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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进入到最后10年的1991年，发生了两个历史性的事件。
其一是1991年12月25日，作为美苏对立“两极格局”的一“极”、当代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从而意味着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格局的正式崩溃。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缓缓降下。
其二是在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于1991年4月开始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虽然政府曾宣称这次“平成萧条”在1993年10月进入谷底，转向复苏，但是，严格地说，从1991年开始的日本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今天，形成为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持久的经济衰退。（注：[日]诧美光彦：《大恐慌型萧条》，讲谈社1998年版，第14页。）
一、两个“崩溃”与两个“大调整”
1991年，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格局的崩溃等方面，而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苏联的解体，一方面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笼罩世界的冷战局面，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挫折，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从世界最大国土上的撤退。于是，当整个世界庆幸冷战结束的同时，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则纷纷宣称“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的失败”。
但是，在那以后几年，同是在1991年发生的日本资本主义泡沫经济的崩溃日益暴露，其祸害之大、之严重，使那些鼓吹“资本主义胜利论”的人们的嗓门儿变得嘶哑起来，越来越不能理直气壮、自圆其说了。
泡沫经济崩溃先是将日本拖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继而影响并传染给大多数东亚国家，（注：近年来大量短期资金流入东南亚地区，投机于股市、房地产市场，使这些国家出现了与日本惊人地相似的“泡沫经济”。而在流入这些国家的游资当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游资，特别是在流入泰国、马来西亚的资金中，来自日本的资金占40～60%。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又使日本在那些国家的投资被“套住”，形成了国外的“不良债权”。）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扩大，日本能否顺利地治理泡沫经济后遗症、摆脱其经济困境，竟成为关系到是否发生“从日本开始的、可能波及整个世界的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关键，从而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神经。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次泡沫经济的发生虽然是在日本，但日本泡沫经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即金融资本追求投机暴利、金融活动与生产、贸易脱钩并成为干扰生产、贸易的破坏性力量，则越来越显现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日本泡沫经济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孤立的问题，而是当代全球性金融泡沫问题的典型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弊病的必然产物。
自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由于金融投资、赌博活动的盛行并“插上了计算机、电信及因特网等高技术的翅膀”，上万亿美元的游资如同惊慌而焦躁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四处闯荡，相继引发了亚洲危机、俄罗斯危机、“新兴市场危机”。人们惊呼这些危机“有可能完全改变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自由市场思想看来毫不费劲地取得的胜利”，（注：[美]理查德·梅德利：《自由市场走向衰落》，《华盛顿邮报》，1998年8月30日。）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这意味着在冷战结束后被宣称“获胜”的资本主义制度，却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自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的最严重的挑战，而且这场挑战加速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西方受所谓“共产主义最终解体”的鼓舞，抱着“对纯粹市场的近乎疯狂的崇拜”，怀着“救世主心态”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遭到的挫折，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挫折的到来。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1993年还发生了自民党长期执政政权的倒台，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在选举中的惨败以及众多新保守政党的兴起等变化，这些事件导致的总结果就是作为战后日本政治基本框架的、以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为主要标志的“1955年体制”的崩溃。（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的疯狂》，德国《时代》周报，1998年9月3日。）其结果，日本的政权如同走马灯一般地变换、更迭，出现了一个接一个面对泡沫经济后遗症久治不愈却束手无策的“无能的政府”。（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2～243页、第273～274页。）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与“1955年体制”崩溃，虽然分别发生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但这两个事件相互联系和影响，且共有一个根源，就是战后日本整个政经体制“过度疲劳”，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件，而且意味着日本式资本主义遭到了挫折，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遇到的麻烦和遭到的挫折也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与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近8年的持续繁荣，至今仍保持着低于2%的通货膨胀率；由于每年都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致使失业率降到28年来最低水平的4.5%；财政状况也趋于好转，30年来第一次出现政府盈余。尽管美国经济存在着过度依赖国外资金和巨额贸易逆差等隐患，但美国经济确实进入了一种与10年前增长缓慢、银行体系摇摇欲坠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的新境界。与此同时，在亚洲危机不断加深、整个世界出现“危机四伏”的险象之际，美国也被人们看作是“投机性的猛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注：[美]安德鲁·肖特：《改进资本主义，运用一些社会主义》，载《纽约时报》，1992年2月29日。）
总之，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维·巴特拉指出：资本主义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大改造”。（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的疯狂》，德国《时代》周报，1998年9月3日。）资本主义在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表现，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在遭到挫折与取得成就之际加快了大调整的速度，同时这种大调整将可能以金融领域作为重大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未因为苏联遭到挫折而消亡，毋宁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通过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而更加增强了。一个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当今世界上持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在亚洲乃至世界很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增长态势的亚洲大国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中国按照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抛弃了僵化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实施了灵活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到挫折却在中国经历改革获得发展，则是整个社会主义大调整的一个表现。
总之，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性的大调整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调整”，可以预见，经过这段有可能从本世纪后半期延续到整个21世纪的大调整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国际关系”。（注：于光远：《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需要调整
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进行调整、改革的原因，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很充分了。现在，人们关心的焦点转向资本主义方面的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正在不断地证实资本主义必须进行大调整。除去人们做过很多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存在的固有矛盾以外，特别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表现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与联系。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美日两国的经济表现形成很大反差，同时貌似健壮的美国经济却作为最大的债务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来自病秧秧的最大债权国日本的巨额资金流入。
第二，资本主义从少数发达国家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扩展所带来的日益深刻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进行的试验遭到失败，使这些国家成为“对自由市场乌托邦式的崇拜”的受害者，而这些国家发生的悲剧则在部分程度上被认为是西方向新兴市场国家或原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同时引起了对全球资本主义化能否实现的疑问。
