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学作品评价的再认识——兼评赵树理的《三里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文学作品论文,三里论文,评价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我国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指出当时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成功之处及其缺陷，认为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
关键词 农村合作化运动 现实主义 《三里湾》
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题材的作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批作品，日益尖锐地摆在当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者面前，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
文学创作同当时政治形势、政治运动紧密相连，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尤其突出。土地改革胜利之后，随着封建经济制度的被推翻，我国农村迅速掀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农村互助合作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运动。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我国农村方方面面影响之广、之深可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反映这场运动给我国农村带来深刻影响、巨大变化的小说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大。其中较优秀者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山西作家群体的短篇小说以及李准等人的短篇小说。这部分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要研究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第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复杂的文学现象。
文学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现实政治生活。文学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创作把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等，当成认识和反映、描写和表现的对象。作家总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图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面貌、性格再现出来，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从这方面看，文学对生活是一种从属的关系，社会重大的政治变革总要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创作可以、而且必须脱离政治，才能繁荣、发展。这种观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正是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生活，才构成了历代杰出的文学家的思想与幻想，产生了主题与情节、诗情与画意。歌德称拜伦的作品是“被扣压的议会发言”[①]，赫尔芩说十九世纪俄国“戏剧是重大问题的最高法院”[②]。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李觏语）。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对此更是十分的重视，“离现实近些，再近些”被不少作家视为创作的重要原则，干预生活，介入现实政治生活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热点。
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不容忽略，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要求文艺图解具体的政策，口号式地宣传某种政治观点，以至于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违背文学创作原则的口号，因此使文艺创作简单地、机械地为某个政治中心运动服务。因此，为政治运动服务的文学作品也就在政治斗争的风云之中失去了生命。
二
我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创作同现实政治运动关系甚密，研究当代文学各种文学现象就不能不同时深入研究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政治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采取回避的、或者不承认的态度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除了台湾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一次巨大的解放。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基本方向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党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步骤上怎么走？也即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是否马上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结果，主张不宜马上过渡的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受到批判。我国农村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4年春天，合作社已达十万个，1955年达到六十七万个，到了1956年4月，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社，10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社。
对这场政治性运动如何评价？邓小平同志指出：“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革命把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③]“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好一些。”[④]
邓小平同志的看法确属真知灼见，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歌颂、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伟大胜利”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在思想意义上存在什么值得商榷、思考的问题呢？
（一）对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
将入不入合作社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高度加以描写，几乎构成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品的主要的、基本的思想倾向。正如赵树理所说的：“写《三里湾》时，我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化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合作化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⑤]赵树理还明确地说：“《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⑥]《三里湾》虽然不是正面描写两个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小说的中心情节是围绕扩大合作社、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题而展开的。作品描写以王金生为代表的坚持扩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方，同范登高、袁天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扩大合作社为另一方，壁垒分明，以此矛盾冲 突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构成《三里湾》的情节主线。
把入不入社和扩不扩社上升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显然是错误的，这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后，农民仅仅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的能力，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还远未发挥出来。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大国，这么多的农业人口要完成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且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超越阶段，以空想社会主义来代替现实。另外，在农村生产力低下、经济以自给为主的大背景下，采取以农民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做法更适合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更利于解决农民的温饱和调动其积极性。“家庭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能够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⑦]随着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使家庭经营得到相应的发展，走上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逐步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因为一种再好的主张，如果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也只是纸上谈兵。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在入不入社、扩不扩社的问题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来定性，是错误的。对此必须正确认识。
（二）对所谓农民自发倾向、两极分化的批判
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几乎都笼罩着一种对农民两级分化、发家致富倾向的恐惧。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艺术地对翻身农民宋老定想当“置业手”、走买田发家道路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条路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危险的。《三里湾》通篇充满对范登高、袁天成及富裕中农雇工倒卖倒买、追求个人发家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批判。
