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人的研究。作者认为，古今中外关于人的研究成果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应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文章从操作层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学说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并由此得出压抑和宣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主要原则的结论。
关键词 压抑 宣泄 人学 思想政治工作
一、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人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觉得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了。原因何在？人们习惯于将这种情况归罪于个人道德水平的低下，西方腐朽文明的影响和封建社会的流毒未肃清。也许这些都是原因，但依我之见，最根本的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人缺乏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人的研究。这样说是否与坚持马列主义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相冲突呢？我以为一点也不，恰恰相反，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坚持马列主义，必须将马列主义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马列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科学，随着实践的发展，它必然要充实丰富自己的内容，这就决定了马列主义不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有现成的答案，而是需要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去分析解决各种问题，去充实发展马列主义。在人学问题上，马列主义有自己的关于人的科学理论，这对思想政治工作无疑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这些理论如何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现代人类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人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人学研究便能达到上述目的。尽管人学作为一门科学至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思想，即人学思想，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研究，他们没能科学地回答人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许多合理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异化等学说，人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这些学说对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心理学和“三论”在研究人的机体、心理、思维的功能和机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科学性，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具体展开。这些成果为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例如，化学手段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借助这些手段可以调节人的某些心理功能和行为；精神疗法通过刺激一定的大脑中枢来帮助抑制恐惧、惊慌、失眠、焦虑和其它痛苦的精神状态。再如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强调需要与动机的重要性以及内容的选择、学习的层次、教育内容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等都是人学研究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果。总之，这些人学研究成果已为西方各国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成果也应该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学习和运用。我们经常讲实现四化，科技是关键，我觉得不要把这句话仅仅理解为科技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技术是否也应该现代化呢？正是方法和技术的落后，才使得目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科学性。因此，现在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强对人的研究。李瑞环同志指出：“很有必要搞一个研究性质的摊子，从理论上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哪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希望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完成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工作呢？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我们虽有许多宝贵经验，优良传统，但由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人缺乏研究，搞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就难免有茫然无从下手的感觉，可见加强对人的研究是多么的必要和紧迫了。
在研究中，我们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使这种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还要尽可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对人的研究就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种研究必将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它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学说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人是什么？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了人的社会性。而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性当然体现为阶级性。可是马克思也说过：“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在这里马克思又强调了人的生物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把人概括为“社会动物”是多么恰当了。人既然是动物，他必然具有动物的一些特征，如生存、繁衍、欲望、冲动等；同时，人又是社会的动物，这就决定了人有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的特征，如政治、经济、阶级的划分等等。生物性和社会性正是人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当时得出上述结论，只是基于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现代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结论的正确。美国当代脑科学工作者麦克林对大脑的研究表明，人脑共有三个层次，由外到里分为新皮层、缘脑和爬行动物脑。最外层的新皮层是尼人到智人阶段进化的产物，它管辖着智力、想象力、抽象力和计算力；新皮层的下边是缘脑，这是由哺乳动物遗传下来的，它控制着情感；缘脑的里边是爬行动物脑，它根源于爬行动物，人的一些本能、原始冲动皆发源于此。〔2〕这就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和说明。
几十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人的生物性被忽略了。对人的生物性的忽略明显的体现在建国以来所发动的对人道主义的一系列讨伐之中，人的需要与本能、欲望和冲动……被否定了，想一下心上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抹一把英雄泪，就丧失了英雄气概，人成了一具僵尸，一架骷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简单就好了！如果什么地方有坏人在用心险恶地作恶就好办了，那只需要把它们清查出来消灭掉。但是善恶的分界却刻在每个人的心中，谁愿意毁掉他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呢？”就是在那人的社会性似乎被极大弘扬的文革期间，私欲淫乱到处横行，残杀背叛彼彼皆是，理想、信仰、爱情、忠诚抛到爪哇国去了，有的只是狂热冲动和残忍。这一切都是在为国家民族的旗号下进行的。当人被强调到不食人间烟火之日，正是人们迫切需要人间烟火之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写道，在大脑的某处，“有一个坚定的、不会磨损的、顽固的核心，它体现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始终又是正确的，迟早会被用来判断、抵制和修正文化”。
我们强调人的生物性，并不是要否定人的社会性，相信读者诸君已从前文看出，我们只是想证明，欲望和冲动确是完善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和约束与节制居于同等的地位。我们清楚地知道生物因素并不能独立地描绘出理想的行为过程，同样，仅从社会性的角度想解释清楚人的行为也是不可能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人为的偏离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正如马斯洛所说：“在健康人身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冲动是协作的，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3〕
