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城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5.04.011 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和再生产。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但无论是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均认为城镇化是各国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1]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使城镇化成为拉动内需、转变经济结构的主要动力。 城镇化是每个国家及地区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客观规律，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镇化也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总人口数量的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相差很大。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为70.9%，其中，美国为77%，日本为78.3%，联邦德国为84.7%，英国为90.8%，加拿大为75.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30.1%，其中不少国家低于20%。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步伐，中国城镇化自1978年以来有了迅猛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比1978年17.92%的城镇化率提高了34.65%，平均每年大约提高了0.96%。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1年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 Northam根据世界各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认为城镇化发展可以分为“起步—加速—成熟”三个阶段。[2]其理论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并把城镇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即城镇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镇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镇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即城镇化水平达到10%就表明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该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镇发展缓慢，经历的时间长，该区域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第二阶段为加速阶段。在加速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镇，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70%，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为稳定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60%o以上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镇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o期间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而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重要阶段，如何稳定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成为了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这一问题也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城镇化的发展一直是国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早期的城镇化研究，主要是从收益的视角对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行解释。如威廉·配第指出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中工业制造业的收入要比农业的收入高。[3]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使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4]随后，Lewis建立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型以及Todaro发展的人口流动模型，都从理论上证明了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主导因素。[5-6]Williamson提出城市的经济力量能够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7]进入19世纪中期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都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Lampard、Northam、Moomaw & Shatter等先后对经济增长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经济增长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机理。[8，3，9]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最早是由库兹涅茨、钱纳里和赛尔昆提出的。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产业的不同属性引起的，此外消费结构的变动会间接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城镇化。[10]钱纳里和赛尔昆指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变动模式：工业化的演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推动城镇化程度的提高。[11]Carter从城市系统创新的视角发现产业变迁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12]Fay & Opal认为城镇化在初、中期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政府政策。[13]Davids & Henderson从聚集经济的角度认为，在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到工业和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转移，从而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14]Hofmann & Wan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都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15] 国内学者对城镇化研究的起步较晚，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途径是：产业结构作用于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后再影响城镇化的发展。[16]蒙荫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7]陆铭和陈钊、姚耀军认为城镇化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8-19]；而陈迅和童华建却认为城镇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程开明和李金昌则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进程[21]。战明华和许月丽将城镇化作为内生变量嵌入内生增长模型，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规模变迁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2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指出经济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模式决定城镇化水平。[23]叶彩霞等、张占贞和王兆君研究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发现城镇化能够有效地拉动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24-25]苏素和贺娅萍通过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26]张丽琴和陈烈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27]张明斗认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的作用呈线性关系，且方向为正。[28]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关于产业结构如何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文献较多，但基本没有关注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尤其是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更多地只考虑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变量尚未厘清。基于此，本文将运用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发展的总体影响及区域性差异。 三、模型、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假设城镇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且具有集聚效应的非农生产部门，则其生产函数为：
(1)式中的
表示城镇中的第j个城镇的非农产品(即工业品或服务品)；A表示综合技术水平，
表示城镇的人口规模，
表示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品；δ表示城镇人口集聚规模效应的产出弹性系数，θ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在城镇规模的扩大过程中，往往会导致土地租金水平、交通道路的拥堵、环境受到污染等“拥挤成本”的上升。Duranton & Puga指出城镇化在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将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不良影响。[29]因此，城镇的“拥挤成本”受城镇规模大小影响，从而假设“拥挤成本”的函数为：
在(2)式中，
表示城镇总的“拥挤成本”；B表示单位人口的城镇运行管理成本；
表示城镇人口集聚规模拥挤成本的弹性系数。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期间，即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有
＞δ。 在城镇人口能够自由迁移且不存在迁移成本，以及具有足够的城镇数量的Tiebout条件[30]①下，人们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会使人口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城镇里：
根据以上论述，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产业结构的发展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促使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通过Lewis、Todaro的研究可以发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5-6]；另一方面，威廉·配第也从收益的角度指出城市中工业制造的收入比农业收入高，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3]。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收入分配，进一步影响城镇化的发展。 假说2：收入分配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收入结构中。 假说3：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差异。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考虑到实际影响因素很多，在这里，我们借鉴方程(9)的基本模型，同时引入相关的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其他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由于时间序列样本较少，不足以满足大样本的需求，因此本文采用了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B)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以城镇户籍人口或者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本文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较为广泛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 核心变量：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其中，收入分配主要包含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收入结构。产业结构(CY)，以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GAP)，以2000年为基期的各省份CPI剔除物价影响之后的城乡收入之比表示，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农民收入结构(NCSR)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之比表示。 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选取各省的GDP来衡量。Lampard通过研究美国城镇化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Z)，以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Davids & Henderson指出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如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等会对城镇化进程产生影响。[14]受教育水平(EDU)，用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②表示。Lucas最早强调了人力资本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导致信息和知识的外溢，推动了集聚在城市的经济活动。[32]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是2001—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其中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3—2013)；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3)。