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现世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下）——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破坏性论文,后现代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001－09
三、货币·资本·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批判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为回应后现代理论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内，对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以揭示它们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呈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
1.货币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
货币在马克思不同的思想阶段和理论取向上，决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大致以1845年为标志，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解读，总体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之后的解读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①。随后，他在“1844年手稿”中又指出，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②。这些都说明，早期的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与他带有费尔巴哈痕迹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早期马克思的货币观称之为“人本主义货币观”。这当然是一种不成熟的货币观。
1845年之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发表，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发生了“实践转向”，即马克思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货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章中，马克思对货币有一个经典解读：“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③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第一，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交换关系是人类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展现，货币经济是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货币作为驱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既是破解现代社会生成之谜的概念工具，又是打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称其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
西美尔等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货币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认识，就是将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货币观”（在西美尔那里就是以货币心理主义为基础的生命形而上学）和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对立起来，并先验地认为只有人本主义货币观才是真正合理的符合后现代社会实际的货币观，而“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则是一种非人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货币观，即与人本主义尖锐对立的古典经济学的货币观。这种认识是对马克思货币观念的肆意曲解。它根本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乃是人本主义”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在本质上不但是一种人本主义，而且是一种超越包括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一般人本主义的深层人学。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货币心理现象，而是现实的人在货币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真实历史命运；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也不是一种抽象的货币心理主义分析，而是将人的生存状态置于货币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下，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从而将人的历史命运、货币的历史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发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这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货币所得出的最深刻的货币人学原理。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概念包含着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首先，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一种世界历史尺度，并借助这一历史尺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生成逻辑。就像西美尔那样，青年马克思也曾借莎士比亚之口对货币发出过情感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⑤ 但是，情感终归是情感，后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交换价值还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⑥ 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货币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三种相继演进的基本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⑦ 在演进过程中，货币是撬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杠杆：一方面，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⑧，发挥着“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的作用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还通过不断革新人们的生活观念，将人类的生存状态深深嵌入货币逻辑之中，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向货币筹划人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货币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理性化，整个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样，货币逻辑削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逐步得以确立，人们的自由个性不断发育成长。这是现代公民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现代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将货币置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之中，同时将现代社会的生成看作一个不断货币化的过程，这远比西美尔等人面对繁复的货币现象所发出的生命形而上学的叹息要深刻、现实得多。
其次，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货币在现代性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货币本身就包含着消灭现代性的革命因子。就像西美尔那样，马克思也看到随着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货币化，精神生活货币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货币通过宰制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家园将每一生命个体都扭曲为单向度的货币人，给个体生命和人类精神带来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但是，与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分析不同，马克思是站在人类生产实践的高度来剖析货币现代性之历史局限的。他指出：“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的普遍化，来解决矛盾。”⑩ 这就是说，在发达商品经济下，货币依靠制造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从而使货币成为诸多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的纠结点，并由此生发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病变。马克思还指出，滋生资本主义现代性病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货币权力与劳动权力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最终导致了货币生产力和货币生产关系的异化：“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化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11) 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取消货币的“先验的权力”，进而根除货币现代性的病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寻找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这个高级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西美尔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著名货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货币理论是一座日本式花园。花园的整体美来源于花园的多样性；表面的简单之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厚重的景观则叠化在表象之下。”(12) 马克思在这个货币花园中发现的，不仅是西美尔带有浓重悲观主义色彩的货币心理现象学，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他的货币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现象的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透视，马克思才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并运用这个货币原理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变和历史命运。这是西美尔等后现代理论家所无法理解的。
2.资本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
