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第四个十年(1979-1989)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在其第四个十年里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时，破除极“左”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曲解，引领新中国文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的重新出发，再次选编、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普遍要求。中国学界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新的春天：197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单行本①；1980年出版了新的一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82-1983年，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与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几乎同时出版；1983年《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也得以面世。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②，是以50年代周扬校订的同名书籍的选编篇目为基础，从20多篇增加到50篇，译文全部采用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其中有的文章在出版前还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订。 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③实际上参考了苏联学者米·里夫希茨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但辑注者没有明确交代。在里夫希茨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里，编选者按照“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和“艺术与共产主义”几个问题，辑录马、恩的有关论述，而把“专门论述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的那部分现在提到了首位”。与里夫希茨的编选不同，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则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置于卷首。编者的认识是，“在选辑文学艺术论这部分时，着重辑录了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现象的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指导的意义”。而且，顺应中国学术界在新时期重视研究文艺审美特性的时代文化需要，编者认为，“马克思在美学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和命题，值得深入探讨”④。这种选编思路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且按照文艺自身的特性与规律，科学地分析文学艺术问题。 程代熙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⑤并不完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60年代分为四册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再版。这个新的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原著第2版即里夫希茨1976年的修订版译出的；与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相较，新版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所有条目的译文，凡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有的，均以“全集”或“选集”的译文为准；二是恢复了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未予以编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生活》一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⑥，则是一部中国学者自主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著作。与以前已经出版的翻译苏联学者选编的《列宁论文学》(含书信共28篇文章的小型本)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集的大型本)不同，这本书收集了列宁有关文艺论述的主要论著，在篇幅上是介乎上述两本书的中型本。钱中文在后记中对本书选文所体现的列宁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论述。 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本书，是80年代新中国翻译、出版马恩、列宁经典文艺论著的重要成果，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必备、必读书籍。这两部书在选编上突出的马克思美学思想、马恩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列宁的能动反映论、艺术属于人民等重要思想理论，都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在《红旗》1982年第22期上，发表了列宁1905年撰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新译文。新的译文把文章标题以及贯串全文的关键词语“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作了新的翻译，将旧译的“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出版物”。译文作这样的修改，更为符合列宁在全文中强调的党的出版物的宣传工作性质，而并不是把文学这个与党的出版物在概念上不能完全等同的东西，单纯地作为实现党的工作任务的工具。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期以来领导文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党的文艺方针，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贺敬之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是对的。他解释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这一点，很精辟，我们要坚持。但他讲‘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讲‘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讲的就有些极端”。查阅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⑦。从中可见，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论断的理论根据就是列宁1905年的这篇文章，他把列宁表述的党的文化机构的出版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根据当时将“出版物”译为“文学”的中文译本，得出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党的工作任务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采用了中央编译局1982年的新译文，准确、客观地呈现了列宁的思想，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对文艺方针的调整，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推进文学艺术在“文革”之后的巨大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翻译家曹葆华在这个时期耕耘不辍，推出了《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⑧，后者收录了普列汉诺夫1888年至1913年的美学、文艺学著作19篇。卢卡奇的《审美特性》第1卷也有了中译本⑨。1988年还出版了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由王玖兴等人翻译。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在1989年出了两个中译本：其一为沈耕、毛怡红的译本，其二为台北结构出版社出版的黄丘隆的译本。《历史和阶级意识》在1989年也出版了两个中文译本：其一是张西平翻译的，其二是台北结构出版社出版的黄丘隆的译本。此外，学者杜志章等人编译的《卢卡奇自传》于1986年出版；葛兰西的《狱中日记》在1983年也有了第一个中译本⑩，1988年该译本在台湾又重印出版(11)。此书后来还有曹雷雨等人和田时刚的译本(12)。 改革开放扩大了中国译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1978年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中，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法格(13)、梅林(14)、卢森堡(15)、葛兰西(16)、沃罗夫斯基(17)和季米特洛夫(18)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论选。这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时期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文论著述基本上都被引介过来。其二，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在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的路径上发生了变化：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继续得到关注，如翻译出版了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19)、弗里德连杰尔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20)、梅拉赫的《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21)、齐斯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22)、卡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23)和尼古拉耶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24)等，但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已不再是中国学界引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渠道。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始逐渐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译介现代西方文论和美学、哲学论著的热潮。引介趋向的这个变化给整个中国学界以及读书界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精神激荡和冲击，中国学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欧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一时成为热点。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5)中译本在1980年作为“内部发行”出版，这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欧美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译者前言”说，“对于当前外国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著，不管其中的论点是我们所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也都需要搜集和了解，并通过比较加以检验和鉴别”(26)。正是这种开放态度，推进了中国对国外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从“内部”走向公开。 同年中国还出版了英国牛津大学柏拉威尔教授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27)(牛津大学1976年出版)的中译本。此书按照年代顺序研究马克思和文学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的文艺思想随着生平事业发展的演变过程及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书中有一些不同于苏联解读马克思文艺思想的论述，如强调马克思认为“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某一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学家是“作为一个全面的人表现自己”，指出“马克思在谈到文学时从来没有用过‘反映’或‘反射’的形象”等。书中还指出，在马克思之后，许多理论家进行了具有连续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活动，除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梅林之外，还有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考德威尔、卢卡奇、布莱希特、本杰明、艾德曼、费希尔、葛兰西、台拉·伏尔普、马歇雷和许许多多其他发展了今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这种发展所根据的出发点往往是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该书首次将学术界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德威尔、卢卡奇、马歇雷、本雅明、布莱希特、葛兰西等列入“发展了今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28)，为中国研究者展示了一个不同于苏联的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谱系。 