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历史论文,兼谈召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7）03—0024—05
如果萧何、韩信、张良可以称为汉初“三杰”的话，那么太公望、周公旦、召公爽就可以称为周初“三圣”。太公望在周文王、武王时期，执掌军政大权，在武王伐纣时是军事总指挥，在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太师，被武王尊为尚父，是周初政局中的第一号人物①。但太公望被封为齐侯之后，离开中央政府，周公旦继任为太师，执掌周初的军政大权。周公旦乃武王之弟，是武王的得力助手，在灭商战争中任太傅，周军进入朝歌时，“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护卫）武王”②，显示出周公的特殊地位。灭商之后，特别是在太公望离开中央政府之后，周公旦晋升为太师，遂成为周政府中第一号人物。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卷33《鲁周公世家》)。以后东征平叛，创建成周，制礼作乐，功勋显赫，可以说周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由周公建立的。正因周公有此功勋，才成为孔子最崇拜的偶像，甚至连做梦也想梦见周公③，也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成为儒家思想的渊源。但周公的成就都是与召公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故春秋时人在讲周初的业绩时，则称之为“周召之业”④、“周召之迹”⑤、“周召之治”⑥，说明周初的业绩是周公、召公共同创建的。
召公名奭，是文王的庶子⑦。因文王时封之于召，故称召公⑧。在武王伐纣时，召公与毕公同把小钺，处于夹辅武王的地位。在庆祝胜殷大会上，“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会后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1](卷4《周本纪》)，说明召公是武王决策圈中重要人物之一。灭商后，武王按功分封亲戚功臣，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并没有去封地，而是留在中央协助周公主持朝政。武王驾崩，成王即位，周公进位太师，召公进位太保，“相成王为左右”[2](《君奭·序》），召公就成为周王朝中的第二号人物，协助周公，为稳定周初政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下面就分别谈谈“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的具体业绩。
一、周召分陕而治与甘棠遗爱
武王伐纣是以“小邦周”灭掉“大邑商”，战后不仅商人不服，蠢蠢欲动有复辟的企图，就是原来商的属国也不甘心接受周的统治，而周人内部对能否巩固胜利成果，也是信心不足。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危机四伏的局势，周统治者就采取了“分陕而治”⑨ 的重大措施，即以陕县为界，将周国分为两大政区，“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⑩。自陕而东是周灭商后新开辟的统治区域，事繁任重，由周公主管，自陕而西是周人的老根据地，治理较易，由召公主管。但是，只有老根据地稳定、巩固，才能支援东方的新开辟统治区。召公治陕以西不仅政绩突出，而且还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新据点，替周公分担了治陕以东的重任。
召公治理西方，能深入基层，了解下情，解决人民疾苦，平审狱讼，深受时人的拥护，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说苑·贵德》：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
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召公述职，当蚕桑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仁人之教也。”
以上所引《史记》、《说苑》两条资料，都说明召公爱百姓如爱赤子。饥者食之，寒者衣之。召公在巡行乡邑了解民情时，怕影响人民生产，而住宿于棠树下听、办公，而且不论是处理政事或听讼断狱，都能使上自侯伯下至百姓感到满意，所以人民为了怀念和感激召公，而感叹之，歌咏之，对于召公栖息过的棠梨树不忍砍伐，并作《甘棠》之诗，以表示对召公之政的真情怀念，甚至感动了孔子，称赞召公之政，为“仁人之教也”。
召公之政不仅使人民怀感念之情，而且也激发人民热情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请看以下记载：
《韩诗外传》卷1：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就蒸庶于陌陇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以上引文说明召公一心为民、不顾私利的可贵精神。故当主管部门要给召公营建住室时，才能说出“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的话。百姓看到召公“就蒸庶于陌陇之间”，“暴处远野，庐于树下”而听讼断狱、处理政事的勤苦情况，无不感动，加倍努力耕桑，连年获得大丰收，达到“民给家足”的温饱生活。召公所以如此勤苦治理西土，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要与圣人看齐的目标，要像圣人那样尽职尽责。召公“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3](卷17《贤》第二）。有了召公这样一心为民、不怕劳苦的西方长官，当然会得到周老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拥护。《诗经·召南》所有的诗都是颂扬召公的赞歌。《毛诗·召南·甘棠序》说“《甘棠》美召公也，召公之教明于南国”，郑笺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毛诗·召南·摽有梅序》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毛诗·召南·羔羊序》则说：“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毛诗·召南·殷其雷序》说：“召南之国，大夫远行从政，不惶宁处，其室家能同其勤劳，劝以义也。”《毛诗·召南·行露序》说：“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不仅《诗经·召南》歌颂召公，就是孔子也同样颂扬召公，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对召公也充满敬重之情：
《甘棠》之保（报）敬召公也。
《甘棠》思其人，敬爱亓（其）树，亓（其）保（报）厚 矣，《甘棠》之爱，以邵公［所茇也］。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元（其）人，必敬亓（其）立（位），悦元（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然。[4]
