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标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宏观经济形势趋于严峻。事实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的转折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短期中金融危机深化、内需不足等长短期因素叠加的结果。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情况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从而给我国宏观经济形成较大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当前经济形势
(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红利。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耗尽，我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减退，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2.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短期难见逆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均有显著上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90.1%和81.6%下降至2010年的63.7%和4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5%和30.4%下降至2010年的19.7%和14.6%(见图1)。
3.城市化质量不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2002年～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但上述比重是按农民工进城居住6个月以上即算作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现有的农民工基本上是自身迁移，家属仍在农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举家迁移的比重较小，难以充分发挥城市化的作用(见表1)。
4.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一是经济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目前的经济增长乏力，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一些地方采取的方式是通过投资直接刺激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闲置生产力，通过拉动第二产业带动整个经济增长。通过投资虽然可在短期内只解决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长期看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今后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隐患。二是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存。经过改革前的重工业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发展，我国的工业结构基本上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2007年我国工业化率已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增长峰值。另外，从工业化的时间来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有限。
(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成因
1.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上一轮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消费、投资的跨期替代效应以及房地产与汽车限购政策抑制了总需求，导致当前总体经济不振。如不进行进一步刺激，市场将延续弱势表现、继续探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净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物价涨幅持续回落，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2.经济增速回落的长期性在于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首先，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其次，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化趋势。第三，发达国家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3.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日益削弱。主要表现为：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
当前乃至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经济目标都将主要聚焦于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者之间的博弈和平衡。
(一)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矛盾与冲突
1.短期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的迫切任务。当前，在国内外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稳增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与“稳增长”对维持当前我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政府财政风险安全密不可分。
2.稳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必要手段。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诸多慢变量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出口则受制于外部环境，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前景并不明朗。通过稳定投资来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应当是当前的一个必然选择。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主要是由投资速度的过快下滑所引起的。因此，稳增长就必须从稳投资着手。
3.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倾向于采用政府投资促进短期稳增长的办法。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易造成经济结构“锁定”效应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力的缺失，必然会使得维持经济短期稳定和维持中长期增长之间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这种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在现行的财政政策制度体系、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税分权体制、地方和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的政治体系，以及实施手段单一的格局下，难以得到解决，而且存在“固化”的可能。因此，为了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转换平衡，短期稳增长思路已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重要关键时期。
(二)多重经济目标冲突下的抉择
1.以市场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来保证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是首要选择。目前，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但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较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同时，要使得我国的结构调整具有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必须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调结构原则。
2.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注意管理好通胀预期。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有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还有前一段时间货币多发引起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大规模刺激投资带来的推动因素。当然，也是结构自身调整的外在反映。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在稳增长、调结构过程中高度警惕通胀上升的压力，全方位而积极地管理好通胀预期。
3.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途径。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两个方面。需求结构调整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着重通过对收入结构的调整，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内外的调整和协调，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实现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看，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现实约束条件而言，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和内涵发展式的城市化，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和抓手。现阶段，必须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
过去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经济目标相对单一，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的相机抉择手段常常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主要选择。而面对多重目标，尤其把以市场化手段调结构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相机抉择，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甚至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中，应该围绕多重目标，以调结构为重点、兼顾稳定短期增长和控通胀。
