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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952（2000）07—0011—07
目前，“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个名词非常时髦。“新”这个时间形容词把二战后的一整套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与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旧制度经济学（
oldinstitutional economics）相区分（注：本文中， “制度经济学”如不加“新”字，则指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传统下的制度经济学。）。
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制度经济学基本上仅是描述性的、反理论的。但这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在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著作中非常强调理论解释、理论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他们都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凡勃伦（1899，1919）是第一位运用达尔文进化论来研究经济和制度演进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制度经济学家们也发展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定价行为理论。我们还可以在其他许多理论及应用经济学领域发现“旧”制度经济学观点的影响。
基于习惯这个范畴，“旧”制度经济学对人类行为本质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习惯和规则被视为人类行为所必需。人类行为受习惯支配的观点有心理学的支持，值得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习惯在制度分析中极其重要。文中通过该方法在宏观和微观分析中的应用举例来说明考虑人类行为习惯的重要性。
一、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方法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有关人类行为、制度及经济过程演进本质的普遍观点到特殊经济制度或经济类型的具体观点及理论，因此，这种分析方法有层次、分类别，但不同层次的分析必须结合起来，习惯和制度这两个范畴（在第二部分中定义）在特殊和普遍之间起了关键的联系作用。制度经济学并不推定它的人类行为以习惯为基础的观点本身就足以形成可操作的理论或分析，制度经济学家还需要说明一簇特定的共同习惯是如何来源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并受其增强的。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它没有理性人的标准理论模型。制度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时汲取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的成果。如果说制度经济学有通用理论，那就是指出如何对具体现象作具体分析的理论。
1.方法示例：价格形成理论
继凡勃伦对理性经济人提出抨击后，制度经济学者对马歇尔及其他新古典价格理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一般不接受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对马歇尔价格理论也不全盘否定。制度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要研究反映当代经济中制度及市场结构的具体的定价理论，通用价格理论的解释力有局限性，因为现实世界中价格形成的制度过程不同。制度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社会传统，并得到习惯的强化，嵌于特定制度中。这种传统因商品种类、制度、计算方法和定价过程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价格是传统，则受观念及习惯的影响。价格理论必定部分地是一种观念、预期、习惯及制度的理论，涵盖定价的常规及过程，没有这种理论就无法解释人如何计算或形成对未来的预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制度经济学者按照这一思路做了有关价格形成的大量经验性及理论工作，建立了相应于实际市场结构及公司组织类型的价格理论。例如，针对寡头垄断市场，导出“加成”、“管理”、“全成本”定价理论。制度经济学者非常强调研究解释现实世界现象如价格的理论等，只是他们认为，通用价格理论实用性、解释力有限。
制度经济学的定价理论首先分析所有与价格形成有关的制度因素，包括成本及其评估方法、计算价格的常规、所有已知及尚不了解的信息、信息获取及使用方法、根据行情调整价格的方法、有关竞争性定价的战略及其和市场结构联系起来的方法。
显然处理这种复杂事情有一个抽象及简化的过程，经过详细调查，可抽象出价格形成的某些关键过程。在米恩斯和韦尔（Means and Ware，1936）的著作中有这种方法应用在“管理价格”的一个极好例子。
2.从习惯入手：几个宏观经济学的例子
即使在宏观经济层次，许多经验性数据也符合习惯活动优势论。例如，受凡勃伦的影响，詹姆斯·杜森伯里（1949）的消费函数非常强调消费者行为中习惯的作用，并曾作出很好的预测。这一理论设定，既定的收入水平加上流行的风气可导致消费者行为的习惯定式。消费行为既有模仿性和适应性，也有深层的习惯基础。
