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当代特征及其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7—070529—0419
一、引言
经济史学家认为，20世纪末的全球化不过是向1870～1914年所经历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回归①。但当我们仔细观察两个方面的特征，却可以发现这两次全球化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国际生产而不是国际贸易或国际间接投资成为当代全球化的更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及其遍及全球的分支机构，以及为其服务的分包商和供应商共同构成了当今国际化生产的主体，而二战之前的国际化生产似乎只是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在最近这次全球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世界生产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垂直专业化分工渗透到各国生产体系内部，构成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的全球格局，新的世界生产体系应运而生。
本文以当代世界生产体系为对象进行考察与分析。第二部分对围绕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相关文献做简要梳理；第三部分从生产主体构成、空间分布、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四个方面考察其变革的特征和表现；第四部分从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投资的直接拉动和间接扩散、产业联动与分化、政策趋同和调整四个方面分析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效应与作用。
二、相关文献
世界生产体系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各国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联系及组织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生产体系经历了巨大变革，并引发了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的众多研究。其中包括：（1）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特征的研究。如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从股权结构和管理体制上论述生产国际化的变动特征；Dunning（1997）以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为对象论证了当代国际生产中企业间关系的变化；Hood and Young（2000）从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角度分析了不同行业生产全球化的变化形态；Castells（1993）、Dicken（1994）从空间角度分析了当今世界生产的布局特征。（2）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成因的研究。如Cassen（1991）从技术创新改变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变革的原因；Arndt and Kierzkowski（2001）论证了服务要素的规模和效率是生产环节跨国分离的决定因素；Chandler（1998）从企业微观运作模式转化的角度解释生产过程的全球分工结构；Amin and Thrift（1994）从制度环境和政策调整角度解释变革的动因。（3）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影响的研究。其中一类研究集中在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宏观影响的实证方面，如Venable（2004）、Cheng（2001）和Markusen（1995）的文献；另一类研究则集中在变革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如Kiely（1998）论证了世界生产中的等级制体系正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Hanson（1996）以特定国家（墨西哥）和Feenstra（1998）以特定产业（电子信息）为例的研究，则论证了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就业发展的有利影响。
在国内，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研究多是从企业经营战略变化的角度切入的，如程新章（2001）将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作为企业生产非一体化研究的基点；鲁桐（2003）将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变化作为当代世界生产体系变化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对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和跨国生产网络等体现世界生产体系最新特征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张辉（2006）以全球价值链为对象研究世界范围内产业积聚的形态与成因；唐志红（2004）和汪斌（2003）对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互动的分析，部分触及世界生产体系的变革问题，但研究重点仍是各国，而非世界的生产体系。后者恰恰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三、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核心特征及其表现
传统的世界生产体系运行在一个由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国际市场内，是基于民族国家生产过程之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合体。当代世界生产体系则运行在一个地区与国土边界日益弱化的全球市场内，从生产主体的组织方式到所有权联系、从空间分布到治理结构，无不呈现出脱离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而紧密一体化的特性。
1.层级制生产组织体系取代公司独立的组织体系
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的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市场到分级结构体系、从贸易到跨国公司组织架构范围内国际性生产组织的演变②。福特汽车欧洲公司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空间高度集中的流水线作业式“福特主义”经典模式，而且开创了产品生产体系国际化的先河。其结果是，不仅诞生了在欧洲许多国家生产零部件，然后集中在德国、英国和西班牙进行整车组装的“世界汽车”，而且也形成了后来为众多公司效仿的企业内部跨地区、跨国家的垂直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
