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的若干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基层论文,政治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中，3位跨国合作的研究者——樊杰、Thomas Heberer以及Wolfgang Taubmann——在前后间隔6年的调查基础之上，利用对当代中国13个个案的研究(其中7个搜集于1993-1994年间，6个在2000-2001年间获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检视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的“镇”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1]。这本英文著作的书名虽可直译为《中国乡村》(与萧公权先生早年的一本有着极高学术声誉的英文专著恰好同名)，但却与以往以“村”为主要观照对象的众多研究成果明显有别，其中最为突出的不同就是全书明确以“镇”作为研究重心。而这一特点，与学界近年来研究视域的某些微妙转向密切相关。
二、“重心下沉”后的“视域上移”
20世纪后期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众多研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紧紧/仅仅聚焦于“村庄”(自然村或行政村)层面，甚至于直到今天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如此，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村治”研究群。这一学术格局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受影响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传统[2-5]，但在更大意义上，却主要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被废止，使得重建乡村体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村民自治”的潜在价值得到关注，并最终成为政治实践。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学术重心下沉”，聚焦于“村庄”层面的“乡村治理”研究迅速崛起，并汇集成持久的“草根式”(grass-roots)研究热潮[6]262-266。
作为一个学术成果集群，这类研究贡献了大量的真知灼见，但是，这类研究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类似的共同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不足，也许就是其视域似乎过于偏一。张厚安等人较早以“乡政村治”的提法，来概括治理乡村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格局，其中“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则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7]473。的确，“村治”作为“乡政”的基础，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始终构成某种形式的连续体(continuum)，唯有在彼此观照中才能真正得到相互理解。因此，这一概括可谓切中肯綮。不过，以往的很多“村治”研究，实际上却恰恰相对忽略/轻视了与其紧密勾连的“乡政”维度。所幸的是，这一不足后来逐渐得到改观，从“村”至“镇”所体现的“重心下沉”后的“视域上移”，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努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反映这一过程的显例之一。马戎回顾了这一变化历程。他指出，在1985年建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调查重点一直是农村，其中包括了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的个案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他们逐渐认识到“调查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及时地分析‘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这一新生事物，应当是当时农村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因此展开了对小城镇之经济活动和乡镇企业之运作的调查研究。也正是在上述调查过程中，他们又逐步感觉到，“小城镇的经济活动和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乡镇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乡镇企业研究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对乡镇组织的调查之上[8]3-6。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意识，在1995年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课题组在全国选择了5个镇进行了实地调查，所产出的集体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集《中国乡镇组织调查》以及作为其姐妹篇的专题论文集《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后来都已结集出版，并为学界所瞩目[8-9]。当年参与过调查的刘能对这一研究空间转变同样是感慨颇多。①他在进行文献梳理时发现，从理论意义上讲，“基层政府或政权组织的研究是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就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以村庄为研究背景而完成的。村庄这一自治而有着鲜明空间界限的社区，似乎已经成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者们首选的目标。通常的情况就是，要么是论述范围更为广泛的全国、各省份的情况，要么就是最基础的村庄”，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于高于村庄的行政层级(比如乡镇和县)的研究十分少见”，以至于出现“虽然关心当代基层政治运作的学者颇多，但是真正解剖一个乡镇行政过程的个案的研究却一直没有见到”的尴尬局面。因此，他认为“就现存的研究状况而言，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以描述的形式来处理乡镇行政的结构和过程的一般内容(general content)，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0]6-11；216-217。而他所做的重要工作，也正是“运用描述和解析的手法，以个案材料为基础，对现实的乡镇运行过程做了一个素描，同时进行理论归纳”[10]218。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刘能的这一研究，的确达到了作者本人所称的“乡镇研究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的预期，尤其是以10年前的研究状况观之时更是如此。但坦率地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在笔者看来，其中最大的不足，其实并非如同作者自己所言的“共时的取向忽略了历时的维度”以及“缺乏连贯的理论线索”[10]218-219，而是在于，尽管他注意到并也试图以“时间维度中的事件流”的提法来看待乡镇行政的动态过程，但事实上，这一研究在总体上仍显静态处理：它更多地关注到乡镇行政中正式的结构/机制，但对其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因素”与“非正式过程”则相对重视不够。关于这一不足，刘能本人在书中也直言不讳[10]228。而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事实则是，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制度表达与现实实践的背离。尽管作为附录之一收入该书、由作者在调查时所写的日记——《北镇日记》，在对某些事件的记载中已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触及，但在正文的处理中，却可能因为另有主旨而常常被轻易放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尽管值得称道，但仍然无法通过一个实例来全面展示乡镇行政实践中的真实面相。
