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题——兼论均衡增长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主题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第三个10年周期上升期的第三年，在经过前两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这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在增长9.1％的基础上再加速，会使“局部过热”演变为“总体过热”，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高通货膨胀。当然，今年的“向下调整”并不是“硬着陆”，甚至与1986年的“软着陆”相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也明显不同了。1986年“软着陆”前国民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总体过热”，GDP增长速度1984年和1985年分别高达15.2％和13.5％，1985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的“警戒线”，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8.8％和9.3％，对外贸易也由1984年40亿美元的逆差猛然提高到1985年的449亿美元的逆差。去年，这三个指标均没有达到1986年“软着陆”前的情况，尽管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局部过热”现象，但仍不能认为已出现了“总体过热”。其理由：一是9.1％的速度还在“潜在水平”之内；二是通货膨胀率还在1—3％的“正常区间”；三是对外贸易不仅没有出现逆差而且仍呈现大盈余的局面。因此，今年应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速度进行调控，限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加速势头，但仍不能全面紧缩，在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增长，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为了实现均衡增长，今年较为理想的宏观调控目标是：GDP增长速度在去年和前年之间进行选择，为8.5％左右；CPI上涨率继续控制在1—3％的区间内，最好不要超过3％；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对外货物、服务贸易实现基本平衡，商品进出口不再过于追求大盈余业绩，争取不出现逆差。为达到这些目标，宏观调控的任务十分艰巨，须着力研究和解决“敏感时期”可能更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工业“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应采取措施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均衡增长，特别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去年GDP总量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54％和3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比改革以来最高的2002年又提高2.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下降2.7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出现了新的“非均衡增长”。在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全部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13％，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属于超常规高速增长。这种超常规高速增长，是由新工业周期掀起新一轮重化工业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高潮所形成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不排除工业“过热”的趋向。除了速度太快外，工业的高速增长受到了资源供给瓶颈的严重制约，土地、矿产、煤、电、油、运输等已承受不了现行高能耗工业的超常规扩张了。
目前，产业发展第一层次的突出矛盾是工业供求失衡，工业的需求增长明显快于供给增长，出现了推动物价加速上涨的供求缺口。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又要看到，工业“过热”不等于产业“过热”，因为到目前为止，农业、服务业依然没有从前期的不景气中走出来，其速度下降的惯性并没有改变。
去年，农业、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2.5％和6.7％，比前年减慢了0.4和0.8个百分点。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经济“总体过热”时期，第三产业同步高速增长（1984年、1985年分别为19.4％和18.3％，1987、1988年分别为14.4％和13.2％，1992年、1993年分别为12.4％和10.7％）的情形明显不同。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产业发展只是出现了以工业“过热”为特征的“局部过热”，农业和服务业仍处于“过冷”或者至少是“偏冷”的状态。这种“冷”、“热”并存，使产业发展的矛盾由第一层次延伸到第二层次，即出现了三次产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造成“长腿”（工业）领域供应短缺，“短腿”（服务业）领域需求不足，加大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矛盾，必然阻碍“一般工业化”（以工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向“后工业化”（以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的发展。
事实上，第三产业比重在1992达到历史最高的34.3％后一直徘徊不前，直到2001年达到34.1％，之后又呈下降趋势，两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因此，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应当到体制、政策和认识中去寻找：一是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不足；二是产业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工主义”倾向；三是缺乏一个足以支持服务业加快成长的体制基础。
较长时期以来，在“重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产业发展理论和产业政策总是过分强调“工业优先战略”，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狭义工业化”道路，一谈到经济发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工业增长的贡献，“服务业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传统思想仍有一定市场。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国家来说，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增长一定要慢于工业增长”，“制造业中心”也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经济发展水平低也不等于“服务业没有服务对象”。实际上，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和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等有利条件，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互动趋势，发挥后发优势，获得后发效益，实现服务业的跳越式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迈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台阶，服务业的需求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进入服务业加速发展时期，已具备了足够的内在基础和外在条件。
目前，支持服务业成长的体制和产业政策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服务业自由、充分地发展。例如，现代城市公用事业服务，文化、卫生、教育、媒体服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服务，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以及其他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所有制阻隔”，非公有制资本特别是国内民营资本还不能自由地进入。在税费和融资方面，不仅没有得到类似于制造业那样的优惠和支持，而且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为限制。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机制没有跟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多年来，外贸政策在如何增加货物贸易顺差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没有找到如何改变服务贸易逆差的解决办法；产业政策为推动工业加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矿产、水、电、气、油等有限资源的稀缺程度，并正在为此付出愈益昂贵的代价。2003年的实践表明，传统的“重工主义”产业政策和体制以及由此而推动的“非均衡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未来的我国经济需要转到更加注重服务业发展的新政策、新体制框架中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是从2004年开始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产业政策的基本导向和主题。
制造业出现产值增长、就业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既保证制造业技术进步，又实现“积极就业”目标