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诠释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一个是资本与现代性的批判。汤姆森和莱博维奇等人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当然也就无法理解这一区分的特殊意义。他们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的资本哲学分析误解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护，同时又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解释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效仿，从而将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曲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最终走上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认识到如下一点特别重要：马克思虽然借助资本概念阐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的深层逻辑，但是，这决不像后现代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哲学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哲学。
首先，从资本与现代性生成的维度来看，马克思非常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3) 他还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4)，资本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 在这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即资本是生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是现代性生成的深层根源。
马克思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包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资本诠释原则：其一，以资本释唯物史观。在这里，马克思运用其资本概念诠释了现代社会生成的深层根源，这种资本诠释学正是以资本概念为支点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解释力，从而使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与唯物史观达到了有机统一。其二，以唯物史观释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是受唯物史观指导的资本诠释学，正是因为自觉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才凸现了其与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根本不同。这是马克思哲学所特有的一种运思结构和理论气质。
其次，马克思不仅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而且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原理：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和资本的外在限制性。
（1）资本的内在限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16)，在此意义上，资本表现为一种“无止境的过程。”(17) 马克思还认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求克服妨碍其自身扩张的内在限制，资本“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18) 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界限恰恰就源自于资本自身：“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产生出来”(19)，“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20)。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用一个资本运动公式来表示：资本增殖→产生矛盾→克服矛盾→继续增殖……。莱博维奇将这一公式简化为：成长－限制－成长（Growth- Barrier- Growth）(21)。他还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这个资本公式做了注解：“由此，再一次，我们没有看到极限，只是看到了限制——这里暗含了资本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这是与黑格尔逻辑学里的概念相对应的。在马克思对增长—限制—增长的讨论之中潜在的是黑格尔对‘应然’和‘限制’的探求。在黑格尔看来，对限制的超越就是‘应然’，在探求应当－限制之间的关系之中，黑格尔给出了有限性成为无限性的方式：‘有限物没有在消灭中消灭；它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有限物，后者又同样消灭而过渡为另一有限物，如此等等以至无限。’”(22) 据此，莱博维奇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的资本公式“实际就是把资本运动视为一个永不停息的、无限的过程。”(23) 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借助马克思的资本运动公式来确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从而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里蕴含着一种十分诡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构逻辑。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马克思一语道破谜底：“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实际上克服了它。”(24) 这就是说，仅仅从“概念规定”出发来分析资本运动及其内在限制是绝对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揭示资本运动之内在限制的历史现实根源。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讲得很明白，资本内在限制性现实根源就是“生产悖论”，即相对于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资本扩张带来的相对生产过剩，包括国内过剩、地区过剩和全球过剩。迄今为止，资本所经历的这个内在限制也还没有被解除，人类仍然承受着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压力，超越资本的内在限制依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问题是，生产过剩就是资本运动的极限吗？这个极限是由资本自身规定的，还是具有某种外在的规定性？如果资本生产的极限由资本自身来规定，实际上就是说资本生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运动公式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具有必然性，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人们只要等待这样一个结果出现就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2）资本的外在限制性。我们认为，资本的“内在限制”不是资本运动的极限，恰恰相反，克服“内在限制”正是资本运动的动力所在。因此，探寻资本极限的理论活动绝不可能在资本运动本身取得突破，同样，抑制资本恶性膨胀的历史实践也不可能在资本运动本身自动地发生。资本的极限必在资本之外。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只讨论资本的限制，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无限的过程”，因为资本的极限并不是资本自身会疲倦，会衰老，从而在某一特定的点不再能够超越限制。显然，在我们已经讲述的有关资本的故事中一定漏掉了某种关键的要素，这个关键要素就是工人阶级；质言之，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资本的极限。”(25)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资本的外在限制性原理：资本的极限源于资本的外在限制性，而非其内在限制性，也就是说，资本除了通过克服内在限制性而不断获得成长动力之外，资本还要受到雇佣工人这一根本外在因素的限制，而且这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种限制，是资本的极限。在这个资本外在限制性原理中，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它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放肆资本逻辑的泛滥，必须适时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汤姆森和莱博维奇等后现代理论家曲解马克思的深层原因，按照他们的理解，《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巅峰之作，不去集中关注工人的历史命运，却一味地陶醉于对资本增殖过程的探讨。这说明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他自己已经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不自觉地走向了工人的反面，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
这个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是，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资本论》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的阶级意识就是与资本人道主义相对抗的劳动人道主义；《资本论》的核心原理是剩余价值学说，而剩余价值学说的阶级意识就是主张“剥夺剥夺者”，求得工人的彻底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26)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和外在限制性原理，包含着两层最为重要的意思：一是资本概念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既指向资本的内在限制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矛盾，又指向资本的外在限制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外在矛盾，也就是资本与工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在这两个矛盾中，前一个矛盾不但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求得某种妥协和解决，而且这个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后一个矛盾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求得妥协和缓解，但是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求得彻底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最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消亡。二是现代经济学只看到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也就是在“资本的内在限制”推动下表现出来的“外部结果”——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它不可能承认由“资本的外在限制性”所必将导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这正是作为一种经济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经济学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后现代理论家不可能看到这种本质区别，所以他们一再声称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者。这是极为荒谬的。
3.生产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原理
生产概念既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又是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这是基本事实。但由此推断马克思深层认同了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却是后现代理论家特有的武断。这种武断源自于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层面：一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二是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这两个层面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原理的核心内容。
