嫌贫爱富之人啊。）重要的是人，不是家业。借这个机会，贾母来表现自己，也许含有表现自己永久的遗憾之意。贾母与张道士到底还有没有更深、更具体的关系？可能性很小。但是，她喜欢这样的交流，而且在这个交流中谈到人的情感，谈到婚姻，谈到当年的国公爷，谈到她自己，而且谈到宝玉长得多像当年的国公爷，再谈到诸位都没有见过国公爷，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我们都老了，许多事情只有我们了解，许多情感只有我们相通呵。这是非常动人的。《诗经》中写得最动人的句子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贾母与张道士做到了“未执子手，与子亦偕老矣”。这里面是有感情的，很让人感动，这是老人之间的交流。《红楼梦》中很多这种关系，如贾宝玉与秦可卿的关系，贾琏与王熙凤的关系，等等。
讲到弗洛伊德，《红楼梦》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妙玉。她显得乖僻、矫情，有洁癖。刘姥姥喝了她的一杯茶，她就要把那杯子扔掉。宝玉劝她不如把杯子送刘姥姥，她表示，她自己是没有用过这杯子的，如果是自己用过的，她宁愿砸碎也不送给刘姥姥这种愚蠢的、口气并不清新的乡下人。她有一种对老妇人，尤其是对乡下人的侮辱和蔑视的心情。连林黛玉也有这种心情。这其实这很符合她的心境。妙玉这个青年尼姑类似《简·爱》中寄宿学校的修女们，她们精神上受压抑，所以变得不近人情，乖张悖谬。从妙玉身上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精微地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异性之间的种种心理的微妙之处。
三、《红楼梦》对人生提出的种种怀疑
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许多对人生的怀疑。以萨特为代表，认为人生是荒谬的、孤独的，充满了内心的忧患、焦虑，乃至于恐惧。现在精神病院、心理医生在描述病人时常用一系列词语，如：抑郁、焦虑、狂躁、分裂、绝望等等。他们认为人生就具有这些特质。《红楼梦》中类似的描写也很多。如描写贾宝玉，在树下听鸟鸣，突然悲哀起来：现在这鸟在这里鸣叫，明年呢，也许还有鸟鸣叫，但是谁能断定那鸟是不是今年这两只呢？今天的这两只鸟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来年的鸟已不是今天的鸟。花儿明年也会长叶再开，可是那花与叶也不再是今年的花与叶了。人世无常，这种感觉在林黛玉那儿就更强烈，“花谢花飞飞满天”，紧接着就是“红消香断有谁怜”。从花谢花飞中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是红消香断。“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她于是哭成一团，“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人难逃一死，这本来是人生的悲剧，谁也无法避免。但是毕竟林黛玉在做《葬花词》时才十几岁，一个不超过十五岁的女孩，满脑子都是老和死。她写“一朝春尽红颜老”是很离奇、夸张的。同样的前提，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如曹操，他也唱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他的结论是：正因为人生短促，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建功立业。他没有因此而悲哀以致否定生命，反而是要使短暂的生命更有价值，要立功、立德、立言。贾宝玉对人生的荒谬感、孤独感、抑郁感、焦虑感使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速死，姐妹们哭泣出的眼泪汇集成河，让自己的身躯随水漂流到一个乌何有之乡，从此化为灰烬，永世不再为人。人世太痛苦，不愿再度光顾人间。在贾宝玉对生命价值的怀疑中，颓废已见端倪。
