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世纪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8月23日至26日，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参会学者论文及摘要近五十份，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切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决不是要墨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个别字句，而是要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多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应当面对这个现实，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开拓创新，在社会实践中日益深化和扩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自觉捍卫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即在实践中要不断探求和正确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复旦大学张广智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学的贡献不仅在唯物史观本身，在传承马克思的史学遗产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他的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也要开展马克思的史学理论的研究，要注重挖掘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人物，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重新评价其历史作用和功过；要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也要通过开展专题研究、中西史学交流的研究等途径开掘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丰富内容。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但也有脉络相互承接的传统本性，而且它在二战后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众多西方史学派别中争得一席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俐娜肯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传入之后，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唯物史观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进步的历史观，满足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学者对新历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为解释史学提供了由社会经济变动来理解历史发展的思路，为解释历史研究模式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史学树立了新的研究模式，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完成。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立新从存在论分析入手，阐明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内在联系。认为唯物史观基本的存在论原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而历史学是在人的生存历史性中才有根苗，也才是历史学之为历史学的“客观性”和自律性。正是在领悟人的生存历史性这一基点上，唯物史观和史学有了深层的联系和会通。唯物史观之于史学，不是外在地给予，而是史学操持自身范围内的事情，史学研究不可能绕过唯物史观独立发展。
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是这次讨论会上史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为他们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在讨论中，一些学者提出哲学家和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在话语体系上不同的问题。陈立新指出，不能认为阐释发展唯物史观仅仅是哲学家的任务，史学家也有责任来参与其中。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隽鸿飞指出史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互相不交流对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害。学科划分制造了这样一种现象：历史学家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探讨马克思的历史观，哲学家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其他学科的学者各自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探讨自身关注的理论问题，各学科都从自己的立场“各取所需”，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一致性理解上的割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吴英提出，要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问题，认为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系统理解是借鉴自前苏联的认识，后者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为了适应当时苏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理论范式。前苏联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存在许多偏颇、甚至曲解之处，但我们不能因为理解错误而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
云南大学李杰、吕昭义提出，运用唯物史观，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灵魂和方法，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成一些公式和概念，更不能将这些公式、概念照抄照搬照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社会，原始共同体，如氏族、宗族长期保留下来，社会分工不发达，阶级分化不明显，财产私有制发育不充分，私有制的主要形式不是对财产的占有，而是对生产的另一个要素即劳动力的占有，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权力占有劳动者并通过这种占有来实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王权凌驾于各个共同体之上，成为掌握社会资源的最高力量。其演变经历了夏商时期的君主方国制、周的君主封建制、秦到宋的君主集权制、元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主义几个历史阶段。
北京大学何顺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决定论问题，认为首先应该肯定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确实存在“决定论”，但不能把这个“决定论”简单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这种历史决定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马克思的“决定论”思想包括因果关系，上层建筑是果，经济基础是因；包括制约关系，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制约；包括适应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存在“反作用”，而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三个重要概念，即“反作用”、“交互作用”和“非均衡”，尽管有作用、反作用，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但马克思认为这些力量并不是均衡的。马克思认为最终的决定力量、终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这说明马克思既看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及他们的交互作用，但是由于非均衡的原理，它最终的原因还要到经济基础中找寻，这反映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限制，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彻底性。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郭艳君通过对历史与人的生成的人学阐释，重新思考了历史的内涵、动力、进程和人与历史的关系，并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解和说明。历史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自我生成的过程。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就是对人与历史生成过程的逐步展示，其逻辑的结果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正确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创立了全新的历史哲学。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主体的认识和想象，而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生成运动。