对这种现象如何看待呢？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个体农民要求发家致富的呼声甚高。诚然，个体发家致富确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亿万农民生活无着落，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农民发家致富，出现一些两极分化现象，利大于弊，有利于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对此现象应当积极引导，使其纳入健康的发展轨道。把个体农民正当的发家致富的要求视为洪水猛兽，实在是草木皆兵、大惊小怪，而把其判断为资本主义性质大加挞伐，更是错上加错。
（三）对所谓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歌颂
作为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对立面，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小说大力歌颂了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集中表现在作品中着力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身上，和最后人人走上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大团圆”式的结局上。
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如何评价所谓的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呢？薄一波同志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1955年发动对邓子恢同志的批判和合作化高潮时，对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估量，我觉得显然是有些高了。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当时批判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很多是属于保护自己劳动成果不被均分的正当行为。”[⑧]毫无疑问，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以不断提高，农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可以逐步克服的。但是，我们把提高农民这种觉悟估计得过快，把克服农民旧观念、旧习惯又看得过于简单，仿佛一朝一夕之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千百年来受小农经济深刻影响的个体农民会欢天喜地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带有“左倾”空想因素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实在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十分熟悉农民的思想状态，也深刻认识到克服农民旧观念、旧习惯的艰巨和复杂。1950年，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向熟悉农民的部分作家征求意见。赵树理就直率地谈到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⑨]赵树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点。比如，他遇到一位可称得上革命家庭的贫农社员郭海莲。农业社开渠要通过她家的地。动员她入社，她不入；拿社里的好地和她换，她也不换。赵树理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一无所获。最后，郭海莲寻死觅活地大闹，赵树理也毫无办法。他还不无苦闷地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让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⑩]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作中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三
赵树理、柳青、李准等毕竟是同农民血肉相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伟大作家，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压力及思想认识，这些作家无法站在今天的认识角度来评价当时的人和事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当时的政治观点来确定作品的主题，结构作品的情节，塑造笔下的人物。但是，在他们笔下也曲折地、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他们的思考和认识。
（一）虽然作品描写了两道路的斗争，但是，作者在处理方式上没有采取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方式，而是把笔触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中，较为真实地描写农民的喜怒哀乐，采取较和缓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创作时说：“《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也不是说把农村的住户分成一半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半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或者多一点少一点。实际上，这个阵线不是这么个摆法，有时候在一个家里边，这个人走这条路线，那个人走那条路线；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资本主义思想，他有时在这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多一些，到另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又可能少一些。人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嘛！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的尾巴，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占了他思想的控制地位，有的已经退到不重要的地位，或者很小的地位。”[(11)]《三里湾》在描写上可以看出，“往往流露出来亲切的温和的微笑”（周扬语），而不是采用剑拔弩张、上纲上线、批判斗争的方式来处理矛盾。小说描写王金生在谈到争取“糊涂涂”时说：“难道到了社会主义的时候，还要把他们留在社会主义以外吗？争取工作是长期的，只要不是生死敌人，就得争取。”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描写带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当时，能够作出这样的描写已属难能可贵。赵树理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有人撰文指责，赵树理表现农村阶级斗争时，“没有表现出地主富农的阴谋破坏活动。”[(12)]
（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的情况下，较真实地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太急”、“政策偏左”给广大农民带来的不解、彷徨、苦闷，曲折地反映了农村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严峻事实。《三里湾》描写动员农民入社，有一种意见是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社的退出去再组新社或者单干，“金生自己的想法，原来和第一种意见差不多，可是听了第二种意见，觉得也有道理。”这些描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一种思考。小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民中遇到的思想阻力，描写得十分充分，游刃有馀，艺术感染力较强；对农民中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描写和艺术形象的思想发展、矛盾斗争达到的深度方面则薄弱、干巴、概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这多少反映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赵树理当时内心的矛盾之处。在当时，赵树理的这一“矛盾之处”是受到指责、批评的。有人撰文说：“农民能够抛弃他们已经取得的土地的个体所有制而坚决地走上集体主义道路。作者对农民力量的这一方面似乎看得比较少，至少没有能够把这方面充分地表现出来。”[(13)]
四
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的评价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想躲是躲不开的。当时宣传的政治思想观点占据绝对压倒的地位，受到几乎所有人的一致拥护，对此抱有怀疑的人都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所以，对于一种错误的思潮、错误的运动，非个人努力所能左右。我们现在采取正确的思想观点评价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要，而且也没必要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对作家是不能苛求的。
文学作品对不该歌颂的事物、不该歌颂的人进行了歌颂，对不该批判的事物、不该批判的人进行了批判，今天我们对此必须要有公正、客观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现象，产生于社会多维空间的文学作品，固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冲击力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多种力量的制约，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伦理、道德、社会心理、审美感情等。所以，对作品进行全面的、实事求实的分析，包括思想、艺术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评价，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
上面我们仅是就反映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政治思想内容做了一些浮浅的分析。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赵树理、柳青、李准等人的作品，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典型，这些艺术典型不仅有栩栩如生的性格，而且集中概括了较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内涵，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进行论述。
注释：
①《歌德谈话录》94页
②《赫尔岑论文学》8页
③《邓小平文集》第三卷，227页
④《邓小平文集》（1975—1982），276页
⑤《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三复集》
⑥ (11)《谈谈花鼓戏〈三里湾〉》，《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01页
⑦《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洪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63页
⑧ ⑨《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58页，192页
⑩参见《赵树理传》，高捷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12)参见《赵树理小说人物论》，杨志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52页
(13)《论〈三里湾〉》，周扬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