1981年英国新左派评论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29)中译本出版。该书比较细致地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传统)的产生背景、演变过程及其共性与特点，分析了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观点，并开列了十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单。 1983年，《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刊发两篇译文，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与法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皮埃尔·马歇雷。由英国学者伯查尔德所写的《伊格尔顿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文里，作者首先叙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领域近十年内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为阐述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背景。然后作者分析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指出“伊格尔顿著作的巨大力量主要在于他坚持文学与意识形态有关系”，同时分析了伊格尔顿既“想同‘文学’的整个意识形态机构进行挑战，但又维护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既定评价”的矛盾之所在(30)。在伊格尔顿所写的《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里，作者认为马歇雷“是当代最敢于挑战并具有真正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指出马歇雷一开始就大胆地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用于探究批评，其特点在于：了解作品，不是倾听或翻译事先存在的对话，而是要意识到，作品本身在生产一种新的对话，使作品的沉默“说话”(31)。该文对马歇雷的文学作品理论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与梳理，使国内学界对马歇雷的文学批评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1984年国内译介并发表了美国著名学者R.韦勒克为《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32)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19世纪现实主义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于马恩有关文学与艺术的论断，到19世纪90年代之前才形成一种系统的学说。韦勒克从梅林、普列汉诺夫说起，然后又论及托洛茨基、布哈林、波亚伏佐夫、沃隆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卡尔沃顿、E.威尔逊、考德威尔、高尔德曼、葛兰西、卢卡奇、本杰明、阿多诺等人，以及英美等国家的一些后继研究者，给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梳理出一条传承线索。同年还有意大利学者拉焦尼埃里编辑、袁华清翻译的《陶里亚蒂论葛兰西》面世；意大利学者朱塞佩·费奥里撰写、吴高翻译的《葛兰西传》也有了中译本。法国学者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的中译本于1984年出版(33)；1985年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有了张本翻译的中译本。同年还翻译出版了民主德国学者汉斯·科赫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学》(34)。 1985年9月-12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的邀请，美国杜克大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座。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和后现代主义都作为文化现象来分析，强调商品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零散化、无深度、无中心、反权威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以“后现代主义”来概括这些特征。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非道德批判。翌年，詹姆逊在北大的讲座《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35)中译本面世。 特里·伊格尔顿1983年出版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以《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为名于1986年出版(36)；这部书在1987、1988、1989、1993年又出了多个新译本(37)。在本书中，伊格尔顿梳理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按照三条发展脉络：一是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二是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三是精神分析理论，对其理论渊源、流变、问题和局限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与分析。1988年，吴元迈主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在出版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还推出了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吕西安·戈尔德的《论小说的社会学》(38)。 1988年1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召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39)和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为会议资料提供给与会代表；与会者认为，“这两本书在资料的选编和系统论述上，在国内都具有开拓性”(40)，会议就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特征、代表理论家的观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还出版了英国学者约尔著、郝其睿翻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一书的中译本。 美国学者梅·所罗门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41)中译本于1989年出版，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也在同年出版了两个中译本(42)。这个时期，译介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著述似乎成为一个热点。对马尔库塞著作的译介主要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43)、《现代美学析疑》(44)，以及有多个译本的《爱欲与文明》(45)和《单面人》(46)。译介弗洛姆著作的主要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47)、《人心：人的善恶天性》(此书还有两个译本(48))、《自为的人》(49)、《精神分析的危机》(50)、《梦的精神分析》(此书还有一个译本(51))、《生命之爱》(52)、《人性的追求》(53)、《逃避自由》(54)、《爱的艺术》(55)、《在幻想锁链的彼岸》(56)、《恶的本性》(57)等。 在这十年里，中国引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不再满足于译介国外学者的著作，而是开始有规模地展开自主的编选工作。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58)与杨炳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59)，是这一追求的最初尝试。1980年至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选了两卷本的《卢卡奇文学论文集》(60)；1986年范大灿编选了《卢卡奇文学论文选》(61)；董立武、张耳编选了《列宁文艺思想论集》(62)；1988年陆梅林编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63)。在这部长达850页的文选中，节选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佩里·安得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前者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籍，后者则是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著述。这本论文集选译了德国和奥地利、法国、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收录了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费歇尔、阿多诺、勒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马歇雷、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等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名篇，以及顿凯尔、莱恩、海尔布隆纳、舍斯塔科夫、阿法西热夫、克莱芒、安德烈耶夫等学者的力作。这个时期，各高校中文系和一些外文系都普遍开设了“马列文论”课程，出版了一批由高校教师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作为教材，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1986年9月第一版的印数就有41000册。这部教材后经反复修订，多次再版，成为全国高校马列文论课程普遍使用的教材。后来还出版了狄其聪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王善忠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与何国瑞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64)。 在第四个十年里，除了已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之外，又编辑出版了几种在学术界思想界影响较大的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文学研究所王春元、钱中文主持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外文所陈燊主持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这些译丛中均含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如这个时期收入“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就多达7种9部。 这十年的引介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开始活跃起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否具有体系性的讨论(简称“体系论”之争)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至1986年，中国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体系”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七年之久的大讨论，其论题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各个方面。新时期以前，中国学界很少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否具有体系性；而新时期伊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就发表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65)(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的第一条意见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并没有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我们今后应当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现实目标。这个意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评价，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论述是“断简残篇”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成体系”的观点，在文艺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针对刘梦溪的观点，安徽师范大学的汪裕雄连续撰文提出商榷。汪裕雄认为，刘文的“断简残篇”说是有问题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建设，既要敢于解放思想，用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又要重视对其基本原理的学习与研讨(66)。汪裕雄指出，“尽管马恩没有完成他们计划中有关艺术和美学问题的专门著作，他们对文艺问题的论述具有片断的分散性质，但却以艺术本质论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文艺观点的科学整体，提供了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67)。这是从整体上反驳“断简残篇说”。