一般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系统时首先分析人的行为方式和规律性，以期发现大量的模仿、惯性、锁定和累积性原因。系统水平上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正是来自于微观水平的多样性。制度经济学以这种观点理解宏观经济的自律，并可计算宏观总量。应该说，制度经济学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以米契尔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对发展国民收入核算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总量的宏观经济现象有其自身的、经验性的合理性。这与缩减论截然不同，并为凯恩斯革命创造了空间。
制度一般呈现某种程度的长期不变，其存续时间可超过个人，因此，有理由选择制度而不是个人作为基本单位。大多数制度比与之相关的个人先存在。我们都降生在一个制度的世界中，并于其中社会化。有鉴于此，制度经济学者专注于特定制度的具体性质，而不建立有关个人的、脱离历史的通用模型。
制度经济学反对以给定的、不受制度影响的个人作为宏观分析基本单位的主流观点（这个问题以下还要详述）。但放弃标准的微观基础方法并不意味着制度经济学者无法建立模型或预测。相反，包括上述例子的研究证明，含有惯性（可用习惯解释）因素的模型是宏观经济领域很好的预测模型，计量经济学常用的简单趋势外推法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测比复杂的经济模型更佳。制度经济学认为这证明了习惯、制度锁定和自我强化现象。
制度经济学从宏观经济系统的定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出发，试图找出系统的内在结构特点以解释这些结果，这需要定量、定性两种分析。例如，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一事实出发，数据也可能揭示又一定式化事实，在中国消费对GNP的贡献比例相对较小。 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不能仅做统计相关分析，重要的是解释引起低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制度约束和因果过程。
不妨做个假设，预期收入的降低和预期支出的增加引起了消费低迷。评价这个假设的第一步是收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数据，其次是对增长较快的经济进行类似的比较研究。有关变量之间显著统计相关的证据将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制度经济学强调要探索真正存在的因果联系。因此，重要的是要解释预期与低消费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因果机制，这种因果解释可包括许多因素，如国民文化、社会体系等等。总的来说制度方法对这个问题寻求因果关系时并不局限于某个理论或假设，而是强调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性。
3.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总体评价
可能有人说，上述方法并无新意。但我们认为，第一，制度经济学强调了主流经济理论中没有的制度和文化因素；第二，分析中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科学的观点；第三，没有借助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模型，由于人性百态，既强调习惯优势，又强调变化莫测的可能性；第四，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是经济理论的工具，而非要素；第五，分析不是从建立数学模型开始，而是从定式化事实和有关因果机制的理论假设开始；第六，广泛使用有关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的和比较的经验性材料。可以看出，制度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在某些方面相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制度经济学仅仅收集数据。没有理论，不可能理解和解释。数据归纳不出理论，所有经验性分析推定一套概念和理论。从定式化事实出发本身先要有一个概念框架。制度经济学试图根据一套总的理论和方法提供这个框架。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核心特点
1.“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对比
要指出“旧”、“新”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不容易，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包含哪些内容并无定论。尽管如此，在著名的制度经济学著作如诺思（1981）、波斯纳（Posner，1973）、斯考特（Schotter，1981）和威廉姆逊（Williamson，1975）等仍有共同的理论核心。
新制度经济学设想由理性人行为模型来解释制度（如国家或企业）的出现，由人的互相作用来描绘这些不经意间的结果，并假设一个无制度的初始“自然状态”。解释的过程是从人到制度，人作为给定。这个方法亦称“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例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货币作为一种制度是在人的交流、互相作用中自然产生。一旦规则变得流行，就发生了制度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为了克服实物交易的困难，人们发明了货币；货币很方便，因为人们选择了它。