首先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出过著名概括，在这两个概括中，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定义都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在前著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在后著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8)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是最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分析的，他曾批判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是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9)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一边是马克思对抽象生产概念的批判，一边马克思自己却在使用抽象的生产概念。这不是自我矛盾吗？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专论“生产”一节中有过一段精彩论述：“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是指的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通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老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30)
这段论述蕴含着两个重大的生产理论：一个是本体论层面的生产理论，一个是方法论层面的生产理论。第一，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展示了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俞吾金教授曾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生存哲学”，而“马克思生存哲学不同于其他任何类型的生存哲学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同时把‘生存’（Exitenz）理解为‘生产’（die produktion），并进而把生产理解为人的本质性的、始源性的历史运动。”(31) 而马克思所谓的“生产一般”，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还包括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2)；“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3) 这种“全面生产理论”(34) 与鲍德里亚等人所误解的马克思的“狭隘生产理论”是根本不同的，后者理解的马克思生产理论奠基于朴素的经济理性主义之上，最终走上了一种自然主义生产观，完全歪曲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作为考察自然和思维的出发点的本意，从而也抹杀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哲学本体论意义——生产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最大化，而是奠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原点。
第二，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还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展示了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马克思的抽象生产理论，恰好体现了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是对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的认知方法和哲学抽象，而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则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同时，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确保了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能够容纳“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从而防止“因见到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生产概念”则保证各类具体的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能够“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进而确保运用其分析社会现实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具有普遍性。鲍德里亚等人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这反而成为他们曲解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根本理由。
其次是作为“社会批判”的历史生产概念。这一历史生产概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批判的主要工具，它通过揭示资产阶级生产的异化本质指证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局限。这是隐含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理性分析之中的深层逻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层主线。
马克思从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文明化趋势。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35)然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6)，因而“丰富的人”的生产只能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一个条件，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本身。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靠资本的力量来组织各种生产力要素，使生产力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因而被资本化了，成为“资本的生产力”：雇佣工人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37) 这最终导致了资本生产力的异化和劳动人道主义危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38)
马克思的“资本的生产力”命题从深层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矛盾，这就是人的发展与资本增殖之间的根本对立，并最终表现为人的生产力与资本的生产力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两个根本对立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病源。现代经济学无法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根本对立，甚至刻意掩蔽、美化这两个根本对立及其生发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后果，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对被政治经济学掩盖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层危机进行揭露和批判。后现代理论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在深层逻辑上构成了现代性的共谋——屈从于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最大化原则，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
通过对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的重新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只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方能把握其本真意义，而否认和破坏这个解读原则，正是后现代理论家们挑战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原点。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论证了现代性生成的深层根源，但它根本不属于经济学的现代性叙事；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趋向，但它又根本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定义的后现代性叙事。
四、启示与反思：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元问题”
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它以现代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视域和论说逻辑，却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还有一些“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答，而所有这些“元问题”都与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理论体系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生关系密切相关。
1.在理论视域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论域为什么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有一个主轴，就是首先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为一种经济话语，然后将其纳入现代性的语义范围，最后用文化的、心理的、美学的分析置换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分析，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和“重建”。在后现代理论看来，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这是犯下了一个理论上的原罪。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将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关涉历史唯物主义命运的“元问题”。
寻求对这个问题的深层解答，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39)，资本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型社会，对这个社会的表层描述是通过货币、资本和生产等经济学概念来完成的，而对这些概念的深层分析则必须通过哲学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诠释正是透过对这些经济学概念的历史哲学分析来完成的。这就注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论域必须指向经济领域。然而，绝不能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指向经济领域，就认定它是一种经济学话语，比如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史观、资本逻辑、生产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如此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阴谋，而破除此类阴谋，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逻辑中寻求解答问题的根本途径。
2.在哲学方法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什么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做了如下概括：“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40) 这一著名概括包含了两个具有革命意义的事实：其一，在这里，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出了“经典概括”。其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的。这说明，马克思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最终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的。