也有学者从刘梦溪提出的“并无体系”论断中的“完整的”这一表述入手分析，认为刘文用“完整的”三个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事实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68)。这样的商榷还比较温和，讨论中也不乏措辞激烈的声音：有学者以向刊发刘文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致信的方式，提出针对《意见》一文的两点“原则性”意见：其一指出把马恩的文艺论著贬斥为“断简残篇”是“一个极不严肃的论断”；其二强调“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刘文提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69)。有学者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无体系说”严正指出，刘文“由于不从联系看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像刘文所否定的那样只有外部规律没有内部规律，而是既涉及文艺的外部规律也涉及内部规律，应关注多方面联系所体现的整体性(70)。董学文从完整理论体系的精神素质、逻辑结构、表述维度等层面来批驳刘文的“无体系”说，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观点，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了，但没有专门的著作并不能说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学体系形成了这样一些特征：“在精神素质上，它是高度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逻辑结构上，它是纵的人类社会艺术发展规律与横的艺术同上层建筑其他部分、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紧密交织；在表述上，它更多的是从宏观领域出发的，整个人类艺术运动的图景，像一幅壁画，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特征综合起来，令人看到一个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的轮廓。”(71) 朱光潜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讨论，但也有文章从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入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共同基础出发，检查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一些文艺名著，从此可以看出一套史论结合的完整体系，为文艺史和文学批评树立了光辉典范”(72)。在这场“体系论”的论争中，郑伯农、李思孝、张国民、鲍昌、李中一、曾簇林等理论家都撰写了文章，对“无体系说”进行了反驳。 在这场“体系论”的论争中，除了否定论与肯定论的交锋争鸣之外，也有比较折中的意见。如有学者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建立了理论体系的，但从文艺学要涉及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这一角度看，这个体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专门论证其体系的著作也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完整的一个理由(73)。还有一些学者避开否定与肯定之争的论点，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学或美学的体系性问题的讨论。比如程代熙就对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体系说”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具体梳理，指出当年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介绍到苏联还比较少所造成的。实际上，到里夫希茨与希里尔合作编辑世界上第一本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时，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就已经被初步揭示出来了；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就批驳过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理论没有体系的看法，并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体系性”问题。程代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74)。陆梅林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曾写过专门的美学著作，便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不对的，写过或没有写过美学专著和有没有完整的美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美学专著这是事实；说因此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却不是事实。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比过去任何美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所构成的任何体系都更宏大、更完整，而且有更结实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发展线索(75)。 引发“体系论”论争的肇事者刘梦溪对这些商榷、质疑的文章作了积极地回应，他从1980年到1986年又连续撰写了十一篇文章(76)，通过与他人的商榷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些文章里，刘梦溪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与说明。如在《五论》中，刘梦溪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遗产问题，提出了如下看法：第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理论体系的思想来看，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对革命导师留下的文艺观点和文艺理论遗产的高估，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对他创立的学说的一种贬低”。第二，理论体系应该是以完整和系统的面貌出现的、经过深入论证的、建立在长期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理论形态。体系有五个条件：要有系统性；要经过严密论证和发挥；要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解范畴；要有新的表述概念和范畴的逻辑结构；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第三，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提出了观点而称不上体系的文艺理论家，如中国古代的诸多文艺理论家，国外的如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柏拉图等。第四，从马恩的实际贡献来看也说明了“无体系性”。第五，思想体系与理论体系不同，“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文艺理论遗产还没有形成文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时，却不能否认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在思想上是有一定体系性的”。在《八论》中，刘梦溪对“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文艺本身的规律和文艺发展的规律”、“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加以区分，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迄今为止，我们对文艺的特殊规律、本身的规律、内部规律，研究得更不够一些，并且有用一般规律、发展规律、外部规律取代的倾向，因此影响了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这场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体系的大讨论，历时之长，规模之大，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实践中，堪称是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为集中、最为广泛的大讨论，一次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专题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空前活跃的一个表征。 在第四个十年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活跃还体现为大量研究成果的涌现：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重要命题以及对一些文艺现象的基本看法，学者们作了多角度的探索，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著作。如吴元迈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一文，正如其副标题“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的历史考察”所示，此文除了评述苏联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外，还着重评介了欧美学者的研究。在批驳了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科学性的否定之后，也肯定了一些曾是共产党员的理论家与另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的新见，是一篇改革开放以后较为全面地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开拓性的论文(77)。在《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78)一文中，吴元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普列汉诺夫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就普列汉诺夫的重要理论观点及其价值给予了系统考察和评价。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陶梦的《普列汉诺夫文艺批评思想的核心所在》(79)、刘宁的《马克思美学思想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80)、冯宪光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模式》(81)、汪培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初探》(82)等论文。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陈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83)、李中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84)、由《马列文论百题》编委会编辑的《马列文论百题》(8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论集》(86)、蔡仪等人的《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研究》(87)、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88)，等等。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89)则是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引介。这个时期，一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刊也开始面世，如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主编的《马列文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刘纲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美学论丛》等。这些学刊很快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主阵地，成为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五 第五个十年(1989-1999) 改革开放打开了全面眺望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窗口，形成了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格局的认识，相关文论的译介逐渐增多，研究也不断深入。而且，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的文艺的新变，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化、艺术与现代性的关系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长期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与艺术的关系，关注现代社会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的问题，研究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艺术等，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理论和意见，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文艺理论的中国学界，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中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的同时，对欧美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和研究逐渐成为重点，出现了一批翻译和研究成果。