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述评(2012—2017)论文

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述评(2012—2017)

侯剑华1,陈皞钰2

(1.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2.大连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22)

摘要: 科学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集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于一体的交叉学科。通过对国内科学学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从科学学元研究和科学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整体上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研究主题相对集中。提出应从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学术阵地和创新成果等方面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学科协同发展体系,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理论科学学的繁荣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科学学;元研究;理论科学学;研究述评

科学学又称为“科学的科学”,是一门研究科学整体的学科或学科门类[1]。作为一门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学科,科学学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科学发展史的前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科学的社会地位日渐显要,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微观物理学的带动下,现代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体系中各个层次、门类的内部联系越来越密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的联系也逐渐显现。现代科学发展到了需要自我认识而且能够进行自我认识的阶段。将“科学”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应运而生。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学科名称算起,科学学至今已有了近百年的演化发展史。1925年,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发表《知识科学的对象与任务》一文,倡导创立一门称之为“科学学”的学科,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提出成为世界科学学史上开创阶段的序曲,由此引发的科学学研究是对世界科学学发展的一大贡献[2]。当前,科学学已经建立和正在形成的分支学科超过30门,这些学科按照理论性或应用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为理论科学学、专门科学学和应用科学学3个学科群组[3]。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钱学森等学者的呼吁和倡导下,科学学在我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且在推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

1 国内科学学研究概况

近年来,科学学在我国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应用科学学领域及分支学科,科学学与相邻学科“联姻”的应用研究现象日趋明显。国内学者对理论科学学和科学学自身研究的关注相对薄弱,研究成果产出的数量增长缓慢,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开始向聚焦问题的纵深方向发展,同时成果产出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比较集中。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理论科学学研究呈现出中速发展的新常态[5]

本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总库中以“科学学”为主题词,检索2012—2017的文献收录情况(如图1),检索时间为2017年10月3日。可以看到:2012—2014年间文献量持续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峰值,属于稳定增长期;2014—2015年间文献增长量稍有回落,2015—2016年间有所回升,但文献量的增长幅度明显小于增长期。

图1 2012—2017年我国以“科学学”为主题词的文献分布

同时,分别以“科学学”“学科体系”“交叉学科”为关键词检索2012—2017年的文献数量,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分别是38篇、319篇、3 241篇。其中,以“科学学”和“学科体系”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整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只有“交叉学科”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表1 以“科学学”“学科体系”“交叉学科”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列表篇

在文献产出的作者和机构分布方面,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的论文数量位列第一,陈悦的论文数量排名第二;陈悦与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年合著的《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一文在相关文献中被引频次最高,达198次。整体上来看,年龄在39岁以下的作者仅占25%,大部分作者的年龄在42岁以上。从文献产出的机构来看,大连理工大学是高产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排名第二。

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科学学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从2012年1月—2017年10月发表论文的相关主题及数量进行分析(见表2),包括《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科研管理》等期刊,研究主题主要有“科学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结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工作者与科学共同体”“科学合作”等。其中,研究主题为“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共同体”的相关文献最多,共36篇;其次,“科学合作”相关文献有30篇;“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主题的发展迅速,相关文献都是17篇;“科学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相关文献较少,共7篇;“科学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结构”相关文献仅4篇。可见,国内对科学学的元研究仍然相对薄弱和滞后。科学学作为交叉学科,本身的交叉属性极强,随着学科交叉性的增强、学科壁垒被逐渐打破,知识开始进行融合,理论科学学与应用科学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在理论科学学内部,各类研究主题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交叠。因此,统计表2时有个别重合现象。

式中,M为FFT点数,l=Round(2NMvΔfTr/c),继续对s(i)作FFT后归一化取模,可得

表2 理论科学学相关研究主题文献的分布列表

表2(续)

科学合作结构的形成受地域、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科学合作的网络密度,合作的范围、强度逐年增强,跨国合作呈现多极化发展的趋势[102]。我国的“211工程”与“985工程”改善了国家合作结构[103]。地理距离的增加对科学合作的影响程度有减小趋势,互联网和通信网络等能够跨越空间距离的障碍,对科学合作的影响愈加明显。人才集聚水平对科学合作强度的影响最大[104]。具体在管理学期刊论文合作中,科学合作常发生于机构内部或者地理临近的机构,并且研究领域不同则合作力度不同,实证、实验研究,热点研究更加易于合作[105]。在合作发明关系中,桥接科学家在产学科学知识转移过程中起到了跨界联系人的作用,科学知识转移网络的结构凝聚性和连通性大幅提高[106]