三、基层政治的具象研究如何成为可能
基于不同的学术经历与个人兴趣，不同的学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策略偏好，因此，上述的批评也许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吹毛求疵。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学界其后的研究分布，因为后来那些数量不少的乡镇政治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着上述研究进路，承其优点，也延其缺陷：相对而言，缺乏在日常生活的流动状态中生动展示乡镇行政之具象的尝试。追寻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我们固然可以反思良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也许在于，对于乡镇乃至更高层级的那些远比村庄复杂的场域而言，对其进行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由于中国底层官僚政治那些众所周知的特点，进入乡镇政府这一正式政治制度之中对其进行参与观察，历来存在着诸多限制，远非在村庄中进行田野作业所能相比。
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具备这种条件与恒心。应星是幸运的，因为他当年作为挂职副县长的独特身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突破中国基层官僚制的外部遮蔽，从而得以参与到其内部来观察普通研究者通常无法接触的诸多重要过程，并最终能够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线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精彩展示了“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11]。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经历太过特殊，使得他的田野工作经验很难为其他学者所复制与借鉴。
那么，具象、动态且更易操作性的乡镇政治个案研究究竟可以如何展开？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正是试图以颇具个人化的学术实践尝试回答这一萦绕学界已久的重要问题[12]。
社会调查的践行者们早已注意到，欲求对当代中国的乡镇行政进行研究，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中国底层官僚制内部运作对外来观察者的排斥，或者说，与在村庄中相比，在乡镇其实往往更难真正展开“田野工作”(field work)。面对这种情况，在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建立某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支配关系”势所必须。苏力曾提醒我们需要警觉田野调查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究竟是依赖着什么以及是如何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构建起来，而它又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13]425-444。对于吴毅而言，这显然同样构成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个人社会网络的动用，辗转获得调查地点的上级权力人物——大江区党委书记——的招呼，这种进入田野的方式，或许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因为这是作为“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普通研究者进入局中的最直接方式。不过，借助高层权力的帮助，外来的“眼睛”被置入低层权力结构之中，也往往容易在后者那里造成被监视的印象，因此是否可能会遭遇后者看似名义上的合作、实则事实上的排斥？这将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有过调查经历的很多学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如何尽可能地消除被调查对象的戒心，将直接决定调查的质量与效果，对于中国乡镇政治的调查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往往隐藏着大量布迪厄所谓的“统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隐秘”[14]53。在各种应对措施之中，延长调查时间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行之举，而吴毅正是采取了此一方法。长达一年半以上的人类学式参与观察，使得他能够不断地拉近与被调查者之间的距离，借助时间流逝的润滑来尽量消除陌生人间的戒心，逐渐自然地融入后者的生活之中，从而得以洞悉乡镇政治的丰富面相。
四、在叙事中展示过程/事件
怎样调查是个人化学术实践的一方面，怎样写作又是另一方面，而后者与学者采取的不同分析策略息息相关。就乡镇政治研究而言，传统的政治社会学式处理往往倾向于突出组织结构的特征，强调制度对人们行动的限定性影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结构”分析。与此相应，形成了“制度/结构”的分析策略。这种分析策略有其威力，尤其是研究社会生活程式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更是如此，但问题是，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存在状态具体化形式之一的乡镇，所显现的却往往是孙立平所说的“结构特征与效能之间明显的不对称性”[15]108。若干年前，美国社会学家Whyte敏锐地指出，现代中国科层化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被称为“‘结构’科层化和‘功能’科层化的相互背离”②。Whyte所言，其实与孙立平的洞见紧密关联，因为正是“‘结构’科层化和‘功能’科层化的相互背离”催生了较低程度的实质理性化(马克斯·韦伯意义)，从而与其他因素共同促成当代中国乡镇行政的上述悖论。因此，仅仅凭借“制度/结构”分析所总体展示的静态描述，远远不足以处理转型背景下中国乡镇政治从结构特征到绩效结果之间复杂且微妙的张力。
正是基于这种反思，孙立平等人提出并倡导使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这种分析策略强调，为了克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就必须“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15]112-115。因此，相较于“制度/结构”的分析策略，在这里，“事件性”的“过程”被更加重视，成为独立的解释变项，并获得了本体论上的重要地位，而叙事则自然成为承载此一使命的最佳手法。
吴毅显然是这一方兴未艾的方法的忠实践行者，且一直以个人的学术实践推动了这一方法的运用与完善。如果说他在早年那本为其带来学术声誉的著作中对此还未曾予以明确运用[17]，那么，到了《小镇喧嚣》一书中，如同吴毅在书中所坦言的那样，这一方法已成为其“自觉选择的方法皈依”，被予以极其充分地运用。正是借助于这种方法的独特优势，吴毅在生动地呈现了乡镇基层权力运作的动态图景之后，对其展开了反思。尽管《小镇喧嚣》所探讨的，“仍旧是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一个有关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主题”[12]595，但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运用之下，无论是至今影响力颇大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型，还是据说已经出现的“强国家—强社会”状况，这些学界以往刻画的“国家/社会”的结构固化框架都被重新打散，在特定的时空中，重新走向一种流动中的真实。正如孙立平在别处曾说过的那样，这里“所展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结构或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过程”[15]120。
