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动员论文,乡村论文,政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8)02-0042-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动员政治研究的深入，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对中国革命过程的考察放在重新建构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①。这一转向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宏观层面的阶级关系视角转向具体动员过程的微观视角，即动员的具体机制分析；意味着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问题的思考扩展到具体环节和操作过程。在理论层面，由于“社会运动理论”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学术界②，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研究开始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的成果，从而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产生了许多新的启发和突破性研究进展。③本文受这一研究转向的启发，试图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从“建构共意”(manufacturing consent)视角来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模式。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这一新生政权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进行着广泛而持续的社会改革运动，建构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共产党的精英及各级组织者在延安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广大的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这是一个互动与沟通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和农民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所谓“共意”，可以理解为共识、认同等含义。在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中，“共意”即农民对共产党的权威所产生的认同感。从党的精英及其组织者来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党的权威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强有力的控制和影响过程。从乡村社会各群体来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基于不同生存境遇的农民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共产党所建构的新规范的过程。
作为控制行动的手段，规范的形成需要支付相应的代价或成本，即需要相应的惩罚系统。存在于个人内部的道德属于内在惩罚系统，即“内化”。按照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定义，“内化”首先是指承认规范具有合法性，即行动者承认他人对自身行动有部分控制权。但这一层含义意味着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将无法禁止个人违反规范。因此“内化”还意味着个人拥有被内化的惩罚系统，如果此人触犯了规范，这一系统将予以惩罚。④显然，造成内化的过程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党所建构的规范而言，这一社会化过程是塑造新的自我的尝试，其目标是使个人行动服从于党的愿望。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⑤
二、基于强制的内化模式
在基于强制的内化模式中，行为体对规范的内化程度表现为：行为体知道具体的规范是什么，和其他人一样，也拥有关于规则的共有知识。尽管其他人期望行为体扮演相应的角色，但他并不接受这样的角色定位，或者说，不承担特定角色定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并不认为接受这样的知识或规范对自己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⑥
对于党的规范、党的号召和各项工作，乡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不积极，不主动，甚至顽固抵制。“他们也知道日本打来了，也知道应该抗战，可是动员他们去直接参加抗战，去当抗日军人还是很不愿意的，因为他们对于抗战的意义尚未深刻了解。”⑦他们既不自愿服从，也不认为服从符合自己的利益。对于这样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是强制。
这种强制策略可以通过间接的施压方式来达到，比如动用各级组织化力量、社会关系网络推动他们服从或选择。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时，党把工作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党内文盲。以完成党的任务的形式规定党员必须带头识字、学习，然后带动广大群众，进而造成一种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推广开来。小学生则被规定必须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⑧他们将文教工作提高到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推行。“由于文盲多，且农民的保守性，仅依靠民革室或小学教员等努力，是不可能的。”⑨
这种强制也包括直接动用惩罚系统，即在他们拒绝服从或进行抵制时，给予相应的惩处，强制他们服从。事实上，在开展社教运动中惩罚是党的基层组织者经常采取的一个手段。比如在安塞，区干部向老百姓说：“区上要强迫动员，不愿上冬学的，要捆起来或送到基干班受训”。在甘泉四区左埠冬学，一个学生不来，罚油半斤；在志丹一区乡文书布置冬学时说：“谁不愿念书的话，谁就到工厂里去。”⑩在靖边龙州五乡要求冬学学生一律赶在古历十月初四日到校，否则，罚钱三千元。而在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一百斤。(11)在一些冬学里还定出一种冬学公约：凡无故缺席的，或借故逃学的，轻的要受到小组会的批评，重的要开展斗争，按着公约的规定来定处罚办法。(12)而对于经常性的在乡村进行的“扩兵”、“征粮”等战争动员工作，“只要上级党部关于动员工作的数目字分配下来，全体同志推行突击，一直到工作如期完成或提早完成，以至超过原定数目为止”。(13)
在强制性条件下，农民对规范的服从是基于外力所致，因此内化程度有限：“那些由统计名单硬叫来的学生情绪不高，根本不安心学习。在志丹二区，甚至发生雇人念书的事例。”(14)“由于以突击竞赛的强迫命令搞起，以几天的试验作为经验……所以数量大减，部分县则完全停顿。”(15)这就是说，一旦取消胁迫或强制，农民可能又回到原初状态，使新的规范停留在形式和文本里。然而，中国共产党所定义和追求的农村革命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正如党的文件再三强调的，“尽管党的各项工作是临时的突击性的，但群众工作却需要经常的持久的努力”。(16)因此，革命不仅仅要求乡村农民暂时的短暂回应，更需要他们长期的合作与支持。
三、基于利益的内化模式
在基于利益的内化中，规范的受动者拥有了一定自我选择的空间，他们免受第一等级所面临的直接或间接的胁迫和强制。对行为体而言，这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服从规范符合自身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社会关系的调解等。(17)换言之，他们在进行选择时的动机在于利益的需求和满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在交换基础上的行为选择，即规范的提供者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给予受动对象所需要的利益和需求，受动对象则以相应的行动回报规范的提供者的期待和愿望。