图2 我国科学学研究相关专著的逐年分布

2 科学学元研究

首先,在本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已完成三个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并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对英语学习困难评价和自我评价仍然普遍偏低,这从学生客观英语水平上表明后续课程的开设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学生对于提高各项技能的个人愿望十分强烈,这从学生主观意愿上说明有必要继续开设包括通用英语在内的后续课程。

2.1 科学学的界定

县域电力通信网规划建设缺乏相关标准,导致通信资源浪费或制约电网发展等问题。县域电力通信网建设不仅要依据电网基础,还要考虑智能电网的发展要求。电网基础较好的地区,适当提高用户侧通信的建设标准,优先选择先进的通信技术;而电网基础薄弱的地区,可着重发展电网基本通信,然后逐步向多业务通信发展。

理论科学学以科学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科学的本质、科学发现、交叉学科与学科知识体系、科学工作者与科学共同体、科学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主题。

作为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直是科学学领域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定量分析方法日益成为科学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谷兴荣[10]的专著《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数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科学计量学学术成果的整体结构功能和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2.2 科学学的体系结构

大科学时代,科学对社会、经济、人类等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学已经成为具有多门分支学科的交叉学科门类,科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科学人类学、科技政策学等科学学的分支学科得到快速发展。科学学的学科渊源及发展脉络呈现出多元融会的发展特征,其学科建设呈现出非本位化的发展态势,相关研究长期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下进行,学科的建制化在社会学以外发生[11-13]。其中,科学社会学在国内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图景[14]。其在俄国的发展则经历重重挫折后,最终在曲折中走向成熟[15]。科学社会学研究倾向关注实证、定量化和普适性;而科学人类学研究则侧重定性和文化相对主义[16],它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客观看待当下的科学、人文及传统等文化类型[17]

本期主题的设定是清柔简致,以亮色和暗色两大色系作为拍摄的主题,通过清新简洁和厚重柔和两种风格来展现出人物最真实自然的一面。在这次的拍摄之

科学心理学在我国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27],但基本按照心理学和科学学两条路径的研究指向发展。近年来“科学学视域下的科学心理学(psychology of science)”有勃兴之势[28]。然而主流的科学主义传统要将心理学作为由自然科学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只能是对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异化[29]。唯有通过科学理性改造科学心理学原有的方法论来超越危机,才能使科学心理学获得更长远的发展[30]。科学社会心理学对混合着的外显社会要素进行心理学分析,呈现出科学创造性研究无法揭示的新的向度,是科学心理学新的研究取向[31-32]。科学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日益庞大,与哲学心理学、心理学哲学、元心理学、心理学学、脑理学、思行学等学科的相互关系日渐复杂,凸显出科学研究的心理维度,科学心理学也有望成为科学哲学的新方向[33-35]

那个小记者为什么闹呢?田有园接着说。因为他是那学徒女朋友的姑父,听说,那女孩,已经大肚子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出了这样的事,肯定是无脸声张的,可那家人憋着一口气无处发泄,自然找到你爸这儿了,可他们也没提这事,他们不说,你爸当然不知道……结果,就结下仇了。

2.3 科学学的演进与发展现状

作为科学学研究的策源地,东欧在科学学研究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前苏联时期,乌克兰形成了以多布罗夫为中心的颇具实力的科学学基辅学派,他们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推动了苏联乃至世界科学学研究的发展[36]。基辅学派的研究成果,在科学技术潜力及评估方法理论、科研人员优化理论和科学技术预测思想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借鉴具有可行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37]。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学研究经历了低迷期,近年来开始复兴,并且重视实践应用研究[38]

20世纪40年代,西方科学学研究著作被陆续翻译传入我国,特别是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于1939年出版后,很快被我国学者竺可桢等了解并引用[39]。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科学学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1977年,钱学森率先倡议在中国建立一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科学”,科学学研究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1980年,我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发展交叉科学,提倡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1986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会,任务是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开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钱学森关注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仍然与科学学应用相关,一方面反映了科学学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现实,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科学学研究将更加面向应用、面向交叉科学发展方向[40]。此外,还有很多为科学学创立及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学先驱,深入分析他们的科学学思想将为科学学今后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1-44]