其中，经济增长(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Z)数据以西藏定基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2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一)城镇化影响因素的整体效应分析 表1显示了我国31个省份2001—2012年的整体回归结果，从模型选择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冗余固定效应检验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拒绝混合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个体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即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为合适。同时，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 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2001—2012年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对城镇化都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验证了前文的假说1与假说2。其中，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提升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发展，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为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由于非农产业一般集中在城镇，因此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不断地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而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拉力。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城镇的发展主要是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成为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利益驱动”，现有农业劳动者与非农产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是把农业劳动力拉向现代产业部门的主要力量。[33]农民收入结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值上升，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通过在城镇中务工能够获取更多的收入，从而为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生活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相比从事农业生产，城镇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从而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与威廉·配第所提出的观点[3]较为一致。
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会随之上升，从而减少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使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此外，经济增长也能够为城镇化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通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医疗教育等方面条件不断完善，是城镇建设的基本条件，能够为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能够带动许多行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受教育水平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随着劳动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不断上升，其在非农产业从事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表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诱导6%—7%的农民从农业迁出，因此人力资本的培育能够有效地促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加快城镇化的发展。[34] (二)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无论是自然气候条件还是社会经济基础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为了研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性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整体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表2显示了我国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根据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的F统计量以及个体随机效应检验的Hausman检验值可以看出，除了中部地区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外(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东部及西部地区都应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这验证了前文的假说3。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除了西部地区不显著之外，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以农业发展为主，直到2000年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产业结构仍然较为落后，因而无法有效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镇化。此外，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中部地区，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较为成熟的产业结构，非农产业比重较大。城乡收入差距除了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之外，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相对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经济较为落后，中东部的城镇居民有着更高的收入，城乡经济差距更具有有效的“利益驱动”，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此外，中东部地区之间相比，东部地区的城镇经济更为发达，相比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部地区更能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当城乡存在着期望的收入差距时，劳动力就会流动。[6]农民收入结构在三大地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等原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较低，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具有更大的效用，因此，更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具有差异，除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以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变量均不显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发展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成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已经形成；而西部地区则相反，从整体上看，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及地形等原因，很多地区尚未开发，发展缓慢，经济较为落后，从而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拉动城镇化的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三大区域中都能够有效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但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变量系数较小。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政府、外资、民间投资形成了大量的社会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相对齐全，因而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相比中西部地区要小。受教育水平在三大区域中都能够有效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弱于东部地区，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能够吸引更多的教育资源。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最大，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能够为第三产业提供大量有效劳动力，而且能为农业劳动者适应非农产业劳动提供可能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城镇化。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总体分析以及区域差异分析，研究表明： (1)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自2001—2012年以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农村流到城镇提供了可能性。在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收入分配的差异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规模，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城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长期以来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有效地积累了人力资本，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基本条件，进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 (2)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经济差距、农民收入结构的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了城镇的经济发展、农民务工务农的收入差距，都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有效拉力。在劳动力流动的同时，一方面，增加了城镇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进而降低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因此，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具有积极作用。[18] (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除了由于自身经济与城镇化发展较为成熟而导致经济增长变量不显著之外，其余各变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条件较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虽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城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差距仍较大，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的差距，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仍有待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经济相对落后，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力不足。因此，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对其城镇化发展的促进动力明显不足。 据此，本文的政策建议为： (1)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化高科技产业转换，在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应注重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2)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能够有效地拉动城镇化发展，但忽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明智的选择。从短期来看，城镇倾向的经济政策能够推动城镇化，但从长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使社会总体付出昂贵的代价。[18]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抵消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并提升金融体系对农业生产的扶持。 (3)政府在工资和就业政策方面，应重视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保障，使农村劳动力可持续地向城镇转移，避免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 (4)政府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集约化发展，使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发展相协调，贯彻“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健全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人口的转移提供基本保障。 (5)从区域性差异来看，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配置资源，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教育水平在三大地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受教育水平在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东部地区，政府在制定教育资源投入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 ①Henderson指出，在Tiebout模型中，长期均衡的实现实际上并不需要政府或政治的存在。[31] ②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比例×1+小学比例×6+初中比例×9+高中比例×12+中专比例×12+大专及其以上比例×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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