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创新议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局限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8-0085-07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再次引发关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还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学创新的必要性。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未能为克服这场危机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够完全解释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面临着严重的异常情况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危机，这与他们理论相关性的有限有关，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全球经济危机后，创新经济学立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克鲁格曼(Krugman)，2009；霍奇森(Hodgson)，2009]，人们正在寻求新经济思想。①
全球经济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实现复兴提供了新机会。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批评资本主义的一门学科，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而不是主要关于经济增长的学科。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少有能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创新，部分原因可归咎于理论的原教旨主义，拒绝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统方法论，而这些非正统的方法论可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金(Kim)，2011]。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我们要摈弃没有发展的僵化马克思主义[谢尔曼(Sherman)，1995]。所以，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有活力的和僵化的思想、补充《资本论》中的遗漏点是必要的。马克思是永恒的，但是也需要超越马克思[内格里(Negri)，1984]和超越《资本论》[勒波维茨(Lebowitz)，1992]这样的愿景。为了丰富其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尝试使用与自身方法论不同的方法论，还需要通过突破性创新实现其研究范式的显著转变。
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方法和理论，然而，这些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资本论》中有些理论因其失去兼容性而应被摒弃，而另一些理论因其已过时而应重新建立。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表于1867年的《资本论》不能充分解释一些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中，应尝试使用其他形式的非正统的经济学方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释资本主义的三大危机，即经济、生态和生计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新趋势下又可以概括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国际金融资本的主导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金(Kim)，2001]。此外，需要选择可以应付这种危机的民主政策和寻求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经济系统。为此，有必要在人与自然以及在社会与历史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并创建一个用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在建立这样一个新观点和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主要参考，因为它最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事实上，《资本论》提供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理论。可以说，《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在其中对人类、社会及资本主义的深入洞察，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然而，由于《资本论》是在19世纪中叶基于英国资本主义写出的，难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此外，《资本论》在解释资本的再生产时逻辑上存在局限。由于这个局限性，《资本论》不能够阐释工资—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元素[勒波维茨(Lebowitz)，1992]。②由于《资本论》分析了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以价值计算的经济，所以它不能阐释基于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以使用价值计算的经济问题和基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问题[金(Kim)，2001]。因此，《资本论》的局限性严重制约了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因为没有工资—劳动力和自然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本身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经历了深刻结构性变革的资本主义现实中也有其先天局限性。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定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改变，所以它不承认资本主义随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而改变[布瓦耶(Boyer)&塞拉德(Saillard)，2002]。此外，它不能充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基于经济还原论(它解释了以经济变量为依据的所有社会现象)和类还原论(它解释了以阶级斗争为依据的各种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往往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的动态交互作用，低估了除阶级矛盾以外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自主权。③
此外，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在宏观上分析了资本主义整体的生产方式，但是很难在中观层面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制度。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解释了以阶级或集体斗争为依据的经济现象，因此，在阐释源于经济主体的个人选择的微观现象上存在局限性。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革命性的特征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会低估制度改革的动力。这一特性阻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出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有效的政策选择。④
由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旧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使得理论和现实之间脱节。在解释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且失去了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资本主义现实时的弱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面临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决定性地又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机。这场危机源于理论体系的内部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一场范式变革危机。
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议程
我们需要一种新模式，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新来克服当前面临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创新议程就是要提升其理论的解释力，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提供可行的渐进式发展模式或超越资本主义的可替代性的经济体系。为实现该议程，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神和原则下，追求新观点和方法论。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想要成为改善人们实际生活这样一门学科的话，那么它就需要进行彻底改造。
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方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建立人与自然以及经济和生态都是完整的一体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应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轴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轴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下，研究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人的生活与自然会带来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中研究“人对人的剥削”，却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剥夺”。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即技术的发展之上。如果可以解决这一理论缺陷，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阐明其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替代发展模式。
第二，构建一个包括再生产领域及生产领域和金融业以及实体经济部门的理论框架。在21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中，创造知识的再生产领域，远比即时产出的生产领域重要得多。全球金融资本的变动和随之变动的汇率、利率、股票价格等已成为控制实体经济的决定性变量。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专注于大规模生产经济与实体经济，却不能够阐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因此，创建可以分析知识生产和分配对价值创造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新价值与分配理论，构建包括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资本积累和危机的理论是必要的。
第三，建立一个把全球资本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从传统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它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内形成的资本—劳动关系，限制了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但是，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各种资本之间和资本—劳动之间都存在竞争。因此，有必要把研究对象拓展为全球资本主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新，重置其研究对象，变民族资本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应放在各种不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上。确立了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研究对象后，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议程才可以实现。
第四，为了对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民族资本主义的时间变异和空间多样性进行分析，还需要建立一个对单个国家的制度和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形式，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有着特定经济主题的制度和行为。一方面，金融制度⑤代表经济主体之间的斗争结果和选择的变量；另一方面，这个变量可以影响主体间的斗争和选择，因为它不仅被机构监管，而且可以改变这些机构。因此，拥有能够针对制度和行为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识别具体资本主义和处理各种有关资本主义内的体制和社会改革问题。