“元”研究源于古希腊语“meta”,即“存在”。它不仅有“在……之后,……的基础”的含义,还具有超越、高于“元”的含义。元研究即是“存在的存在”,是对“存在”自身的普遍性的研究。科学学元研究,即是科学学自身的理论基础,回答的是科学学的起源、本质、价值及意义、演化发展等学科基本问题,是在更高级的逻辑形式上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

通过科学计量学方法的分析,2009—2011年,国内科学学研究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向。在研究主题方面,研究主题基本稳定但反映了时代特征,“WTO”“知识经济”等相对老旧的研究主题逐渐冷却,“低碳经济”“金融危机”“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兴研究主题持续升温,“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知识管理”等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高产作者方面,高产作者呈现明显的新陈代谢现象,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可持续性。在研究机构方面,研究机构均匀分布于国内各主要城市[45]。国际方面,科学学领域研究热度最高的几个领域主要集中在“创新”“R&D”“技术转移”“专利”“知识管理”等应用层面[46]

从国内科学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布来看,刘则渊、陈劲、李垣等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著者,魏江等是高被引作者,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构成了核心发文单位[47]。当前,科学学的作者合作虽然仅限于小团体范围,但同一研究领域的潜在合作团队基本形成,主要研究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明显[48]。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来看,与科学学相关的基金项目数量在总体态势上稳步上升,项目的平均发文量和CSSCI核心论文比重均有所上升,项目的论文总体影响力提高,但论文平均影响有所下降[49]

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主要是指侵犯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对于“不特定”和“多数”是否需要同时具备,存在争议。一种表述为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6]39另一种表述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笔者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成立,不要求行为同时具备对象的不特定性和对象数量的多数性。例如根据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的,即可构成犯罪。因此,笔者赞同通过血液或血液制品的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整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科学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方面,科学学元研究相对薄弱。科学学的研究对象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研究边界模糊,并未真正从亲缘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独树一帜的显学。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梯队一直是科学学领域研究的困境,已有的研究人员更多地聚焦于应用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而忽视科学学自身的基础研究。

3 理论科学学研究

目前临床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尚无统一定论,但多认为与血管痉挛、血管内皮受损及其诱发的系统炎症反应、凝血系统功能异常、氧化应激、营养缺乏、基因遗传等相关[6‐7]。妊娠期高血压由于生理特殊性,治疗中既要考虑控制血压、保护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同时还要考虑降压药物引起的胎盘血供减少导致胎儿缺血缺氧等不利影响,因此不宜应用常规抗高血压药物,以防引起流产和胎儿发育畸形[8]。

3.1 科学的本质

科学的本质属于科学认识论问题,也是科学学领域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科学独立于自然哲学,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或与科学知识的发展相一致的价值和信念[50-51]。科学仍需要理性对待哲学的挑战,不能忽视逻辑和真理[52]。科学和哲学同属世界观,具有鲜明的哲学特性,且科学的创新与人的思想自由化直接相关[53]。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各个领域各种事物的现象、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认识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与技术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陈劲等[54]指出创新的新范式已由“基于科学的创新”逐渐代替传统的“基于技术的创新”。

对于科学学的定义,早在1965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科学学主要奠基者贝尔纳[6]在《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一文中开篇即提出无需给科学学一个刻板的定义。国内学者对科学学的定义也给出了不同的阐释。从计量学的视角,科学学关注知识计量问题,作为一门服务于科研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学科领域,主要通过考查知识及其载体的数量特征等手段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的活动规律,其分析角度广泛涉及科学计量学、科技统计学、科研绩效评价等研究领域[7]。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才能使科学学从各相邻学科中真正区分出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地位[8]。由于科学通常被认为专门指自然科学,因此,科学学通常被认为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学,“缩水”的狭义科学学有意或无意地把哲学社会科学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制约了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9]。科学学研究的对象一直在学术界饱受争议。