20世纪90年代内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关系尽管仍然存在，但生产体系的国际化同时还超越了企业的边界，纵向一体化公司亲自执行的许多活动，现在正由小规模的、弹性专业化公司和分包商来完成。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同企业间的层级制关系。在电子产业，从产品定义者、标准制定者、核心技术开发及掌控者到生产主导者、加工制造者，再到产品组装者，这些原本独立的企业之间尽管没有股权联系，却具有“领导”和“从属”的关系。在汽车产业，品牌制造商控制管理庞大而复杂的生产流通网络，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中心。而其他非核心的零部件或子系统组件如汽车玻璃、仪器仪表、轮胎、变速器等上万个部件的生产则分散给众多的联系厂商，各个联系厂商专注于价值链环节的特定职能，处于从属地位。这些联系厂商可能是独立的企业，也可能是从属性子公司，但都受到不同程度核心企业的控制，具有“受控制的供货商”属性，企业间的组织联系表现为分层次的金字塔型结构。
在其他产业，居于上层的“领导企业”（lead firms）不一定是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制造商，甚至不一定参与最终产品的制造。他们可能处于制造的上游或下游（例如服装业中的时尚设计商或自有品牌零售商），也可能是关键部件的供给者（如计算机行业象英特尔一样的微处理器公司和象微软一样的软件公司）。领导公司区别于跟随企业或从属企业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主要资源的控制（如产品设计、新技术、品牌或消费者需求），这些资源是该产业大部分利润的源泉。
2.以价值链为纽带的世界生产体系取代以股权为纽带的国际生产体系
跨国生产的传统战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股权控制战略。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模式总是倾向于通过控制所有权，保持对整个生产链的控制，实施对产权技术和专利的保护，以谋求垄断利润。但当代世界生产网络已经超越了股权连接这一纽带，演变为由专业化于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跨国公司、其遍布于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作为供应商与分包商的非跨国公司系统的其他公司交织构成。分布于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更多来源于共处于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的价值链，而不是共处于某一股权体系，从而形成了由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世界生产体系。
非股权式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体系加速向世界生产体系转移的重要承接形式，这不仅是指外包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外包的环节和项目不断增加，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与不存在股权联系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也建立起较之于一般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和更为长久的关系。通过对承接其分包业务的主要供应商的技术转让、培训供方工作人员、提供与业务有关的信息和给予资助，跨国公司使原本非系统内的生产商变成了准系统内企业，使得原本处在国家边界内的一般厂商无需跨国却已实现了生产的国际化（就其生产标准、服务对象、利润实现而言）。
处理世界范围外包业务的合同制造商和合同服务供应商的兴起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革。其一，与一般外包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本身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安排研发和生产，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产品，从而成为外包扩展的重要推力；其二，虽然合同制造商以生产其他公司的产品著称，但与普通贴牌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还为其主要客户开发新产品，并承担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它业务，如物流和订购，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③，从而使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得以形成。
3.依据功能性布局的全球分散生产取代以世界地理区域布局的集中式生产
企业的职能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生产资源的筹供、零部件的加工、营销、售后服务，以及行政职能等。与以往企业保持所有职能，并且在国际化过程中在不同投资地平行复制所有职能不同，如今，以产业发展周期为模式的世界生产转移演变为在新产业发展或新产品研制的初期就在国际范围布局。价值链分解带动生产分离和各生产点专业化于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功能性布局特征，取代了以往依照国别或地区进行投资布局、各国或各地区的投资点相互独立、自成一体的集中生产格局。随着一些海外生产点变成只是公司系统内一部分中间品的消费者和另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者，IBM根据各地性质相异的需求及其比较优势，将研究（R）、开发（D）、制造（M）和服务（S）广布在不同国家。英特尔将半导体成本结构中高附加值部分（硅片生产与加工）留在美国，而将制造设施放在以色列和爱尔兰，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装配和测试活动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中国。
随着功能性投资布局的集聚，早先的地理体系被产品价值链三大功能体系所取代，形成了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区域或全球加工基地、制造基地、研发基地和采购或营销基地。比如在电子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西欧和北美往往成为设计和工程中心，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作为加工和制造基地。在建筑陶瓷业，意大利Sassuolo建筑陶瓷集群控制着全球陶瓷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建筑陶瓷的研发设计、机械装备和流通环节的品牌化；中上端釉材和瓷砖设计由西班牙Castello集群和巴西SC陶瓷集群控制，中国佛山的陶瓷集群则处在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在马达行业，日本京都的马达集群控制着超过马达总价值50％的高增值环节——PC板研发和生产；大阪轴承集群控制液压轴承；在高增值零部件生产中，依此为新加坡—测试；泰国—产品研制和加工；马来西亚—板壳；菲律宾—组装和板壳；中国平湖—组装④。
4.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取代产权控制式治理结构
