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全球化：来自世界经济外围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来看，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抵制似是一个政治运动，有纲领有策略，有恰当或稍稍高远的主体，独特而通贯：“我们无处不在”，“别样世界有可能”，就像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
而从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带来看，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历史的一刻。“我们”，不论是谁，一直都存在；别样的世界秩序从来就可能，或至少看起来可能。当前抵抗运动的特点并不在于采取了哪种政治形式，也不在于另类世界所体现、所辩护的主体是哪一位，而在于植根世界经济领域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是怎样的，其他地方的外围社会力量是如何界定自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
拥有这样互补的视角，我们就可以超越世界社会论坛和区域及地方论坛中的政治论争，正确认识现在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还能想办法厘清反全球化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
中心地带的视角：反全球化是一种新政治
中心和外围这两个概念比60年前问题更大。当时，依附学派和世界体系学派的理论家们仿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用这两个概念来定位世界经济历史层级中的政治组织，并解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怎样通过不平等交换、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形态这些结构性进程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机会的。现在，“重心已经从中心国家转移到别处”(Sridhar，2004，p.9)。世界经济的中心再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而是一个超乎所有民族社会管制之外的跨国实体。在那里，跨国资本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主体(Cox，1987；Sklair，2001；van der Pijl，1984)；它建立了一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藉此解读和复制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它试图组建一个无关政治的全球公民社会，使新的世界秩序变得合法(Drainville，2004)。我们迫于情势称作“实际存在的民族社会”的东西，都已这样或那样地沦为新的世界经济跨国中心的外围。
但外围化的方式关系重大。现阶段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历史外围和中心的物质不平等，也并没有消除承继于克里斯托夫·查斯-顿和巴里·吉尔斯(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Barry Gills)所谓的“旧的国家间体系”的政治形态。尽管金融已经跨国化，尽管生产去除了地方性，尽管全球治理的普世主义论调出现，世界并未因此变成毫无差别的行动场所。除了如今常说的“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GJ&SM，世界社会论坛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的话语之外，各地抵制世界秩序裹挟的运动并没有变得面目一致。正如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所言，“和以往一样，抵制全球资本主义运动的不均衡发展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Bond，1999，p.413)。
为了超越对世界秩序和反秩序运动的静态印象，洞察其形成过程的政治机理，我们必须考虑世界经济中心和外围的历史道路及现实差别。
在中心地带，也就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谓的“世界的北方”(Sridhar，2004，p.8)，具有世界意义的战场(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在此相遇)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萎缩，直到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忽然重新开张。作为行动的语境的世界显得焕然一新。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如在前十年)也仿佛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也许很激进，但肯定需要步入正轨，形成连贯的策略和目标。别样世界是可能的。口号虽好，但要美梦成真，就必须“拯救地球……瞄准敌手……容纳众人……建立同盟……实施非暴力……”，还要行其他当行之道(George，2004)。