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投机性在金融领域的“大发作”，产生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市场暴力”，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绝对“自由”的信念发生动摇。“因为对于60亿人口来说，自由的世界贸易和运转良好的世界经济要比几千个贪婪的、在各个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商人和经理的过分自由更重要”。当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的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公认的时候，首先需要触动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自由”的信条。
第四，当今资本主义的病症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综合病症。无论是日本、俄罗斯的政局动荡，还是美国总统个人的绯闻被揭发所引起的风波，都证实了这一点。
可见，对资本主义进行大调整大改革，首先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教条，一种信仰。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改革的前奏就是进行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从破除有关社会主义的“教条”开始的，同样，资本主义的改革也须从破除有关资本主义的“教条”开始。关于这一点，值得听一听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几十年前发出的忠告：不要“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不属于它的人都诬蔑为叛逆或者是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爱因斯坦的这个忠告当时主要是对社会主义苏联所发，然而，当今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存在着一种把某个社会制度变成“像教会那样的东西”的“狂热的偏狭性”和僵硬刻板的意识形态，既影响着资本主义的调整与改革，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大国间的正常关系。
当一种社会制度成为人们的“信仰”的时候，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大加赞扬而对对方的制度大加抨击似乎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去自觉地认识对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调整甚至“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再一次提到爱因斯坦，他站在“非信仰者”的立场上，对现实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出精辟的评论，由于这位智者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评价就更带有客观的、非信仰的色彩。早在1947年，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会证明，资本主义（也许我们应当说是私营企业制度）是没有能力制止失业的，由于技术的进步，失业问题还会日益严重起来；它也没有能力使生产同人民的购买力保持健康的平衡”。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写的这段话竟把当今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的现状刻画得入木三分。
爱因斯坦还认为，要根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写道：“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这里，爱因斯坦又对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向问题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三、调整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因此将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局面，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相处、以何种方式并存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出色的回答，就是中国政府在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既然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地相互共处，就不可回避各国的广大民众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相互比较，同样不可回避两种社会制度展开相互的竞赛。
为此，调整中的社会主义与调整中的资本主义相互之间的关系将是和平共处、比较和竞赛的关系。而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就不仅仅是经济的、科技的竞赛，更是“制度调整与改革的竞赛”，竞赛的核心就是要看哪一方更善于通过自我调整与改革来形成更有利于经济、科学发展的制度。
为了在“制度调整与改革的竞赛”中获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不仅重视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也重视利用对方发展的经验教训。不仅社会主义要吸收和改造包括资本主义时代最宝贵的成就在内的、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资本主义也在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意味着，两种“主义”都认为自身需要改进、改善；两种“主义”都认为对对方的“主义”加以利用会有助于改进、改善自身；两种“主义”都相信利用对方的“主义”不至于导致自身被对方所“同化”；两种“主义”在重视吸取对方的有益经验的同时又注意避免重蹈对方的失败教训；最后，两种“主义”还认为自身具有足以“同化”对方的优越性。
这最后一点，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至少在现阶段都没有丧失“自信”，都相信自己一方将拥有“未来”，由于导致两者不断表现其顽强的“相互竞争性”。
四、两个“大调整”的背景
如果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调整早在20世纪进入后半期的时候就开始了的话，那么，进入本世纪最后十几年，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加上两大社会制度各自的内在矛盾的不断积累，可以说这种调整明显地加快了步伐，进入了调整的高潮也就是“大调整”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大调整与社会主义大调整有着如下的共同背景：
第一，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而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的发展，意味着现代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日益要求以全球市场作为舞台，从而日益要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生产关系”。当前，世界贸易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9.3%上升到1998年的24.3%，预计到2005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28%。即便发生了亚洲经济危机，即便这场危机暴露出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存在弊端，这种历史趋势仍将继续前进，而决不会倒退。
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从全球市场盈利”这种强大的刺激，同时又加速了最新科技在全球的广泛传播。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好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加入了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潮流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危机而动摇，同时，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积极地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网络化、一体化的要求。
第二，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过渡。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都产生于工业化时代。而当今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过渡。同时，在信息化潮流席卷世界的背景下，许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为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
然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各国的政策理念与努力程度的不同，对正在到来的信息化时代的适应能力可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并直接反映到各自的经济发展情况上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不同表现，正反映了这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对信息化时代到来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与改造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本世纪以来，生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下的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但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又严重地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历程，不得不努力寻求一条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显然，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是超越社会制度区别的、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可持续发展是关乎人类经济文化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这两者所组成的“人类——自然大系统”的、因而是比人类社会制度范围更大的“制度问题”。追求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走向21世纪的人类世界的新潮流，从而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大调整增添了新的课题与内容。同时，正如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为了迎接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需要建立一种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新型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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