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
语言之间的文化磋商
——以汉英语言为例
李莉莉
摘 要 建构主义视角下语言已不再是单纯客观的交流工具：一方面，语言内部编码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不可能摆脱附于语言符号之上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蕴含了文化模式的语言又反过来建构乃至进一步固化着人的认知和交流方式，人与语言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在开放包容的原则下了解不同文化模式，并与不同文化模式进行对话磋商的过程。
关键词 语言；文化模式；建构；对话磋商
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被单纯视为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同时成为人认识世界、建构世界的基本方式。“语言学转向”无形中将跨文化交流活动更加复杂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实现有效交流，不能简单依赖于构建所谓共享的、客观的语言符号系统，因为语言并非科学，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指称系统，而是与所在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从属于高语境东方文化的汉语与属于低语境西方文化的英语，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从各自文化中来，也会反过来投射到各自文化中去。
由图2可知,当前,在单一领域内开展的研究项目仍超过了半数,同时,某些跨学科的研究最多涉及5个不同领域。高被引论文比普通论文更有可能跨学科,接近半数(47.7%)的高被引论文涉及2个甚至更多学科领域,高出普通论文8.2个百分点。图3说明,高被引论文比普通论文更有可能开展跨部门的合作,比普通论文高出10.2个百分点。图2和图3均说明,高被引论文作者比普通论文作者更倾向于进行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语言是基于文化群体的语言，是群体成员之间交流的媒介，而文化也规约着个体成员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复杂联系，二者相辅相成。
一方面，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2]。之于语言的学习与研究不能局限在语言符号系统自身，而应该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了解和解释语言。语言哲学家米哈依尔·巴赫金确立了以话语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他认为索绪尔把个别话语与语言系统对立起来，割裂了语言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巴赫金还指出，话语意义“不为单一主体拥有，意义产生于两个主体之间，是主体间交流、沟通的边际现象”[3]。另一方面，语言反过来也具有社会化和一体化功能，“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4]，而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势必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语言形式预先决定了不同文化用于分析和解释客观世界的不同模式，“语言帮助我们探索经验，同时又阻碍我们探索经验；这些双向影响过程的细节，沉淀于不同文化更加微妙的意义之中”[5]。
语言与文化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意味着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语言因素绝对不容忽视，语言并非是一种类似于数学公式、外在于特定文化的、客观的指称性符号系统，不具有绝对的、客观的意义，基于语言所进行的跨文化交流必须要考虑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由此可见，执着于明示信息的低语境文化更多专注于显性的代码，而很少参考外在语境或者将信息内化，如此，低语境系统便呈现出“不稳定、快速变化”[20]的特征；而与低语境系统相比，高语境交流则是“统一和内聚的力量，寿命长，变化慢”[21]。举例来看，处于低语境文化一侧的美国文化注重信息的明确传达，追求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对于传统观念则更多表现出较为排斥的态度；然而，处于高语境文化一侧的中国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则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比较强调统一思想和内聚力，注重家族观念，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成文的交流规则。因此，在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跨文化交流中，难免出现误解和挫折。
二、汉语与英语的差异
天黑之前，杨小水碰到一个撑筏子的，求人家救了她。第二天早晨上岸打听，才知道她已经到了新蔡大王庄。长这么大，杨小水这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汉英语言的差异，追根到底指向的是文化维度的差异。洪堡特指出：“当我们把各种语言与各民族的个性作比较的时候，首先自然必须关注这些民族的精神倾向。”[17]中华民族坚持表意文字，而对发展拼音文字无动于衷，表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追求。另外，语言差异不仅由不同民族主动选择造成，所谓“媒介即讯息”[18]，语言的差异也会被下意识地投射到经验的领域之中，进而进一步深化文化的差异。
(1)It chilled me a little that Mrs. Strickland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gossip, for I did not know then how great part is played in women’s life by the opinion of others.[9]
汉语语言文字立象表意，属表意文字，而英语语言重抽象表音，属拼音文字，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在其《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一文中指出：“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6]由此看来，汉语不仅区别于英语，甚至区别于整个拼音文字系统，独树一帜。
再看汉语句的例子，由于无法判断出核心的动词，因此，读者基本无法锁定所谓的核心命题句，分句与分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语法标记，形式上没有表明清晰的逻辑关系，如果按照英语的形式逻辑习惯来理解这个句子，则必然会产生意思的混乱。分句①的主语“这个女子”按词义判断，指向的应该是分句②中的“她”，而分句③“过目不忘”和分句④“一遍成诵”却看似没有主语，分句⑤的主语则是“那毛笔字”，整个句子显得逻辑含混不清。然而，读者只要结合各分句所依赖的语境，便能够判断出整个句子的核心是“她十分灵聪”，而“过目不忘”“一遍成诵”以及“那毛笔字写得极好”则都是“灵聪”的表现形式，但是，按照英语的语句结构来看，“她十分灵聪”因为缺少谓语动词却不能构成命题。由此可见，绝不能把英语的语法逻辑形式套用于汉语语句，对于汉语句子构造的理解更多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11]。
