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因素直接推动了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间论文,推动了论文,产业转移论文,因素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1-0046-06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已成为我国不同地区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政策重点。要使这些政策有效、可行，就需要对推动国内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基本因素与机制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在现有的文献中，产业转移经常被看成是地区之间要素差价推动的结果。这种差价包括了政策优惠程度、工资差距与地价差距等三个方面。许多文献讨论了单纯依靠政策优惠差异的局限性。比如，当一个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了比其他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并造成了一种进入机会的差别时，其他地区就会纷纷效仿，由此导致地区之间的优惠政策趋同。由于地区之间优惠政策的竞次性(Race to the Bottom)攀比，企业不敢贸然进入。即使进入了，也不会进行长期性投资。所以，这需要把优惠政策差异建立在要素差价的基础上。问题在于，当我们把分析产业转移的注意力集中在地价差距与工资差距时，就需要区分这两种差距各自的适用范围与边界条件，因为这涉及到不同的因果联系。找出它们之间在产业转移推动中的差异与联系，既有利于充实现有的产业转移理论，也为蓬勃兴起的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实践与政策提供依据。基于此，本文在对国家之间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动因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跨国性的产业转移中，两国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一个直接的推动因素，而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地价差距比工资差距具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国内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不同影响所推动的，即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引起了劳动力流动，这种流动在缩小了地区之间工资差距的同时，但却推动了两地之间地价差距有所拉大，这导致了地价上涨较快地区率先推进产业转移，进而对大城市到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连锁性影响。
二、工资差距导致产业转移的适用范围
经济学理论表明，劳动力流动与作为产业转移的资本流动是两种不同的平衡机制。在两地之间存在着工资差距下，两种机制都有可能被选择，如资本从高工资地区流向低工资地区，劳动力从低工资地区流向高工资地区等，从而有利于两地之间的收入平衡。但是，由于资本流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往往多于劳动力流动，诸如一个投资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投资环境、制度规则、资源条件以及市场波动等，作为一个劳动者需要考虑的流动因素则主要与职业特性和劳动报酬相关，所以，大量分散的劳动力流动往往会先发生，而不是资本流动。而一旦劳动力发生了流动，这又对资本流动产生了影响。这样，劳动力流动就成为了资本流动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分析作为资本流动的产业转移，需要从考察劳动力流动入手。
考察劳动力的空间流动都是以两个地区为假设的。当把这两个地区的假设应用于现实经济时，由于两个地区作为国家之间与国内地区之间对劳动力流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两个地区细分为国家之间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国内地区之间，如果存在着工资差距，就可能引起劳动力流动。在国家之间，即使存在着工资差距，也不一定引起劳动力流动，其原因在于各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远远超过了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当我们把劳动力流动放在这两种细分的环境中，就可以发现它对平衡工资差距和产业转移的不同影响。
首先，两种环境下的劳动力流动存在着较大差别。关于国际移民与国内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许多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看法。2000年我国移民国外的人数为45.8万人，而国内移民数量则高达1.2亿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越南移民国外的人口数量不足30万人，而其内部移民高达430万人。[1]一些学者考察了美国在1820-2000年间移民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变动后发现，在1820-1914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9.6％提高到了14.6％。在1914-1950年，这个比重又从14.6％下降到了6.9％。在1950-2000年，这个比重又上升到了9.8％。[2](P99)这种变化表明在交通运输成本持续下降的同时，各国移民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所强化。其中，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完全抵消了运输成本的降低，这就导致了移民比重的变动。相对来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基本上不存在类似限制国际移民的政策性障碍。所以，随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相对于国际移民来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会越来越大。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发展报告所指出，“尽管国际移民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迄今为止最大的移民流是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移民流，不是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流，而是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先进地区的移民流”。[3](P147)