3.2 科学发现

对科学发现的规律、模式等问题的探索一直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洞察科学发现的本质的研究,提出了一种解释性和计算性的科学发现理论[55]。滕立[56]以波普尔、库恩二人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科学发现链式结构的概念。不同于传统观点将科学发现看作“假说被事实证明的过程”,也不同于社会建构论所理解的“科学理论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过程”,用机制说明阐释科学发现,是将科学发现看作人类解决问题的认知策略[57]。此外,形式学习理论提供了一种描述科学发现过程的新范式,可以有效地避开许多无谓的争论[58]。科学发现优先权具有从产权上激励科学家、有效安排科学评价制度、公正评价科学活动三方面促进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59]。而严肃的音乐能够激发科学家灵感,对科学发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60]。周爱民[61]采用威布尔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实证了梁立明等[62]提出的科学发现年龄服从威布尔分布。

3.3 交叉学科与学科知识体系

学科知识体系与交叉学科研究是近年来理论科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科学快速向纵深发展,学科知识体系演化为复杂而精细的科学知识系统,学科之间的知识流动及融合与分化现象日趋明显,交叉性渐强,从多元化转向趋同化[63]。对交叉学科的结构特征、演进趋势和最新前沿进行探索和研究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课题[64]。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和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交叉学科的联合攻关中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集成是交叉学科研究最核心的因素[65]。在学科内部发展中,学科交叉度和平均主题学科交叉度、主题交叉度分布熵呈正相关[66]。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跨学科学应运而生[67]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作为社会交往手段和知识载体的功能被逐渐放大,涉及语言的研究领域发展迅猛,逐步形成了语言经济学、语言管理理论、认知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等交叉学科[68-73]。翻译传播学符合学科发展的科学性,是一种有效的翻译研究新范式,有望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74]。此外,对科学技术管理学、资源地理学、法伦理学、文学人类学、体育赛事学、文献信息学等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日益增加[75-80]

3.4 科学工作者与科学共同体

探索科学工作者的成长规律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受自身认知能力以及对科学家的了解程度、亲身接触机会等因素影响,在头脑中对科学家留下了“刻板形象”[81]。公众通过科学产品认知科学形象,通过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可以改变对科学家的形象认知[82-83]。在2015—2016年全球同行前1%的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科学家的平均年龄有减小的趋势,且高被引科学家发生机构迁移的现象日益普遍[84-85]。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高峰年龄有后推的趋势,应重视鼓励和扶持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特别是关心女性科学家的发展[86-88]。科学家的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如诺奖平均获奖年龄与平均成果年龄的变化趋势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博士后研究经历对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89-91]

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备受关注,新科学经济学与传统的科学知识经济学在科学动机、研究方法、解释方式上存在共同之处,将为我国的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带来一场新的变革[18-19]。日本的科技政策学研究倾向于“学科建设”,美国强调科技政策学的“科学基础”[20],我国科技政策研究则偏重效果和影响,缺少公认的研究范式及专门的研究共同体[21]。我国学者定义科技政策的研究对象及范畴、研究方法及类型,构建了科技政策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研究议程和分析框架[22-24]。当前,我国的科技政策研究已经进入新阶段,形成了具有多种研究路径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和新的研究范式[25-26],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

科学共同体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地方性、民间性和科学性特质[92],承担着高度的伦理责任以及法律、行政、职业、道德的公共责任,对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明显的“襄助效应”[93-95]。依据属性、内涵、职能、组织形态4个维度,可以将科学共同体分为不同的类型[96]。作为其重要组织形态,科学学派的形成机制主要有基于相同学术观点、基于地域相近或交叉[97],需要具备条件完备的实验室、富有魅力的学术领袖、热衷创新的学派成员以及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98]

3.5 科学合作

在2000年前后,科学合作研究的热点主题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更注重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合作模式、结构及强度等方面[99]。在大科学项目的国际合作中,如斯隆数字巡天(SDSS)项目,存在多边交叉型合作模式和双边交互型合作模式[100]。通过合作规模与论文数量关系的密度分布曲线,可以验证科学合作的最佳现模[101]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等,以“科学学”为主题词检索2012—2017年的全部专著,收录专著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2012年、2013年是科学学研究专著的高产年,都保持在20本以上;2014年开始锐减,2015年的专著数量与上一年度持平,但相对于2013年的数量减少了14本,降幅达到70%;至2016年,仅有两本相关专著问世;2017年的专著为3本,其中2本为译本。