19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展、国际分工的增加、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大金融”(Polanyi，1957)的出现、大规模跨国移民，以及迅速扬名的“全球城市”(Geddes，1908)的崛起，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开辟了许多领域，本土的社会力量在那里与世界秩序遭逢。在乐客鲁所(Le Creusot)的矿工、伦敦的码头工人和高加索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在巴黎老街区或纽约下东城的居民筑起路障或占据公寓房以反对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旧城翻新”(Haussmanization，Benjamin，1993)时，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不仅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而且是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以反抗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因此，它们是世界体系论者所称的第一波反体系运动的组成部分(Arrighi，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9；Chase-Dunn，2005)，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3)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世界秩序在1970年代中期爆发危机之前，社会力量都汇聚在各国社会组织之内。具有世界意义的战场几乎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消失了。局促在一国之内，经自由主义的国家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整合，受到福特主义积累的荫庇，中心地带的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不大遭遇。尽管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在发展，资本的跨国化趋势在加强(特别在二战之后)，大西洋两岸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在增长(van der Pijl，1984)，世界经济却变成日益抽象的背景，虽然常被提起，但绝少成为战斗的地带。“无处不在”的“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中心地带的国家亮过相。各类国际主义组织的确在这些国家频频聚首(如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世界工会联盟”、“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但是由于失去了行动能力，它们只能替日益远离斗争的虚构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全世界的工人)制定越来越空洞的纲领(Drainville，2005)。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菲利浦·麦克米歇尔(Phillip McMichael)所谓的“全球化工程”的兴起(即抛弃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发展方式，转而或重新强调解除管制、向外贸和外资开放国家商品和金融市场)，中心地带国家的中心地位不再，社会力量也随之在一个半世纪的安稳日子之后被暴露在世界秩序的风吹雨打中(McMichael，2000，cited in Chase-Dunn and Gills，2003)。反全球化活动分子在西雅图、布拉格、尼斯、魁北克和其他各地聚众抗议全球新自由主义设计师们的聚会，就是中心地带社会力量第一次也是最轰动的回应(Cockburn，St.Clair，and Sekula，2000；Drainville，2001)。更重要的是，整合在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下的社会力量(借用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伊万·兰德的话说，他们是资本的合作伙伴)，挺身捍卫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契约，最终发展到扩大对区域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合伙权。①经由诞生在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工会组织(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全球工会联盟”)和非政府组织(如法国的“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跨国研究所”、“全球交流”、“加拿大另类选择”)的传播，这一战略试图赋予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政治方向”(Whitaker，2004，p.199)。赋予抵抗运动“政治方向”能够使其“获得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进行谈判的地位”(Chase-Dunn and Gills，2003)。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这一政治倾向不仅过分造成世界社会论坛已然成势的普遍情绪(Cassen，2003)，而且还造成了可称之为运动议会化的势头。②
外围地带的视角：反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联系
