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风险的理论观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经济论文,观点论文,风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1992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周期，虽然由于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而有过短暂衰退，但经过本世纪头三年的调整，至今增长态势较好。从2003年到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平均保持在3.5％以上。然而，仔细研究分析发现，美国经济的这一增长态势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的非均衡基础之上，其中包括财政赤字、储蓄不足、过度消费、贸易逆差、过度的国际负债融资等一系列潜在的风险，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担心：这样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吗？近年来，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并提出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
一、关于美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风险的理论观点
(一)外部的非均衡问题
1.贸易逆差失衡的风险。2005年底，美国因贸易逆差而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余额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6％，而且W.R.Cline(2005)，N.Roubini and B.Setser(2004)，C.L.Mann(2004)等美国学者预测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上升，至2010年将有可能达到8％～12％。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贸易乘数理论，一国贸易逆差越大，伴随出现的往往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然而，美国在这时段却是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低失业率并存。为此，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R.G.Murphy(1999)将贸易逆差称之为美国的朋友。罗伯茨(2001)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任何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政策都会弊大于利。然而让人更担心的是：巨额的贸易逆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最终、不可避免地缩减(Greenspan,2003,2005; Kohn,2005)。但是，目前仍难以预测经常账户赤字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逆转(Debelle & Galati,2005)。虽然格林斯潘(Greenspan,2005)等认为贸易赤字的调整可以是良性的，并不一定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强烈的冲击，而E.M.Truman(2005)认为这一调整过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谁也无法预估，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及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危险的变量，它的调整必定会波及全球，并且肯定不会不存在痛苦。D.B.Papadimitriou et al.(2005),M.Wolf(2004)则将美国日渐陡增的贸易逆差称为“不可持续的黑洞”(unsustainable black hole)，并认为美国将在安乐中走向毁灭。Obstfeld and Rogoff(2005)也认为“任何一位冷静的政策制定者或是金融市场分析家应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视作为悬在全球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依赖国际资本流入的风险。在现今被称为布雷顿森林Ⅱ(Bretton Woods Two System)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资本纷纷选择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作为资产持有形式和投资场所。2001年以来美国资本账户外国官方资本的流入逐渐超过私人资本的流入，而且外国官方资本主要以美元债券为持有对象，而目前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GDP的25％。费尔德斯坦(2005)认为这种变化的市场基础是外国资本在美国的股权投资转化为了债权投资，而这意味着美国作为债务人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此规模巨大的净资本流入，对于美国经济起到三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正好补偿了美国因贸易逆差造成的美元流出，暂时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美元汇率稳定，而且N.Roubini and B.Setser(2004)认为目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紧跟着美元外债水涨船高；二是使得美国政府国库券的发行有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融资以弥补其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三是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投资，弥补了美国居民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缺陷，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外部资本会持续流入美国吗？L.H.Summers(2004)将这种集中大量持有美国短期美元债权的情形称之为“金融恐怖的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任何意外的冲击都可能直接动摇国际货币体系，从而使得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刺激经济增长和弥补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难以继续正常运转。
(二)内部经济结构的非均衡风险
Elwell(2004)等认为美国经济的外部不均衡主因还是在于内部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而关于内部经济结构的非均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
1.赤字孪生假说。布什政府上台后重新开始推行里根政府实行的供应学派经济政策，为扭转当时低迷的美国经济而采取减税计划，加上反恐战争激增的军事支出，使得美国财政赤字不断上升，2005年达到4270亿美元，占GDP的3.5％，高于欧盟制定的3％的一般预算赤字水平。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费，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并且相当部分财政赤字需要通过外债弥补，增加了国际金融风险。同时，赤字财政拉动的内需部分也转化成贸易赤字，这也正是目前美国经济正热门讨论的“赤字孪生假说”(twin deficit hypothesis)理论，即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同时引发经常项目贸易逆差(Kim & Roubini,2003; Erceg,Guerrieri & Gust,2005)。由于美国财政赤字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将超过对伊战争，并有可能使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2.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失衡。一直以来美国家庭就有过度消费倾向(Schor,1998)，进入本世纪后，这一倾向日益严重，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68％上升到了2004年的72％，居民净储蓄率从10年前的14％，下降到了1.6％(朱民，2005)。过低的储蓄率会导致投资的不足进而影响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Cashell,2005)，如果没有外部资本的流入，目前美国经济的消费与储蓄结构维持不了现有经济的正常运行。消费与储蓄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包括因借债消费而潜藏的金融风险。而且B.S.Bernanke(2005)认为，美国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失衡是导致外部非均衡的最深层原因，过度的消费需求抑制了出口，带动了进口，从而形成巨额贸易赤字；而国内过低的储蓄率，需要依靠国际储蓄来补充，从而有了对于外部资本流入的需求。这种结构失衡引起了Summers(2004)等学者的担心，“在过去50年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低国民储蓄率，由此而导致的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非均衡风险。美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发生总是从经济泡沫的破裂开始，而经济泡沫的存在即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表现。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概念使美国股票价格超出了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股市的超常规增长使其偏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股票价格虚高而产生的财富效应，刺激了美国的消费需求，并部分溢出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这种非均衡的情形并不会持续太久，最终在外部冲击下，新经济概念股票价格缩水75％，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经济陷入萧条。类似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金融学家将上述情形产生归结为非对称信息和非理性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泡沫(Allen & Gorton,1993)，而这些行为在市场中是难以察觉与防范的，也即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非均衡性风险在将来仍有可能出现和爆发。