关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建议，北京师范大学邹兆辰指出，建设历史理论体系，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对于以郭、吕、范、翦、侯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理论问题上的建树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与重新评价；（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的历史理论方面的争论进行重新审视，对于有现实意义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三）挖掘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产生的理论问题，鼓励学者围绕这些理论发表不同意见，展开积极的争鸣；（四）从国外学者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争论中引入一些问题，鼓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观点和资料出发参与讨论，以使我国史学学术研究能够与国外接轨；（五）从现实社会的发展中或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中去发现问题，发挥历史科学的优势，解决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六）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史学史遗产中发掘对于当代历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理论问题。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及当前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洪岩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形成过程，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其产生乃是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晚清民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最新成果“新史学”由于自身的一些特征，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的起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新史学”的逻辑发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世界战略格局的改变、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直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提供了外部的和内部的现实条件。发生于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的大革命运动直接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革命运动后，虽然革命形势呈“向下”的趋势，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却“逆势而上”，通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它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从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角度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发展情况。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通常被划分为新历史考证学（或称史料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或称史观派），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重视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恰恰相反，早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已非常关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在具体历史研究中更为注重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方法的使用，而且从理论上论述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
三、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复旦大学吕和应提出了历史学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的真实性问题向来是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然而，历史学的真实性却在20世纪受到严重挑战。解答历史学的真实性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是形式主义的，它主要是指出了历史话语或历史叙述的虚构性。第二条可称作历史——知识的，它主要通过追问历史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来论证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合法性。但即便历史学可有真实性，历史学家也必须充分重视历史学本身的有限性。
云南大学刘鸿武认为过去我们不论是给历史学下定义还是解析历史学的属性与功能，都是从历史学以外来理解和要求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一般性意义上来理解和看待史学的话，可以说，历史的情感，怀旧的情愫，岁月的挽歌，往事的旧梦，构成了历史学永恒存在的人性基础与哲学背景，构成了历史学永恒不变的内在精神与品格。
北京师范大学王志刚通过对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以及中国的藏族史学的历史考察，提出古代印度的历史意识没有演变出史学意识和历史学，可谓是“无史之史”；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实践、空间观念的准确性，记录历史的连续性、完备性，体裁体例的多样性、综合性、历史意识、史学意识的悠久性、深刻性等特征，是当时世界上最接近历史实相的历史学之一，可称之为“真史之史”；而西藏基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以及受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汉族文明的影响，徘徊于永恒的宗教理想和纷争的世俗社会之间，体现了藏族史学“政教合一”的历史特征。鉴于藏族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两重性，可概括为“近史之史”。
复旦大学陈新认为思想史乃是历史学的整体，历史学家不仅要去理解他所研究的历史行为中包含的思想成分，还应当反思促成他的历史研究这一历史行为的思想。情境、思想和历史三者是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核心要素，情境与思想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外在关系，思想与历史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关系。
云南大学许洁明则展望了21世纪史学研究的范畴和向度。她认为，20世纪的历史学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被碎化的历史学，同时也是面向全球化的整体的历史学；是被褫夺了地盘的历史学，又是跨学科的阵地模糊的历史学。21世纪历史学学科地位发展的希望在于，在相当的微观研究、跨学科的操作和多元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在宏观的视野和多向度的聚焦之基础上，在典雅通俗相兼之基础上的“收复失地”运动。
一些与会学者探讨了中外历史上某些史家治史的态度和方法，有的还进行了比较，也有的学者对当下历史研究中应持的态度和方法进行了评析。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阐述了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治史理论。他认为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家修史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四个方面。研究乾嘉史学的学者往往把“实事求是”视为乾嘉史家的治史特征和考史方法，但乾嘉史家提出的“实事求是”概念，并不仅仅是考史特征或考据方法，更主要的是规范其治史实践的史学理念，应当归属于乾嘉史学的理论范畴，从而也论证了中国古代史学是有自己的史学理论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李勇在对古今中外一些史学家的治史态度和方法的比较中发现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的中国古史说，受到崔述和胡适怀疑态度和历史演进方法的影响和启发；梁启超对史料整理的方法及陈垣史源学的方法与法国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中的思想有相似之处；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基本理念是怀疑的态度和展示历史上对于材料的不同诠释并试图还原历史。他认为无论处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历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在于以怀疑的态度去条缕历代关于同质材料的不同诠释，尽管使用了表面上具有很大差异的专业术语。
扬州大学周一平提到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他不赞成对价值中立的批判，认为比较“中立“的价值、立场是存在的，就是以人民的价值取向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的立场为研究立场。
在具体的史学分支学科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通过考察“人”从传统史学到环境史学中的变换过程，指出环境史对人的属性、人的活动、人活动的场所、人活动的后果等等内容的挖掘与审视具有对它之前的历史学科的继承性和超越性。
针对环境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军认为，生态危机的背后是社会危机，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因此，环境史研究不该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要多关注环境史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反环保势力的研究有助于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认为由于社会史的开放性使得给社会史下一个标准的定义很困难，但要将社会史与社会的历史两个概念区分开。社会史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一）社会史一直处在发展之中，没有形成固定的形态；（二）社会史研究的多样化；（三）从社会史中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已经发展为一些专门的领域，比如妇女史、城市史；（四）由于学科交叉，社会史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相渗透，产生了一些边界模糊的领域；（五）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有的学者就史学理论中的专门问题进行了研讨。北京大学董正华提出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问题，他认为迄今农业发展研究中仍然经常引起争议的两个理论问题，即1，农民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2，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为研究农业发展的工作者梳理了思路。
