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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着力影响民心和舆论
公共外交给人的印象不像传统外交那样“就事论事”，它寻求的是细水长流、润物无声，讲究心灵互动、水到渠成。
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为纪念去世的敢说真话的记者和擅长外宣的政客爱德华·默罗，成立了“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公共外交词汇的起源。该中心创始者古利恩教授把公共外交定义为“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它处理的是公众态度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问题，涵盖了传统外交之外的国际关系范畴，包括政府在别国培育大众舆论，本国民间团体及利益与他国互动，外交事务的报道及其政策影响，外交官与外国记者的沟通，跨文化交流等。
此后，美国一些权威机构对公共外交续加论证。美国国务院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辞典》列举了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包括出版物、文化交流、广播、影视等，美国新闻署称公共外交的目的是“通过了解、引导和影响外国公众，加强美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对话，达到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同时，美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公共外交的热潮，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解读。
这些解读都没有离开以下几个基本要素，即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本国政府，客体是外国公众，主要手段是以大众传媒为重点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目的是通过营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促使有关国家政局和政府政策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公共外交的含义和功能不断延伸
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要求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们必须具有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意识，必须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交叉地看问题，必须给国内民众关心和参与外交打开方便之门。
尽管国际外交实践实际上早已包含了公共外交的内涵，但当时的民间外交及政府外宣活动只能算是一种广义的公共外交。而且在当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环境中，这种广义上的公共外交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零和博弈的因素。
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通过本国外交机构直接作用于驻在国政府，而是通过信息流通手段直接作用于外国民众，通过外国民众去影响其政府的政策；它的行为主体不一定是外交职能部门和驻外使领馆，而有可能是主管外宣的政府部门及其掌控的主要媒体或社团。
有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既然是“外交”，就应该是针对外国人的，向自己的国民解释政府外交政策不应该属于外交的范畴。为解开这个难题，有学者甚至专门研究“公共外交”与“公众外交”的区别。其实，这两种提法都是根据英文public diplomacy译过来的。本来，根据这个概念的内涵，译成“公众”外交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如前所述，这种外交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公众”。
为什么要把增进本国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这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现代通信和交通技术迅速发展、国际相互依存日益密切、国内公众参与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如此，中国外交部成立的专门机构最初叫“公众”外交处，《中国外交》白皮书最初几年的专门章节也都用的是“公众”外交的提法，但社会大众似乎更容易接受“公共”外交的提法。最终，“公共”外交约定俗成地成了汉语里的正式概念。目前外交部主管机构和《中国外交》白皮书相关章节都采用了“公共”外交的提法。
中国公共外交寻求沟通和共赢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中国对公共外交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中国公共外交与某些西方国家公共外交的一个实质性区别是，中国不寻求通过公共外交操控别国舆论或左右别国政局，更不会捏造事实传播谣言，煽动别国民众推翻别国政府。
多年来，美国政府把公共外交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举措，成立专门机构“美国新闻署”负责协调国家公共外交，投入了大量资源，也获得了国际战略层面“不战而胜”的回报。
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发现，中国官方的各种外文传播媒介，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广播影视，不论是网络视频还是网站博客，播出的内容都主要是在介绍自己，而不是在谈论别人，更不是在妄评别国内政，这与某些西方媒体的作为有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得到了空前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成为国际社会的研究素材，中国被放到了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被观察、被分析、被解读。不同国度、不同阶层和不同心态的人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一旦形成主流，就会对其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这几年发生的“3·14”事件、“7·5”事件、“5·12”地震后国际舆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与很多国家合作建立孔子学院，让更多的人掌握汉语，让他们能够更直接、更真实，身临其境、目睹耳闻地观察和了解中国。中国人自信，中华几千年的“仁爱”文明和以“和谐”为核心的现实追求，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和形象上的亲和力，只要外部世界真正了解了中国，就会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流，展开合作，创造出共赢的局面。因而，追求共赢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鲜明特点。
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实践任重道远
如何做到从“搭台唱戏”向“借台唱戏”进展，进而达到“让别人唱我的戏”。
中国的发展又给自己创造了公共外交的许多平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以空前透明的方式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国际反华势力围绕北京奥运散布的种种谣言和诬陷，都随着奥运的成功而不攻自破。2010年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将有2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近百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将举办188个“国家馆日”活动，将接待几百万外国游客。2010年底将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也将迎来大批外国运动员、教练员和众多国际媒体。2010年中国领导人还将出现在有关气候问题、金融问题、核问题等一系列峰会上，中国将再次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焦点。这些都是“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的绝好机会。这些都说明，现在中国公共外交的舞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
在公共外交理论方面，总体上中国尚属初创阶段，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很高，从2003年开始，学术界出现“公共外交研究热”。学者们从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的关系、中国公共外交的特色、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作用、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公共外交的国际经验启示等多角度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理论研究，并就怎样进行中国的公共外交提出了看法。赵启正在《中国强化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一文中做出如下表述：“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公共外交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也包括了双方、甚至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全国政协外委会创办了《公共外交通讯》（季刊），是中国以公共外交为专题的第一本刊物。
在公共外交实践层面，有待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多。例如，我们能否对我国公共外交资源进行整合，集中财力设立类似于美国FULBRIGHT和欧盟ERASMUS MUNDUS高端奖学金，培养外国精英对中国的客观友善认知，这些精英回国后，可通过其辐射效应使这种认知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本国传播；又如，我们能否进一步优化公共外交的协调机制，使广义与狭义的公共外交能更好地结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