事实也是如此，“新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新的泡沫又开始滋生与潜伏(Brenner,2004)。2002年以后，美国经济经过了短暂的衰退，很快复苏并出现了强劲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表现在因进口增加而产生贸易赤字，更表现在房产价格迅猛上升，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D.Baker and D.Rosnick(2005)通过对美国房产出售价格和租金、居民住房建造的年均速度以及居民储蓄率等方面比较，认为美国目前的房产价格是由投机性泡沫所推动，并认为房产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将会比股市泡沫破裂更大，专业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再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疏忽。
二、关于美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风险的成因分析
美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风险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原因所致，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成因，一些西方学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析：
1.对美式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反思。对于美国模式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的特点，西方学者近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Hughes 1976,Whitman 2003)，自由市场制度、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机制、管理资本主义都被认为是造就美国成为20世纪经济巨人的制度基础，而为许多国家推崇。但股票和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成了泡沫经济的温床、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市场制度使得市场非理性行为更难以有效的监管、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资本主义因公司丑闻受到了质疑，新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美式资本主义受到了严峻挑战。美式资本主义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经济廉价增长也是美国经济的一颗“毁灭种子”(斯蒂格利茨，2002)。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5％，却使用了世界72％的资源。美国凭借过度消费来求得经济增长，年复一年地从海外大举借债，借来的钱大部分没能成为有效投资而被消费掉。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经济时代，美国居然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新经济的基础科学领域投资不足。这些都注定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正是这种模式使美国经济积聚了越来越大的非均衡风险。
2.对“霸权稳定论”的质疑。传统“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或一个具有经济主导力的国家的存在是构建和维持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充分必要条件。美国学者雷克(D.Lake)分析了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认为美国霸权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能够持续稳定的体系。类似的美国霸权主义思想一直左右着美国人的思维和经济决策，而其间的美元霸权更是导致目前美国经济非均衡的最关键因素。由于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使得全球出现了美元化趋势。例如，2003年美元货币在IMF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重为63.8％，全球外汇交易68％是关于美元的，全球的贸易结算68％是通过美元进行的。加之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推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又使得美元资产成为全球的追逐对象，美国也因此而获得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巨额顺差，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支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重要因素。美国霸权主义思想同时也反映在其对外贸易政策上，美国国会贸易赤字评估委员会(USTDRC)2000年在关于美国贸易逆差成因的调查报告中宣称：逆差成因主要在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诸如：其他国家非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对美国的倾销；外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条件等。因此，美国对于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立场，更多的是要求外国政府调整政策、开放市场，而不是从自身内部的经济非均衡中找原因。这正如伍德(M.Wood,2002)对全球化定义中所说，全球化是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资本的经济帝国主义”，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并不是直接建立殖民地，而是通过某些策略性行为使当地政府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决策。但这种霸权主义目前看来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反而使风险愈加积累。
3.“非理性繁荣”论。资本所固有的“非理性”行为在现代美式资本主义下又有了新的表现，集中地体现在金融市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而形成金融市场的泡沫化，市场中普遍的过度投机现象使美式资本主义更像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希勒(1997)将这种情形称之为“非理性繁荣”，这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经济泡沫一旦破裂，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斯蒂格利茨(2002)认为新世纪之交美国经济“毁灭的种子”就是繁荣本身，“新经济”使美国人自以为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人们甚至还认为它导致了传统商业周期的终结：无数投资者纷纷将美元投向从来没有赢利的公司，它们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赢利。暂时性的高价格可以通过投资者的热情得到支持，资产价格与真实价值无关。美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并不只是在新经济时代才存在，导致经济非理性的内在因素始终困扰着美国经济的运行，而新经济只不过是非理性繁荣的一件外衣而已。
4.对政府平衡角色的质疑。通常美国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模式，但加尔布雷思(2003)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市场运行的各个方面，最明显的是社会福利的提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管制。但在现实中，政府始终难以找到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位置，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的动荡。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福利支出，确实创造了有效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并同时出现了失业率下降和财政盈余的奇迹，这一情形被学者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消逝(Keynesian Devolution)。但加尔布雷思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高福利保障同时也刺激了家庭消费，使得家庭账户严重超支，进入还款期后，家庭收缩开支，经济的倒退和萧条将不可避免。另外，贸易赤字与资本的借贷流入显然并不是美国政策设计的初始意图(Truman,2005)，而随着非均衡因素的进一步强化，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平衡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三、简要评析和总结
美国经济虽然重新从衰退走向复苏和繁荣，但在其表象之下所存在的一系列非均衡风险成为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阻碍。如果进行迅速的调整以实现美国经济外部或内部的均衡，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非常危险的(Summers,2004; Elwell,2004)。但如果让巨额的贸易逆差持续时间过长，市场的急速调整将可能无法避免，所以现在美国对此问题的解决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Roubini & Setser,2004)。而且，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的步骤安排已经不完全掌握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手中，正如Peterson(2004)所言：“美元及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将更多地取决于外国政治领导人如何处理他们的美元资产账户(尤其是美国国库券)，而不是仅仅靠我们(美国)任何单方面的政策选择。”
Truman(2005)在分析比较了各种措施以后，认为任何想通过单一的措施方案来改变目前美国经济非均衡的状态都是不可取的，简单的压缩财政赤字、或通过降低居民消费以提高国民储蓄率、或通过减少国内消费需求来降低贸易赤字等方案都容易导致全球性的经济波动。所以，他认为美国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肯定是渐进的，目前谁都不愿意为此调整付出太多代价。美国政府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全球经济的增长情况、国际汇率情况及与各国政府间的沟通情况，不断调整国内的政策，以不断缩小各个环节的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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