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媒介信任——关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对网络信息与媒体新闻报道信任度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报道论文,媒介论文,工作者论文,中国新闻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7-0081-05
当22岁的宾馆服务员邓玉娇面对几名当地官员的侵犯奋力自卫的时候，她肯定没想到自己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在这名弱女子刺死施暴官员并最终被一审当庭释放的过程中，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媒体记者们面对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陷入苦斗的时候，事件的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早已成燎燃之势，甚至有关方面以“防雷击”为由截断当地的互联网也丝毫无济于事(无独有偶，在此后的石首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中，当地政府也采取了断网措施)。事实上，这不过是近年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影响力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周老虎、天价烟、温州公款旅行团以及石首冲突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互联网正在摆脱单一复制信息的局限，开始通过“制造-复制-扩散”信息对公众舆论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影响。
媒介研究者认为，网络不仅帮助中国网民突破官方的信息控制，而且使他们有能力挑战权威的观点。在当前迅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一个传统命题再次具有了现实意义：在网络媒体不断挑战传统媒体权威性的今天，对于中国公众而言，谁是可信赖的信息提供者？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对新闻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在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框架下了解他们对媒体的信任度。之所以选择这一群体是因为我们相信，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和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对传统媒体可能较一般公众更有信任感，因为传统媒体较网络媒体在运作上更符合他们的专业标准，也更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的归宿(至少在目前如此)。以这一群体为参照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信任感的变化。换言之，如果研究显示最有可能信任传统媒体的群体(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媒介信任感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可以推断，这种变化在普通民众中可能更为明显。
文献综述
此前的研究发现，个体会积极寻找信息通道来满足其需求、动机和愿望，而这一过程同时受到他们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和媒介系统结构相互作用的影响。媒介系统依赖(Media System Dependency)理论将是研究网络如何在中国建构媒体-受众新型关系的理想框架。
1.新闻消费中的媒介系统依赖
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最早由南卡利弗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桑德拉·波尔·洛克奇(Sandra Ball-Rokeach)和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梅尔文·德弗鲁(Melvin DeFleur)提出，它把媒介视作一个控制稀缺和宝贵信息资源的系统，由此产生了媒介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依赖及个人对媒介的依赖。它认为，个人对媒介的使用取决于受众、媒介和社会三方的相互关系。两人随后完善了这一理论，把受众-媒介-社会三重关系在宏观层面分成结构性依赖关系(如媒介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分成个体媒介系统依赖(如受众与媒体的关系)(Ball Rokeach，1985)。完善后的理论认为，通过加入一些变量(如社会环境、媒介系统的活动)，宏观层面的依赖关系决定和建构着微观层面的个体媒介系统依赖关系。
由于受众希望媒介系统能帮助他们接触和消费信息以实现其目标，他们会发展“与那些感觉最有助于帮助其达成目标的媒介的关系”(Loges & Ball Rokeach，1993，p.603)。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使人们不再单一依靠官方媒体获取信息，传统的媒介系统正在失去长期保持的垄断性宣传功能。这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受众-媒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媒体不得不更在意受众的需求，而受众则经常制造和传播一些由于官方控制无法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这一趋势近年来在中国正不断升级，其标志就是：个人对官方媒体的依赖不断下降，而对由BBS、短信这样的新媒体所提供信息的依赖正在增强。