在世界经济的外围，也就是阿莫瑞·斯达尔和杰森·亚当斯(Amory Starr and Jason Adams，2003，pp.28-29)所谓的“世界的南方”，社会力量与世界秩序相遇并历史性地造就了自己。当前全球化的新特点在于，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场所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制于威权结构，从事抗争的社会力量更加多元，减少了彼此的隔阂，不仅在当地如此，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也是如此。结果，所谓“全球抗争的辩证法”更见成效。
19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使得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和受制于威权结构的场所联系在一起(如殖民地、庄园、大农场、大领地、矿山、种植园)，那儿都是受辖制的失败者或背井离乡的人：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土著劳工，被强征拉夫的负债累累的雇工和农夫，替解放了的奴隶或当地罢工工人补缺的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合同工。在这些特定的场域中，前政治(pre-political)形式的抗争实际上天天都在发生。这些抗争没人重视(鲍迪埃《国际歌》中“全世界受苦的人”最初只包括欧洲人，后来到了法郎兹·法农外延才得以扩大)，国际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关注过它，它只是对世界秩序建构过程和方式进行抗争的历史上被无视的一页。
从殖民主义终结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爆发危机，这期间，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断增长，把社会力量推到严酷的世界秩序面前(Mathias and Salama，1983)。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社会组织被信奉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整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力量聚集的特定场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殖民地的社会组织却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Quijano，2005，p.60)。所以，当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尼、越南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奋起挑战法国、英国、荷兰统治的时候，它们针对的不仅是本地局势，而是更广泛的世界秩序。这些抗争的意义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反全球化历史的一部分。
战后非殖民化运动末期，万隆会议(1955年)“为新独立国家取得几十年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开辟了空间”(Sridhar，2004，p.6)，从而为外围地带的社会组织步入中心提供了可能，步入中心是战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此后十年，它又成为77国集团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1967-1984年，旨在捍卫这些国家相对自主发展的权利)的核心所在。在“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之前，这是最雄心勃勃的、政治化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然而，由于世界经济中心地带信奉货币主义的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加上世界银行等机构倡导“硬约束”(hard conditionality)结构调整政策，这一抗争以失败告终。
1980年代中期以来，巨大的政治成本使硬约束变得不可持续，全球管制机构转入“全球治理”模式，依靠软约束和社会调整，“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作出更加可靠和有条不紊的回应”(Gordenker and Weiss，1996，p.17)。这样，又把原殖民地国家拖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竞力场，匍匐在货币市场的支配之下”(Jameson，2000，p.65)。
在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带，全球治理成为全球化工程的政治表现形式。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腐败和暴力的攻讦，绕过国家机构和直接管制公民社会的努力，以及实施“低强度民主”的做法(Gills，Rocamora，and Wilson，1993；Robinson，1994)。在这里，全球化工程同时导致了公共服务大规模的私有化、工人大量失业、小企业破产倒闭、雇佣的临时化、非正式部门的发展、生产结构的突然解体以及广泛的社会混乱(Quijano，2005，p.70)。
在这个背景下，外围地带抵制全球化的运动受到的约束比从前少了，其社会性质更为多元；它无处不在，不可捉摸；同时政治议题越发广泛。如今，抵抗运动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大农场和种植园，不再仅仅以殖民国家或新殖民国家为靶子，也不再只是有特定历史的特定群体自己的事儿。相反，它囊括了形形色色的被剥夺者：那些“家无片瓦、身无寸土、无工可做、权利尽失”的人(Zibechi，2005，p.13)、贫困潦倒的中产阶级、中小农场主、原住民、下岗的专业人士、公共雇员、非正式部门的女性、小储户、退休人员、“安哥拉的学生、演说家及护士、贝宁的公共雇员、肯尼亚的农民、电工和教师、摩洛哥的市政工人、尼日利亚的医疗人员、南非的社区组织和有组织劳工”、墨西哥流离失所的农民、危地马拉的加工出口区工人、孟加拉的制衣工，以及巴西和印度的农民组织(Bond，2003)。