其次，劳动力流动差异对工资收入趋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均衡移动模型(Hunt，1993)表明了劳动力流动对平衡两地之间工资差距的作用。就像水位落差导致水流一样，只要存在着工资水平的落差，就有劳动力流动，直到两地之间工资水平趋同为止。如果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它们之间的工资差距就缩小得越快。相反，如果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小，两地之间工资差距的持续时间就越长，差距也越大。比如说，在19世纪初，最富裕国家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最多等于最贫困国家的3倍，如今则是15倍以上。至少可以说，这是国际移民流动不易的结果。相反，在国内不同地区，劳动力大量流动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工资水平的趋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1820-1860年的40年间，东北部劳动力向中西部的流动使前者比后者的工资差距从高出40％左右下降到了不足10％。[4]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法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巴黎，导致了这两个地区工资差距由5倍左右缩小到了1倍左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50年期间，加拿大城乡间工资差距随着劳动力流动也出现了大幅度地缩减。日本的地区收入不平等在1955-1961年间先是上升，随后在1961-1975年期间下降，研究将这种趋同归结于劳动力流动。[3](P169)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西德消除了东德劳动力流入的限制，这使得1990-2007年间的大约170万东德居民流入到了西德，占了东德1700人口的1/10。这种流动导致了两地之间的生活水平趋同与经济集中。[3](P235)一些研究我国广东省人口流动与工资水平关系的数据显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流入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广东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雇请一位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大约在550-650元之间，这不仅比周边省份农民工工资水平高出30-45％左右，而且也比我国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略高一些。10年之后，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提高到750-920元之间，大约上涨了200-300元左右。这不仅缩小了与湖南、四川、江西等地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且，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相比，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收入水平却偏低了15-20％左右(王珺等，2005；万向东等，2006)。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如管理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到位、地方政府为追求GDP与外资数量的业绩在外资与外来工的利益关系平衡上倾向于外商等，但是，外来劳动力大量而持续地流入，所形成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不能不说是一个基础性因素。2005年以来，地区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自然会引起流入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
最后，工资差距的变化导致了对产业转移的不同激励。由于劳动力流动差异，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是远远大于国内地区之间工资差距的。一些研究数据显示，1998年美国、日本和韩国制造业的单个劳动力工资水平分别是中国的47.8倍、29.9倍和12.9倍，这远远高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不到2倍。[5]如果这种工资差距被看成是对产业转移的一个激励，那么，受到这种激励，使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比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要强得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化大大快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导致了工资差距的长期存在。在资本市场放开和通讯网络成本大幅度降低下，这种差距驱使国际的资本流动成倍增长。1950-2000年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以两倍于全球GDP的速度增长、并且比世界出口增速快了30-40％[6](P46)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印证。然而，从国内不同地区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减弱了为追求工资差距驱动的资本流动。对于一些发达经济体来说，目前，跨国投资增长的势头超过了国内地区之间企业的投资增长率也印证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在假设劳动力不可流动的国家之间，工资差距会长期存在，这就构成了对资本流动的基本激励。然而，在劳动力可流动的国内地区之间，工资差距会随着劳动力大量的流动而趋于缩小，因而对资本流动的激励会降低。
三、地价差距的发生机制与影响
虽然国内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但是，产业转移依然会大量地发生。例如，进入了2010年，富士康计划从深圳北迁到郑州等地，英特尔关闭在上海的工厂并在成都扩建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联合利华酝酿湖南设立新厂，海尔、格力、美的和TCL等国内家电巨头也计划或启动在内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等等。[7]我认为，这主要与地区之间的地价差距相关。迪亦戈和维纳布尔斯(Puga Diego and Venables，1999)等人的研究表明，当贸易成本降至很低的水平时，一个公司是否在当地销售和购买已变得无关紧要。这样，公司所在地基本上由地方不动产要素的成本如土地和房地产的成本来决定。从这种观点来看，一个公司发生经营活动的跨地区转移与配置就是土地成本变化的结果。
地价是土地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土地供给刚性的影响，土地供给不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这样，地区之间的土地价差主要取决于各自土地上承载的不同经济规模与人口数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反映各地区单位面积上产出规模的经济密度。无疑，地区之间的经济密度差异与它们各自的资源禀赋存量是相关的，在资源可流动下，一个地区吸收外部资源的数量对其经济密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一个地区在快速扩张时，外部资源的流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是影响这两个地区地价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围绕着一个地区之所以能吸引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流入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有过许多理论论述，在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模型中，三个因素，诸如信息与技术溢出、基于产业链联系的要素投入和专业劳动力市场共享等形成了规模经济对资源流入的重要作用。