2.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
中国是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数最多的国家：2.9亿，70％的年龄在30岁以下。最近一项由全球市场信息组织(TNS)实施的互联网使用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6个国家中，中国人花在网上的时间占休闲时间的比例最高，达44％(Adams，2009)。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网民上网时间有70％以上花在寻找和阅读新闻上，这些新闻有的是由网民提供的，在官方媒体上很难看到。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网民接触和讨论“敏感政治话题”(如官员腐败)的新兴媒体，这些话题往往由于官方压力而被传统媒体回避。BBS就是网络快速发展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具活力的沟通渠道之一。
3.媒介信任
媒介信任是一种感觉，认为新闻信息正确反映了事件本身。互联网的到来和作为信息来源的快速成长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媒介信任的关注，包括在线的和离线的信息。查夫(Chaffee)和他的同事对“媒介信任”(media trust)和“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认为“媒介信任”是针对“作为机构的媒介整体，而不只是对一个媒体或另一个媒体信息的相信”，而“媒介可信度”研究则“关注独立于其他实体的某个新闻媒体”(Chaffee，Nass，& Yang，1991，p.111-112)。本研究用“媒介信任”(media trust)这一概念，因为它把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信任在很多人类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理解各种社会行为的基础(Uslaner，2002)。对新闻媒介的信任是解释媒体使用与满足的关键因素(Katz，Gurevitch，& Hass，1973)。有学者指出，对新闻媒介的信任基于我们对专业主义和新闻实践(如舆论监督功能)的信仰。要使媒介信任起作用，新闻媒体必须提供符合用户期望的产品。当新闻媒体背叛新闻工作的通行准则、背离用户的期望时，新闻生产者与用户间的信任关系就可能破裂。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传统媒体在一些敏感政治信息的提供方面往往力不从心，而公众对这类信息的强烈期待使他们与传统媒体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关系出现裂痕，进而破坏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本研究推测，在难以从传统媒体获得这类信息的情况下，受众可能会把对这类信息的依赖转向更为自由和开放的BBS，进而产生对BBS的媒介信任。基于此我们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问题1.在评估体育消息和政治消息(如官员腐败)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专业学生更信任哪种新闻来源，BBS还是传统媒体？
问题2.面对来自BBS和传统媒体的政治信息和体育信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专业学生在评估媒介信任时会有不同吗？
本实验样本数量为290人，其中125人为新闻工作者(nj=125)，165人为新闻专业学生(ns=165)。参与者自愿完成在线调查，时间从2009年1月20日至2月10日。
1.参与者
根据其他研究者(Weaver，2007)在对美国新闻工作者进行研究时的界定，本研究认为新闻工作者是“对准备和传播新闻报道或其他信息负有编辑责任的人”(p.3)。为了寻找这些人，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北京、河北、山东、广东、浙江四省一市的主流新闻机构找到181位记者和编辑，有125人完成了调查问卷，占69.06％，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大众日报、羊城晚报等新闻机构。学生参与者来自北京几所一流新闻院校，他们参与本项实验不会得到学分和经济报酬。作者首先联系他们的教授，由他们用邮件或MSN、QQ把在线调查的网络链接随机发给自己的学生参与本研究，共计联系了280名学生，其中165人完成了调查问卷，占58.93％。
2.实验过程和测量方式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环境之一，他们被要求阅读四篇虚构的新闻报道——两篇关于官员腐败(政治报道1和2)、两篇关于体育(体育报道1和2)，每位参与者看到的均是同样的四篇文章，但文章所附的来源不同——或者“来自报纸”、或者“来自BBS”。每个实验环境中，两篇政治报道各有一篇来自报纸、一篇来自BBS；两篇体育报道同样如此。之所以选择官员腐败消息是因为这类敏感政治信息最容易受到控制，特别是传统官方媒体受到的约束更多；而体育消息的报道相对比较自由，对官员腐败消息的测试会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
这样就形成了四个实验组——两个学生组(Teams 1 and 2)和两个记者组(Teams 3 and 4)。Teams 1和3被分配到第一个实验环境，Teams 2和4分配到第二个。两个实验环境唯一的不同就是文章的来源，如，Teams 1和3看到的那些标明“来自报纸”的文章在Team 2和4那里就是“来自BBS”。
(1)测试指标