4 我国理论科学学研究的发展建议

近5年来,国内科学学元研究和理论科学学研究的发展整体上相对缓慢,已经进入科学学发展的新常态。但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特别是研究力量严重不足,研究主题不均衡、不充分,学术成果交流阵地和平台建设相对薄弱。为进一步促进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的健康、快速发展,应在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和创新成果等方面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学科协同发展体系,推动我国科学学研究新常态下的繁荣发展。

4.1 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成果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基础理论和元研究是科学学学科发展的源动力,决定着科学学的学科发展方向,是科学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一,应在强化科学学元研究和理论基础研究方面加大力度。与实践问题相结合,注重理论研究的时代化、具体化;鼓励原创性理论研究成果,努力构建新的学科研究范式。第二,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推进科学学元研究与分支学科研究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第三,把握科学学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机遇,以实践问题为导向,归纳提炼理论问题,丰富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构建并完善科学学基础理论研究体系。

4.2 明确学科定位,推广科学学教育

科学学具有理论性、应用性和专门性等学科特征,必须科学合理地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在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中,应该立足于实践进程、落脚于理论成果,只有把握理论成果的实质,才能发挥其对实践的科学指导作用。当前,学界对科学学的学科归属认识不一致、分支学科研究失重,甚至学科地位在实践中受到怀疑,这些都动摇和消解着科学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合法性,科学学这一学科的社会认知度较低。因此,推广普及科学学教育是当务之急。应将科学学教育纳入高校(特别是理工类高校)的课程教育系统中,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开设不同层次的科学学原理、科学学基础等课程;同时,可以通过“借点授课”“借窝生蛋”等方式,将科学学纳入专业培养课程体系,不断提高这门学科的认知度和重要程度。

4.3 培育研究队伍,培养领军人物

培育研究队伍是推进科学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永葆生机的重要保障。从近5年国内科学学领域的高产作者和机构可以看出,现今科学学学术共同体出现整体断层的尴尬局面,急需培育和大力扩充科学学研究队伍,尤其是年轻的传承者。一方面,应注意从哲学、管理学、工程学、计量学、历史学等领域吸收优秀人才,在科学学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共同体,牢铸学术共同体意识、加强交流,使科学学具有交叉学科的优势和开阔的视野;同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科学学,以形成在个体差异基础上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如今学界缺少具有一定认可度的权威人物作为科学学学科的领军人物或学科带头人。须培育优秀的传承者,以发挥对学科建设的积极导向作用,带领科学学学科研究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4.4 搭建学术阵地,提升学科影响力

整体来看,科学学研究领域缺少专门的学术期刊,已有的专门或相关期刊主要发表的多为应用科学学研究文献。鉴于此,应着力建立有针对性的全国性的学会组织,推广有影响力的科学学专门期刊,在国内外相关期刊开辟理论科学学研究专栏,出版学术年鉴、学术研究辑刊等作为科学学的学术阵地,发表科学学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应充分利用自媒体等网络传播和交流平台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公众号、讨论组、交流群等方式构建学术交流平台。此外,充分发挥学术会议、座谈会、研讨会等会议的重要交流作用,交流学术成果,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阿里终于见到他朝思夜想的母亲。他情不自禁地仰头发出呵呵的大笑,然后拔腿向母亲身边跑去。他扒开那些花,对着母亲叫道:“姆妈!呵呵。姆妈!呵呵。你回了。”

4.5 创新研究成果,加强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科学学必须与时俱进,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先进、有益成分,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挖掘应用研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向,提炼出内在机理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时促进基础研究的成果与应用研究阶段的衔接及在新领域应用的开拓,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创新理论研究成果,以提高科学学理论的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理论成果的转化及应用,进一步提升理论科学学研究成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理论科学学的研究和发展已经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态,文献的产出数量相对稳定,研究力量薄弱,向应用科学学领域研究转向的趋势明显,研究主题的分布不均衡、不充分。理论科学学通过对科学发展规律和科学与技术、社会的互动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可以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出更为强劲的作用。基于科学的创新对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理论科学学在未来发展中应加强科学的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整合可用资源、加强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增进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推进交叉领域的合作研究,共同推动我国理论科学学的繁荣发展。

为了描述RNS协议,约定在RNS对称密钥系统下表示对消息m的解密,◇φ表示在过去某一状态下φ成立,⊖φ表示在之前的状态下φ成立。

参考文献:

[1] 王续琨.交叉科学结构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2] 陈悦,张立伟,刘则渊.世界科学学的序曲:波兰学者对科学学的重要贡献[J].科学学研究, 2017,35(1):4-10.

