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忧患意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创新精神论文,忧患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长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种忧患意识、改革创新意识，贯穿于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之中。
一、忧患哪里来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60年前相比，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建设大体与中国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否则无以解释中国的巨大进步。
那么，我们忧患什么？
放眼望去，全世界政党组织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前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间最长，二者也都有过辉煌的执政业绩，但毕竟衰落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政党政治可以有多层次多侧面的规律，但是最根本的规律只有一个——政党的兴衰取决于人心向背。一个政党如果思想僵化，内部腐败，社会不满，是注定要被人民所抛弃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可以脱离人民、脱离社会需求而生存的党组织。说到底，是人民选择政党，而不是政党选择人民。
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辉煌的历史。从一个当年只有五十多人、处在非法的地下状态的党组织，到成为一个已经拥有7 500多万党员、执政多年的大党，靠什么推动党的发展？原因固然复杂，但归根结底，靠的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靠的是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站在时代前列，紧跟世界潮流，党的大政方针符合人民利益、社会需求。而做到这些，是需要具备特定条件的，比如，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等等。这些经验无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是，时代毕竟变化了，中国社会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优良传统无疑需要继承，表现形式却需要变化。
再看现实，新情况新问题给党带来了新考验甚至是挑战。在改革开放多年之后，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按照科学发展精神，传统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能否坚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能不能把危机转变为机遇，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再如，一方面，要防止西方某些国家以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同时又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何把握好其间的复杂关系，对党的执政能力是更加艰巨的考验；又如，中国社会性质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多元，社会利益群体多元，社会价值追求多元，民主诉求自下而上产生，是这一阶段的必然现象。如何公正地进行利益协调，既通过制度创新满足多元社会的各方面需求，又保持社会有序发展，使中国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境界，是对党的能力与素质的全方位考验。
恰恰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而永葆先进性，永葆生命活力，唯有不断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动力，源于人民——人心向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丧失政党生存机会；源于对此问题的清醒意识——忧患意识。
当我们具有忧患意识时，我们就能够解脱忧患。没有忧患意识，就会产生真正的忧患。
二、反思现状，探讨问题
党的建设与新的时代要求是否相符合？党的建设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使我们不得不改革创新？只有认真反思现状，认真探讨问题，才有可能对党的建设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有更深的认识，才有可能针对现实，探寻规律，解决问题。
应该说，党的建设总体上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适应。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功，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其执政业绩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来看，党的政治领导，党的自身建设，大致与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需求相适应，否则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进步。这是最基本的判断。
但是，党的自身建设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与社会环境变化、与时代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社会环境变化与党的建设改革不到位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群众基础变化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群众基础历经几代人的变化，已经不完全同于执政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从纵向来看，由于代际更迭，每一代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思想观念不同于过去。当下群众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是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从横向结构来看，党的社会分配政策虽然努力向全社会倾斜，但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不同所有制单位，甚至在国有单位，由于分配中多种要素并存，导致各社会利益群体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有较大差距，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心理认同度也相应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方式，以传统的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为主的领导方式就难以获得社会认同，有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不当而成为导火索的。面对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各级党组织从观念到决策方式、工作方式有一个较大转变，真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学会以民主的方式、法制的方式、以人为本的方式与群众打交道。
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与党内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多。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化问题较为突出，不同阶层之间互信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公权力运作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党风廉政问题，使得公权力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不足。事实上，确有权力部门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一元，导致某些地方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干群关系在某些地方时有冲突。当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并非罕见的普通事件就能够引发群体性事件，瓮安、孟连等事件即如此。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公权力的运作方式，关系到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
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与党内民主制度创新不足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而出现了村民自治，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后逐步出现基层党组织直接选举，由此又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民主权利意识。在基层，民主决策涌现出新做法，如河南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四议”指重大决策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又称“4＋2”工作法)。但从普遍性来讲，从宏观层面来讲，现有的决策制度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在不止一个地方，社会民众对于某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有不同意见但缺少沟通渠道、平台，最终以“集体散步”、设置专门网页发表不同意见等形式，表达了对与自身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强烈关注。近些年来，对于这种诉求，人大、政府决策方式有所改变，如物权法、劳动法的制定，体现出真正的民意。作为党内决策，更应以民主的决策机制走在时代前列。
四是基层社会变化与党的基层组织功能转换不到位的矛盾。30年来，基层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大量的群众由传统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党员也游走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大量的民间组织也涌现于社会之中。基层党组织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在那些不能使用行政权力的领域、地方，以服务的方式凝聚人心，以民主与法制的方式开展工作。基层组织唯有以推动科学发展为重心才能获得执政的社会基础，唯有把自己的功能放在服务上才能为党争取执政基础。但是，各地基层组织发展不平衡，有的创造了出色的业绩，也有的与时代要求有较大差距：瘫痪、半瘫痪者有之，不发挥作用者亦有之，更不用说实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功能了。
五是信息流通方式变化与党内沟通方式转变不适应的矛盾。在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流通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个信息刹那间就可传遍全球。而党内沟通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延续过去的方式，一级一级、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上级指示，并通过同一渠道向上反馈基层情况。这一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制度渠道“肠梗阻”。同时，某些突发事件，在短瞬间就在全社会传播开来，而我们的组织的管道反应迟缓。如果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方便快捷地实现党内各层级之间的沟通，实现党员与领导者之间的沟通，信息共享，既有利于党内信息的沟通，又有利于党员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也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