上引《孔子诗论》可以说是集《诗经》赞美召公之大成，并因为是出自孔子的论述，其分量当然又重于《诗经》。太史公司马迁又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赞颂召公：
召公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年，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也[1]。
司马迁把燕国国运绵长也归功于召公的余烈，可见太史公对召公业绩的尊重。
综上所述，人们对召公的怀念都集中在棠梨树下决狱行政，“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之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1]，后人称之为“甘棠遗爱”。爱屋及乌，由怀念召公之政，而不肯伐棠树，可见召公治理西方是非常成功的，受到了人民的爱戴，所以周政权就有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西方根据地，就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援周公对东土的经营。
二、协助周公东征平叛
武王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商遗民，以弟管叔、蔡叔、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三监”，以防殷人叛乱复辟。灭商后三年武王逝世，子姬诵年幼即位，是为成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于是就引起了管叔、蔡叔及群弟的不满，并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流言[1]。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部起兵反周。面对严峻的叛乱形势，周公首先向太公望、召公奭进行解释，说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召公最初对周公“当国践阼”也有怀疑，故“不说（悦）周公”。学术界对“召公疑之”，“不说周公”共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是指对周公“当国摄政”的怀疑和不满；二是认为是指召公对周公还政给成王后，又退居臣位表示怀疑和不满；三是认为召公与周公关系密切，所谓召公怀疑和不满，是战国和秦汉人强加的意见。对以上三种意见，我还是同意第一种说法，是指召公对周公“摄政当国”的怀疑和不满，否则周公就不会对召公说以下这段话了。周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己，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11) 周公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在说明殷商的几代国王中，都是靠几位贤臣才保证了政权的延续，特别是其中的伊尹有“放太甲”(12)，巫咸有“乂王家”(13) 的先例，与周公“摄政当国”有相同之处，很有说服力，所以才收到“于是召公乃说”的效果。对于第二种意见，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周公还政于成王而退居臣位是合情合理的事，表明周公确实没有篡位的野心，召公还会有什么怀疑和不满？如果还政于成王后不退居臣位而离开政坛，周公就要以周王的名义载入史册，周公篡位之说岂不成为事实？至于第三种意见，认为“召公疑之”、“不说周公”，是战国秦汉人强加的说法，恐怕是对周召的“亲密关系”太绝对化了。周公“践阼当国”，群弟皆疑，召公就一点不疑，大概也不合情理。有怀疑，不悦，经过周公的解释，能够谅解，并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周初东方叛乱的规模相当大，除武庚、禄父及管、蔡、霍三监之外，徐、奄、薄姑、熊、盈等部也都卷了进来，而且奄、薄姑还是叛乱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对武庚说：“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5] 于是东方一时俱反。为了平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6]，即先做好内外的安抚稳定工作，然后率师东征。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召公东征平叛共用了三年时间。即“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所谓“一年救乱”，就是首先消除父兄的怀疑、不满，安抚未参加叛乱诸侯；第二年即讨伐武庚及三监的叛乱；第三年翦灭了奄国。在东征的过程中，周公派召公去齐国赐给太公望在东方有征讨叛乱的大权。即“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淮南故穆陵门，旧楚地），北至无棣（河北卢龙县南），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周公、召公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非常有效。以太公望灭商的军威，获得在东方的征讨的特权，是很有威力的，使东方诸国不敢轻举妄动，有利于周公东征平叛的军事活动。这一威力直到春秋时期还起作用。齐桓公南征伐楚，还以此征讨权责问楚国“苞茅不入”之罪。楚成王虽然蛮横，也不得不承认“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1]。
周公东征的战绩远远超过武王伐纣。武王伐纣，仅仅打到朝歌（河南淇县），灭商而还。而周公东征，则是“临卫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武庚）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6]。《孟子·滕文公下》所记战绩为“灭国者五十”，当非夸大之词。自此之后，周的统治势力才真正达到东方，在周政权统辖范围内才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周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对于这次东征，人们都习惯地称为“周公东征”。其实这次东征是成王的“御驾亲征”，而且召公也参与其事。当然，由于成王年幼，实际指挥权则由周公执掌，召公乃是副手。《尚书·蔡仲之命》云：“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又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多方》则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都说明成王参加了东征之役，而且直到灭奄之后才回到镐京（陕西西安西北丰镐村）。关于召公参与东征事，也是史有明文。《史记·周本纪》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准夷、残（践）奄，迁其君蒲姑。”《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武王克纣，天下未协，成王既幼，天下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周召“分陕而治”之后，召公不仅对西方尽心治理，而且还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在“以宁东土”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礼记·乐记》说在《武》乐演奏完之后，乐队都坐下来，象征着“周召之治”（《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是符合周公、召公对周初的杰出贡献的。
