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共论文,新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交叉领域。近年来，随着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学术史逐渐纳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学术关系的历史考察，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繁荣和发展现代学术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等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关注。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一简略的、提纲式的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研究缘起与学术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深厚学养和渊博知识的中共学人可谓灿若群星，反映党的学术活动的文献资料、代表中共学人的学术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却不多见，对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关系问题的梳理则涉猎更少。本文在此呼吁积极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从学术界研究现状看，研究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目前仍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边缘课题。
从中国学术史研究现状看，史学界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古代学术史和中国近代学术史，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的《国学概论》，王祥伯、周振甫的《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梁漱溟的《东方学术概观》，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蔡尚思的《中国学术大纲》、《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国史大纲》，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先秦卷、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张国刚、乔志忠的《中国学术史》，方光华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稿》等等。而关于建国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则只有李明山、左玉河主编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以及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不仅相对起步较晚，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都缺乏必要的历史考察和理论阐述。而实际上，如果离开了作为20世纪中国主要政党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离开了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将无法完整全面地考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发展。
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现状看，长期以来国内党史学界由于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研究范式的影响，对党史的研究主要还侧重于对党的政治史、军事史，特别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对党的经济史、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在中共文化史研究领域中更侧重于对中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文化论战的研究，以及对中共文化方针政策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共文化史领域里仍然较少有人涉足。
国内学术界比较早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是张静如先生。他在1984年发表的《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发展》一文率先提出要加强对李大钊的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1]著名党史学家胡乔木在1989年10月召开的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以李大钊为个案，也提出应当加强对中共党史人物学术思想的研究。[2](P361)1990年，张静如与侯且岸先生合写的《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中再次强调应深化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研究，认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众多领域均有所涉猎，诸多创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拓荒者的作用。[3]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的学术思想逐渐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并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还仅仅局限于对个别中共党史人物学术思想的专题研究，如戴逸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其中涉及到中共党史人物学术思想的著作有《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李达学术思想评传》、《艾思奇学术思想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侯外庐学术思想评传》等等（以上时贤大作均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李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注：李毅从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派比较研究的角度，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该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和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注：吴汉全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高度，把李大钊作为一位学者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科学地评价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对于李大钊这位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深层突破具有学术意义。该书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等著作。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学术史这一课题仍缺乏系统的、综合的研究，缺乏学术探源的研究，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地位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界从宏观上对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进行认真的梳理。由上可见，无论是中国学术史研究，还是中共文化史研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从总体上缺乏系统的考察，因此这一课题不仅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且有紧迫的研究必要，其理论和现实价值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从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现状看，开展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研究，既有利于我们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从新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左”的思想束缚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更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角度对党的先进性，尤其是党与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关系，作出新的解读，以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
首先，开展对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关系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而它同中共党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我们从党史的角度对这一科学论断进行历史的解读。近年来，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石仲泉、张静如、李君如、郭德宏等先生反复提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从而拓宽党史研究的新视野、开辟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既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如何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于党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学术是文化的精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来着意于学术的累积，使中国学术延绵不绝，传统未坠，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精英的思想总结。学术思想的嬗递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这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所指出的：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4](P318)学术成果的积累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处理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理论高度和视野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不仅能够开拓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而且还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
其次，开展对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从新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可以从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等方面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聚集了中华民族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已经明确指出。他说：“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5](P320)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全体优秀分子的大熔炉，这其中不仅有杰出的职业革命家，同时也包括了各个领域里杰出的学者和专家，其中更多的是集革命家与学者专家于一体的优秀党员。这种先进性在建党初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杨明斋、杨匏安、瞿秋白、李达、艾思奇、范文澜、侯外庐等人，他们不仅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同时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构建中国现代学术方面也有诸多创见且独树一帜，起到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奠基人的作用。认真总结并从宏观上把握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虽然目前党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尚没有较深入的探讨，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为主的政党，而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思想创造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因而否认中国共产党学术史这一研究对象的存在。对于这个疑惑，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在上世纪20年代就做过解释。他说：这是社会上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有些误会罢。我怎敢反对学术！我处处想从学术中求得社会破坏、建设中所应遵循的途径”。[6]可见，在建党初期，而早期的中共学人早就注意到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学派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途径这一基本的学术史问题。