层级制体系、功能性布局和跨国外包制度不仅打破了跨国公司多国分散经营的传统格局⑤，而且赋予跨国公司对于更广泛的多国生产体系的治理权力，促进了世界生产体系中治理结构的演变。全球化之前，跨国公司基于产权优势的国际化生产治理结构演变为全球化之后，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于增值优势的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各行业的价值链构成并非完全相同，因而居于高端的企业属性不尽相同，但其治理的模式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借助于行业标准和规范，跨国界组织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并控制价值在各厂商间的分配。
在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及重型机械等传统所谓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高，寡头型的大制造商居于价值链高端，他们在协调生产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对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实施控制。比如汽车产业，大整车企业在全球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60％，前16家零部件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有的销售额为40％。一个全球性的汽车工业大体系正处在这些品牌制造商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向前推进。
而在服装、鞋、玩具、手工艺品等所谓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低，造成高度竞争和全球分散的工厂体系。而设计及市场营销方面的进入壁垒却很高，因而品牌设计者（如耐克）和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着高端地位。品牌持有者并不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而是利用合约进行生产，包括借助零售商来监管国际分包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如采购投入、组装、质量控制、从不同供应商处接货等，从而对全球生产体系实施治理。
四、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效应与作用
世界生产体系的上述变革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国际经济联系的渠道和方式，也改变着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形态与边界，造就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但结构分化的全新格局，并使各国开放政策在竞争中日益趋同。
1.贸易效应：规模增长与结构变异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贸易效应首先可以从世界贸易总量规模的扩张中得到检验。1960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000亿美元，25年后的1985年，这一规模才翻了一番，达到20000亿美元。而1995～2005年间，世界货物贸易迅猛增长，仅10年时间世界货物出口额就从51635亿美元增至104312亿美元，实现了国际货物贸易规模总量的又一次翻番⑥。对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传统解释是贸易自由化趋势下关税大幅度减让的结果，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大部分关税减让是在1986年之前，对1995年之后远高于前期的贸易规模增速显然无法解释。此外，1960～2005年间世界货物贸易年均5.5％的增速远快于同期世界总产出3.3％的增速，世界出口弹性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提高到2004年的2.5⑦，也显示由生产分离、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所产生的贸易倍增效应。
贸易效应更重要的体现则是贸易结构的变化。随着一个产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在时空上被分离，作为最终产品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会在不同国家间流转，导致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获得迅速增长。因此，零部件贸易的规模扩张和占比增长成为贸易效应的突出标志。1992～2003年，世界零部件贸易额从1992年的4000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10000多亿美元，年均增幅3.4％；同期，世界零部件贸易占全球制造品贸易的比重从17％增至23％，对同期全球制造品贸易增长的贡献达1／4⑧。10个OECD国家专业化于商品生产的特定环节或阶段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20世纪70年代的16％上升到90年代的20％⑨。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大部分贸易属于中间品贸易，1999年，美国母公司92.4％的出口是海外分支机构再加工的投入品⑩。
图1 全球零部件贸易增长状况（1992～2003年）
资料来源：Authukorala,Prema-chandra and Yamashita,Nobuaki2005,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rgration: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figure 1.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大量服务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生产集聚和加工基地的形成，直接导致了加工贸易的规模扩张和占比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运用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所作的研究显示，中国总出口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从1992年的14％上升到2003年的21.8％；电子行业出口贸易中由产品内国际分工引致的比重为22.8％，仪器行业更高达40％；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中所占的比重约为1／5、韩国中间品的这一比重为1／3(11)。
2.投资效应：直接扩张与间接拉动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投资效应表现为直接的投资扩张和间接的投资拉动两个部分。全球化之前的15年，即1970～1984年，世界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5.2％和4.2％；全球化加速推进的15年，即1985～1999年，世界实际GDP、世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则分别为2.5％、5.6％和17.7％(12)，即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幅远高于出口和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国际直接投资在1979～1981年和1987～1990年也分别经历过两次高速增长的繁荣期。但是70年代的繁荣主要是受石油美元投资增加的刺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都只限于少数国家，因此从总量规模上看仍很有限（参见图2）。80年代，则更多反映了欧、日跨国公司崛起后对美国市场的大举进入。直到90年代，世界生产体系的巨变才使得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资本双向流动逐渐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展，后者也正是最早承接离岸生产和产品内价值链低端制造的地区。2005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总流入额已达916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远低于高峰年份2000年的14000亿美元，但较之1985年的580亿美元，增长了1479％。可以说最近10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既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因，又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直接后果之一。