三、周公、召公共建成周
武王灭商之后，周的统治范围向东大大扩展，周的国都在镐京偏在西方，对于控制东方的殷商旧统治区，颇有鞭长莫及之忧。因此武王灭商后回到豳（陕西郇邑县东北）登上小土山，“以望商邑”，心里很是不安，故回到镐京，“自夜不寐”。周公问武王：“曷为不寐？”武王答“未定天保，何暇寐”（国家的安定还没有保障，我哪有时间睡觉）。接着武王又说，为了“定天保”（确定天之保安，既保证国家的安全），他要在“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圆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的地方“营周居于雒”。简明地说，武王是要在伊洛二水附近，在夏朝的故都，即在南望三涂（河南嵩县西南），北望黄河，离天室（伊洛二水北）不远的洛阳建立新都。可惜武王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便与世长辞，到成王时，才由周公、召公完成了武王的遗愿。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就是说成王是按武王的遗意，派召公去营筑洛邑（实际是先行考察地形）然后周公又经过占卜，才决定营筑洛邑。为说明新建洛邑的重要性，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也移至洛阳，并说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诸侯进贡路程远近均衡，其实这是便于控制东方的冠冕堂皇的说法。以上就是成王命周公、召公营筑洛邑的大概情况。
《尚书》中的《召诰》、《洛诰》还有对周公、召公营建洛邑较为详细的记载。《召诰》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过了一段时间，“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这就是说，召公先至洛阳考察地形，然后周公才到洛邑全面考察形势。《洛诰》则说“召公既相室，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
周公的占卜结果是“涧水东，潜在力量水西，惟洛食”。周公占卜一次不行，又占卜一次，结果是“
水东，亦为洛食”。这就是说两次占卜说明，在涧水以东、水的东西两岸及洛水之滨建立新都大吉。于是周公就依据占卜的方位，规划城郭、郊庙、朝堂的位置，还画出建置图，并把建置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成王批准后，才动用殷遗民兴建新邑成周。
关于成周的规模，《逸周书·作雒解》有明确的记载：“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为七十里之误，或作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以为天下之凑。”周召二公所建的新都，城方1720丈，约合今4.5里，外城方70里，其规模是相当大的，此后新邑成周就成了天下荟萃的大都邑，也就成为周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对于成王时周公、召公营建成周之事，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也有记载：“惟王初期相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何尊铭》的记内容与《尚书》、《史记》相吻合，都说是成王遵照武王的遗意而营建成周。《何尊铭》文末所署年代为“惟王五祀”，与《尚书大传》所记“五年营成周”完全一致，说明《史记》所记成王七年营洛说可能有误。
据《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周城古迹》记载：周公所建之成周乃是两城，“《书》谓周公、召公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者，所筑乃周王城……处水东，亦惟洛食者，所筑乃成周下都，周处殷民，两城相去四十里。”惟周王城在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成周下都在洛阳东汉魏故城。
成周建成后，使周朝又增加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形成了宗周（镐京）、成周（洛阳）两大军事据点。从军事部署来看，成周重于宗周。在成周驻有八师军队，每师2500人，称“成周八师”；在宗周驻有六师军队，称“西六师”。“成周八师”的任务是镇抚东方诸侯国和监控殷商遗民，这就大大加强了周对东方的统治，使西周和平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此后周公经常住在成周。周公制礼作乐都是在洛阳完成的。成周已成为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中心，其重要性已超过宗周。
四、教导成王、康王艰苦创业
周公的官职先为太傅，后任太师。召公则始终担任太保职务。按周代官制，太师、太傅、太保都有辅导、教育周王的职责。陆贾在《新书》中说：“昔者，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保，保其（天子）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向义者谓之辅。辅者，辅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7](卷22) 以上引文说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在辅成王时都尽了太师、太傅、太保应尽的职责。后来太公望赴齐就职，教育、辅导成王的职责，就落到周公、召公的身上了。
事实上召公在武王时就已经尽到了训导的职责。如武王灭商后国威大振，西夷献獒犬表示敬意，召公“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召公在《旅獒》中告诫武王说：“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不矜细行，终累大德。”[2] 召公对武王的告诫，可以说句句是金玉良言，劝告武王要重德重贤，不要重异物而贱用物，要重视人民生活，不要玩物丧志，最后警告武王，不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意思是说不要在完成灭商大业之后，因细小行为不当而导致失败。武王是明德贤君，对召公的忠告当然是言听计从。