具体来说，针对那些对党的要求“敷衍了事”的农民，共产党采取了利益诱导策略。事实上，这一策略对党的精英和组织者而言是相当熟悉的。从多年的游击战中，党最清楚农民需要什么。(18)党的各级领导人一再强调，给予民众以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对于党的动员工作的意义：“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产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9)只有群众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到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动员群众来完成。”(20)“群众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受封建势力重重束缚的、还处于愚昧散漫状况的农民，要促进其民族的阶级的政治觉悟与团结，取得其信任与爱护，工作者的方式与步骤，只有从农民自己切身的日常生活中，农民可能体验到的问题着手。”(21)因此，党的工作者就从农民生活着手，以亲民方式将党的规范贯彻到农民的田间炕头。通过与当地农民建立亲密关系，经常进行家庭访问，帮助当地民众进行生产劳动，或者替他们治病，教育人们如何养孩子，调解家庭纠纷，甚至拜干姊妹等方式来推动当地农民参加识字和各种培训活动。(22)再比如，在讲演中提到减租问题，教员就和村里的农民干部、抗联主任、农会委员等协调。(23)对待抗属群体，则以各种优惠的扶助措施补偿其劳动力的损失，形成为抗属代耕的社会风尚。帮助抗属群体分担日常生活的压力，借以换取对党的军事动员的响应和支持。(24)
除了提供这些直接的利益和帮助，党也不失时机地改变自身活动的方式，适应当地许多地方性惯例和习俗，使党的规范与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比如对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则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文化棚和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等。另外还创造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教育形式，依据民众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行选择。(25)在组织和动员妇女识字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和细心：不仅以种种的方法说服她们外，还以具体的例子教她们信服加入组织的好处，保证她们参加组织不吃亏。而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午校，也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进行教学，以迁就她们的时间；还采取另设女班，或以小先生（因为他们年纪小，容易接近妇女）代替的方式来解决西北地方男女不能同班的习俗问题。(26)对改造“二流子”，除了进行说服教育，则以劳动改造为主：教他们在生产中与人变工的办法，帮助他们做生产计划等。“二流子”感动地说，“公家要咱改变是为咱好，自己还能不改变？我今后如再当‘二流子’，愿凭政府怎样处罚。”尝到甜头后，又感激地说，“公家纠正我，真有好处，要不是劳动生产，我这新蓝布袄子怎会穿得上，年时还饿肚子，人人喊我‘二流子’，我真把自己糟蹋了。我现在知道公家好，劳动好，我要当好人到底。”(27)
对于乡村社会民众而言，他们的服从显然是源于他们利益和期待得到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考虑和尊重。他们可能从敷衍转向对规范的服从，选择党所期待的行动，尽管这种服从是有条件的。然而，一旦服从规范的代价超过了收益，这些群体就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基于利益的内化模式中，行为体对规范的遵循难以持久，因为利益难以持久，尤其在条件艰苦、利益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行为者的行为选择随利益而摇摆。
四、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模式
在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模式中，行为体对规范的遵循出自于对规范的认同。即他们认为规范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源于行动者的共识。因而他们自愿遵循规范，愿意接受规范对自己的要求，愿意承担某种特定的角色。(28)换言之，行为体将规范作为自己“大脑”中的参照框架，将他者的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一体，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和行为选择。
具体来说，乡村社会中的积极分子从内心深处认同共产党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事业充满信心。比如，劳动英雄吴满有，他会将五担粮食送给来他们村的难民，会拿出更多的钱投资到农民的零售合作社，会把一头驴投资给合作社运输食盐……(29)按党的话语，这些表现可称为“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正如那些进入延安的外人所看到的，这种觉悟随处可见：“他们有的只认得几个字，但他们的政治认识恐怕比受教育的人还高，男女自卫军所作的锄奸工作、查路条、放哨等工作，他们都是有着极主动自觉性来做的。这里的老百姓，他们的警觉性非常之大……一个汉奸或坏蛋，如果一经发现，他想逃出这里，那真休想，除非他生起翅膀。”(30)
对于这类群体，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信任和优待。比如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在尊重劳动、注重生产的边区及根据地，这些人受到共产党特别的优待。他们作为嘉宾参加英雄大会，向大会作报告；他们受到党的领导人的接见，受到招待；他们是各级党政人员认识、接触的对象；县府有了贵宾，他去作陪；召开乡村民众大会，他们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就座；在党的报纸、广播等宣传媒体中，他们是被表扬、被号召学习的典型。“事实上海一位劳动英雄，都成了农民中的‘贵族’”。(31)
这类群体也被当作是共产党重点培养的对象和主要的依靠力量，成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和骨干。党选择这一群体中的积极分子，赋予他们新的头衔，比如乡村长、民兵连长、自卫军队长、妇女主任、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帮助他们在乡村民众中树立起威望，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干部”和“领导”。在诸如变工、纳粮、办合作社、办小学等党的革命事业，他们被安排去领导变工队，训练地方自卫团的干部，还根据党的指示在当地进行户口调查；他们也总是被安排头一个站出来讲话，发表对党开展的各项工作的认识和看法。村里有“二流子”或是有外地难民进村，被安插在他们家里。(32)教他们学会一套“组织”、“批评”、“发展”、“转变”、“斗争”、“法西斯”等新名词。(33)总之，他们被培养成领导一般农民、使自己所在的乡村成为模范村模范乡的重大责任。
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与党同心同德的力量。他们将个人纳入到党对他们的期待之中，按党的愿望采取行动。它表明，这些人接受了党的号召，在日常行动中自觉跟随党的规范和要求。“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也不仅限于公众问题，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34)这种标准化和高度一致意味着一种共同信仰的确立，一种对党的权威合法性认同的确立。它成为党的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持久的集体行动力量之源泉。
五、结语