[8](P46)刘易斯(Arthur.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表明，工业部门的快速持续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从而吸引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部门。[9]克鲁格曼(Krugman，2005)论述了在运输成本不断降低下，一个地区选择的行业可能与“历史与偶然性的方式演化”相关，[10](P52)一旦产业确定下来，规模报酬递增对资源流向就会发挥作用。其结果，一些地区不断地集聚资源，而另一些地区则趋于扩散，这就产生了两地之间经济规模的差异，经济地理学在分析生产的空间布局时使用的中心—外围框架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当劳动力等可流动资源更多地集聚到规模收益递增的地区时，这个地区的经济密度会超常增加，作为理论模型中的中心角色会不断地得到凸显与强化。当它把周边地区的一部分资源吸引过来时，核心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土地差价也会进一步拉开。由《2009-2010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的全球500个城市的排列数据显示，一个城市的经济密度与其地价是高度相关的。资源流入越多，经济密度就越高，相应地，地价也会更高。[11]经过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地区之间的地价差异也开始显现出来。2009年，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平均地价分别是7582、10338、11607、19533元，而武汉、重庆、西安和沈阳等二线城市的平均地价仅为2535、2143、2424和1885元。据中国地产指数研究院的数据分析，近几年来，一线城市地价每年平均上涨率都在30％以上，二线城市10％年均增长率。①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9年长江沿线经济带各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显示了长三角经济带地价变动的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2009年长江沿线经济带的14个城市综合地价增长率为13.04％，高于全国105个城市平均综合地价5.05％的增长率。二是14个城市的地价水平整体上呈现一种东高西低的走势。三是四大重点城市的综合地价水平明显高于长江沿线经济带其他城市，其中，上海市最高，每平方米9522元，黄石市最低，每平方米466元。上海市地价水平是黄石市地价水平的20.43倍。四是大城市的商品住房价格涨幅均超过了中小城市。上海市的商品住房价格增长率超过20％，南京市和重庆市的涨幅都超过了30％，黄石市、荆州市、宜宾市的商品住房价格增长率在20％以下。[12]再以珠三角地区中的广州与肇庆两个城市的比较为例。2008年，广州市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5316元，比肇庆高出了85.6％，而广州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9500-11000元左右，比肇庆市高出了两倍以上。②上述数据表明，各个地区的地价上涨是不平衡的，其中，劳动力流入越多、资源集聚越快的城市，地价上涨也是越快的。
一些大城市的地价迅速上涨会使其率先调整产业结构。在不同的地价上配置不同的行业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一个话题。20世纪60年代，阿朗索(Alonso)在杜能(Von,Thunen)的农业区位论基础上提出的竞租理论表明，在单一中心的城市中，不同地区的地价随着其到中心区的距离增加而下降。英国学者麦卡恩(Philip.McCann，2010)将这个理论应用于城市中的不同产业，进而解释了不同产业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分布。当然，现有的理论讨论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地价与产业分布之间的静态匹配上。然而，一个城市的地价是一个动态的变动过程，如果一个城市的地价上涨得越快，那么，这块土地上承载的产业就需要越快地调整。比如说，一线城市比二三线城市的地价上涨得快，所以，一线城市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比二三线城市大得多。具体地说，在地价上涨之前，在一线城市中的一些制造业或一些用地较多、附加值较低的服务业或许还有获利的空间。地价上涨后，获利空间就会下降。如果企业收入不能弥补地价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那么，它就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如果从事这类行业的大多数企业都感受到这种巨大的成本压力，就会引发一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是先从不适应高地价的行业、生产环节或经营方式开始的，用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话说，这属于“边际产业的转移”。从行业角度看，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与生产加工行业往往占地较多、附加值较低。在高地价冲击下，如果缺乏升级能力，就会率先退出。一项对广州产业用地现状与对策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广州的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地均产值大约为1∶2.5。这表明，地价上涨使工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远远大于服务业，因而也会率先退出城市中心区。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生产环节也属于占地较多、单位面积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在高地价下，这类环节也会率先外迁，而占地规模较少、附加值较高、且对市场与知识外溢需求较大的研发与市场营销部门则被保留下来。在服务业的发展形态上，一些占地较多的、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专业市场可能被挤出去，而附加值较高的专卖店、多功能汇聚的大型商场在城市会扩展开来等等。当一线城市的土地从用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行业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与行业时，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Salvador Barrios and Eric Strobl，2004)。