全球化工程在外围地带开辟了广泛多样并具有世界意义的抗争场所。为了从混乱错杂的事件和人物中得出规律，我们不妨从南方的城市着手，将那里发生的事情排一排队。南方的城市是管制机构的用武之地(Bond and Mayekiso，1996)，是私有化发生的现场(Zibechi，2005)，是弗朗索瓦·胡塔德(Francois Houtard)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逆向农业改革”的肆虐处(Houtard，2002)。南方城市因此也就成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所在。例如，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所有受制于调控措施的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围国家的主要城市都爆发了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暴乱(Walton，1987；Walton and Shefner，1994)。据约翰·沃尔顿和大卫·塞登(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统计，1976-1992年间，在39个严重负债的国家共发生了146起此类暴乱。
世界银行等机构把“全球治理”确立为一种管制概念之后，一度激起暴乱的镇压行为(斯蒂格利茨曾谈及“因警察镇压而变得残酷的和平运动”)被有限民主部分取代。全面暴乱减少了，但是一般性的罢工罢市、群众骚乱、“社会—地域性”示威、或长或短的社会运动成为南方城市的日常风景(引自BBC’s World Business Report，15August 2002，14:45 GMT.http://news.bbc.co.uk/l/hi/business/2195461.stm)。其中，比较为人所知、受人重视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1996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实施的改革方案导致面包价格翻番而引起阿曼骚乱；1999年8月—2000年12月，基多爆发了反对经济美元化的抗争运动；2000年6月，亚松森(Asunción)爆发大罢工反对政府将电话、水和铁路私有化；同年4月，卢萨卡爆发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疑似暴乱；2000年，约翰内斯堡发生反对电气私有化的“开关”(Switch On)运动；2001年4月和200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油价上涨导致了雅加达抗议运动；2001年12月，加拉加斯爆发了反对公共交通私有化的运动；2003年2月，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发生“水战”；2003年2—10月，拉巴斯爆发燃气大战；还有2003年11月圣多明各、2004年5月喀他赫纳爆发了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运动。
这个单子的象征性或说标示性意义远胜于其纪实性价值。即使只考虑最引人注目的集体行动，这份名单也可以再大大充实。不用说除了迈克·戴维(Mike David)所谓的“穷街陋巷的星球”(Planet of Slums，David，2006)，还有外围地区城市中产阶级社区的抗争。如果再考虑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谓的“布莱希特式”的阶级斗争的话，这个名单就更看不到头了(Bergquist，1978；Gonzales，1989；Hunt，1975；Langer，1989)。要点在于，历史上外围城市从未有过如此之多针对世界秩序的抗争行动。
在城市之外，出口加工区(EPZ)的发展也开辟了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战场，如在孟加拉、柬埔寨、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尼、马来西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韩国、斯里兰卡、越南、中国台湾，以及另外许多把出口替代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的国家。出口加工区是威权主义控制下的飞地。其中的工人按当地标准而言通常都很年轻，女工更多，组织起来也困难——如果国家立法机关还没把组织工人运动视为完全非法的话。出口加工区的反抗运动，如果还没有被迫转入地下或被彻底挫败，也和种植园、大农场里的外围地带抵抗运动一样，是日常性和分散化的。一个例子是埃娃·翁(Aihwa Ong)描写的女人为避开男人指手画脚而自己组织的选美比赛(Ong，1987)。然而，出口加工区内的抗争有时也会在政治上发出更大的声音，特别是当工人来自附近社区而厂务变成社会组织的议题时。在美墨边界的一些出口加工区里，在提华纳、新拉雷多、艾尔巴索或真理城，就发生了这种情况。那里基于社区的组织(如“女人为本”[Mujer a Mujer]、“女工”[La Mujer Obrera]、“工人边境委员会”[Comité Fronterizo de Obreras])将工人斗争合法化，并将其与性别暴力、种族主义、家长制或社会公正的议题联系起来。在亚洲，最近的工人运动已经超越了日常化和无名化的抗争阶段(例如，在越南平阳省的神浪工业园区，工人发起了反对台湾衬衫制造商Beautech Vina的罢工；在孟加拉的达卡出口加工区和斯利普尔，抗议还演变成暴动)。