第五，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提出新的经济体系来代替现存社会主义，同时还要为这一愿景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种危机。因此，为了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彻底地分析解体的真正原因，及完全摒弃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乌托邦和不民主要素。此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应该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经济体系，从而为新社会运动指明方向。
在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吸收各种异端的合理内核，比如，经济学调节理论、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此外，本着“从实际出发，寻找真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构建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有两个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扩展，以此试图克服其自身方法论内核中的片面性；二是广泛扩展，旨在克服宏观领域的微观基础缺陷。
通过深化扩展，新研究领域可以包括原来不被探索的领域。比如，工资—劳动力、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广泛扩展，后凯恩斯经济学、调节理论、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可拿来借鉴参考。
图1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扩展和广泛扩展的分析框架。这里，x轴表示广泛扩展：生产关系(宏观层次)→制度(中观层次)→个体(微观层次)，而y轴表示深化扩展，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生产条件(自然)。另外，x轴还表示分析水平，而y轴代表其界限。从传统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开始就从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结构和变化。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不受自己意愿支配地进入社会生产的关系中(马克思，1859)。因此，可以说，人们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整体。其中，生产关系已被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定义为结构主义(阿尔都塞，1977)。
在结构主义中，结构及社会关系的构建决定了个体行为。个体不能实现自主行为，因为它们严格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生产关系内的个体行为只能复制现有结构，这里的结构是个“已经结构化的结构”(Bourdieu，1977)。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承认人类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就这点而言，结构主义是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从生产关系，比如阶级关系这样的结构开始对经济进行分析的。
图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化扩展和广泛扩展
结构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另一端，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体的简单总合并从独立的经济主体行为来解释经济现象。根据这种观点，任何经济分析都应该从经济主体的个体选择，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开始。
基于上述两种方法论，第三种分析观点是超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这种观点侧重于关注连接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体现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形成了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多样性。因此，制度变异存在于生产关系和个人选择之间，基于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开发中观层次的理论。
生产条件(
)领域位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外。生产条件是自然物质，如土地、水、自然资源和气候，它存在资本积累的外部。这些生产条件构成了生态系统，不仅对于资本和工资劳工的再生产，而且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体系内的生产关系，所以对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无法进行分析。此外，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从生产力方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它着重探讨人对人的剥削，并认为人对自然的剥夺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观点阻碍了对生态危机的解释，生态危机威胁了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障碍，需要包括生产条件在内的生态政治经济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也有必要深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将其扩展到生产条件的部门()。生态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生态危机(由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致)，强调生态而非经济理性的政治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位于内。
三、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规划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议程，笔者建议制定一个研究计划。前面提及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扩展，也为该研究计划的设计提供了参考。以下是关于研究计划的一些建议：
第一，应发展一种可以综合确认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和社会关系的自主主体的方法论。这个问题与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方法论来综合识别“结构化的结构”中的“正在构建的结构”。在已经结构化的结构中，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而在正被结构化的结构中，它们似乎作为自主主体。因此，重要的是，在设计替代发展模式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系过程中，要形成一个综合观点，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唯意志论的谬误中。
第二，找到特定的可以综合识别集体斗争和个人选择这两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的方法。经济现象是经济活动中各种个人选择和各种集体抗争的结果。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释集体抗争所带来的影响，但在解释个人选择方面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方法来阐明微观经济现象(例如价格、工资、利息、利润和生产率)和宏观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危机、就业和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之间进行的批判性对话，可以为此提供一些线索[科里亚特和多西(Coriat & Dosi)，1995]。像整体—个人主义和制度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可以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方法提供一些参考。宏观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分析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为宏观经济现象⑦中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可作为参考。
第三，应该阐明“复杂劳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的关系。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在“简单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这种方法与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分析有关，而与以复杂劳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体系无关。为了分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该阐明通过知识劳动或复杂劳动实现产品创新，在产品的使用价值增加的同时，剩余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为此，需要努力创造理论修补《资本论》⑧中关于使用价值的分析。必要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通过分析使用价值开发出新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此阐明知识经济的结构和活力，同时也说明“复杂劳动—使用价值—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
第四，应该阐明“再生产—生产—消费”的关系。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置于主导地位，而低估了再生产和消费领域。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不能充分分析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在知识经济领域，价值创造实际是从知识劳动力形成的再生产过程开始的。在数字经济中，价值在消费过程中通过网络效应形成。因此，应该从理论上阐明“再生产—生产—消费”的循环流动中价值创造的过程。所以，这里要为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建立一个生产劳动的扩展理论。
第五，创建一种能够充分认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探究这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动态。那么采用什么方法可以综合解释权力和制度、竞争和技术、生活方式和文化对经济变化带来的影响呢？这个三部门模型“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融为一体？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市民社会中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要求我们要密切关注对于替代发展模式的寻找和探索。这说明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六，需要创建一种能够阐明“使用价值—熵—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方法。这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生态危机，从而使得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日益严重，并最终增加熵的消耗。这种分析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综合认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克服生态危机尤其是极端气候变化的方法，我们也希望该方法能为作为替代发展模式的绿色经济的实现找出正确的、有效的政策选择。
①比如，由乔治·索罗斯(Gorge Soros)创立的新经济学思维研究所为新经济思想设定了议程。
②《资本论》的逻辑局限在于：认为工资—劳工是资本的主体对象。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局限，见勒波维茨(1992)和金(1997)。
③经济与阶级还原论的缺陷，见谢尔曼(Sherman，1995)和赛耶(Sayer,1995)。
④以革命主义的名义拒绝所谓的“改良主义”倾向，导致忽视了制度改革和制度变量本身的重要性。
⑤宪法、法律和社会契约及风俗都是不同层面的制度。
⑥勤波维茨认为，工资—劳工的政治经济是马克思政治经济评论体系中所缺失的地方。
⑦调节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为宏观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见[博伊尔(Boyer)和塞拉德(Saillard)，2002]。
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知识的分支提供原材料，即商品学”，马克思拒绝将使用价值视作经济分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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