四、产业转移的次序与梯度性分布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价上涨幅度不同，受到高地价的压力，产业转移往往先从高地价的大城市开始，而不可能全面地推进。那么，在大城市中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往哪里转移呢？在不考虑市场因素的假设下，周边地区的腹地是不可或缺的。早在40多年前，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雅各布斯(Jane.Jacobs)就阐释了城市的活力在于它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互动。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这种互动变得越来越紧密。例如，一部分产业转移出去了，但在这个行业就业的大量劳动力依然居住在城市；一些产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了，而一些诸如研发、营销以及总部等环节仍留在城市；同时，受到地价的影响，一些劳动力在城市工作，而在城郊居住等等。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虽然地价上涨产生了产业转移的动机，但是，如果缺乏周边地区的广阔腹地，那么，这就容易割断以上几种跨地区的生产与生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意要推进产业转移，那么，企业所支付的转移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如果不进行产业转移，那么，这类产业在高地价的大城市中不仅生存不下去，而且，由于这类产业转移不出去，也延缓了新产业的培育与成长。30多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了承接香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腹地，这不仅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基础条件，而且推动了香港的产业转型。美国底特律城市的衰落则提供了一个因缺乏腹地而使城市中的一部分产业转移不出来的一个反面例子。
此外，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腹地范围也会不断地扩展。产业转移的半径是与运输成本相关的。运输成本降至越低，产业转移的半径就会越大。同时，大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的产业与生产环节的数量也就会越多，这会带来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比如说，大城市把占地较多的生产环节与产业转移到了周边地区，新设置的一些岗位与行业也都与转移到周边地区的生产环节与行业保持着紧密的互动联系。同时，周边地区吸纳了转移过来的产业，一方面增大了自己的经济规模，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承接大城市转移过来的产业与生产环节的同时，也把一部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更边远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一种基于地价的梯度圈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具有不同附加值的产业与生产环节配置到了不同的圈层之中，从而形成了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显然，这种分工是以两地之间的经济互动为前提的，而这种互动是以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为基础的。
不可否认，二三线城市以及更边远地区也会根据自己的要素价格变动做出结构性调整，但是，大都市率先发动的结构调整对于二三线城市或周边地区来说往往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这会形成一种结构调整的连锁反应。即先从高地价的大城市启动，再到二三线城市，然后是周边地区，最后是更边远的地区等。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亚洲产业梯度调整就是按照这个机制展开的，先从地价较高的日本开始，当日本的一些产业，诸如造船、钢铁、电器生产、电子、机械等转移到韩国、台湾地区等地时，韩国及台湾地区对原有的产业进行了调整，把相应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内地的沿海地区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电脑公司，诸如IBM、戴尔公司、Compaq等，将生产与设计环节转移到了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又根据自身的优势，把设计环节留下来，而把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了东莞等地。可见，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发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有没有一个具有相当能量的大城市坐落其中。二是这个大城市是否到了因地价上涨而要加快结构调整的时候，这直接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经济提速。
五、结论与建议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力流动差异是区分国家之间与国内地区之间形成产业转移不同激励的基本因素。在国家之间，劳动力流动有限，因而工资差距会长期存在，在各国资本市场不断放开的推动下，这会推动跨国性产业转移的发生。在国内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但是会推高两地之间的地价差距。因此，对产业转移来说，工资差距的作用会减弱，地价差距的作用会增强。与工资差距的作用机制不同，地价差距的作用机制往往从高地价的核心地区率先启动产业转移，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值得强调的是，工资差距与地价差距不是相互孤立的。其中，工资差距导致了国内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这种流动推高了流入集聚地区的地价，高地价引致了该地区一部分产业率先转移。所以，这并不是说，工资差距对产业转移没有作用，只是说，作为推动产业转移的直接因素是地价差距，而不是工资差距。
基于这个结论，我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是，应把大城市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发展的重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国有企业集聚的堡垒，受到体制限制，大城市往往不如中小城市以及周边地区更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更有活力。在依靠创新推进区域发展的现阶段，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依靠知识与智力资源和创新带来的发展机会，而这些资源与机会在大城市会比周边地区大得多，这会发生增长重心的空间结构性转变。顺应这种变化，大城市将集聚更多的资源，进而大城市的地价上涨要远远大于中小城市和城郊地区，这将推动大城市率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这种调整，将带动更大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的构建。
当然，本文提出的观点是思路性的，其中，许多因果联系的逻辑还要经过翔实的实证检验，诸如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之间的替代关系、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聚对推高地价的实证影响、地区之间的地价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以及工资差距与地价差距之间的因果联系等，这也是下一步理论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根据近几年来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整理而成。
②根据《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