[3] 续琨.科学学:过去、现在和未来[J].科学学研究, 2000,18(2):19-23.

[4] 侯剑华.科学学元研究10年概述(2001—2010)[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33(4):5-12.

[5] 侯剑华,郭爽,李放.走向新常态:科学学元研究与理论科学学研究述评(2010—2014)[J]. 科学与管理, 2015,35(4):3-10.

[6]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文庭孝,杨思洛.知识计量研究的科学学基[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36(10): 21-24.

[8] 金京生. 科学学对科学教育的启示[J].新课程(综合版),2011(7):86-88.

[9] 许志峰.端正统一学科对象是中国科学学领域当务之急[C]//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2012年全国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暨科学技术学两委联合年会论文集.大连: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 2012:1-5.

[10] 谷兴荣.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数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1] 范岱年.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J].科学与社会,2015,5(2):46-54.

[12] 张培富,贾林海.国内科学社会学教育建设的考察[J].科学与社会, 2016,6(2):25-36.

[13] 李正风,鲁晓.中国科学社会学的演进:路径、特征与挑战[J].科学与社会, 2016,6(2):37-43.

[14] 常照强.布迪厄、卢曼与拉图尔:本体论多元化视野下的科学社会学[J].科学与社会, 2017,7(1):41-54.

[15] 宋兆杰,曾晓娟.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科学社会学在曲折中走向成熟[J].科技管理研究, 2013,33(13):249-253.

[16] 刘兵.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的差异及启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6(1):11-14.

[17] 李婉君.二元文化冲突中的科学人类学[J].理论与改革,2014(1):41-43.

[18] 王一雪.科学知识经济学还是新科学经济学:结合文本、案例的比较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32(9):22-26.

[19] 陈光.新科学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景[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35(4):21-25.

[20] 杜建,武夷山.我国科技政策学研究态势及国际比较[J].科学学研究, 2017,35(9):1289-1300.

[21] 李宁,顾玲琍,杨耀武.2007—2016年美国科技政策学基金项目分析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 2017,37(18):29-33.

[22] 樊春良.科技政策学的知识构成和体系[J].科学学研究,2017,35(2):161-169, 254.

[23] 陈光,方新.关于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3):321-326.

[24] 杨国梁,刘文斌,徐芳,等.知识创新过程中知识转化与科技政策学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34(12):22-28.

[25] 刘立.发展科技政策学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科学化和民主化[J].科学与管理, 2012,32(5):4-11.

[26] 李晓轩,杨国梁,肖小溪.科技政策学(SoSP):科技政策研究的新阶段[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27(5):538-544.

[27] 奚彦辉.三十余年来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5,27(6):69-73.

[28] 奚彦辉,燕燕.两种“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区分[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2(5):16-21.

[29] 高申春,刘成刚.科学心理学的观念及其范畴含义解析[J].心理科学, 2013,36(3):761-767.

[30] 朱诗韬.从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审视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C]//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北京:中国心理学会, 2014:678-679.

[31] 奚彦辉,李建珊.西方科学心理学研究述评[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5,37(4):127-131.

[32] 奚彦辉,赵万里.科学心理学的社会心理转向[J].科学与社会, 2015,5(1):81-90.

[33] 王圣,门里牟.哲学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及心理学哲学[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3(6):25-29, 56.

[34] 奚彦辉,冯大彪.马斯洛“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探讨[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5(5):147-152.

[35] 寇瑜.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的新方向[D].济南:山东大学,2013.

[36] 宋兆杰.乌克兰科学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J].科技管理研究,2014,34(13):238-242.

[37] 宋兆杰,曾晓娟.多布罗夫:苏联科学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J].科学学研究, 2012,30(1):60-65.