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从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到米德尔、加尔布雷斯的“旧”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分析中人不能作为给定，不能广泛使用给定的偏好函数来描述人，人的互相作用形成了制度，同时人的目的或偏好也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人造就环境，环境也造就人。
根据上述标准可以划分“新”、“旧”制度经济学，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阵营内部的理论、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假设无制度“自然状态”中的给定人在理论上是有误的。有迹象表明，新制度经济学正让位于“旧”制度经济学，至少两者之间的交流是有益的。
当今领先的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倾向于认为人不应作为给定。约瑟夫·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94）说：“人性的某些方面源于所处的系统……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性不变显然是错误的”。
2.行为和习惯
早期制度经济学者把习惯视作行为和信念的基础。习惯可定义为无意地采用先前的行为方式的倾向。习惯是在不断重复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自我维持的行为方式。当代许多经济学家都引用习惯。然而，主流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习惯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是为了免于无尽审慎的有意的手段。因此，理性仍是第一位的。相反，早期制度经济学解释的方向是从习惯到理性选择，理性选择由习惯解释。并且，习惯和知识、信念相联，信念的实质是习惯的建立。所有的观念，包括信念、偏好和理性计算方式，均通过习惯倾向的获得而建立起来，是对环境的适应。
乍一看，两种方法都可行，习惯可认为是理性选择的基础或者说理性选择产生了习惯。孰是孰非，制度经济学者们和理性选择理论家们争论了一个世纪。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把人性说成受习惯驱动似乎否认了自由意愿和选择，然而，可以认为，把人说成根据固定的偏好函数追求最大效用本身也否定了自由意愿和选择。人如果受偏好支配，就成了环境和其效用函数的奴隶。他好象是一台机器人，内部控制程序是其偏好，在这种确定性机器里不可能有真正的选择。
3.从习惯到制度
凡勃伦（Veblen，1919）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大多数人的思想习惯。”一般认为，制度是一种流行的、持久的思想或行动方式，植根于一群人的习惯或人民的风俗中。在“旧”制度经济学中，习惯的概念在制度定义、人的行为描述中起了中心作用。
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定义一般不含有习惯概念。制度被认为是社会行为的通用规则（Schotter，1981）。或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规范人际关系的人为约束”（North，1990）。
“新”、“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定义内涵相当丰富，不仅包括组织，如公司、银行和学校，还包括完整的系统的社会存在，如货币、语言和法律。
在“旧”制度经济学中，习惯概念处于中心地位，这是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区别。“旧”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的形成和延续中习惯至关重要。习惯构成我们认识能力的一部分，认知框架是在制度的结构中学得。人必须先获得这种认知框架，才可能进行推理、交流、选择或行动。
学得的知识部分地蕴藏于习惯中。当习惯为一群人所共有或变成一种社会文化时，就发展为常规或习俗（康芒斯，1934）。因此，习惯和常规中蕴藏着知识、制度是时间长河中知识的传送带。
通过推动思想和行为习惯的生产再生产，制度规范着人的活动，是人获取并理解感官数据的认知过程的关键部分。理性本身也有赖于制度的支持。
共同的认知工具、先天或后天不能出格的意念一起影响到人的目标和偏好。因此，人不能作为给定。这是制度自我强化的重要原因。行为的模仿引起了习惯的扩散及制度的出现或强化；反过来，制度培养了特殊的行为和习惯，并把它们传播给新成员。这里强调习惯既维持人的行为，又提供理解信息的认知方法；制度有耐久和自我强化的性质。
制度既是人脑中的“主观”概念，又是人要面对的“客观”构造。因此，习惯和制度这对概念有助于克服社会科学中现实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哲学悖论，截然不同的人和构造因而联系在一个互相作用、互相依赖的循环中。
三、解释制度：制度无穷回归问题
根据给定的人来解释制度的起源和存续有内在缺陷和不一致性，因此，应该放弃这种观点，并转向早期制度经济学者的更加开放的、演进的方法。
1.以给定人解释制度的内在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仅根据给定的理性人来解释制度是有问题的。为了从给定的人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新制度经济学不得不假设一种统辖人的互相作用的社会框架：在任何假定的制度发源的初始“自然状态”中，已设有一些原则和社会文化规范。我们至今未见没有任何制度因素的“自然状态”假设。
例如，威廉姆逊的企业交易成本论取市场为初始自然状态。“市场一开始就有”（Williamson，1975），这是他的分析方法的特点。从这个条件出发，人开始创造企业和等级。如果它们的交易成本较低，就会存续下去。