在世界的南方，出口农业的加强、基础设施的发展、转基因农业的推广以及新自由主义逆向农业革命的实施，导致农民和原住民运动的爆炸性开展，农村也日益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抗争场所。事实上，农村社会运动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刺激下发展神速，以至于“研究‘跨国主义’、集体行动和农业议题的学者都快跟不上农民政治的快速国际化了”(Edelman，1998，p.49)。例如，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抗争出口导向型发展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威名远播；在尼日尔三角洲，为反抗跨国公司掠夺部落地区的油田储备，奥格尼斯人(Ogonis)已斗争了10年之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一致抗议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在临近墨西哥城的圣·萨瓦多·阿丹哥市(San Salvador Atenco)，农民占据了被专门征用去建造新国际机场的土地；在博茨瓦纳的喀拉哈里沙漠，伞族(San)丛林战士组织起来反抗赋予钻石开采公司土地使用特许权；在柯隆丹(Klong Dan)，一个贻贝养殖社区奋起反抗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废水处理项目；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农民反对纳尔默达流域的水坝工程；在玻利维亚中部的查帕尔省和拉巴斯附近的杨格斯(Yungas)，对于美国资助的试图铲除一度为世界头号古柯种植区的行动，种植古柯的农民联合起来奋起抵抗；在菲律宾，“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失地农民、小农场主、农场工人和渔民反抗对农业劳动力的跨国剥削，反抗世界贸易组织；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为争取农民及其家庭有权使用闲置土地已经奋斗了20年。
当然，这份单子可以不断扩展，其中提及的事件和组织也都可以用来支持这样一个论断：“我们”的确是无处不在地反抗全球新自由主义。但是，举例子不等于理论化；列举一长串运动，不管其数目有多大，都不能充分说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我们”究竟是哪些人以及“我们”的政治包含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又不陷入(世界银行或世界社会论坛等组织)意识形态话语的窠臼，我们要紧紧围绕实实在在的运动本身，并且按“本土—全球—本土”的全球抗争的辩证法进行分析(Drainville，2005)。
在此辩证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由于日益全球化的抗争运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蜗居本土的社会力量开始面向世界。这个阶段的具体议题是如何形成的，运动是如何跨国扩散的，人们是怎样动员起来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等等，答案都各不相同(Tarrow，2005)。但是，这些长期持久的阵地战都成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从来都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彼此开始接触，运动开始讲究策略，工具性同盟及联合体出现，“新的联合方式在活跃的政治工作中形成”(Jameson，2000，p.68)。
在此期间，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把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各地吸引到恰帕斯的小城拉黎利达德(La Realidad)，举行“人道和反新自由主义”的跨大陆集会；尼日尔三角洲的妇女占领了埃斯克瑞沃(Escravos)的谢夫隆-德士古(Chevron-Texaco)炼油厂；欧文·维瓦(Owen Wiwa)，奥格尼斯人惨遭谋杀的活动分子肯·塞卢-维瓦(Ken Saro-Wiwa)的兄弟，在西雅图遇到了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抗议的菲律宾反全球化人士；墨西哥的“真正劳工阵线”安排美国工会工人参观出口加工区，并与美国的“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及魁北克的“全国工会联盟”签署了战略组织同盟协议。
墨西哥库地特兰(Cuaútitlan)福特公司的工人也和明尼苏达州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的梅达·帕特卡(Medha Patkar)赶赴布拉格抗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度的原住民积极分子冲击了世界银行驻新德里办事处，还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印度领事馆前示威抗议；“中美洲农民组织合作与发展联合会”的农民在阿姆斯特丹“跨国研究所”的赞助下，对荷兰、瑞典、德国和比利时政府展开游说。
土耳其的“土耳其革命工会联盟”创立了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工作组(发起人盖耶·伊梅兹[Gaye Yilmaz]参加了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世贸组织的游行示威)；Van Heusen公司危地马拉的员工、Kukdong墨西哥的员工、Mil Colores尼加拉瓜的员工、Nike越南的员工、Mandarin圣萨尔瓦多的员工以及其他各地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借助瑙米·克伦(Naomi Klein)所谓的品牌知名度发起跨国运动；达卡附近萨瓦出口加工区全球制衣有限公司(Universal Garments Limited)的工人罢工抗议孟加拉出口加工区的工作条件。这一阶段，新型跨国组织现身。