比较重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其中包括《萨特文论选》(90)，吕西安·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91)，瓦尔特·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92)、《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9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94)，以及《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95)。 除了上述的个人著述外，中国学界在这十年里还整理、编辑了若干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选，比较重要的有《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96)、《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97)和董学文、荣伟主编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98)，后者按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本体论美学研究”和“艺术形式与文本结构”等主题选文，体例有一定的创新。这些译介扩大了中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始材料的占有，为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三联书店1986年开始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也有若干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如萨特的《词语》(99)、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00)和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101)。同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还出版了马尔库塞的另一本论文集《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102)。 重庆出版社1989年至1997年间陆续推出由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其中有多部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03)、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04)、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105)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106)等。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些文论家的著作，如列斐弗尔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107)、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08)等。这些著述的出版，为国内学者深入了解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这个时段里，一些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述也得到相对集中地译介，例如1993年出版了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单行本(109)；1997年出版了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110)；1998年出版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111)；1999年出版了由中国学者选编的《本雅明文选》(112)。 这一时期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上也产生了一批新成果，如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113)、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14)、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115)、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116)，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117)等。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以宽容的态度、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看到其理论局限与不足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以独特的路径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视域。在这个十年之初，学界有不少人对“西马”还持排斥的态度，认为“西马”“非马”(118)，“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已经从最初简单的唯物、唯心二元批判转变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对于‘西马’的评价也已经发生了转变，抛弃了先前认为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已基本能够接受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一元，承认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合法地位”(119)。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上述转变的一个表征。在这十年里对詹姆逊的引介持续升温，学界先后译介了他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20)、《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21)、《时间的种子》(122)、《快感：文化与政治》(123)、《布莱希特与方法》(124)以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25)等。在詹姆逊的这些著述中，《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恐怕是最为广泛的，一时间几乎成为人们了解“后现代”的“启蒙”读物，活跃于“后现代”研究热潮中的青年学者几乎是“言必称詹姆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学术景观？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明星”詹姆逊的这般追随？今天已有学者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反思： “中国文论界对詹姆逊的接受，最醒目特点之一是他独特的身份。他身居美国，却以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从事文化批评，使得他重新激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种社会热情和政治想象，对于身处冷战格局的中国学界来说，他在政治空间上的身份错位，舒缓了中国学者在试图进入西方世界时的危机感。在学术分析上，他明确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入手，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相契合，使得二者具备相似的知识背景，使得中国文论界对他的接受更加具有同源性。并且，作为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詹姆逊大多以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后来的全球化，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没有丝毫的敌意，反而抱有厚望，这对渴望重新进入世界学术舞台中心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次激励人心的鼓舞。詹姆逊的独特身份令他在中国文论界的传播更加顺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富有活力的运用，也吸引了中国文论界长期的目光和尊重，这既丰富了中国文论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国文论界的眼光。他以新颖的研究方法切入新的文化现象，这给中国学界深刻印象。他以讲学的形式亲口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直观的方式描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对文学、建筑、绘画、广告、摄影、电影等文化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了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更为后来接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铺垫了道路。但由于当时詹姆逊在中国文论界过于耀眼，使得许多学者的研究眼光过于集中在他所开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之中，反而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把握有所忽略，从而对社会文化的病症有一些不准确的判断。詹姆逊吸收西方当代文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但未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干扰。其表现之一就是过于强调符号、强调文化生产，忽略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实践中多重力量的交织、渗透。这使得后来的文论界有空疏之嫌，介入历史实践的力量有所削弱，无法提出更有力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恰恰更侧重于从物质实践到政治问题的解决。”(126)从批评话语的实践效果来审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影响”，确实具有不失警醒之思的力度，应该说是相当客观、公正的。 六 第六个十年(1999-2009) 在第六个十年里，国内对“西马”的引介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整理有了新的推进，如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127)；从整体上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学东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128)开始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科教材也进入了大学课堂(129)。 与此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个案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据中国知网统计，1988-1999年间论述本雅明只有11篇文章，但进入21世纪后的9年中，以本雅明为题的文章则有143篇。哈贝马斯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译介，但整个80年代只发表了16篇文章，90年代88篇，而进入21世纪后的短短9年间，以哈贝马斯为题的文章已达到585篇。由此可见，本雅明、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十年中已经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 王逢振和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于1998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陆续推出了葛兰西、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佩里·安德森、詹姆逊、伊格尔顿、阿里夫·德里克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著述，这些著作体现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特色，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文本，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其中的《文化研究读本》(130)选编了多篇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文化研究的论文，《文化研究访谈》(131)则就文化研究问题对重要理论家作了专访，全面呈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开展的文化研究的基本面貌，对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套译著每本均有译者或编者撰写的“前言”，是译者或编者对该著作的研究成果。比如罗钢、刘象愚为《文化研究读本》撰写的前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作了系统论述，是一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受这套“丛书”的影响，国内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类似的“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论家的著述几乎都有译介，如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32)、《现代悲剧》(133)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34)；《哈贝马斯文集》(135)也在陆续翻译出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著作被重新结集翻译出版(136)，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集。