[38] 陈建新.拓展中俄科学学研究新的合作之旅[J].科学学研究,2012,30(7):1119-1120.

[39] 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J].科学文化评论,2012,9(6):16-36.

[40] 穆荣平.弘扬钱学森科学精神 推动中国科学学发展[J].科学学研究, 2012,30(1):3-4.

[41] 刘则渊.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J].科学学研究,2012,30(1):5-13.

[42] 黄庆桥.钱三强与科学学的发展[J].科学学研究,2013,31(6):956-960.

[43] 刘则渊.冯之浚之问:科学学的核心理论是什么?:追忆冯之浚先生对中国科学学发展的贡献[J].科学学研究,2017,35(5):655-660.

[44] 穆蕴秋,江晓原.“影响因子”游戏之父尤金·加菲尔德评传[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7,39(6):145-154.

[45] 胡志刚,侯海燕,侯剑华,等.我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领域学术群体与研究热点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3):7-13.

[46] 王燕玲.2000—2011年WOS科学学期刊关键词分析:以共词和SNA为方法[J].现代情报,2012,32(8):106-112.

[47] 姜道奎.《科学学研究》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网刊,2012(1):40-49.

[48] 郭凤娇,李长玲,刘非凡.基于SNA的我国科学学潜在合作情况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3,31(2):184-190, 309.

[49] 王东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的论文影响力分析:以科学学项目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1):235-238.

[50] 钱兆华,唐超.从自然哲学到科学的发展及其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5(4):69-72.

[51] LEDRMAN N G.Students' and teachers' con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a review of the research[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1992,29(4):331-359.

[52] 孙利天,赵磊. 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0(1):33-39.

[53] 章进.科学的哲学特质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1):112-116.

[54] 陈劲,赵晓婷,梁靓.基于科学的创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34(6):3-7.

[55] 陈超美,陈悦.科学发现的结构与时间属性[J].科学与管理,2014,34(3):27-32, 81.

[56] 滕立.基于知识单元的科学发现链式结构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2.

[57] 王娜.试论机制说明对科学发现的研究[J].系统科学学报,2016,24(1):19-23.

[58] 雒自新,张若思.“科学发现”的新范式:形式学习理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2):90-93.

[59] 陈晨.从屠呦呦获奖浅析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6,23(6):26-29, 36.

[60] 孙树森,何小燕.论严肃音乐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和价值[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5(5):145-149.

[61] 周爱民.科学发现年龄定律的再探讨[J].科技视界,2012(11):88-89, 141.

[62] 梁立明,赵红州.科学发现年龄定律是一种威布尔分布[J].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1(1):28-36.

[63] 陈赛君,陈智高.学科领域交叉性及对其测度的Φ指标:以我国科学学研究领域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5):3-12.

[64] 张琳.国内外“交叉科学”研究现状及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 2013,33(12):251-254.

[65] 龚轶,王峥.交叉学科及其研究资助的五个关键问题[J].科学学研究, 2015,33(9):1297-1304, 1339.

[66] 徐庶睿,卢超,章成志.学科交叉度的点面关系研究[J].图书馆论坛, 2017,37(10):64-70.

[67] 王续琨.从跨学科研究到跨学科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22(005).

[68] 刘国辉,张卫国.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70(6):111-118.

[69] 孙梁,高艳锋,时秀梅.语言管理理论(LMT)新进展:回顾与展望[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2):119-123.

[70] 林正军.认知语言学的交叉与跨界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1.

[71] 吴文.生物语言学研究综述[J].外国语言文学,2013,30(2):73-79, 86.

[72] 王小帆,王虹.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探究[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4(7):148-149.

[73] 陈莹.语用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J].时代教育,2013(15):245.

[74] 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J].上海翻译,2016(1):14-18.

[75] 张春博,王续琨.主题裂变:科学技术管理学的新走势[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33(7):5-11.

[76] 陈新建,濮励杰.中国资源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近期研究热点[J].资源科学, 2015,37(3):425-435.

[77] 张启江.中国法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困境[J].伦理学研究, 2012(5):69-76.

[78] 代云红.论中国文学人类学当代探索中的文学理论建设[J].百色学院学报, 2016,29(5):15-23.

[79] 刘伟,杨剑.体育赛事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性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6,31(1):37-40.