一些组织，如“亚马逊流域原住民组织协调会”、“墨西哥和加勒比”、“中美洲和加勒比合作联盟”等，组织运动或对政府和跨国组织进行游说；另一些组织(如“中美洲和哥伦比亚香蕉园工会协调会”、“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东南亚社区教育研究所”)则搜集和散布信息，或者宣传组织方式(如“西非农民和农业生产者组织网络”、“拉美田野组织协调会”)，或发起倡议(如“农民之路”、“中美洲小咖啡生产商联盟”)。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权力中心，也不提供纲领，而是在根基深厚的抗争运动之间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全球抗争辩证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形成于全球的(创建的联盟和网络、集聚的资源、学到的策略和战略)开始对地方产生影响。阵地战有了更多的政治内容，范围有所扩大，有时还走向极端。一种新型组织诞生，在全球和地方间牵线搭桥。和因“全球治理”而生的中介组织(从阿尔巴尼亚的“农民扶贫基金”到赞比亚的“社会重建基金”和世界银行参与项目及非政府组织)不同的是，这些新型组织并不是仅仅把那些最热心公益、最欢迎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的人推向世界经济舞台，从而推动社会力量的发展(Drainville，2004)。事实上，它们是组织的节点，“通过开疆辟土，新的主体开始出现”(Gon
alves and Walter，2001，p.208)。
这一阶段，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暂且通过跨国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它——在恰帕斯建立自治州并为之鼓呼。38个“卡拉库”(caracoles)应运而生，控制着全州超过三分之一的地盘(Roman and Arregui，1998)，其关系由“好政府委员会”加以协调。它们还与墨西哥公民社会的其他部门建立了全国协商机制。在邻近的奥克萨卡(Oaxaca)、西达沟(Hidalgo)、墨里洛斯(Morelos)、密彻根(Michoacan)、墨西哥城、塔巴斯哥(Tabasco)和格拉罗(Guerrero)，数十个自治市宣告成立，也成为反抗不平等发展的节点。奥格尼斯人跟壳牌和德士古公司进行斗争，并争取到宪法对其自治权利的承认，完全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印度，“拯救纳尔默达运动”帮助组建了“人民运动全国联盟”，由其领导反种姓、阶级、部族和性别歧视，以及争取分权式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也诞生了自治市。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门答(Mendha)打出了“咱们的村咱们治”的旗号，把森林收归集体所有。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和其他地方，反私有化斗争使社群运动不断扩展并趋于激进。由于原住民群体的主导(如拉巴斯的高原艾马拉人、杨格斯和查帕尔的古柯种植者、波多西和苏克雷的农社)，社群运动把原住民社区的政治自治提上了玻利维亚的政治议程，并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构成了有组织的挑战(Quijano，2005；Zibechi，2005)。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团结在“人民、工会和运输组织协调会”(Coordinadora de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 Autónomas，Sindicales y de Transportistas)及“人民战争大阵线”(Frente Amplio de Lucha Popular)之下的群众组织借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机加强了相互协商。这些反过来成为日益激进的公民社会的关键节点。在海地，反新自由主义是“海地农民诉求全国协商会”工作的一部分，该会组织了十来个农民组织并挑头发起了占地运动。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不仅为25万个家庭争取到了土地，还组建了“400多个生产协会、96个中小食品加工企业、60个粮食合作社，并且出售号称拉美唯一的有机种子”(Naím，2003)。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摧毁地方层面生成意义的能力(Bauman，1998)，世界银行等组织也在制造去政治化的逆流，但与之相对的是，外围抗争却加强了地方之间的友好往来，催生了更多的直接民主形式，(研究地方和国际萨帕塔主义之间联系的)理查德·斯塔勒-肖克(Richard Stahler-Sholk)所谓“选择和界定与全球秩序的关联方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Stahler-Sholk，2001，p.501)。这可能正是反全球新自由主义外围抗争的精髓所在。外围抗争不是争取彼岸世界秩序的议会式项目，而是此岸世界的一种斗争方式；它不是假定一个虚无缥缈的“我们”，代表这个“我们”来打造政治，而是从脚踏实地的斗争中有机地成长起来。
对现阶段的全球化来说，这个辩证过程并不陌生，它不是世界经济外围地带的专利。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一个世纪以前这个辩证过程就发挥过更大的作用。那时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场所也是抗争群体诞生和成长的地方。例如，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抗争就始于世界经济舞台，在最全球化城市的帝国核心地带的帝国码头，在那里，大不列颠帝国各处的船只纷至沓来。这场抗争提出了和伦敦金融城这个非常全球化的地点有关的议题；还席卷了欧洲其他港口的工人(他们必须组织起来防止临时替代工的进入)和澳大利亚的工人(澳洲工会曾筹钱资助罢工工人)。这场国际抗争运动后来囊括了伦敦东区街道的团结运动。不光码头工人，搬运工、驳船船员、运煤工，还有裁缝、屠夫，生产肥皂、绳子或雪茄的商人，钢铁工人和制鞋工都参加了罢工，近似于19世纪伦敦的全社会大罢工。具有全球意义的斗争场所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萎缩时，抗争的辩证法也萎靡不振，全球抗争赋予地方层面政治内涵的能力也削弱了。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不再干扰社会运动，它们逐渐安顿于地方的阶级合作主义。