《红楼梦》有一个深刻之处在于，书中已有人对“我是谁”的问题发问，这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人自己弄不清自己是谁。贾宝玉究竟是谁？书中本来有一个贾宝玉，又出来个甄宝玉。这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从小说角色的描写来说，书中写甄宝玉有个甄家，与贾家差不多，但是甄家好好的突然被抄了家。从姓名上看，甄宝玉无非是贾宝玉的一个映像、虚像。书中写到贾宝玉与甄宝玉会面时，贾宝玉在睡觉，床两边都是镜子，镜子里看到的不就是自己的虚像吗，如水中的倒影。于是便可以提问：贾宝玉是真，甄宝玉是假？还是贾宝玉是假，甄宝玉是真？甄宝玉能帮助我们了解贾宝玉的身份吗？此外，贾宝玉还有自己的对应物，就是石头和玉。他衔玉而生，玉晶莹美丽。此玉的前因和后果都是一块大石头，挂在贾宝玉的脖子上，一旦丢失，贾宝玉就会头晕犯病，精神错乱乃至失去自我意识。这揭示出一个人的处境。人初到人世，并无意识，后来有了意识就非常希望世界上能有一件东西与自己是对应的，就贾宝玉而言就是自己是玉还是石呢？究竟是玉、石变成贾宝玉，还是贾宝玉带来玉和石呢？一僧一道带来了玉和石，可是贾宝玉自己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可爱、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问题。（如我叫王蒙，如果我不叫王蒙，叫李三，我不还是我吗？我是1934年10月15日生的，在这之前呢，我在哪里？没有我。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不敢往深处想的问题。）《红楼梦》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与物的对应，用玉、石的很少。人希望和一颗星星对应则是中西皆然。所以西方有占星术，中国有夜观天象。
《红楼梦》中有一个相对比较可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人物，就是芳官。她很活泼，“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她表现最精彩。她有很多特点，如她女扮男装，有时她像男孩，有时她像女孩。另外，她有很多名字，还有一个法文名字，很时尚。从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人格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是有选择余地的还是无从选择的？这都是20世纪很多人讨论、研究的问题，但在《红楼梦》中，已经有所讨论。晋代的大将军王猛，问他手下的一个卑微文人，说下辈子让你来做大将军，成为我的样子如何？那人认真思索后回答，我下辈子还是做我自己吧。类似的问题在《红楼梦》中都有精彩的描写。
四、《红楼梦》中的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也是文论中倍受关注的。《红楼梦》中的文化符号俯拾即是。《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石头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红楼梦》的另一个名称叫《金玉缘》。金、玉也是文化符号。中国士大夫喜欢玉，因为金代表的是财富，玉则不仅代表财富，还代表美德。玉很温润，不冷酷，也不枯干且很纯洁。“守身如执玉”，即追求自己道德的纯洁就像保护一块玉石，不能让它受到任何污染。《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鉴，即镜子，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有以人为鉴，以史为鉴的说法。而红楼也是一个文化符号，表现了更多的女性和爱情，甚至悲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
《红楼梦》描写了金陵十二钗，和这些主要女性角色的居住环境以及住所周围的植物。如说林黛玉，马上就想到潇湘馆和里面的竹子，这是一种文化符号。竹子隐喻的是高洁和幽深，不象征红火旺盛，但代表高洁自爱。而李纨的住处稻香村则带了一些农家的乐趣。《红楼梦》中的年轻女孩常常有联欢活动，一起吃螃蟹、赏菊、吃鹿肉、赏雪、看梅花。吃鹿肉作诗一节就是一个青春的盛典，可说是《红楼梦》中的青年联欢节、美食节、雪节，还是诗歌节。作者写到不同的人写菊花，写到不同的人写柳絮。薛宝钗写柳絮与林黛玉写柳絮就不同。薛宝钗写柳絮“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代评论家多有诘责。其实她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构思，无非说的就是柳絮也有柳絮的机会。还有制谜、猜谜。贾政说的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谜底是砚台，便成为象征贾政其人的文化符号，从中可见贾政的文化追求：端方，坚硬，不随便说话。而元妃制的谜语谜底是爆竹，爆竹一声响后，就粉身碎骨。薛宝钗制的谜语谜底是竹夫人，“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1](P261) 显然也具有象征性和谶言的意味。这些都使贾政看了心里悲戚，因为这些文化符号所象征的，后来在《红楼梦》中都变成了真的，中国古人很相信那就是命运所预示、所透漏出来的某种信息。