首先，英语例句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命题，以主谓结构统领，即“It [形式主语]chilled me”，因为句子真正的主语“Mrs. Strickland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gossip”较长，为了避免头重脚轻还专门使用了形式主语“It”，而连词for则引导出核心命题的原因从句，起到补充说明主句命题的作用；另外，由for引导的原因从句中加入了宾语从句，而宾语从句本身又使用了被动语态，而被动语态还使用了区别于全句主导性的过去时态的一般现在时，以表示常识性的一般概念。由此可见，英语句子的形式结构清晰严谨，对语法标记高度依赖，明确的语法形式在英语句子表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汉语言形式的明示与暗示也同样映射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中，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将美国文化等西方文化界定为“低语境文化”，而将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称为“高语境文化”。“所谓高语境交流或高语境讯息指的是：大多数信息或存在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少。低语境交流正与之相反，就是说，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的代码之中。”[19]
(2)无论这个女子怎么不像个女子①，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她十分灵聪②，几乎是过目不忘③，一遍成诵④，尤其是那毛笔字写得极好⑤。[10]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肯尼迪·沃尔兹认为战争的爆发与决策者个人、国家和国际系统三个层次的因素相关［10］。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有关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日益增多。因此，笔者拟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三个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汉语语言并没有朝着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拼音文字的方向发展，反而与拼音文字背道而驰，“和拼音文字不同，汉字不促进分类、分析或抽象”[12]。在洪堡特看来，只有具有完备语法形式的拼音文字才是更为高级和完善的语言，“一种语言如果采用的是非拼音文字，就不能完美地执行语言的解析职能，并导致语言停滞不前，不能继续向完善的目标发展”[13]，但是，另一方面，洪堡特又指出不能将汉语简单归类于不完善的语言，汉语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风格，“这种语言的奇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弃绝了所有其他语言共有的一个优点，并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它所独有的优点。汉语在人类语言本质所允许的范围内排斥语言表达添加给思想的各种微妙的色调和细腻的形式，从而清晰明确地突出了概念本身”[14]。可见，与重形式的英语不同，汉语更看重概念意义本身。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以英语语言为代表的欧洲语言形式并不是语言的普遍形式，不能成为其他语言的标准，“汉语功能句型的丰富实例表明，形式化只是语言理解的工具而非目的，形式化具有文化的维度”[15]，形式化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而是认知视角问题，“形式化不是人类语言‘完善’(洪堡特语)的唯一途径和普遍真理，不能把形式化理论和方法凌驾于其他知识体系之上”[16]。
三、汉英语言蕴涵的文化差异
较之西方拼音文字，汉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标记，“汉语是无形态语，即缺少形态变化的无标记语言”[7]。比如：和英语相比，汉语没有时态、单复数、主被动语态等明确的语法形式上的标记。洪堡特认为：“一切语言的语法都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明示的，由标志或语法规则予以表达，另一部分是隐含的，要靠领悟而不是靠标志或规则。在汉语里，明示的语法要比隐含的语法所占的比重小得多。”[8]可见，汉语属于不依靠语法标记、语法形式趋于隐性模式的语言。下面以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和中国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语句为例，来直观了解一下英汉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异。
(一)明示与暗示
英语语言等西方拼音文字具有丰富的语法标记，可以依据明显的语法逻辑关系推导出清晰明确的语句含义；而汉语语法则更多使用隐性模式，对汉语语句的理解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词义以及语序等诸多因素；由此可见，西方拼音语言倾向于将信息明确清晰地表达出来，而汉语语言信息则更多采用暗示的方式予以表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逐渐提高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因此，为了促进全民参与体育活动，有效提升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增强我国全民的体育意识，就需要相应的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体育一体化模式，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不仅能够符合现代体育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能够促进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
采集数据的准确和清晰是探测效果良好的关键，其中采集参数的设置尤其重要，主要有时窗设置、采样频率选择、叠加次数确定、道间距确定、采样点设置以及零点搜索等[10]，时窗要按照计算测深大于推测深度的原则进行设置，防止遗漏深部反射信号。本次探测具体采集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利用社交网络这个平台，用户可以与现实中的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系统还会在分析已有信息之后推荐可能认识的好友，甚至会帮助用户找到久未谋面或联系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社交网络存在这样的优势与魅力，才让人们愿意对其进行使用。但是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会把用户人际关系暴露出来，而不再成为隐私。利用用户在社交网上与朋友的互动以及网站借助算法获取的好友推荐功能，能够轻松掌握用户人际关系网。很多社交网站平台，在没有得到用户许可的情况之下，就获取分组与备注信息，这实际上就是泄露隐私的表现，也让用户在开拓人脉时受一些陌生人或不良行为人的骚扰，这实际上是对用户隐私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二)认知与体悟
西方拼音文字“以丰满的形式特征描述确定的意义世界……具有很强的形式自足”[22]，而这种对于语言形式的追求则源于西方文化对于客观世界认识之确定性的执着。西方文化强调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西方文化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视觉关系，人要认识世界，就要追求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认识一定是形式化的”[23]。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认知，注重理性主体自身的作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作为主体来认识、探究、解释世界的关系，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24]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25]，都反映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西方文化具有主客两分的特点。