图2 世界实际FDI年流入量与年增量（1970～2005）
资料来源：http://www.unctad.org.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投资效应还反映在由国际需求内化扩散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拉动影响。即使是对于并未直接纳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一般本地厂商而言，国际投资的进入或为之服务的本地供应商集聚产生的需求增加效应仍将促进上游环节的发展，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通过纯市场购买获取零部件和其他中间投入，促进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展。短期或长期、股权或非股权性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厂商的存在和集聚会成为地方吸引下游环节或服务环节（如金融、物流、其他商业服务）外资进入的重要区位诱因，并有助于促使外资企业将技术、经营和管理渗入当地经济，从而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子公司及其供应商对当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需求则是更广泛地开发当地智力、技术和人力资源、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并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成长的外部动力。
3.产业结构效应：联动与分化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产业结构效应体现为产业发展的全球联动性和产业结构的国别分化性。随着生产环节的分离和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联系不再是在产品最终生产完成后才发生，而是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和营运管理的各个阶段都交叉发生。如图3所示，A国专业化于技术和市场环节，B国专业化于零部件制造环节，C国专业化于组装环节。这些不同的环节同时运作，交织成区域或全球一体的生产网络，成为开放经济体之间产业联动的有效载体。从而改变了早先所谓的发达国家集中于高资本、高技术密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倾向。
在产业联动发展中，具有知识密集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管理服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环节优势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将生产性环节的持续外移，完成着本国或本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转型(13)；而承接制造转移或外包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则转向制造化；承接更低端加工组装业务的国家或地区更呈现出产业加工化或出口飞地化(14) 的倾向。但这种分化并非静态固定，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后进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可以相对快捷地成为先进技术的接受者，通过消化与吸收，不仅可以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国际技术水平接轨，而且拥有了在原有产品上进行技术改进的能力，甚至形成反向技术传递(15)。在此基础上，低层级的加工组装将升级为较高层级的生产制造，甚至转向研发设计，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以观察到的实例是，20世纪90年代起早期承接欧美日制造环节转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已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地之一，成为向周边国家大规模外包生产过程的地区，甚至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趋于增长。目前，电子和服装等产业的主要加工环节已基本转移到亚洲的周边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也已成为被转移地。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到最复杂的制造和设计领域，中国香港则转向商贸和营销领域。
图3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中的产业联动与结构分化
4.政策效应：竞争中的趋同与调整
当代世界生产体系变革无疑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的自由化倾向密切相关，但等级制生产体系、全球价值链布局和高端治理模式等变革特征又反过来作用于政策体系。其效应是，一方面使得要素密集度相似国家间政府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政策设计时对相似国家的任何政策动向都保持敏捷的反应，从而形成了各国在政策竞争中趋于一致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高端治理模式下，获取国际分工收益的根本路径是在学习中实现价值链上的攀升时，政府从盲目使用激励政策争夺外资转向制定与目标挂钩型政策，更强调总体而长远的利益追求，而不是局部或近期的利益目标。产业集群政策、关联政策和创新激励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政策效应的集中体现。
产业集群政策。随着功能性布局特征的日益清晰，产业集群已超越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导力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地方产业组织和政策跟随全球该产业的走向，而非国内产业组织结构和政策导向。9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经济政策重心从“产业”转向“集群”，反映了对产业发展中组织间关系和网络作用越来越多的重视。传统产业政策以资源倾斜和限制竞争为手段推动重点产业单兵突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实践已证明这对提升国际竞争力作用有限，特别是在WTO框架下，产业的保护或歧视性政策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而集群政策强调通过公共政策塑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以促进产业整合和空间集聚，既顺应国际竞争态势，又体现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责运作。