四、西方主要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
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史学流派，学者们表现了高度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古代的欧洲到当前的美国的各种流派、各种理论都有学者专门论述。但全球史观无疑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四位学者分别对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巴勒克拉夫等著名史学家的整体史观或全球史观进行了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和江西师范大学梁民愫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霍布斯鲍姆的世界体系思想和整体社会史思想。姜芃认为霍布斯鲍姆所构筑的世界体系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与他的历史观及史学研究方法，与他双重身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英国新社会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紧密联系，并从分析其作品入手剖析了他的世界体系思想。梁民愫则认为整体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属性与史学观念的价值趋向是霍布斯鲍姆性社会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其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就融合其社会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来说，他关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邃见解，体现了其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史学观念价值。
温州大学江华认为，沃勒斯坦的整体论是在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耗散结构论的基础建构的。这个整体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空的整体性。在空间上，现代世界体系是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经济区域构成的世界经济或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时间上，现代世界体系的动态性表现为长期趋势和周期节奏。二是知识的整体性。以一体化学科方法替代跨学科以建构历史社会科学，消除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紧张以及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时空向度分歧和特殊论与规则之间的二元对立。沃勒斯坦的整体论解构了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国家神话与学科神话，这对我们理解历史和重建历史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董欣洁介绍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认为其主要理论特征是：批判“欧洲中心论”，倡导建立全球的历史观，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巴勒克拉夫通过自身的史学实践努力探索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他的努力一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与上述四位学者相同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四川大学何平也对全球史观有极大的兴趣，但不同的是这两位学者更关注全球史观在我国历史研究中的确立。赵轶峰从他翻译《全球文明史》后获得的一些感受来谈世界历史整体观。他认为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全球视野，中国学术界关于“世界史”的定义、主题和主导线索以及世界史的起源与分期等问题都有重新斟酌的余地。何平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世界史体系的利弊，同时他指出全球史观作为编纂世界史的新框架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能更好组织起已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它的理论要点如何，它同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具有体系、规律、多线发展观有何联系，都值得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旭鹏提出，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最具影响力、扩展最迅速的领域之一。它源于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却广泛涉及一系列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后殖民主义具有的明确的实践意义，成为描述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理论话语。后殖民性的历史学具有反对欧洲中心和反对本质主义的特点。当前中国学界接受后殖民理论时要反对偏激的后殖民情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上海大学徐善伟就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甚至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口号。但是它所主要倚重的则是档案文献资料，尽管它也注意到了文物资料的价值。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所谓的“史料之革命”。其具体表现是：新史学家虽然也强调史料的价值，但是却认为，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历史学家向它们发问，它们才会开口；它极大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由此，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新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了史料的范围内；它导致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的重新发现和进行重新分析和运用；尤其是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而且还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
华东理工大学程群在解读“语言学转向”的内涵及其对历史学的主要意义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语言学转向”介入美国思想史研究的背景及其影响，认为“语言学转向”与美国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后现代理论与美国史学研究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美国史学研究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侧面；“语言学转向”对美国思想史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给予美国思想史研究以新的理论指导，这种理论指导归根结底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史学中的应用，从方法上讲是一种文本主义的分析方法，它补充了传统的情境主义研究方法重文本之外的外部环境对作者思想的影响而忽视文本自身的发展谱系的不足。
江西师范大学徐良追溯了美国“新左派”史学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分析其衰落的原因，留给美国史学和社会的遗产。“新左派”史学从登上美国史坛之初起，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它的出现，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动荡不宁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和回响。作为一个激进的史学流派，“新左派”史学的兴衰史各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既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又有史学自身发展流变的原因。尽管它自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新左派”史学还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打破了长期以来为保守主义史学所垄断的美国史学界沉闷压抑的气氛，促成了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革命性变动。
复旦大学陈茂华阐述了美国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整合传统政治与思想史的史学实践，即建构美国政治文化史的史学实践，认为其建构政治文化史的支柱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霍氏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冲破了进步史学家的二元冲突论思想的藩篱，把多元主义的视角引入了历史学研究领域；二是质疑近代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历史研究的理性观念，把非理性元素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来。
复旦大学王利红认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希罗多德《历史》最突出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古希腊自然哲学直接启发了希罗多德对命运的思考，史诗和悲剧更进一步促成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希罗多德敏锐地把握到了命运的变化无常，作品着力于人物命运的书写，传达了历史的变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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