然而，中国50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与演进的实践显然超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理论思维路径，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市场包含了社会准则、习俗、交换关系，有时还包括人为组织的信息网络，本身这些都需要解释。特别是私人财产本身需要解释。市场并非无制度的初始。为了寻求先于财产、市场的原始无制度的自然状态， 威廉姆逊（Williamson，1983）认为，私人财产可产生于“私人秩序”，即没有国家法律或干预的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没有国家，人还是要依赖习俗、标准、语言进行交流。而最主要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私人财产的确立需要使用某种共同的概念、标准进行交流。即使国家在这些过程中并不存在，但先有制度却是必不可少的。
2.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们已经指出，制度不可能产生于不受任何制度影响的人群。制度影响并约束人。因此，就要解释制度，而解释制度要涉及有目的的人，而解释人的目的要根据相应的制度等等。显然，这是类似于“先有鸡或先有蛋”的无穷回归，这种分析没有尽头。当然，在这样一个互相决定的循环中制度和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不同；人是有目的的，而制度没有；制度和人的寿命不同，有时，人已去而制度犹存；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生于一个已有制度的世界中，并受其影响，即使这些制度由他人所造并可改变。
3.用演进论解释制度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出现演进论思潮以破解这种模式，由于鸡或蛋问题没有答案，问题本身必须改变，问题不应该再是“先有什么？”，而是“什么过程解释两者的发展？”这意味着从相对静态转向一种更加开放、发展的分析框架。一些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者已在某种程度上转向“旧”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开放的观点，这在哈耶克（Hayek，1988）和诺思（North，1990）的近著中已非常明显。
这种演进论的解释含有寻求“自我延续、自我传播、永无止境的连续变迁过程的理论”（Veblen，1919）。放弃以给定人解释所有制度的努力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解释，而是把组织和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看成是一种演进的过程。
四、习惯和规则的必要性
经济学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的观点忽略了人有意无意中使用的习惯和规则，大多数对行为的解释（包括角色驱动和习惯）似乎都可以包容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中。制度经济学认为习惯的解释力大于这种包含一切的理性行为。我们回避习惯和规则如何在社会中重复和传播的问题而分析引起习惯和规则的使用的决策问题。即使求优化问题，也需要规则的展开，这是主流经济学不能忽略的问题。深入分析特定习惯和规则（包括市场经济下人的赚钱理性）应处于经济学的核心。
规则是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的、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思想或行为方式。规则的一般形式是：在X情况下，做Y。规则和习惯性质不同：遵循规则可能经过深思熟虑，而习惯行为的特点是未经详查；规则不一定自动适用，但通过重复应用，规则可成为习惯；破坏规则常比改变习惯容易，因为我们对自己习惯的认识常常是不完全的，它们隐藏在大脑深处，自我激发。然而，习惯和规则有相同的一般形式：在X情况下，Y行为随之而来。
制度经济学认为，大量决策问题不能用概率或其他最优化技术，而要依靠理性和规则；即使能求有限最优的决策问题，也有规则。
1.最优化和规则
有些决策问题有有限最优解。例如，线性规划和微分法是有严格规则的最优化方法。优化过程总是包含规则：即计算和优化的规则。这提出了第二个重要问题：规则又是从何而来。显然，最优解本身不能解释规则的来源。由于所有最优解内在地含有规则，因此，根据人的最优化行为解释所有的规则含有循环推理，因而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最优解以外探寻原始规则的起源。
也有凭直觉进行优化的人。但这些技巧也是溶化于同样形式的习惯：在X情况下，做Y。同样，这些习惯的形成不能仅用最优解来解释。
对习惯或规则的依赖限制了理性最优化的范围，因此，单以理性最优化不能完全解释人的行为和制度。
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可看作是承认习惯和规则无所不在的“旧”制度经济学的特例。和近视的、反理论的、仅仅收集数据的形象相反，制度经济学有达到更高理论境界的潜力。温特（Winter，1971）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的特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制度经济学的特例。制度经济学创建之时就有较大的通用性。
2.习惯和规则无所不在
在非最优化的决策情况下（如非确定性决策），习惯和规则的作用更加重要。在这些情况下人只能依靠相对简单的步骤和决策规则。
决策规则的展开也包含了习惯。甚至企业或个人优化时也用习惯，边际效用原理要借助于习惯才能实现。制度经济学的原则是习惯本位，它的解释力优于理性选择。这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的通用性较强。
实际中的人不可能象教科书中找到U 形曲线最低点那样容易找到最优。即使信息明确给定，复杂的优化问题也常有阐述和计算的困难。计算机中的人工智能系统也需要植入构架程序以整理输入的信息。
收稿日期：200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