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三次产业的均衡增长，并不是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重要。实际上，我国制造业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是在发展中要注意均衡、协调，要在给服务业成长留出足够的空间，促使制造业结构转型。因此，既要加快制造业技术进步，提高整个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又要找到一个能够不断增加就业的制造业的组织结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中出现了产值增长而就业减少的趋势。全球20个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在1995年—2002年的7年间减少了2200万人，其中，减少的幅度，美国为11％，巴西为20％，日本减少16％。去年7月，美国制造业共雇佣1460万人，比1998年3月最高峰1760万人减少了17％。实际上，制造业就业减少现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出现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与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1995年—2000年的5年里，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近4020万人，由6.8亿人增加到7.2亿人，累计增长约6％，但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从9803万人减少到8043万人，总共减少约1760万人，累计降幅接近18％，大大超过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的降幅。近两年，我国制造业就业有所增加，2002年增加到8300多万人，但仍未恢复到1998年的8319万人的水平，相对规模即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一直在11％左右徘徊，明显低于1978年—1998年年均13.7％的水平。由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原因，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低效就业或无效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人均产出水平大约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至1/8左右。随着体制创新进程加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进入“加速提高”时期，创造制造业单位产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机器排挤人、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状况将愈加突出。因此，“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仍将继续存在。这虽对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增长质量是一件好事，但对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可供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外部途径”，即在制造业外部创造一个具有完全自由竞争的服务业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服务业，从整体上扩大全社会就业规模；另一个是通过“内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内部进行企业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总的政策导向是在继续坚持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水平的同时，加强具有中小型特征的零件、附件、部件等组装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扩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生产规模，以此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增加单位产值的劳动吸纳量。这种“内部途径”和“外部途径”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比如包括通信、网络、数字化和各种应用研究在内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既可带动、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又可作用为服务业，使自身得到发展。
对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无限供给”格局的我国来说，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当是简单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而应当是在提高制造业增长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满足积极就业政策要求的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
从制造业发展的观点看，服务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后向关联的服务，如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修理、售后服务，以收入链为纽带的餐饮、旅游等；另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前向关联的服务，如采购、金融、保险、教育、研发服务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贸、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已有了长足发展。今后，只要形成竞争机制，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完善，其发展速度将会不断加快。相比较而言，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型服务，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制度和政策限制，没有真正形成自由发展的机制，因此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容量较小。
近些年，由于在服务业发展上花的精力、资源、资金相对较少，不得不每年、每月、每天用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耕地、矿产、水、气、油等稀缺资源从美国那里换回来知识、技术和各种复杂劳动凝结的服务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接受“服务对商品的剥削”。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努力摆脱这种状况，就有可能造成愈益增大的战略损失。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资源、资本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业实力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控制了服务业发展的主流，这个国家就能真正把握未来。因此，无论是从短期平衡角度，还是从长期战略角度，我国都应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促使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
针对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现象，应采取措施，实现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之间的均衡增长
近25年来，我国经济创造了快速增长的辉煌业绩，但这种业绩是以高投资、高资源耗费和高环境污染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消费者福利并没有以同样的速率增加，增长模式还没有真正转到“为消费而生产”上来。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管理仍没有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增长仍明显慢于投资增长，投资“冷”时，消费“更冷”，投资“热”时，消费“偏冷”。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明显加速，尽管还没有达到1985年的38.8％，以及1992年、1993年、1994年的44.4％、61.8％、30.4％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但已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长期均衡值（20％）。相比较而言，消费增长明显慢于投资增长。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去年（9.1％）比前年（8.8％）略有加速，但加速幅度不仅明显小于投资增长的加速幅度，而且仍在“长期均衡轨道值”（1981年—2002年年均值15.3％）以下的点位上。所以，动态意义上的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特征仍很明显。从相对静态角度看，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也很明显。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1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额的48％，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万亿元，仅占GDP的40％，这个比重仍低于1978年—1992年年均46.4％的长期均衡水平。
今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不仅应采取措施扭转“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短期格局，而且应在转变增长机制上做更多的文章，在适当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增长。继续扩大消费需求，不断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消费的比重，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投资效果的必然选择，只有当“社会净福利”增加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GDP和投资的增长才有真正的意义。
