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社会心态跟踪分析与社会经济形势预测（２００１—２００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经济形势论文,心态论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稳定问题跟踪研究与对策课题组在往年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对我国居民社会心态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
调查与研究发现，与2000年比较2001年我国社会形势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居民对于社会发展的满意态度有所下降，长期困扰我国城乡居民的各种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际形势动荡引发国内问题复杂化。2002年我国社会形势将更加严峻。
本报告数据源于2001年9月在北京、上海、黑龙江、新疆、 四川及广东进行的抽样调查。该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999份，其中城市占71.3％，农村占28.7％。样本的城乡比例不符合城乡居民的实际比例，但在对被调查者的社会综合态度指标（综合对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度）进行比较分析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城乡差异（不排除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因此，对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态度进行总体分析时就依据对样本数据的统计。
本报告数据也源于对三峡库区、北京农村等地区的个案研究，同时利用了国内外有关问题研究的成果。
1.我国居民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满意度。当前我国居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满意度不可盲目乐观，因为对居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民评价数据的综合统计，得出居民对社会现状的综合满意度为2.9 （很不满意为1、不满意为2、中性为3、满意为4、很满意为5）， 即低于中性（表1）。
通过对上述社会生活12个方面居民评价数据的综合统计，得出居民对社会现状的综合满意度为2.9。
城乡居民对我国当前社会形势的稳定性有较高认同，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和较稳定的占56.3％（但低于2000年的63％），认为较不稳定和不稳定的仅占13.1％（但超过2000年的10％）。另外，有30.6％的人认为我国社会稳定状况一般，较2001年有所增加（2000年为27％）。
尽管居民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继续下降，但是，社会矛盾并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为针对社会不安定因素，城乡居民均倾向采取理性的解决方式，大多数人选择向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而且居民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尤其对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充满信心（表2）。
注：很悲观为1、悲观为2、中性为3、乐观为4、很乐观为5。
通过对社会经济9个方面今后三年变化居民预测数据的综合统计， 得出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度为3.0， 表明城乡居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预期好于对现状的评价。
2.城乡居民社会态度比较。从城乡差别分析，农村居民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现状的综合满意度略高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对未来三年形势的基本态度在经济秩序、社会保障、社会风气、国际地位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基本一致，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差异：在社会治安方面，农村居民的信心度略高于城市居民；在公务人员执法方面，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没信心；在物价状况方面，城市居民的信心度略高于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方面，农村居民的信心度略高于城市居民。
城乡居民对未来三年的发展都持中性的态度；城市居民对现状的综合满意度略低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社会综合态度比农村居民略微消极（表3）
在选择“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时，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很多方面明显不一致。城市居民选择的前五项因素依次为“腐败官僚主义”、“失业下岗人数增加”、“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治安恶化”，农村居民选择的前五项因素则依次为“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失业下岗人数增加”。
城乡居民都认为政法体系的不健全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主要原因，只是在具体原因的排序上有所不同。“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被城市居民选择的比例（58.2％）在各主要原因中居首位，而高达2／3的农村居民选择了“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和“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
针对社会不安定因素，城乡居民均倾向采取理性的解决方式，大多数人选择向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更为理性，农村居民倾向采取“聚众上访请愿”的比例比城市居民高将近一倍。尽管城市居民对现状的不满意程度高于农民，但是农民更容易采取过激行为来解决面对的社会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来，农村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3.全国居民社会态度的地区差异。通过分区域分析，我们发现四川居民对现状的综合满意度最低，低于中性值；北京和广东居民的满意度也低于中性值（表4）。
各地居民都认为政法体系的不健全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主要原因，只是在具体原因的排序上不同。北京、上海、新疆和广东的居民更关注法律和制度的建设，黑龙江和四川的居民则更关注公务执法人员的素质。
各地居民对未来三年形势的基本态度在经济秩序、物价状况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基本一致，都有较高的信心度，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差异：在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方面，四川居民的信心度较低，上海和广东的居民信心度较高；在公务人员执法方面，黑龙江和四川居民比其他地区居民更没信心；在社会风气方面，四川居民的信心度较低，广东居民的信心度较高；在收入分配方面，广东居民的信心度较高；在社会保险方面，黑龙江和四川居民的信心度更低。