相反，在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带，抗争辩证法在全球化的各个阶段都在发挥作用，虽然效果和现在有所不同。19世纪中叶，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场所仍严重受制于威权统治，各地抵抗者彼此很少联系，但是在地方和全球的重要抗争中也有往来交流。甚至在奴隶制度中，也有某种相对连贯的全球性的黑人抵抗运动；北非、美国、海地、库拉索岛、委内瑞拉和路易斯安那等地奴隶起义之间直接而自觉的联系造就了它(Martin，2005，p.21)。为描述这种联系产生的效果，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谈到了“横跨大洋风起云涌、改变大西洋四周风貌”的抵抗运动(Martin，2005，p.21)；朱利斯·斯科特(Julius Scott)描写了海地革命中的“同气相求”，凯文·圣地亚哥-瓦拉(Kevin Santiago-Valle)则提到了反奴隶制起义的“巨浪”(Scott，1986，cited in Martin，2005，p.21)。世界体系论者则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到了反体系运动之间“全球性巧合”(Arrighi，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9)。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尽管植根于各地特定的情境，但彼此之间也建立了联系——通过非结盟运动相对自主地建立了联系或顺从共同的冷战结构而建立联系。它们确实确立了一种相对连贯的跨国政治立场，这一立场在非殖民化运动之后成为“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之前要求另一世界秩序的最明确的纲领。
现阶段全球化的新观察点在于：世界性的外围抗争场所相对有多么开放和多元；外围抗争如何聚焦到了国家以外的领域；把不同运动统一起来的“四海之下皆兄弟”的气氛是怎样产生的。植根于地方斗争的不同社会力量以前从来没有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出现过；它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一个共同的抗争环境；这一环境也从来没有对本土性抗争起到过如此大的知会和推进作用。简言之，全球抗争的辩证法从来没有如此辉煌过。
矛盾的是，正是以上特点使反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外围抗争很难与中心地带国家议会式的“反全球化”运动结合。后者专注于构建一个宏大而包容性的“阿莱格雷港共识”(或说为激进分子提供“正确的政治路线”)来应对(或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却陷于日常抗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运动。
对于“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的积极分子和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缔造中的彼岸世界中心的人来说，以上差别是个问题，有待解决。必须想办法在中心地带规划齐整的政治和外围地带潜在而分散的抵抗之间建立联系。在理论假设的层面上，这种差别可以导致多种可能。在中心地带，现在可以发现不愿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或“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一部分的社会力量，已经在斗争过程中被卷入全球抗争的辩证过程了。在外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把(除了都是诞生于世界性舞台此外似乎罕有共性的)基层运动粘合起来的政治机制。
对外围抗争运动的考察激励我们重新定位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让我们的思想超越纲领和策略层面，超越那另一个世界和“我们”必须为之付出的努力，而思考其中社会力量如何界定与世界秩序的关联。
在世界经济的半外围地带(“那里曾经爆发过声势最为浩大的反体系运动”)和中心地带，不仅可以看到反全球化分子，“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全球工会联盟”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员，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社会力量：他们未曾在战后社会秩序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仍在塑造自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Chase-Dunn，2005，p.174)。和外围地带一样，抗争辩证法在此运作得更为有效，扩展并促进了阵地战。
第一阶段，阿根廷工人占领工厂的运动吸引了国际关注，这得益于瑙米·克伦和阿维·路易斯(Avi Lewis)拍摄的纪录片《拿下》(The Take)和一群左翼国际主义组织(从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到“东北部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盟”)和传媒(如Znet、LabourNet和Indymedia即独立媒体网络)的宣传，因为它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成功的组织模式。