(一)未来财政政策的重点
1.财政支出政策的科技与民生取向。财政支出需要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工业化的层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有两条道路：一是通过提升教育、培训等提高一般技术水平；二是通过更新设备来提升技术水平。同时，财政政策的民生问题也是结构调整中需要关注的。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深化进程，产业结构将会随之调整，高技术行业占比会逐步提高，原有部分行业人员必然面临结构型失业，出现经济转型的阵痛。为此，财政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在近些年略有下降(见图2)。因此，未来需要加大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我国对于医疗等支出需求较高。在保持总量支出增长的基础上，资金进一步需要向基层倾斜，满足广大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为了推进内涵型城市化，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保障房建设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2.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与结构调整取向。税收政策首先应该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发挥平滑经济波动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调整结构作出贡献。目前，结构性减税虽然有调节结构的作用，但在设计上更多考虑的是保增长，在促进技术升级和城市化的内涵型发展方面投入不大，金额较小。减税力度较大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为了提高消费，但由于总额相对较少，对于消费的启动力度难以充分显现。因此，结构性减税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同时，目标需要更为清晰地定位于结构调整，而不是主要考虑短期增长。
3.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在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其财政自由度较低，在平衡预算的约束下，支出受到了较大约束。为了实现通过财政收支调整结构的目标，需要利用新的渠道，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通过地方财政的透明化，将地方的产业结构等因素与财政资助度相结合，提高地方调整经济结构的积极性。
(二)货币政策的重点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的角度来看，央行基本关注的是数量目标。从调控工具来看，由于我国属于管制性利率，更多的采用的是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数量型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也更多指向了数量型中介目标。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较弱，表明当前的货币政策策略未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最为核心的原因是我国的货币在现代银行体系和国家投资刺激政策导向下呈现内生性。未来我国的货币政策需要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并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政策建议
(一)财政政策
一是通过税收政策调整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总的来看，目前各行业的税收负担较重，为进一步刺激各个产业发展，需要切实减少税收负担，进行总量减税。二是扩大加速折旧计税范围。目前可以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为了进一步提高深度工业化水平，可根据各行业“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扩大加速折旧范围，刺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是加大环境保护等投资额所得税减免。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范围、提高起征点和所得税累进性。四是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的新设备投资提供政府补贴。当前是我国产业转移的黄金时期。为了促进深度工业化，并尽量避免将东部地区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应在转移中升级，通过更新设备，有序调高生产率，协调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为此，对于产业转移中新设备投资可以予以财政补贴，如通过政府贴息的方式来完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大部分职工收入较低，导致中低收入人群受到收入流动性约束，对于当期收入非常敏感。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为了调节收入分配，需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累进性。五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应允许地方政府针对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进行发债。关键是需要纳入财政预算，以财政收支的责任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以市场化的约束使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收益进行科学评估，从而促进投资支出决策的合理化，避免过度投资、重复投资等行为。
(二)货币政策
一是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二是取消贷款规模和存贷比考核；三是增加中央银行透明性。
人民银行目前的沟通形式包括货币政策报告、政策变动公告、新闻发布会、行领导讲话与公开演讲等。在这些沟通渠道中，主要传达了人民银行对于经济形势分析、货币政策的定位、政策出台背景、出台条件和操作方式选择等信息。这与西方各大中央银行的沟通方式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国央行的沟通方式倾向于通知和事后解释性质。这不利于控制预期。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需要在沟通中增加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出台标准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成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
(三)其他政策
一是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未来需要进一步进行内涵型城市化，住房等民生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也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因此，房地产行业是我国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为了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尽早开征高累进性房地产税。二是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拓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新36条”虽已将开放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等，但这些领域见效慢，民营企业不愿投资。民间投资细则的出台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在传统行政性垄断体系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革的前提下，投资领域的放开并没有给予民间资本生存的环境。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张瑞敏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追求的永恒主题。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三个条件：观念革新、创新体系、制度创新，这三者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观念革新是前提条件，创新体系是必要条件，制度创新是充分条件。
观念革新。在企业里面观念革新革什么？我认为就是要革“成功”的观念。在企业里不应该有“成功”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企业所有的成功只不过是因为踏上了时代的节拍。而时代发展非常快，我们都不是神，不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踏空是常有的事，是正常的事。做企业像冲浪一样，冲到最高峰，只不过是一个浪峰而已，很快会下去，你的任务是找下一个浪，如果找不到你只能跌下去。
创新体系。创新体系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条：一是破坏性创新，二是延续性创新。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破坏性创新相当于找到了一条别人不知道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可以找到宝藏，别人很快就发现了，都会追随你，都会跟着上这条道，这时你就要进行延续性创新，不断更新换代，让人追不上你。但是一条道总有尽头，你必须要再一次革自己的命，再一次破坏性创新，再找一条新的路。当然，你可能找到新的路，也可能找不到，找不到就会被别人超越。
制度创新。美国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叫做诺斯，他认为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而不是其他。我们的制度创新应该怎样创呢？对中国企业来讲，应该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互联网必然要改变原来企业的制度、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现在大家都在探索新的模式。我在这方面做了差不多十年，自己觉得这十年是个试错的过程，不断地摸索，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创造未来是风险很高的，但是不去尝试风险将会更高。
作者简介：海尔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原载《企业管理》(京)，20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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