广东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度最高，高于中性值；黑龙江和四川居民的信心度最低，低于中性值。
在选择“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时，除了上海居民选择最多的是“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外，其他地区居民选择最多的都是“腐败官僚主义”。
4.我国居民长期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目前居民心态的主要因素是官员腐败、失业下岗等重大社会问题。在选择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时，高达73.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腐败官僚主义”，紧随其后的是“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和“贫富悬殊”。与2000年相比，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下降，而腐败问题成为最严重的问题（表5）。
有高达42.1％的被调查者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列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主要原因”中的第一位，可见居民已高度重视法制问题。
5.高风险社会群体分析。（1）低收入阶层对现状不太满意， 对未来不很有信心。收入状况对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社会态度有较明显的影响，对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影响不大。本人年收入3000元以下的居民对现状不太满意，对未来不很有信心，社会综合态度有点消极；本人年收入30000元以上的居民对现状比较满意，对未来较有信心， 社会综合态度比较积极。
（2）失业问题依然困扰城乡居民。调查发现， 离退休人员对现状的满意度最高，社会综合态度最积极；全日制学生对未来最有信心，失业（下岗）人员对现状最不满意，社会综合态度最消极。
社会综合态度消极人群中虽然失业下岗人员的比重比总体的要明显高一些，但失业下岗人员在消极人群中占的比例并不高（仅7.1％）； 消极人群中的主体还是“全职受雇于他人”的上班族（47.6％）；消极人群的就业状况与总体没有明显差异。
（3）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造成部分居民的消极心态。 是否已参加各项社会保障对居民的社会态度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在明确知道自己是否已参加社会保障和对此不清楚的居民之间，其社会态度有较明显的差异。不清楚自己是否已参加社会保障的居民对现状的满意度较低，对未来的信心度也较低，他们的社会综合态度比较消极。
社会综合态度消极人群在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方面，已参加保险的比重比总体的低，未参加保险的比重比总体的高，不清楚是否已参加的比重也比总体的高，但差距不是很大。
（4）各类职业群体的社会态度各有差异。 国营企业职工与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对现状的满意度较低，对未来的信心度也略低，社会综合态度略显消极，但差距并不很大；个体经营者对未来较缺乏信心；外资和合资企业职工的状态最好；集体企业和事业的职工对未来的信心度较低。
6.2002年影响我国居民社会态度的主要因素和应对措施。（1 ）国际形势复杂化使我国的经济受到影响。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出口贸易受阻。“9·11 ”事件将加大和延长美国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力度和时间，估计2002年上半年开始我国的出口难度会进一步加大，这可能对我国就业产生压力。
（2）腐败问题将继续困扰居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我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但是腐败行为还在四处蔓延。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解决，就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
（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失业问题会进一步突出。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1998～2010年农业劳动力有966 万人将转移至其他部门，汽车业将减少49.8万人，机械业将减少58.2万人。因入世而增加就业人口的行业包括：食品加工（16.8万人），纺织（282.5万人）， 衣服加工（261万人），建筑（92.8万人），服务业（266.4万人），整体而言，我国加入世贸后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有关部门预测，今后几年，我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15％，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另外，加入WTO后，外资企业的进入，会造成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会造成居民心态进一步失衡。
（4）城市贫困群体有进一步扩大趋势。2001 年我国城市特困职工中将有大部分人进入最低保障的行列， 届时中国低保人群将由现在的600万人增加到超过1000万人。 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保障投入不足，还有相当多生活困难的城市居民没有得到补助。
我国并没有告别贫困。当“农村贫困”的顽症还没有彻底治愈时，“城市贫困”的幽灵已经开始徘徊。当“绝对贫困”正在逐步退出人们视野的时候，“相对贫困”的肿瘤却开始扩散。
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民进城受到诸多限制，没有形成典型的“贫民窟”的政治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城民工的增加，在城市周围衍生出的“村落”无疑让人想到了它的存在。
我国社会的财富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贫富差距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5）WTO下的城市化将使流动人口管理面临挑战。“流动人口”是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独特群体。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已经达到4000多万，在劳动部门和农业部的统计上已经达到8000万以上。而且据预测，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十五”期间，每年还将有850 多万农民增加到外出务工者的行列中。