六是党内关系复杂化与党建制度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党内关系系指构成党组织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党员与组织之间，各部分组织之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之间，都存在如何联结才能高效、有序运转的问题。而党内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是人。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党员的基本政治理念可以大致相同，但个体利益诉求和个体价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党内如何进行整合才能在保持共有目标之下尊重党员个人诉求？党组织不是村民自治委员会，也不是国家机构，党内权力如何架构才能既有权力制衡又相互协调？党内民主在组织内部究竟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等等，都需要从宏观层面解决党的建设制度创新问题。
上述重大矛盾、重大问题的产生，大多是由于社会环境、群众基础变化而我们的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跟不上造成的。因此，改革创新就是必要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对群众冷漠等不良作风，比如腐败现象，都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是相悖的，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是相反的。尽管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但都影响甚至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秩序，党从来都是坚决打击、遏制的。对于不良作风和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具体措施，同样需要改革创新。
三、改革创新，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改革创新的方向，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所谓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联系的反映，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用在党的建设上，当是两层含义：一是指党的建设符合政党政治的规律，即注重人心向背，获得民意支持；二是符合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两个层面的规律，归根结底，取决于后一条——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内部不出问题。
一是以改革创新保证党的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是靠多种条件保障的。一靠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即主观合乎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发展真理。二靠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表现为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党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说明党的思想理论是科学的，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晶。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就没有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这里，改革创新精神与科学精神是统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归根结底，无非就是要使党通过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提升素质与能力，在学习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达到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目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性与科学性，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统一。
二是以改革创新保证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制度的科学性是党组织健康有序运转的保障，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不因人的素质变化而改变，不因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保障，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有序、生动活泼的保障。党组织历来就有制度，但制度本身的科学水平却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发展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很重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两层含义，最直观的就是原来没有这项制度，现在根据形势的需要而新设立某项制度。而另外一层含义，则是把原有的规则重新加以整合，把原有的制度要素重新编排，使之具有新的意义、作用，也属于制度创新。
但说到制度创新，不能不提的是，为什么过去有很多具体制度，执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比如，党内监督条例，这种制度在世界上的政党组织内部中都是不多的。但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出来一年后，笔者到基层调研，所有的单位都反映，这一条例的执行效果取决于单位的“一把手”素质：“一把手”素质高，监督条例就执行得好；“一把手”素质低，就执行得差。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即权力结构对具体制度的影响。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整体倾向于少数人手中时，具体制度的执行就依赖于权力行使者的素质。现有的反腐倡廉政策，具体措施并不少，但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有人提出把现有的政策用足就可以了，不要老谈权力结构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政策、措施执行力度不足的情况？说到底还是因为少数人权力太大，具体政策的落实就成为由领导者的意志、素质而决定的事情。因此，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并非单指某项具体制度的创新，而是包含了权力结构在内的大的制度环境的创新。
先以权力制约为例：权力制约是反腐败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何制约权力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性问题。如果离开了权力运作的一般特点、规律，比如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反腐败的某些制度就难以奏效。鉴于此，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既不可能像村民委员会一样实行群众自治，也不可能照搬国家层面的权力制约体制，党组织内部只能以扩大党内民主的基本途径对权力运作进行制约，同时把内部的监督制约与社会化的监督制约结合起来。所以，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重心放在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方面，强调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提出党内事务听证咨询，要求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等等。当然，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党的权力结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政党内部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有改革创新精神是难以建立科学的党内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机制的。说到底，一种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同样是科学性与改革创新精神的统一。
再以干部制度为例：干部的选拔任用的方式在和平年代不同于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这就是干部制度的改革创新问题。一方面，干部制度需要反映一般人事制度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规律也需要借鉴，这是典型的科学性而非意识形态问题；另一方面，又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管干部”之下的特殊规律，如干部交流，就是长期执政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党情国情、政治规律与人事规律的结合问题。此外，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层乡村和城市社区党组织直接选举的背景下，中国的干部制度改革的民主化程度无疑会越来越高，但是，当权力结构总体上过于集中时，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与自上而下的传统授权形式、管理模式必然会发生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科学性问题。其实，如果把干部人事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第一要则就是科学区分选举类干部与任命类干部的边界。对于选举类干部，需要以真正的选举而非形式主义的选举解决其授权问题；对于任命类干部，则使用由上级组织公开提名、通过一定程序来防止任人唯亲的方式来解决授权问题。还包括各级领导层的社会公信力如何测评问题，这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科学性问题，需要以改革创新来加大干部制度的改革力度。
三是以改革创新保证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科学性。党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从来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之一，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动地提出党的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转变、从夺取政权向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转变等重大历史时期，党都提出转变工作重心、转变工作方式。在被称为改革开放的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同样指出我们面临着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转变。可以说，对于最具工具性作用的工作方式、活动方式问题，党组织历来都是重视其创新的。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意识逐渐加深，开始以公开透明、法制化方式与群众打交道，以服务的精神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在社区党组织、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已经与体制内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有很大不同。如北京市朝阳区，商务楼叶青大厦党总支的工作方式以民主协商为主，以强化组织的服务功能为主，以灵活、业余、多样的方式开展工作。有的社区党组织以每月一次“公益日”活动为载体，凝聚党员和群众，有的提出党的服务进楼宇、党员服务进社区，还有的以“红芍课堂”为载体进行活动，把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联系起来。有的城市如南京，长期以来就活跃着党员志愿者，义务为群众服务。当然党的工作方式的创新并不平衡，特别是与群众打交道时，有的地方在不该用行政权力的时候滥用权力，在需要用新方式新手段的时候不会运用新方式，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以达到与群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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