我们用六个问题作指标来测量“媒介信任”，如“我相信这些信息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真相”。其中三个问题根据科林(Kohring)和马瑟斯(Matthes)的新闻媒体信任指标设计：“信息是可验证的”、“信息是真实的”、“事实表述真实全面”。其他三个问题根据被广泛接受的“信任产生信任”观点设计，包括“信息是客观的”、“信息是公正平衡的”、“我相信报纸(或BBS)提供的官员腐败消息(或体育消息)”。
(2)测试素材
实验所用的测试材料是四篇虚构的消息，两篇是关于体育的，两篇是关于官员腐败的(这是近年来中国BBS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之所以不用真实的新闻故事，是为避免潜在的观念预设，比如有些参与者事先了解其中的一些事。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一些可能帮助参与者了解事实真假的关键信息上使用了模糊处理手法。
第一篇体育消息的内容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最近得到企业赞助，可以有钱聘请一位世界级主教练，首要人选来自阿根廷。第二篇体育消息的内容是，中国自行车队象往年一样出现在昆明进行冬训，原因可能是伤病以及在2008北京奥运会成绩不佳而遭主管部门减少资金投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主题是考虑到不让参与者轻易发现事情是真是假，因为这两种运动在中国不算热门。另外两篇文章是关于官员腐败嫌疑的。第一篇文章讲的是，某市一座启用仅两年的天桥倒塌，造成一死三伤。当地人反映，该市交通部门一把手对此负有责任。第二篇文章讲的是，某地破获一盗窃团伙，警方召开现场会向失主发还失窃钱物，其中包括从两名当地官员家中盗窃的大量现金，但这两名官员因为无法解释巨额财产来源而拒绝认领。四篇文章长度相似，每篇在485-510字之间。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可靠性测试。在全部16种实验环境中(4种文章类型×四个实验组)，六个指标在测量“媒介信任”时可靠性良好(Cronbach a值从0.71到0.85)。
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因子分析显示，这六个指标在所有实验环境下都可以归入同一个因素：媒介信任。于是我们将所有指标的数值相加后除以指标数(6)，最后获得一个衡量“媒介信任”的复合指标。然后，我们将这一指标与四个实验组结合起来进行ANOVA分析，以确定四组参与者对“媒介信任”的认知是否有不同(见表1)。
如表1所示，按p＜.01为“显著”的标准，在不同实验环境(消息内容一致但来源不同)下，四个参与组对两篇政治报道的媒介信任存在显著差异：政治报道1，F(3，286)=4.23，p＜.01；政治报道2，F(3，286)=4.67，p＜.01。但各组对两篇体育报道的媒介信任感没有明显不同。进一步的Post hoc分析显示，同样的政治消息，尽管内容完全一致，但学生普遍更信任来自BBS(政治报道1，M=3.56，SD=.55；政治报道2，M=3.58，SD=.57)而不是报纸(政治报道1，M=3.38，SD=.53；政治报道2，M=3.46，SD=.56)的报道。而记者则相反：更信任传统新闻媒体(政治报道1，M=3.35，SD=.57；政治报道2，M=3.47，SD=.62)而不是BBS(政治报道1，M=3.20，SD=.62；政治报道2，M=3.14，SD=.50)。这样的趋势在记者和学生评估两篇体育消息时没有发现，说明来源不影响他们对体育消息的信任。
分析结果还显示，不管消息来源如何，四个组的参与者普遍更信任政治信息而不是体育信息(见图1)。
图1 四个参与组阅读文章后对“媒介信任”的认知度(虚线代表体育消息，实线代表政治消息)
本研究发现了中国记者和未来的记者在评估媒介信任方面的重要差异，这可能部分反映了中国受众与媒介系统间正在变化的依赖关系。本研究是在网络迅速成长为传播工具、正在改变中国媒介生态和给受众-媒介关系催生新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网络给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多向交流的独特平台。而在中国，它意味着打破官方媒体信息垄断的机遇，特别是那些“敏感的”政治信息。通过制造和分享BBS内容，中国网民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受众，他们重新定义着中国的媒介图景，这一图景正经历着政治的、技术的、结构的和文化的巨大改变。本研究的发现应当有助于理解一个受控媒介系统下的这些变化。
现代社会要有效运转，就必须依靠由法律和习俗建立起来的监督与平衡系统。而新闻传播正是这一系统的关键元素，它使受众明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影响其生活的政策、行为。在民主社会，新闻传播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使信息自由流动以便公民据此做出决策，另一个则是像“看门狗”那样保护公民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伤害。本研究显示，中国记者，不管年龄大小，都很好地接受了“看门狗”的理念，表明这是中国社会急需的媒介功能。传统媒体在媒介信任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部分原因可能正在于其舆论监督功能的缺失。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在评估媒介信任时存在差异，说明他们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评估标准。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新老新闻工作者在衡量新闻信息和网络信息的媒介信任时采用了哪些特定的标准。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仅仅比较报纸和BBS的区别以测试媒介信任，未来还应该加入其他媒体如电视、手机短信等以检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