在吴毅笔下关于小镇的叙事中，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此三者在政治、行政和经济活动中呈现出多向度角色“倒置”与“错位”。这首先突出表现为日常行政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强弱关系的“倒置”，在税费征收和缴纳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明显。
吴毅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从税费改革到取消农业税这一如今已成往事的特殊历史时段中发生在小镇的悖论式场景：在税费征收中，“起作用的将是‘要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这一民间非道德化的博弈铁律，因此，要钱的乡村干部自然成了欠钱农民的‘孙子’，反过来，欠钱农民也自然成为要钱者的‘大爷’。既然是‘孙子’向‘大爷’要钱，前者除了自我矮化，千方百计地向后者说好话、套近乎之外，也的确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化方法”[12]608-609。苏力在福柯式地分析陕北一起收贷案时，也曾指出类似的权力支配关系之流变现象：“总体上强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一点上变得孱弱，而总体上孱弱的某个个体的力量在某一点上变得相对强大……由于农村的广阔空间，借贷者确实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成为强者，而放贷者(即使放贷者是国家)成为弱者”。[13]37只不过，在苏力那里，他更多地强调了空间对于权力支配关系流变的意义，而在吴毅描绘的发生在小镇的税费征收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来自国家机器对自身暴力潜势的自我冻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这句据说出自该省某位权威领导之口的顺口溜，以及吴毅所描绘的收税过程中乡村干部所通常采用的“讨饭战术”遭遇“油抹布”时的无效，③正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弱国家”面相之体现的征税困境。
关于小镇征税的过程/事件描绘又一次提醒我们，在今天正处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基层，当国家试图将某一作为信条的意识形态落实为可供操作的权力技术时，实践中常常会产生大量意想不到的具体困难。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以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单向度、结构化的传统分析中，往往被忽视，至少也是不容易得到充分展示，又或者是被在“国家—社会”框架下予以简单化地处理。
迈克尔·曼(Michael Man)曾经将国家权力区分为两个层面：“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其中，前者是指国家精英可以自行其是，而不必例行化、制度化地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协商的范围；后者则是指国家实际渗透社会，并在统治疆域中有效贯彻政治决策的能力[18]5。或者说，前者形容的是政府集权化的程度，而后者则是描述政府深入社会的程度。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中，常常容易出现两种看似彼此相对的描述：如果只是专注于“专制权力”的层面，则往往容易看到强大的国家因素之存在；倘若仅仅着眼于“基层渗透权力”，通常容易发现的，则往往是社会因素的事实抗衡，以及国家因素的相应软弱。这些单向度的视角，通常都是附着于某一特定的研究单位。正如孙立平早已指出的那样，“过于强调国家因素的研究往往以乡镇为研究单位，而过分强调本土资源因素的研究往往以村庄为研究单位”[15]123。与此相应，衍生出所谓对“国家一社会”孰强孰弱的固化界定。
在笔者看来，吴毅的贡献正是在于，他在“乡域”这一更为广阔的空间下，通过“过程”与“事件”的展示，让乡镇与村庄这两个不同的单位互动出场，既注意到“专制权力”真实存在的一面，又关照到“基层渗透权力”的现实境遇，更为重要的，洞见了当代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专制权力”与“基层渗透权力”正向关联的困局。用吴毅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困局被表述为：“当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弱，反之，为了强化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好像只能重新去寻找某种强制性权力作支撑。”[12]629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突破这种困局，正是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只是多少有些可惜的是，吴毅点及此要害，却并未申言，也未能进一步提炼自己强有力的中层概念。也许，这样的要求，已经超越这一标举以叙事为特色的专著所能承载的能力。又或者说，这本专著在例证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的突出成就之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其间容易生产的一些问题。
五、结语
通过以几本晚近出版的论著为线索展开评述，藉此概括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也许正在发生的新趋势，这样的作法多少有些冒险，但笔者愿意在这份札记中勉力一试。从宏观上观之，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正在整体面貌上经历着微妙的转变。这些趋势大致包括：在视域上从村庄扩展到乡镇，再到村庄与乡镇的互动；从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发展到与过程/事件的研究策略的互补；从对组织/程序设置的静态考察，到组织/程序运作的流动剖析；从宏观考察转向个案深描。很多年前，托马斯·库恩(Thomas Kunn)曾以“范式转换”来形容“科学革命”的实质[19]。上述这些管中窥豹式的概括，或许远不足以确证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领域中范式转换正在发生，但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其整体研究面貌的部分嬗变。更确切的一种说法或许可以是，它们表征着一种可能的学术趋向，以一种未定型的研究风格。面对远未格式化的中国基层政治。
注释：
①《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一书的原型，系刘能于1998年6月提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费孝通指导)。
②Whyte所说的“结构”科层化，是指正规的科层组织取代或废弃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资源和社会生活几乎完全由全新的、大规模的组织所垄断的社会，“功能”科层化则是指正式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程序被有意识地加以拒绝或无意地被忽视，在这些大规模组织中通行的并非法理型权威，而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或传统型权威，参见Whyte,Martin King,"Who Hates Bureaucacy?",in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eds.),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33-254.转引自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第303页。
③吴毅将收税干部(某种意义上的“强者”)在收税中有意向农户(某种意义上的“弱者”)“示弱”(例如自我矮化)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称作“讨饭战术”；“油抹布”是当地干部对那些软硬不吃，长期抗税不交的老油子的一种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