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一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蕴涵了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革命动员也由此成为解读中国革命的一把锁钥。但显然，革命动员的合法化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下发一个通知、张贴一个口号和标语就能奏效的。当抛却宏大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斗争范式，将视野放在微观的具体的个体身上时，有关革命动员的许多更有意思的画面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生动而鲜活的内容和分析无疑将进一步扩宽和深化中国革命运动研究的视野。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尝试着这样的努力：将着眼点放在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和共产党的策略应对上，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分析和考察革命动员更为微观的机制与因素。
显然，无论从党的政策的实践过程，还是从农民的反应来看，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党和广大的乡村民众都经历着某种变化和转化的过程。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曾说过：“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个过程含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一个层面是各群体现存生活方式的解体；一个层面是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即它们日益被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中”。(35)如果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解读为一种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努力，那么，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改造运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解体和脱节的过程和图景。共产党将革命价值、政治理念和特定背景下的实践活动相协调，适应特定情势，有针对性的选择不同策略和机制，从而在“目标群体的文化与他们自己倡导的价值和目标之间的交叉点上”形成革命运动的理论框架。(36)这一“建构共意”的过程包含共产党对地方性知识的适应，是共产党对过去的经验、目前的环境，有选择地分析目标、形势、事件和行动的结果。在各方的调适中，认同得以产生，从而衍生出革命动员的巨大能量。
收稿日期：2007-11-16
注释：
①［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②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另参见［美］艾尔东·莫里斯等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思路和取向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过程的不同维度。参见黄琨：《革命与乡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郭于华教授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81页。刘一皋：《20世纪中国社会动员的变换——以华北农村动员组织为例》，载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新观点和新材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304页。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学术界》2001年第四期。
④［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页。
⑤受社会建构论的启发，本文作出了这三种内化等级划分。本文对这种内化程度的标准参考了温特的理论，即从群体对规范的服从程度来区别。但与他不同的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中共针对这些不同的内化等级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手段，即各个不同的行为选择内化的动力。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49页。
⑥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8页。
⑦《克服冬学运动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⑧房成详、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⑨李大章：《怎样开展群众的社会教育》，载《共产党人》第四期，第46页。
⑩郭林：《延属分区冬学总结材料》，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11)《三边分区一九四四年冬学工作总结》，载《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第281页。
(12)刘端：《陕西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载《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第151页。
(13)洛甫：《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载《共产党人》第八期，第22页。
(14)郭林：《延属分区冬学总结材料》，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第92-93页。
(15)《三年来边区社教工作总结》，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第197页。
(16)洛甫：《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载《共产党人》第八期，第24页。
(17)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40-341页。
(18)［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45-346页。
(20)陈云：《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载《共产党人》创刊号，第50页。
(21)李富春：《八路军作战区的群众工作》，载《共产党人》，第二期，第15页。
(22)［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第14页。
(23)洛寒：《民校教育与减租斗争》，载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第二集），第73页。
(24)李翔：《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代耕问题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25)房成详、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105-106页。
(26)李锐：《窑洞杂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27)陈一青：《浪子回头金不换——记安塞二流子刘世有的转变》，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7日。
(28)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43页。
(29)［美］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3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31)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9页。
(32)赵超构：《延安一月》，第212、213页。
(33)赵超构：《延安一月》，第211页。
(34)赵超构：《延安一月》，第78-80页。
(35)［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36)［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