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这位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研究也在走向深入，出现了不少专著，例如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137)，刘进的《詹姆逊的文化诗学研究》(138)，梁永安的《重建总体性：与詹姆逊对话》(139)，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140)，林慧的《詹姆逊乌托邦诗思想研究》(141)，李世涛的《通向一种文化政治诗学》(142)、《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143)，张艳芬的《詹姆逊文论理论探析》(144)等。 詹姆逊之外，伊格尔顿是中国学界进入21世纪之后引介与研究的又一个热点，这个时期学界对伊格尔顿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论文与著作中对伊格尔顿言论的引用俯拾皆是；其著述中的许多核心范畴如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方式、文化生产、审美文化、文化政治，等等，被中国学者广泛吸纳，这与中国学界对伊格尔顿著作的大量译介显然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他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中译本之多不仅是创纪录的(145)，而且在这十年里还不断再版(146)。2009年出版了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147)的全译本，此书前两章的译文发表于2006年(148)。2011年，在伊格尔顿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文版出版3个月后，中文版就面世了(149)，尽管有专家对这个译本的质量提出了批评。在这十年里，伊戈尔顿的著作——尤其是文化研究方面——的中译本连续问世，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50)、《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51)、《文化的观念》(152)、《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153)、《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54)以及《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155)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史》、《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或《西方文论史》，大多将伊格尔顿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专辟章节评述他的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如果说，我国学界在前期侧重于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文学意识形态理论，那么，这十年里的研究焦点则转移到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政治批评理论上。从接受规模来看，有学者统计，这十年里我国研究伊格尔顿的论文数量比前二十年的总和还要多数十倍，博士生和硕士生也纷纷以伊格尔顿的理论为题撰写学位论文，而且有了研究伊格尔顿的专著。 总结一下，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伊格尔顿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尝试系统地描述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独特结构、逻辑和特点，梳理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与传统文论、当代欧美文论以及英国批评传统之间的关系，逐渐呈现出其个性的具体实在的全貌，勾勒出伊格尔顿文论在西方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这一梳理呈现出不同的取向，有人认为伊格尔顿是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有人提出他是从“科学论”文学观走向“修辞论”文学观，有人判定他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政治研究，也有人提出他从“政治美学”走向“美学政治”。总的来看，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畴的“文化政治批评”，其基本特征是：(1)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化大视野，认为文学是文化各层面交叉交织的过程，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2)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因此“文化”不是一套超验、恒定的精神指标，也非后现代主义语言中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着的现实问题、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3)如果将文化视为精神性的或“情感结构”、意义象征系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它对文化的其他层面发生积极作用，是一种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表意“活动”，是一种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4)“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使人的所有潜能得到自由地发挥，这样的社会名曰社会主义社会。(5)因此，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它在催生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6)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这一立场似乎可以解释伊格尔顿理论的“班杂”和“多变”，他向包括资产阶级话语在内的一切表意系统吸收有益成分，也因此成就了他对包括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阻碍人类解放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猛烈批判。 第二，极大拓展了伊格尔顿研究的议题，学者们开始研究伊格尔顿在性别问题、爱尔兰与民族主义问题、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批判以及批评实践等方面的思想和观点。在西方男性批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很少人像伊格尔顿一样积极关注性别问题，他在许多场合都把女性主义称为最有活力和希望的批评方法，并且身体力行地参照女性主义立场进行批评实践，《克拉莉莎被强暴》和《丁尼生：〈公主〉和〈悼念〉中的政治和性征》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例(156)。林树明认为，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与性别/身体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伊格尔顿一贯重视真实的血肉之躯的重要性，它是一切文明和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切形式的阶级压迫和人类解放的归结点，他以为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理解并坚持这一点并不困难。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把身体与审美紧紧联系起来，把人类的政治解放与身体的自由拯救紧紧联系起来，形成别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理论。文化与身体是相互塑造的关系，人们的性别意识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性别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男尊女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女性主义将语言、形式和无意识纳入批评视野，以父权制为批判的核心目标，显然是一种最贴近社会的革命的批评模式(157)。伊格尔顿祖籍爱尔兰，或许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对爱尔兰问题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先后有多部著作专门论述爱尔兰问题，例如“三部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疯狂的约翰与主教以及关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其他论文》和《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对于伊格尔顿这位充满不依不饶的批判精神的文化理论家来说，爱尔兰与英国之间几百年的殖民和反殖民历史成为他对压迫性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发起攻击的很好的发力点。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伊格尔顿的爱尔兰研究展开探析，如贾洁对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其根本动机“是出于他对当下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158)。伊格尔顿在爱尔兰研究中集中表达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深刻思想，对于全球化潮流下的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第三，深化伊格尔顿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和概念的研究，譬如他的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文化、身体关照、解放知识，等等。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并着力论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一书又以厚重的篇幅对现代审美话语史进行了颇为彻底的清理，并且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理论。这部重要著作也激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响，“审美意识形态”范畴已经被中国学者广泛认可和运用，例如钱中文把审美意识形态性界定为文学的第一特性，童庆炳把“审美意识形态论”视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有学者指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探究文艺核心问题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文学批评实践中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得到了国内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认同。这是不争之事实。”傅其林在其论文中追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仔细考究了伊格尔顿理论中“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内涵，认为“‘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范畴形成一个‘审美意识形态’范畴，有着内在合理的机制。这就在于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审美的意识形态化”。同时，作者也清楚地论证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矛盾性，为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的接合开辟出空间，最终说明“中国学者明确从文艺本质的角度，从80年代以来的文艺自律实践的历史语境中，在文艺学学科自律的进程中，在多角度思考文艺的本质与基本规律语境中，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框架中整合审美反映的理论，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这一重要问题，促进了中国文艺学学科基本理论建设”(159)。“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理论的标志性范畴，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而中国学者对这一范畴的不断深入的探究扩展了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刘欣、李立通过追踪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衍变，指出“解放知识”是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概念，“它不仅凝聚了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部内涵，而且也彰显了其突出特点。‘解放’旨在从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隐秘联系中揭示其政治属性和实践功能，‘知识’则显示了伊格尔顿对认识论层面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执着”(160)。伊格尔顿关于意识形态范的深刻洞见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晰。 第四，对伊格尔顿的某些命题与观点的质疑和异议，譬如针对伊格尔顿提出的“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性的批评”，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批评观，本质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况且“泛政治化的结果，不仅模糊了政治本身的界线，弱化了政治批评本身的力度，而且消解了文学批评的美学内涵”。