在汉语语言中，对于语句意义的理解需要借助词义的联系和语境，语句中没有明确的形式标记，这种语法形式的不确定性将理解机制推向内心的体悟，精确自足的语法形式往往导致理解的局限，而汉语回避语法的精确性反而给思想留下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汉语的建构，是一种意义的触发机制，须引导人们思考言外之意”[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语语句的理解强调说者与听者的共同互动与参与，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区别于拼音文字，汉语语言不存在严格的契约关系，而更重视建立直觉反思式的体悟联系，正如中国文化强调“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的、体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27]。因此，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不是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而是“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28]的辩证式思维。
四、超越文化的交流
爱德华·霍尔指出：“文化的构成是一系列情景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而人是创造模式的最优秀的生物，而模式的功能是让使用者在对付繁复的生活时更加得心应手……人与其模式产生非常亲密的认同，因为模式是人行为的基础。”[29]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模式的差异，而语法和文字则是语言模式，不同语言模式不仅是文化诸多模式的具体体现，也必然连同其他不同模式一起反作用于文化所在群体，从而进一步固化和延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一切理论模式都是不完备的。按照其定义，模式是抽象的产物；因此在抽象的过程中，模式总是省掉了一些东西。和未被省掉的东西相比，模式省掉的东西即使不是更为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30]，因此，没有一个个体文化具有普遍的、标准性的意义，不能只是因为习惯了自己所在的文化模式，而否认其他文化模式，以偏概全、厚此薄彼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是不可取的。
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季羡林先生说：“一种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31]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32]。中国文化需要有文化自信，也需要对外国文化持有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在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同时，也需要引进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发展。
若想有效地提升工程预算的精准度，一定要注重对相关的预算人员的能力进行培训，这样才能够避免后期失误现象的出现。在建筑企业内部可以定期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内部的员工外出学习，这样便可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对企业的工程预算进行一定的控制，同时节约企业的成本，保证企业后期的盈利最大化。同时，对进行工程预算的人员的培训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培训，应该注重对建筑企业内部的工程预算的员工的实践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
五、结语
在跨文化交流的诸多因素中，语言文字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作为文化多种模式之一的语言模式，在协助人际交流的同时必将指导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脱胎于西方文化的英语是拼音文字的代表，源于中国文化的汉语则是自成一派的表意文字；正如其他拼音文字，英语语言表达注重语法形式，强调精确严谨的线性分析思维，而汉语则更多关注词义、语序和语境，强调在综合、整体思维中推敲语义。英汉语言的这种差异性也投射到各自所对应的文化中，比如西方文化主张信息明示、主客两分的认知模式，而中国文化则倾向于暗示性交流和亦此亦彼的体悟观念，因此，跨文化交流不可固执己见，而是应在开放包容的原则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不同文化视角的磋商对话中建构新的、趋向于全面的知识。
参考文献
[1][7]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143.159.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1.
[3]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
[4][5]萨丕尔·马歇尔.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M].高一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
[6][8][11][13][14][17]洪堡特·威廉.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姚小平，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105.149.106.86.158.90.
[9]毛姆·威廉.月亮与六便士[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40.
[10]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19.
[12]洛根·罗伯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9.
[15][16]申小龙.中文理解对欧洲语言形式理论的解构[J].北方论丛，2014，(6)：19-26.
[18]麦克卢汉·马歇尔.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19][20][21][29][30]霍尔·爱德华.超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2.91.90.13.14.
[22][23][26]申小龙.语法差异的中西文化视角[J].北方论丛，2011，(2)：45-50.
[24][2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6.312.
[27][28]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17-18.26.
[31][32]季羡林.东西方文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156.156.
中图分类号 H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6-0199-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主体间性伦理内涵研究”(2016XJJS14)；2017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社会进步中的女性经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伦理内涵研究”(2017JYT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莉莉(1978-)，女，河北唐山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标签：语言论文; 文化模式论文; 建构论文; 对话磋商论文;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