今年实施“控制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一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消费升级面会不断扩大，特别是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员工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增加，经济周期性回升使企业效益和职工工资增加，都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购买力；三是新一届政府实施力度较大的农民减负增收政策措施，其效果会从今年逐步显现，农民消费需求可望增加。当然，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还仅意味着潜在消费需求增加，要使其转化为实际消费需求，要从财政、货币政策上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二是适当加大减税政策力度。今年，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其国债发行外，还有结构性减税，其对象应当是高科技行业、服务行业、中小民营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在减负增收的基础上，提高城乡居民实际购买能力，增加消费需求。同时，可考虑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在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调高纳税起终点，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从而带动大众消费，拓宽消费需求面。这既有利于缩小差别，调节社会公平程度，又有利于提高普通群众的购买力，增加大众消费需求，从而促使消费需求加快增长，改变投资和消费非均衡增长格局。
应采取措施在保护涨价给农民带来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防止通货膨胀风险扩大
静态地看，目前的物价上涨还在容忍区间内，但从趋势看，存在逐步扩大的通货膨胀风险，需要适当加大政策控制力度，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的“多米诺效应”。但要控制适当，掌握好力度，注意有针对性，防止“急刹车”造成市场振荡，损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为了既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风险扩大，又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可考虑采取如下两方面的调控措施：
一方面，继续对货币、信贷进行“向下微调”，将M[，1]、M[，2]和信贷增长控制到“正常区间”（12—20％）的中值附近（15％左右）。进一步放宽利率浮动区间，灵活调节隔夜拆借利率和票据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业务的“对冲”操作中向偏紧倾斜，给企业以信贷收紧预期，同时可继续对信贷实行更为严格的资格和条件限制，提高信贷融资门槛，抑制企业的过度融资倾向。目标一旦达到，调控就要从“偏紧”向“中性”过渡，防止出现慢性衰退和滞胀现象。
另一方面，采用结构性管理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物价进行有区别的调节，尤其是对农副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要努力进行分类调节。农副产品价格方面，调控的重点不是直接压低价格，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农”、“富农”措施，但实际效果还没有反映到农民收入增长上来。在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操作过程中，应当遵循农副产品价格变化的市场规律，保护合理涨价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应当严加控制的对象是流通领域中囤积农副产品、哄抬农副产品价格的中间商。同时，还要考虑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目前，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心里承受能力已大大提高。其原因，一是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由1995年的50％以上降到目前的36％左右），城市家庭消费开支中用于食品的部分明显减少，市民对农副产品涨价的敏感度降低。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恢复性的。目前大部分价位都还没有达到1994年的水平，而这期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增长了143％。
我国目前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较高，任其下去会发展为成本型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相对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而言，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加以控制：一是增加紧缺物资进口，用进口增加供给，通过增加国际流入调节物价；二是适当提高出口限制门槛，减少相关物资出口，通过减少国际流出调节物价；三是改善运输状况，通过优化物资的空间调度缓解生产资料的区域结构矛盾，改变短缺和过剩并存的情况；四是严格工业信贷管理，通过收紧工业信贷投放，控制高资源消耗工业的需求，缓解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的压力；五是加强生产资料特别是原材料的流通管理，严厉打击地区、行业性垄断和市场囤积行为，加快物资流通，实现物畅价平。
政府的物价调节，要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注意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一致与衔接，短期均衡不能给长期均衡设置障碍，这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基础。
“双税率降低”压力正在增大，应采取措施稳定外贸增长，可适当调整外贸“大盈余”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赤字阶段”到“盈余阶段”的转变。在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中，除1983年有8.4亿美元盈余外，其余11年均为赤字，在从1990年到2003年的14年中，除1993年为赤字外，其余13年均为盈余。按累计额计算，前12年的外贸赤字率（赤字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6.7％，近14年的外贸盈余率（盈余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5.3％。今年，由于关税和出口退税“双税率”下调，以及为了缓解各方面的压力，我国1990年以来的贸易盈余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将出现出口增长减速、进口增长加速的情形。
因此，对多年来的外贸“大盈余”格局做适当调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这不仅是统筹内外经济管理，缓解国内供求矛盾，稳定市场物价，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提高国民消费福利的客观需要。
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已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转变的初级阶段，在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过程中，出口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在通货紧缩压力较大的时候，利用外需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但是，当内需不足程度降低，国内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矛盾开始突出、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时，就不能过分追求出口增长，不能继续实行过度出口政策。因为在物价上涨过程中，通过出口扩张支持企业脱困和发展，势必放大通货膨胀风险，牺牲消费者利益，强化消费者福利增长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出口增加了，外汇储备增加了，体现在国际收支帐户上的国家财富增加了，但如果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没有同步提高，就可能发生国民净福利的相对性损失。
据测算，在1990年—2003年这14年中，我国累计完成了2590亿美元贸易顺差，每年平均185亿美元，如果适当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每年的贸易盈余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改造、增加国民消费福利、切实提高国强民富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各种外部压力，特别是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角度看，对美国出口量过大不仅会对美国市场产生过度依赖，而且还会形成过大债权，形成潜在风险。出于长远发展和经济安全考虑，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货币和资本往来的关系，最好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而不应当是过度依赖（被动受控）的非均衡关系。
今年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可考虑从现行的非均衡性向相对均衡性过渡，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善国民消费福利和提升企业技术水准，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协调的主动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从“大盈余”向“基本平衡”的对外贸易格局转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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