吴炫认为，伊格尔顿从审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出发，把“英国文学”看作日渐衰落的宗教的替代品，从而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说法“忽略了文学在履行宗教功能的时候，其中最优秀的文学已具有突破宗教的功能，并使得宗教教义和信念因为这种突破而感到尴尬”(161)。当然在伊格尔顿研究初期，也有人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保留意见，如冯宪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就在肯定伊格尔顿理论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局限性是“把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绝对化，并用意识形态来割断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而伊格尔顿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功能的论述“始终脱离不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生产论的窠臼，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的价值判断问题”。不过可以明显看出，初期研究对伊格尔顿的质疑较为粗略和浮泛，像是程式化的“一分为二”，少有从系统推导而来的深入辩诘式的质疑；另一方面，近十余年来对伊格尔顿的异议已经扩散到更广的议题，充分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伊格尔顿的了解之细。譬如伊格尔顿曾经在《威廉·莎士比亚》一书中评论《威尼斯商人》时，认为主人公鲍西娅的言语和行动带着浓重的男权主义色彩，反映出莎士比亚对男权话语的认同，对此就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162)。就中国学界对伊格尔顿思想理论的接受和研究来讲，无论是赞成、吸纳还是反对、剔除，都应视为他的特殊影响力的一种显示。 1980年伊格尔顿的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与中国读者相遇；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理论已经相当深入地渗进了当代中国的学术生活。伊格尔顿的理论观点和言论被文学、影视、传媒、大众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大量地援引，他的新品几乎同步被引介到中国；他的新观点、新言论往往会及时地引起中国学界的反响。譬如他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于2003年9月出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就在“动态”栏目里作了介绍，并且在该期“编后记”里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泰瑞·伊格尔顿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一个遥远的过去。……跟随开路先锋之后的一代人于是做起了后来人通常所能做的一些事——对原创性的思想做一点申发，做一点补充，对它们作一点批评，然后付诸实践。’话说得有点损，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但也没办法，实际情况大体如此。”“理论之后”这一议题在后来几年，一直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这一方面表明“理论”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耀眼的学术分支，另一方面也足以见出伊格尔顿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之大。也许正因为伊格尔顿的理论没有刻意“创建”体系，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对各种体系进行冷静的剖解，显示出矫健凌厉的洞察力，这一点使他的著作成为研习各种理论体系的学者必备的参考；他比任何文学理论家都注重文学文化的批评实践，所作的文学文本批评和解读异常丰富而且见识卓越，这一点使他可以成为西方文学研究者难得的文献资源；他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始终坚持着对一切文化陋见和制度的批判态势，始终保持着一种悲悯激越的世俗的政治关怀，这一点使他始终不缺乏大批的同道者。经过三十年的译介、梳理、消化，随着中国学术越来越贴近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伊格尔顿理论将因其独特的品质而在中国学术界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伊格尔顿理论的中国之旅现在已到了渐入佳境的时候。 伊格尔顿何以受到中国学界如此关注甚至欢迎？有学者作出这样的分析：“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深入批评实践的过程中，伊格尔顿总是坚持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立场和身份，在以意识形态批评介入当代文化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伊格尔顿也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回应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挑战。伊格尔顿的意义在于，他的‘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国学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过渡到后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打开了一扇适度的文学理论之窗，从而使得中国当代文论在前后60年的历史实践中，得以不断裂，在变动中仍能衔接。这一意义不仅仅在它对文学批评的丰富和开拓上，还在于它促使中国学界可以与自身的现代革命传统相连续。他的批判性阐释为中国学界展示了文学批评的人文性质和社会政治功能，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独特理解，与各种思潮的实践展开对话，都显示出一种传统革新后的生命力。”(163) 诚然，这个十年里中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并不止于伊格尔顿一人，各种个案研究在这个时期仍有继续深入的发展，总体性的考察也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例如由冯宪光教授领衔的“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164)，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识形态理论、艺术生产理论、审美人类学理论和政治学文艺理论等四个专题，堪称个案研究和总体性考察的代表作。 这十年的引介工作所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成果，是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队伍，许多翻译者同时也是研究者。冯宪光、刘象愚、马驰等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体性研究，朱立元等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罗钢、王晓路、麦永雄等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研究，张亮、黄力之、刘秀兰的卢卡奇研究，王逢振、陈永国、胡亚敏等人的詹姆逊研究，赵勇、杨小滨、余虹等人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165)，曹卫东等人的哈贝马斯研究，程巍等人的马尔库塞研究，王杰、王尔勃等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马海良等人的伊格尔顿研究，孟登迎等人的阿尔都塞研究，傅其林等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等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拓展。 面对“西马”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深感不安，十分担忧，提出应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模式作出必要的反思。他们指出中国近年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化”，“不仅仅在相当的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区别，而且大有以‘西马’文论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的趋势”(166)。认为“西马”文论家制造的“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违背，是将认识、反映和艺术把握程度不同地“唯心化”或神秘化了；强调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西马化”倾向，最终会“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引领到邪路上去”(167)。 对“西马”文论持不加思考、一味追捧的立场的确需要反思，全盘接受“西马”文论而冷落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是值得警惕的现象。然而将“西马”文论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割裂出来并加以对立，这一视界本身是否合理也需反思。其实，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所谓“西马”这一表述是不甚妥当的，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更符合实际和学理。有学者指出，在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既要避免将其“神圣化”——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避免将其“虚无化”——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168)。这里说的两个“避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艺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 *关于这个论题，已有不少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本文参考了冯宪光的《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丁国旗执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发展》(见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石天强执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化》；梁刚、钱翰、何浩执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见王一川等著《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马海良的《渐入佳境：伊格尔顿理论中国之旅三十年》(见周启超主编《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4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谢天振执笔的《外国文论在中国》(见陈众议主编《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文所提供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笔者在这里要予以特别说明并向这几位作者一并致谢。 注释：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本书第一版的印数为27000册。 ②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本书初版印数为28600册。 ③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印数20000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印数27000册。 ④陆梅林：《编者的话》，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⑤[苏]里夫希茨编，程代熙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⑧《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2集，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曹葆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⑨[匈]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⑩[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新店：谷风出版社，1988年。 (12)[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葛兰西：《狱中书简(1926-1937)：葛兰西书信一集》，田时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法]拉法格：《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4)[德]梅林：《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5)[德]卢森堡：《卢森堡论文学》，王以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6)[意]葛兰西：《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7)[苏]沃罗夫斯基：《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程代熙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8)[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和文化》，杨燕杰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9)[苏]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0)[苏]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郭值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21)[苏]梅拉赫：《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臧仲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2)[苏]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23)[苏]卡冈：《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苏]尼古拉耶夫：《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李辉凡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 (25)[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6)[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译者前言第1页。 (27)[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28)[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565页。 (29)[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30)[英]伯查尔德：《伊格尔顿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戴侃摘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1)[英]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戴侃摘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2)[美]韦勒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张敏译，《文科教学》1984年第4期。 (33)[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4)[民主德国]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佟景韩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 (3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 (36)[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7年再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译本，是译者根据1996年英文第二版修订的译文，新版增加了伊格尔顿为第二版所作的长篇后记。 (37)[英]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伊格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论》，聂振雄译，台北：旭日出版社，1987年；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这个译本后易名为《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伊格尔顿：《当代文学理论》，钟嘉文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读》，吴新发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38)[法]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9)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40)枫寒：《新的开拓，新的探索——全国首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41)[美]所罗门选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杜智章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4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霍克海默：《批判理论》，谢石等译，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 (43)[美]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本书为多位作者著述的合集，内收马尔库塞的论文《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和著述《反革命和造反》。 (44)[美]马尔库塞等：《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45)[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罗丽英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 (46)[美]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2006年版，2007年重印；马尔库塞：《单面向的人》，李亦华编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台北：久大文化公司，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 (47)[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徐纪亮等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年。 (48)[美]弗洛姆：《人心：人的善恶天性》，范瑞平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弗洛姆：《人之心》，都本伟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弗洛姆：《人心》，孙月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49)[美]弗洛姆：《自为的人》，万俊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50)[美]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许俊达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51)[美]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叶颂寿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晨欣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2)[美]弗洛姆：《生命之爱》，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 (53)[美]弗洛姆：《人性的追求》，王建康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54)[美]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 (55)[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56)[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57)[美]弗洛姆：《恶的本性》，薛冬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 (58)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59)杨炳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 (60)《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1)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论德语文学》，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2)董立武、张耳编选：《列宁文艺思想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63)陆梅林编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64)纪怀民、陆贵山、周忠厚、蒋培坤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狄其聪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1～4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何国瑞主编：《艺术生产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65)刘梦溪：《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66)汪裕雄：《“断简残篇”、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与刘梦溪同志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问题》，《江淮论坛》1980年第2期。 (67)汪裕雄：《从艺术本质论看马恩的文艺观点体系》，《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 (68)李贵仁：《〈关于发展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质疑——与刘梦溪同志商榷》，《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 (69)梁超然：《两点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70)魏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科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71)董学文：《怎样看待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体系——与刘梦溪同志商榷》，《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 (72)朱光潜：《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73)张弼：《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兼与刘梦溪、魏理同志商榷》，《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2期。 (74)程代熙：《海棠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17～120页。 (75)陆梅林：《体系和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及《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唯物史观与美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76)刘梦溪：《再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答魏理同志》，见刘梦溪《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刘梦溪：《三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答李贵仁同志》，《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刘梦溪：《四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刘梦溪：《五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刘梦溪：《六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与程代熙、陆梅林同志商榷》，刘梦溪《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刘梦溪：《七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答董学文同志》，《北方论丛》1984年第5期；刘梦溪：《释文艺规律——八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刘梦溪：《九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要重视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刘梦溪《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刘梦溪：《十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文艺学的方法和学派》，刘梦溪著《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刘梦溪：《十一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评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几种文艺学教科书》，《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刘梦溪：《十二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关于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学理论体系》，《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 (77)吴元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 (78)吴元迈：《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 (79)陶梦：《普列汉诺夫文艺批评思想的核心所在》，《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80)刘宁：《马克思美学思想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苏联文学》，1983年第2期。 (81)冯宪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模式》，《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82)汪培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初探》，《文艺理论与研究》1987年第1、2期。 (83)陈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84)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85)《马列文论百题》编委会：《马列文论百题》，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8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论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87)蔡仪等：《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88)董学文：《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89)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90)[法]萨特：《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91)[法]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92)[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93)[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94)[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95)[苏]卢纳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96)上海社科院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97)俞吾金等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98)董学文、荣伟主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99)[法]萨特：《词语》，潘培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00)[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初版，1992年重印。此书后来还出了王才勇的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1)[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102)[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10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104)[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105)[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106)[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本书还有渠敬东、曹卫东的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7)[法]列斐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108)[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109)[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王才勇的译本后来又在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单行本出版之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已有节译本面世，如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1988年)中收有王齐建的译文。 (110)[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1年该书中译本第2版易名为《审美意识形态》，2013年修订版又改回原名。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111)[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2)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此书另有[美]阿伦特选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13)朱立元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4)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115)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6)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7)杨小滨：《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18)参见李思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孙命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义》，《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凌：《“西马”非“马”》，《美与时代》1992年第6期。 (119)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120)[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精校本)，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5年再版。 (121)[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22)[美]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 (123)[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4)[美]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5)[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6)王一川等：《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206页。 (127)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8)许政：《西学东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9)潘天强：《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0)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1)[加]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2)[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133)[英]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134)[英]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5)[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一卷)、《包容他者》(第二卷)、《后民族结构》(第三卷)、《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第四卷)，曹卫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04年。 (136)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五卷本：《新马克思主义》(第一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第二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第三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第四卷)、《论现代主义文学》(第五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10年。 (137)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8)刘进：《詹姆逊的文化诗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139)梁永安：《重建总体性：与詹姆逊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0)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141)林慧：《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2)李世涛：《通向一种文化政治诗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3)李世涛：《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44)张艳芬：《詹姆逊文论理论探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5)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至少有6个中译本，即：刘峰译《文学原理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聂振雄译《当代文学理论导论》，台北：旭日出版社，1987年；钟嘉文译《当代文学理论》，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吴新发译《文学理论导读》，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146)例如伍晓明译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逢振译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147)[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48)钱中文、曹顺庆编：《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149)[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150)[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1)[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52)[英]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林志中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3)[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 (154)[英]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155)[英]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捷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6)参见[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7)林树明：《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性别视角”》，《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158)贾洁：《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去殖民化民族主义对“形式的政治”的寻求》，《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159)傅其林：《从“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审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期。 (160)刘欣、李立：《“解放知识”的建构——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前沿》2009年第10期。 (161)吴炫：《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162)参见姜梅芳：《鲍西娅并非男权社会的传声筒》，《戏剧文学》2007年第4期。 (163)王一川等：《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206页。 (164)此项研究成果包括：邱晓林：《从立场到方法——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之一：意识形态文艺理论》；温恕：《精神生产与社会生产——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之二：艺术生产理论》；傅其林：《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之三：审美人类学理论》；冯宪光：《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之四：政治学文艺理论》，成都：巴蜀出社，2008年。 (165)余虹：《个体启蒙与艺术自主——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之思》，《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66)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67)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模式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68)王风才、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径及其评价》，《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美学论文; 伊格尔顿论文; 刘梦溪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