我们认为，概括而言，有关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中国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从学科内部分类看，中国共产党学术史虽然属于中共文化史研究范围，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一般来说，它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学术方针，即对中国共产党学术方针政策的形成发展史进行考察；二是分析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即“想从学术中求得社会破坏、建设中所应遵循的途径”；三是探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术论战和学术争鸣，即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学术论战的表现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四是阐述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研究他们的治学背景、学术渊源、治学方法、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等；五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学风建设问题，探讨中国共产党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中国学术在20世纪现代转型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面临着三个学术发展路向：一是传统学术的承续问题，二是西方学术的东渐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引进和运用问题。因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同时必须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对待西方先进的学术文化，还必须站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甄别和吸收，从而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由于学术的发展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它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上述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正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而这种社会的变迁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进行研究可以阐明，中国共产党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党是如何在改变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第二，党的部分群体（如党的主要领导人、一般党员及党内知识分子等）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共党史人物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党的早期领袖中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党内知识分子有史学家吴玉章、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哲学家艾思奇、李达等等，甚至以政治领袖著名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学术领域问题，不但形成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应该承认，中共学人在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所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具体到各个学术领域里，他们的贡献程度并不是同一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加以研究，而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描述，不仅要把他们的学术贡献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考察，而且还必须弄清楚与中国共产党学人同时代的人物，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中的见解和贡献，通过比较来凸现中共学人对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特贡献，同时又客观地评价其不足之处。这样研究能较好地理清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才能使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更加明晰。
第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其他各种学术流派之间关系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多元化，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学术舞台上还活跃着自由主义学派和现代新儒家等不可忽视的学术流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而对自由主义学派及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这种研究状况与他们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是不相称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例，在1949年之前，这一流派有许多诸如梁漱溟等著名学者，在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占鼎足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港台及海外又有相当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等关系中国社会发展趋向的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其中既有分歧，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胡适、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以往我们偏重于对他们学术思想的批判，而忽视了对其学术思想的客观分析。应该指出，无论是现代新儒学还是自由主义学派，尽管他们不信仰马列主义，但他们在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传统和文化专制主义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40年代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他们作了肯定，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7](P707)他甚至还提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7](P768)学术发展贵在比较、交流和论争，因此，通过比较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与其他流派学术思想的对立、分歧、交流和融合，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对与马克思主义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各种学术流派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内容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一项宏大的研究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从历史考察和理论总结两个层次的结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研究。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包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内的整个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断裂。我们认为，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承学术传统、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等方面的作用不能忽视。具体表现为：首先，唯物史观的引进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从而使中国学术研究方法发生根本变革；其次，破除儒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开辟了中国现代学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再次，既反思传统又回应西学，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根基。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者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典型个案进行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扩大视野，不仅仅关注第一流的思想家，还可以挖掘出被人埋没、忽略，但实际上在当时很有学术影响的其他思想家，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以丰富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画面。例如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研究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时，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杜亚泉等当时知名人物身上，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杨明斋于1924年出版的14万言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以及1928年和1929年出版的18万言的专著《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就完全可以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
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它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方针政策的形成及其学术活动的历史考察；其次，它与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思潮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及形成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再次，它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哲学史、思想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中的运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客观评价，考察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如何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主要是如何看待抗战时期中共的影射史学，因为事实上在这背后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要真正成为科学，应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为了当前的现实需要而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抗战时期影射史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那种把历史与现实紧密“挂钩”的方法却是不可取的。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在当时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
三是关于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教条化现象的考察和经验教训研究。
教条化、公式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上出现的一个错误倾向，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领域中的教条化运用则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指以物质决定意识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方法在20世纪初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入中国后，先是迅速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而后又逐渐走向教条化、公式化，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入是在逐渐成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作为政党信奉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次，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优点及不足之处；再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包办具体学科方法，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及其与科学主义方法、人文主义方法、传统研究方法等各种其他方法之间良性的互动机制；最后，不能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方法仅局限于阶级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唯心划分层次上。
四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脉渊承问题研究。