[80] 朱泳瑛.也谈新学科视域中的文献信息学[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8(3):92-94.

[81] 何光喜,朱依娜.城镇公众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4,32(8):1121-1128.

[82] 詹琰,胡宇齐,郝君婷.科学家形象的指标权重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5,35(18): 248-251, 258.

[83] 王程韡.更多接触能改变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吗?:对DAST改进的一点尝试 [J].科学学研究, 2014,32(8):1129-1137.

[84] 尹志欣,王宏广.顶尖科学人才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38(6):23-30.

[85] 邓侨侨.机构迁移:高被引科学家名校集聚的特征与原因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35(8):135-143.

[86] 徐飞,陈仕伟.中国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策略的新思考:从近十年(2001—2010)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年龄比较的反差谈起[J].科学学研究, 2012,30 (7):976-982.

[87] 徐敏.基础研究青年人才成长模式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2): 132-138.

[88] 韩晋芳,吕科伟.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与发展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9):158-163.

[89] 缪亚军,戚巍,钟琪.科学家学术年龄特征研究:基于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的二维视角 [J].科学学研究,2013,31(2):177-183.

[89] 门伟莉,张志强.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以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得主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3,31(8):1152-1159.

[91] 徐芳,周建中,刘文斌,等.博后经历对科研人员成长影响的定量研究[J].科研管理, 2016,37(7):117-125.

[92] 程志波,李正风.论科学治理中的科学共同体[J].科学学研究,2012,30(2):225-231.

[93] 陈发俊.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伦理责任[J].科技管理研究, 2016,36 (22):261-266.

[94] 胡春艳.科学共同体实现公共责任的途径选择分析[J].科学学研究, 2014,32(10): 1447-1453.

[95] 朱明明,万文涛.中国科研团队在科技创新人才成长过程中的“襄助效应”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7,35(4):87-90, 98.

[96] 李子彪,张静,李林琼.科学共同体的演化与发展:面向“矩阵式”科技评估体系的分析 [J].科研管理, 2016,37(增刊1):11-18.

[97] 周学政.科学学派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科学学派构建[J].科学管理研究, 2015,33(5): 25-28.

[98] 艾凉琼.我国科学界如何创建本土的科学学派[J].科技管理研究, 2012,32(9):223-225, 234.

[99] 侯剑华,张韶维,潘黎.国际科学合作领域研究的前沿趋势探测[J].科技管理研究, 2013,33(22):32-37.

[100] 侯剑华,王仲禹.大科学项目的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及特点探究:以斯隆数字巡天(SDSS)项目为例[J].现代情报,2016,36(12):126-132.

[101] 刘则渊.科学合作最佳规模现象的发现[J].科学学研究,2012,30(4):481-486.

[102] 孙海生.基于加权网络模型的国际科学合作研究[J].情报杂志, 2014,33(7):91-96, 109.

[103] 缪亚军,李峰,戚巍.卓越学术国际合作特征研究:基于年代与国别二维视角[J].科学学研究, 2013,31(8):1141-1151.

[104] 郭淑芬,张俊.中国内地31个省市科学合作强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5(2):103-110.

[105] 贾茜,李亚婷,张斌.科学合作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37(6):40-45.

[106] 裴云龙,郭菊娥,江旭.产学科学知识转移网络中的桥接科学家角色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36(3):67-76.

Review on Research of Domestic Theoretical Science of Science (2012-2017)

Hou Jianhua1, Chen Haoyu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2.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Study,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Science of Scienc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hich takes scienc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integrates bas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By briefl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e theory of domestic science of science,this paper reveals the status quo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science of science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meta-research and the theory research of science of scienc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f theoretical science of science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state of the stead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Th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disciplin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ystem should be set up in the aspects of basic theo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research team, academic position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etc, to better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domestic theoretical science of science.

Key words: science of science; meta-study; theoretical science of science;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 G630;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05-0237-09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05.035

收稿日期: 2018-05-16,

修回日期: 2018-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科学的创新’驱动新兴技术生成的机理及其促进政策研究”(17BGL031)

作者简介: 侯剑华(1980—),男,辽宁北票人,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陈皞钰(1989—),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

标签:;  ;  ;  ;  ;  ;  

国内理论科学学研究述评(2012—2017)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