关联政策。随着政府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产业发展动态效应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或地区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政策目标及手段不断调整。从早期主要是通过开放市场、消除障碍、放松管制以竞争国际资本，日益转向促进特定产业和特定目标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产业发展的连接和带动。并希望通过增强本国能力，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及其母公司的资源。例如，爱尔兰1998年启动“国家联系项目（National Linkage Programme）”，通过激励协作型的、以研究为基础的项目和与服务部门相关的活动，致力于扶持一个生产和创新网络，并通过吸引国际投资将本国生产同全球性的技术和商业网络联系起来。目前捷克共和国、匈牙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泰国等都已制定了特定产业促进跨国公司与本土产业和本土厂商间联系的政策方案(16)。
创新激励政策。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投入的一系列外资政策的出台，是近年来东道国政府针对价值链上技术环节进一步细分为研究、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子环节并进行全球化布局趋势的政策反应。从单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进入，到高科技园区的设立，再到促进外资机构与本地大学合作研究的激励，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化，为以往盛行的外资激励政策注入了新的内容。（见表1）
表1 促进研发领域FDI的政策和政策工具
政策和政策工具 所有国家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一般投资促进 36
7 18
设立科技园区 26
5 14
对研发的税收激励 26
3 17
促进外国分支机构与24
4 14
大学建立联系
加强知识产权 22
2 16
向研发提供补贴20
4 8
降低研发设备进口关14
- 13
吸引外国研究人员的 9
3 4
将研发要求作为准入 7
- 4
其他政策工具 12
3 6
注：表中各数字表示多项选择问卷调查时，该工具被提及的次数。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研发国际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表7.2。
注释：
① IMF(1997),World Economic Outlook,May 1997,pp.112—116.
② 斯蒂芬·戈别林：“跨国公司全球化中的贫穷国家”，《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与经济发展》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版，第138～163页。
③ 电子行业著名的合同制造商伟创力公司（Flextrons）在拉美、东亚、东欧建立了8个工业园，主要提供大规模的生产加工能力，并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具有高效的物流配送能力。在北美和西欧则有设计及工程中心。，参见《2002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④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⑤ 指的是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市场上设厂生产各市场所需的产品，分、子公司的生产并非是专业化，每个分公司都是一个利润中心，同母公司发生垂直关系，而不同其他分、子公司发生联系。
⑥ 世界贸易组织《2006国际贸易统计》，表1。
⑦ World Bank,2007.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Managing the next wave of globalisation，p.30.
⑧ Authukorala,Prema-chandra and Yamashita,Nobuaki 2005,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rgration: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⑨ 产品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是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两个部分，使用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参见Hummels D.,Ishii J.,Yi K.M.,2001.
⑩ 统计样本涉及1456家美国企业母公司与其8014家分支机构的数据，这些分支机构跨105个东道国的52个制造业领域。参见Gordon H.,Raymond J.Mataloni and Mattew J.Slaughter(2002),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Multinational firms.
(1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垂直专业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5005。
(12) UNCTAD:FDI/TNC Database.
(13) 对外包服务的统计划分，更加强化了这一效应。比如纵向一体化制造业企业内的相关服务通常统计在制造业中，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当这部分服务由专业服务公司提供时，则将计入服务业内。
(14) “飞地”的经典描述是一个在地理上处于隔绝状态的、以自然资源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进口的是资本、技术和管理，出口的只是未加工的原材料，因此其出口对当地经济的联动作用仅限于某种基本的原材料供应和某类劳动力。这里指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为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制造和出口基地，而与本国或当地经济的联动作用非常有限。
(15) 在发达国家间这种双向的技术传递已非常普遍，当地供应商在特定环节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形成对跨国公司的反向技术传递。参见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Promoting Linkages,pp.127—153.
(16)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Promoting Linkages，pp.173—193.http://www.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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