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包括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在内，都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学术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吕思勉在研究后世学术思想与先秦学术之间的渊源关系时提出：“我国民今日之思想，试默察之，盖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其人或不自知，其事不可诬也。不知本源者，必不能知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固不容不究心矣。”[8](P4)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其源头当然不只是先秦学术这一支，而是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着整体的渊源关系。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这种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的离异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但并非完全是全盘反传统，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传统的态度就比较冷静和客观。因此，在当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引进与运用也不完全排除中国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学术文化的态度就更加明朗化，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都要给予总结，并提出要好好地研究经学史等等。抗战时期中共学人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同时也离不开对学术传统的继承。这既是由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背景也有密切关联。换句话说，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术渊源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精华有着继承关系，如众所周知，范文澜师承其师黄侃的经史考证之学，而黄侃则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则是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可见，对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渊源必须考镜源流，讲清楚学术思想的这种渊源关系。
五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的基本风格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体现了其先进性。首先，学术思想的创新性，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将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但并不将其公式化、概念化，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于各学术领域，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其次，学术思想的科学性，表现为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学术遗产，遵循学术的内在发展规律；再次，学术思想的现实性，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发展，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建构适应社会需要的学术理论体系，这使中共学人体现为革命家式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学者形象，而不仅仅是书斋式的、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形象。
六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处理和对待学术问题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研究。
从学术角度探讨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经验，从方法论和规律层次来概括将更具有理论价值。首先，如何正确地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问题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现实，这是由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但学术应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张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研究所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其次，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关系，即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与西方学术、中国传统学术对立起来，而应该注意各种学术流派的共存共荣。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能简单化、肤浅化、教条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功能不能迷信化。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应当指出，探讨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课题，它涉及到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两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综合运用学术史与党史的研究方法。从以往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状况看，以人物为中心的学案式的研究范式占主流地位，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学案》等等，其中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思想家的章节”来揭示学术思想变迁的一部扛鼎力作。近人则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等。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如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抨击了“一直笼罩着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经典话语系统’”[9](P10)，认为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光荣榜式”的思想史叙述和解释的习惯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光荣系谱”[9](P77)，难以反映思想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这一见解有一定的道理。近几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也开始逐渐突破这种研究范式的单一化，关注整个学术思潮的演变，如《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10]、《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等等。[11]应当指出，人物是学术思想的载体，研究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离不开对具体人物学术思想的研究。但人物的学术活动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视角既要立足于中共党史人物的学术思想，又要把中共学术史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作为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方法，同时运用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倡的中共党史学的各种中介理论综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应从社会史与党史相结合的视角，把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弄清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度、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基础之上，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离不开历史主义的方法。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鲁迅对这一现象曾形象地描绘过：“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11](P105)
可以这么说，学术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实际上学术与政治水乳交融在传统中国乃自古已然），完全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学术在近代中国是难以存在的。近代中国学术是在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中发端，在坎坷不平的崎岖道路上前行。20世纪的中国学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目的就是为了救国。这个特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当时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以“学术救国”为旨趣的新型学术范式。如周恩来揭橥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口号[13](P10)；吴稚晖声称的：“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14](P131)甚至连被人们视为“纯粹书生”的王国维也把学术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发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的感受。[15](P25-26)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选择在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身上也不例外。胡适早年宣布了“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16](P363)，一心整理国故、专意埋首考证，传播“为学术而学术”的西方治学观念。然而当他目睹了中国政坛的现状，“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16](P364)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16](P365)当时孙伏庐写信给胡适说：“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16](P361-362)胡适驳斥了他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16](P363)，并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16](P366)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术的讨论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恽代英在1923年至1924年间发表的《学术与救国》、《再论学术与救国》等文章中，针对某些人提出的“我们研究学术，便是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原不问他是否有用处，所以原不问他可以救国与否”这种看法，强调学术的现实价值取向，主张“要救国须研究救国的学术”，并“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国的学术”。[16]学术与社会的关联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著名哲学家贺麟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学术与政治》等论文中专门谈到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个问题。他说：“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18](P22)同时他还对学术自由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独立自由，两者彼此应当互不侵犯，然而学术与政治中间，又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失掉了这一种联系，就会两败俱伤。”“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18](P248)即使是早年服膺于乾嘉学派的历史学家陈垣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提出史学研究的非学术性动机，他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19](P198)由上可见，包括中共学人在内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始终踯躅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这正如香港著名学者陈万雄所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绝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的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他们是“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中国所面临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20](P185)对中共学人的学术思想及整个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也应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项尚待填补的、极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同时它又是一个涉及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综合性课题，值得学术界重视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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