五、《红楼梦》中文化符号重组的可能性
《红楼梦》提供很多符号与信息，而人类总是喜欢重组和重释现存符号，从现存的符号中解释出与字面上完全不一样的内涵来。民国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从《红楼梦》里解释出反清复明的主题。说贾宝玉是顺治皇帝，原因之一是贾宝玉作为男儿之身被众多美女包围，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可能。又说袭人是崇祯皇帝，因为“袭人”二字可以拆为“龙衣人”，穿龙衣的人就是崇祯皇帝。说贾宝玉爱舔胭脂也证明他是皇帝，皇帝都有玉玺，玉玺经常要盖印，也就要蘸印油，印油是红色，所以舔胭脂实际上便是为了盖章，履行皇帝的职能云云。这种索引很像猜谜。去年，刘心武先生把《红楼梦》重新当作谜语来猜，给出了各种谜底。对符号进行重组以构成种种新的谜语，实在是一种很难逃避的诱惑，所以国外有《达·芬奇密码》，而《红楼梦》同样给人提供了极大的解读空间。很多问题书中没有讲透，所以遗留问题很多。就像唐诗研究中，研究李商隐诗歌的人特别多，甚至比研究李白、杜甫的人还多，因为李商隐的诗歌中符号众多，意象密集，朦胧，含蓄，多义，解读空间大。新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再创造。刘心武先生提出的那些疑问，很难确证真伪，因为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如秦可卿是养生堂抱来的孩子，贾家为什么娶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呢，这如何解释？秦可卿在贾府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她死后获得如此隆重的哀荣，这又如何解释？这里不妨有一种趣味性的再创造，但是现在这种解读也有走向荒谬化的趋势，比如有人说，据考证林黛玉的形象取材于当年刺杀雍正皇帝的一个刺客；也有人论证《红楼梦》写的是宇宙发生学等等。但《红楼梦》确实将汉语、汉字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如甄士隐，其实是“真事隐”，贾雨村是“假语存”、“假语村言”。如“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利用谐音寄寓深意，当然不能草草看过。《红楼梦》在汉语言文字的运用上给我们很大启发。
近百年来有种讨厌的趋势，就是国外有什么，我们马上就有人出来说我们古已有之。今天我讲《红楼梦》与现代文论，似乎是要用洋帽子，用现代、后现代的帽子打扮曹雪芹。这都不是我的用意。我想讨论的是，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文论的影子，但不是为了证明曹雪芹是现代派，也不是想说明现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已有之。我想说明的是，文学作品在反映这个世界的时候，本体是大于方法的。许多文论提供的是解读作品的方法，而本体谈的是宇宙、世界、人生、历史。《红楼梦》与那些偏重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写到了生活本身、人生本身。写到了人的吃喝拉撒睡，写到了人的喜怒哀乐，写到了一个家族的亲密无间、勾心斗角、分崩离析，从兴旺直到没落。这些都是耐得住各种思潮与方法的分析检验。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是人先有性心理然后才有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呢，还是先有弗氏的理论然后有人的性心理呢？自然是先有人的性心理。有没有弗洛伊德及其理论，人的这种心理都是存在的。所以曹雪芹无须研读弗洛伊德就能生动地刻画出贾宝玉、林黛玉、妙玉、贾母等人的性心理。同样，对人生的悲哀和荒谬感也是先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红楼梦》与现代文论的种种说法能够发生联系和对应，《红楼梦》能够用现代文论来解读和鉴衡，这是因为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能使世世代代的读者感受到宇宙本体，感受到世界本体，感受到人生，感受到历史，而此四者优于一切理论，囊括了一切理论，而且是一切理论产生的根本契机。
收稿日期：2006—12—13
文稿整理：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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