从现实来看，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期，其主要标志是当前我国居民对于发展总体状况满意度不容乐观，居民对社会现状的综合满意度低于中性，较往年有所下降；长期引起群众不满的社会问题，包括公务人员腐败、贫富分化和农民负担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群众存在不满甚至是怨恨；贫富分化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尽管从总体上说，居民倾向于以理性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不同的地区和社会群体情况有所不同，边远地区和农民更倾向于过激方式；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也比较明显。这些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危险因素，我国的社会形势较往年严峻。
从未来看，“9·11 ”袭击事件之后的国际形势复杂化局面及其引发的恐怖主义东扩、经济衰退等和加入WTO 后短期面临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失业冲击，以及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抑制贫富分化和根除公务人员腐败等等，都会加深居民的不满情绪，引起社会形势的恶化。
上述分析表明2002年我国的社会形势可能的变动情况，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制度建设来根除腐败，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连续数年的居民社会态度调查和其他部门的调查都表明，官员腐败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对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应继续予以高度关注。腐败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单靠处理几个腐败分子就可以解决的，必须真正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才是关键。在课题组2001年1～7月的网上调查中，67.3％的人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越快越好。
当前还要注意一部分干部和公务人员利用稳定来压制群众的反腐败积极性，将反腐败与社会稳定割裂开来。
2.在考虑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福利的同时，必须考虑确保人民的安全。“9·11”事件以后，国际安全问题成为各国知识界、 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人们开始从国际安全来考虑国内安全。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全世界仍然有亿万贫困人口，美国就别想成为安乐的孤岛。我国同样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急剧转型期间，如果忽视社会分化和人们对于这种分化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全。
在内地，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贫富分化以及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如果处理不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事实上，在我国恐怖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苗头”，也发生了不少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事件。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基础。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敏感和热点问题或社会矛盾，伺机制造事端或动乱。凡此种种，已经对我国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清醒认识当前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全球化趋势是一切外交战略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和判断中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稳定，更不能离开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内稳定，尤其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必须把内忧和外患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的脉络。中国古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要在国际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从正视现实、加强国际忧患意识开始。
3.适应新形势，建立我国的社会危机处理体系。应该意识到，我国已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时期，这就需要各级部门要尽快推动有关危机管理研究，并从理论总结到实践操作全方位寻求符合我国国情、政情的解决方案。
4.加入WTO后就业问题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更关键因素。 面对加入WTO的压力，必须建立有力的就业服务及失业人员生活保障机制， 包括对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转移培训、就业指导等服务，使大多数劳动力在新的领域能够实现就业，对难以就业的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尽快建立有效的劳资矛盾调解机制。针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趋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5.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引导农民以理性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农村近些年发生的问题，关键在干部，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牢，工作作风不实，甚至坑害欺压群众，成为诱发农村不稳定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从作风问题抓起，千方百计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把转变干部作风作为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突破口。
6.把流动人口管理与城市社区发展与建设结合起来。必须考虑当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流动人口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把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就业和社区发展机制，通过社区发展政策来消除城乡隔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冲突，城市化政策不仅要考虑农民进城就业，还要考虑把他们纳入城市社区生活，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区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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