几十年来，我们一心想要消灭人的生物性，应该说，我们已尽了全部的努力，结果比起我们的目标不知还差多远！我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我们的目标呢？假如我们把生物性看着具有象我们最高尚的社会性一样的性质，我们怎么会继续相信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连恩格斯都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否定人的生物性呢？马斯洛也说：“在责任的严厉声音与享受的轻快呼声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少。”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前面的观点重复一下，我们认为，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偏离都会付出代价。据此，我们考察了几十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那就是德斯蒙德·莫里斯说的：“我们易于忘记我们是动物……我们自认为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任何图画，而事实上我们却不是，我们是连同一套指令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我们却冒险忽略或违反这些指令。”〔5〕可见，要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富有成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观点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不然，我们将继续付出代价。
三、压抑与宣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主要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人们的思想能否随意改变呢？由于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我们在工作时就不可能随心所欲，那些生物性是与人的生命相联系而代代遗传下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你说否定就否定得了的。但对这些属性如不加以适当的压抑，要维系这个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如对性冲动、攻击性不加适当压抑，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压抑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法律、道德、政策、纪律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为什么需要法律、制度等东西？就因为人们有违反这些规定的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冲动，制定这些禁止性的规定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弗洛伊德说，有这种禁令存在适足以证明人们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要求，对一件无人想干的事情加以禁止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些冲动呢？这就追溯到人的生物性上来了，因为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他首先要维持他的生命的存在，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发展出许多的本能，这些本能由遗传代代相传，是维系其生存不可缺少的。但如任其宣泄，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毁灭了他自己，可见压抑原则存在的根据正在于人的生物性。
压抑原则很早就有了，原始人的种种禁忌表明，就是在原始人的时代，压抑也是存在的。再看各种宗教，无不有许多的教规，有的宗教甚至把人们获得解脱的希望寄托在对人的生物性的压抑上，如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佛教就认为，人生苦的原因就在于有欲望，只有消灭这些欲望才能得道，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也反映了压抑原则的存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性善性恶的争论，法家的人性恶和尚刑，儒家的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都说明那时代的人们是深知压抑之道的，中国很早就有了《周礼》、《禹刑》，很早就有了修身养性的复杂学问也就不足为怪了。
压抑的存在和必要已如前所述，这种压抑能否消灭人的生物性呢？显然是不能的。佛教和理学主张灭欲，大理学家朱熹却为一妓女和别人争风吃醋，不惜打官司，西方主张灭欲的叔本华大家就更熟悉了，他除了和别人有私生子外，听说他住的地方来了传染病，他便逃之夭夭，可见人的生物性是灭不了的——除了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外。既然人的生物性是消灭不了的，它就必然要表现出来，压抑的目的就不是要消灭它，只不过是要使它改变方式以社会允许的形式表现罢了。这些表现形式花样繁多难以列举，但一些常见的形式我们是很熟悉的。比如升华，人们常见许多人失恋或经历其它挫折后，或专心于学问，或献身于工作，终至取得一定成就，这实际上是将其被压抑的生物性转移到社会提倡鼓励的方面来了。但也有人在失恋或遭遇其它挫折后，情绪低落，流连于舞厅茶馆麻将桌，这些虽为社会所允许，但于社会也不可能有积极的贡献，这种现象我们可称之为移情。还有人在失恋或经历其它挫折时，嚎陶大哭，寻死觅活，这种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发泄，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发泄方式，如在运动场上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作一次艰苦的旅行等。还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就是伪装，有的人失恋或经历了其它的挫折，在公共场所若无其事谈笑自如，一人独处时又暗自伤悲，再如人们常说带着假面具生活，都是伪装之一种表现。有时压抑太强烈了，使得生物性若不服从压抑便有被消灭的危险，此时生物性潜伏着不敢流露于外，从而使得人的生物性仿佛不存在了，如禁欲主义者描绘的心如死水古井不波没有爱恨没有激情的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凝结。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大家熟悉的，有的人失恋或遇到其它挫折就生病了，甚至出现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这实际上是人的生物性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而向自身强求出路的结果，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逃避。最后，我们还想介绍反抗，生物性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致有时它不顾压抑的力量直接地表现出来，各种违纪犯规、违法犯罪当属此类。
压抑的后果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压抑的合理程度似乎应以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为宜，应给人的生物性以一定的出路，否则就有可能出现逃避反抗等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形式，法律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日常生活中的“狗急跳墙”、“得饶人处且饶人”、“下不为例”等不都暗含了给人的生物性以出路的意味？
大家不免要想，压抑使得人的生物性被动地找出路，如果分寸没有把握好，还可能出现一些危害社会的形式，可见压抑的原则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与其让人的生物性被动地找出路，不如主动给他找出路。对此，我们将提出宣泄的概念，也就是主动使人的生物性以社会允许的形式实现的意思。
宣泄原则也是随处可见的，迪斯科摇滚乐的疯狂、地摊文学和性的泛滥、犯罪案件的不断增加、腐败的变本加厉等固然体现了宣泄原则；原始人的舞蹈、教堂里的歌声、文学作品中的悲欢离合、哲学家们的冥思苦想、政治领袖们的信誓旦旦、小民百姓的摇头叹息、街头巷尾的污言秽语、夜深人静时的麻将声声何偿不是如此。
宣泄原则一经确立，我们便可讨论哪些宣泄方式是社会所允许的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现成的意见贡献给诸位，我们可以主动采用人的生物性受压抑时寻找到的那些出路中为社会所容忍的形式，那些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形式若能将其危害限制在社会能承受的范围内，似乎也没有弃而不用的必要。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许多的宣泄方法，各位也不必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自认找到了宣泄的较为合理的标准，那就是孔子说的发乎情止于礼——不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至于具体的方法，就有待于今后的实践了，宣泄的方法不知有多少，每次发现将都将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压抑和宣泄的原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又怎么应用？我们先作些实证研究。王亚朴同志主编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概括为六条，其实这六条合起来也就是两条，他的疏导原则，民主平等尊重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宣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则强调的是压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原则和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学相结合原则强调的是压抑与宣泄的结合。对该书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分类总表》也可作类似分析。多年来，教育界关于灌输与疏导的争论，以我们的观点看来，似乎是各执一端，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灌输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为适应社会的要求，疏导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正是为了让学生接受社会对他们的种种要求吗？可见传统的一些做法，如正面教育、规章制度的约束等是必要的，以前有所忽视的宣泄原则我们似应加以重视并积极探索其渠道。压抑与宣泄，跷跷板的两端。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卷42，第167页。
〔2〕转引自张传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第90页。
〔3〕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单行本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5〕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