“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这个机构曾领导本地组织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运动——的负责人特莱沃·奈温(Trevor Ngwane)，把toyi toyi(一种表达抗争的仪式性舞蹈，因用于反种族隔离斗争而闻名)引入了“华盛顿的反世行抗议、巴西阿莱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以及2001年6月的南非世界经济论坛”(Haffajee，2001)。洛杉矶县的管理员——其中绝大多数是拉丁裔移民——组织了一场罢工。由于“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运作，又由于以“卡车司机工会”为代表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工人拒绝越过罢工警戒线，洛杉矶罢工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利物浦遭解雇的码头工人与“南非工会联盟”、“全日本港湾劳动组合”、“澳洲海事工会”、“葡萄牙码头工人工会全国联盟”等组织通力协作，关闭了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经加拿大圣约翰到洛杉矶的港口。佛罗里达伊莫克里(Immokalee)的西红柿采摘工对塔克钟公司发起抗议，争取增加工资并改善劳动条件，结束“田野奴隶制”。他们还组织了“真相之旅”，参加者从佛罗里达游行到塔克钟在加州尔湾(Irvine)的公司总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也事件频发。“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5668分会，为声援西弗吉尼亚润斯伍德的润斯伍德铝业公司金属冶炼部1700名被拒之厂外的工人，在美国“劳联—产联”产业部门、“国际化学能源劳联”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助下，组织了一场跨国运动。在五大洲的28个国家，抗争运动此伏彼起。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象征性名单，显示了现在中心地带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场所何其众多，界定自己与世界秩序关联的社会力量又何其多元。同时也说明卷入“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的组织(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不仅仅担着正确的纲领，它们还是各地抗争运动之间的桥梁。
第二个阶段，全球层面上诞生的运动开始对地方产生影响。从全球到地方，阵地战具备了更多的政治内涵——好坏姑且不论。阿根廷的工厂工人扩大了运动范围，组织了社区农圃和人民大会。“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协助成立了“南非反私有化论坛”，使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的工会、社区、学生和左翼组织齐集一堂。没有重新整合起来的利物浦码头工人携手“南非总工会”、“加拿大公共雇员联盟”的安大略分会和巴西的“劳工总会”，共同抵制“种族隔离的以色列”。因反对塔克钟胜利而知名的“伊莫克里工人联盟”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引为范例，在社区诉求上日益激进，与其他更加保守的流动工人组织(如“流动农工正义工程”、“佛罗里达农工联合会”、“全新的开始”等)也渐行渐远。在与塔克钟协定议和之后，它又开始了反对麦当劳的新征程。
在外围抗争运动的启发下，我们越是把反全球化运动看做一种社会联系而非一种“物”，就越倾向于把中心地带的社会力量——他们曾一度处于战后秩序的边缘地带，现在也大致如此——看做争取新秩序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抗争运动似乎更为广泛、分散，几乎无边无垠。反全球化运动的界限并不明确，抗争运动可能造就的新世界秩序的界限也并不明确。这种无限的新世界——我不是说“全球公正和团结运动”寻求的有限的可能新世界——或许未必是中心地带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特质所在。
至于外围抗争运动，当我们把它看做一种辩证运动时，并不显得那么分散和模糊不清，也不显得与产生于世界经济舞台的政治工程那么格格不入。可能塑造另一世界的“我们”正在形成，这个“我们”并不是什么话语或政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机体。
注释：
①1945年秋，兰德法官(Judge Rand)受命对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福特公司的罢工作出裁决。他的裁决确立了“兰德规则”(Rand formula)，这是一种工会保障方式，即雇主可以扣除所有工人的一部分工资用作工会会费。兰德裁决清楚地表明了凯恩斯社会契约的有限包容性：“资本必要的合作伙伴，即有组织的劳工，必须获得权力以矫正社会公正的失衡现象；公平保护活动各方的利益，是社会秩序所认同和鼓励的。”
②2002年在阿莱格雷港成立了一个议会式论坛、一个常设协调委员会、一个国际秘书处和一个国际理事会。2001年阿莱格雷港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发布了“动员号召”，2002年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又发布了“社会运动之号召”。欲详细了解世界社会论坛的文件，可参见Sen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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