然而，在解读马克思的上述概括时，我们总是把目光聚焦于“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却在有意无意中被遮蔽掉了。后现代理论对“第一个事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恰好是通过对“第二个事实”（历史唯物主义源自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而展开的。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元问题”被凸显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什么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旨趣是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逻辑起点的。这里又有两个基本问题有待阐明：第一，市民社会批判为什么非要以批判政治经济学为起点，而不是以批判古典哲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为起点呢？第二，何以能够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达至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呢？求解这些问题的根本思路，同样须要回归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41)
3.在学科定位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经常被定义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后现代理论正是基于这一定义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不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属性呢？这是一个关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学科定位的“元问题”。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争论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先于他的经济学研究，因而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无涉。前苏联学者拉宾和莫洛索夫均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发生在马克思开始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前。(42) 这种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话语断然割裂的做法，倒是轻易地就摆脱了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但是它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历程、哲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命运进行判决。
俞吾金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不是历史哲学，而是经济哲学”。我们认为这个基本判断，既符合马克思的哲学历程又符合马克思的哲学方法，是最符合唯物史观本意的学科定位。因此之故，认不清这个学科定位也就无法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意涵及其独特的理论气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一切哲学相比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乃至未来依然充满生命力的一个秘密。既然后现代理论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学科特色，它也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够永葆生命力的这个秘密。
4.在解释框架上，如何定义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概念谱系？
在正统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包括四个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只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骨架，而货币、资本和生产等概念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对象，构成唯物史观的血肉(43)。这是因为，货币、资本和生产等，这些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它们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共同构成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概念谱系。只有在这个广义概念谱系内，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内涵和本真意义。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理论的目光是犀利的，它发现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入口，可惜的是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它并没有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莽撞地破坏一空。
在目前的学术界，出于摆脱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种种责难，不少学者认同一个看法，这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这种区分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旨趣，就是消解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话语，在此意义上，它有助于对抗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但是，这种区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便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应该有一个“广义”的概念诠释框架，除非在这个广义框架内思考和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就根本无从回答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挑战。也就是说，原生态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有一个广义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谱系大致是重合的，但是每一个概念在各自的语境中其意义又是根本不同的。正确认识这种概念的重合和意义的不同，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同样不能离开现代经济学这一基本视域。
5.在体系建构上，如何架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理论体系其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理论体系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又一个“元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概念框架。首先，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内核，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而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等概念，既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具体分析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对象，它们贯通于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之中，是架构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联系的概念桥梁。
其次，货币、资本和生产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不仅是架构剩余价值学说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内在联系的概念工具，也是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必备要素。从本质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货币逻辑、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的内在超越，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社会形态。如此以来，通过货币、资本和生产这个概念谱系，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部分就可以被有机统一起来。后现代理论根本看不到这种内在联系，这是它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③⑤⑥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95、107－108、153页。
④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2页。
⑤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359页。
⑩(1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95、388页。
(12)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灾祸——货币史片段》（前言），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1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0页。
(17)(18)(19)(20)(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227、390、405、390页。
(21)(22)(23) Lebowitz,M.A.(2003) Beyond Capital :Marx' 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3、p.14、p.13.
(25) Lebowitz,M.A.(2003) Beyond Capital :Marx' 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p.14.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27)(32)(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98、301页。
(28)(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138页。
(31)(34)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379－390页。
(35)(36)(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479、267页。
(3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0页。
(3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41) 参阅拙文：《回归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42) 参阅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第171页；《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5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43) 鲁品越：《剩余劳动与唯物史观理论建构——走向统一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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