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恐其逸豫”[2]，故作《无逸》以教育成王。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总结了殷商的亡国教训，告诫成王，殷商所以亡国，就是因为殷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同时周公还总结了周国兴盛的原因，指出周先王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亲自参加劳动，“卑服即康功田功”，并勤于政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时，用和万民”，“不敢盘于游田”，用文王艰苦创业精神，劝导成王不要好逸恶劳，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以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保证周国的兴盛和发展。
召公为教育成王则作《卷阿》。《卷阿序》对此说得很明白：“《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14) 召公劝告成王要任用“有孝有德”的贤臣为羽翼，这样的“岂弟居子，四方为则”，要任用“如圭如璋”，而有善声人望的贤人为辅佐，这样的“岂弟君子，四方为纲”。由于召公的教导，成王在位期间，
人没有掌权，始终是贤人当政。
成王晚年，周公已逝世，召公、毕公执政。召公虽仍任太保，实际已上升为周政府中第一号人物，其责任更重。成王病危时，“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1]。这是成王对召公的最大的信任。《尚书·顾命》则明言“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召公、毕公严格遵照成王的遗嘱，在成王驾崩之后，即“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1]。这是召公给康王上的第一堂课，内容和意义与周公在《无逸》中告诫成王的基本相同。康王也接受了召公、毕公的告诫，并遵照执行，所以在康王告庙大典之后，就“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1]。即宣告以文王、武王的创业精神发展周的大业。
以成王、康王本身素质而论，也只能是个守成之君，但在周公、召公教导和辅佐之下，却取得了东征的胜利。扩大了疆域，创建成周，镇抚东土，制礼作乐，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政绩显赫，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1]，号称“成康之治”。其实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周召之治”，或者称之为“周召之业”、“周召之迹”。
最后要说明一点，从历史实际情况看，周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超过召公，但我写这篇文章则有意向召公倾斜，这是因为研究、颂扬周公的论著相当多，而介绍、赞颂召公的论著则相对较少，所以我就来个“矫枉过正”的写法，不仅对周公、召公相提并论，还有意压缩一些周公的业绩，而尽量把召公的业绩写全（实际也并未写全），并把题目定为《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还加一个副标题《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目的就是有意突出召公。其实对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称为“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孔子就是这样宣传周召二公的，但究其实，孔子最崇拜的偶像是周公，而不是召公。我就是在孔子这种思想启发下，才写这篇文章的。研究“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是要说明周初很多业绩都是周召二公共同完成的，突出召公，是要给召公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我的真实观点是：突出召公，但更尊重周公。只是本文对周公的业绩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已。
收稿日期：2007—04—10
注释：
① 太公望，即吕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其事绩载于《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又据《史记》卷4《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说明太公望是周初的第一号人物。
② 《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作“召公把小钺”，但《史记》卷4《周本纪》作“毕公把小钺”，从“召公、毕公左右王师”来看，可能把小钺者为召公、毕公二人。
③ 《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④ 《史记》卷47《孔子世家》：“昭王将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⑤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以奸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⑥ 《礼记·乐记》：“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
干而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⑦ 皇甫谧《帝王世纪》：“邵公为文王之庶子。”按召公与周王室的关系还有“周之支族”之说（《史记·集解》引谯周语）。笔者从召公在周政权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来分析，而采用“文王庶子”说。
⑧ 《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索隐曰：“召者，畿内采地，奭始封于召故曰召公。或者说以为文王受命，取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
⑨ 对于“分陕而治”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陕”乃“郏”之误，即“分郏而治”，郏地在洛阳，录此以备一说。
⑩ 《公羊传·隐公五年》。又《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11) 《尚书·君奭》。《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相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稍有不同。
(12) 《史记》卷3《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13) 巫咸乂王家，《史记·燕召公世家》作“巫咸治王家”。
(14) 《诗经·大雅·卷阿》。召康公：召公奭的谥号。《谥法》：合民安乐、富而教之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