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分工制度看货币国际化:美元与日元的一个典型事实_国际分工论文

国际分工体系视角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和日元的典型事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元论文,视角论文,货币论文,事实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① 使一国领土空间与其货币版图相重合。货币国际化现象,则是对这种模式的颠覆。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各种货币符号相互撞击,最终造就了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与此同时,货币国际化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研究方式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国际关系的视角。Rose(1991)、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等研究者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来考察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Mundell(1983a)则强调了政治、军事力量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巩固作用。Frankel(1985)、Goldstein(1988)在Triffin(1960)的美元两难基础上,阐述了稳定的国际货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而美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双重角色具有内在矛盾。

2.货币职能的视角。货币的主要职能有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标准,前两种职能的实现需要现实货币。在交换媒介功能方面,Grassman(1973)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涉及制造业时,出口商在贸易中倾向于将本币作为载体货币(vehicle currency),而不会考虑其货币用于价值贮藏目标的重要性,这一规律被称为Grassman法则。其后,McKinnon(1979)、Carse和Wood(1981)、Page(1977)、Mundell(1983b)等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发现,并且在更多情况下研究了Grassman法则的适用性,具体结论为:(1)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发达国家的货币占据了统治地位;(2)在发达国家内部间的出口票据中,本币的重要性因出口国在全球贸易中相应的分量不同而大小不一,经济规模越小则以本币作为载体货币出口的份额就越小;(3)由于初级产品通常为大宗均质商品,在该贸易领域中,“信息传递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货币,而美元就是事实上的首选货币。

对于已经成为国际交易媒介的货币,Swoboda(1969)、Brinley(1978)和Tavlas(1991)分别从规模经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国际货币在使用上具有历史惯性。

在价值贮藏功能方面,Hayek(1970)和Cooper(1986)都认为,作为一种资产持有形式,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货币的稳定性。Williams(1968)、Kenen(1988)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部门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是决定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性因素,英镑和美元发展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结合以往的研究,从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来考察国际货币,② Hartmann(1998)在Benjamin(1999,中译本)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的不同职能进行了分类:(1)交换媒介职能,国际货币在贸易③ 和资本交易中被私人作为载体货币使用,也被官方作为干预货币(intervention currency)用于市场干预和平衡国际收支;(2)记账单位职能,国际货币充当私人部门商品和金融交易的计价货币(quotation currency),同时也被官方部门用于确定汇率平价,作为汇率钉住的驻锚货币(pegging currency)。(3)价值贮藏职能,其以投资货币(investment currency)形式在私人部门选择金融资产时被使用,对官方部门而言就是持有国际货币本身和以它计价的金融资产作为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

以上的界定考察了货币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和分类,易于操作,但仍局限于表面现象,对理解其本质并没有直接帮助。Benjamin(1999,中译本)认为“货币势力范围”由国家实施的地域影响和市场产生的交易网络影响两者构成。其中: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实施的影响,即货币发行和管理的垄断权主要在本国领土内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交易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产生的影响使货币不仅在国内发挥作用,也在本国领土外发生作用。

对一般货币来说,国内货币市场是由单一的最后供给者或者是“最后贷款人”主导的,在此称之为供给主导(supply-dominated)。一般情况下,由于国家实施的地域影响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但在多国情况下,如果一种货币的市场交易网络影响扩展至境外,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这种货币的国内职能就实现了国际扩展。此时,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international currency)。具体的影响机制一般是通过国际分工地位的优势,使其他国家产生对本国商品的需求,进而引致外国居民对本币的需求;这种货币需求的扩大和累积进而提升该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发展成外汇市场的载体货币,甚至成为储备货币。因此,国际货币的流通范围和使用程度,从根本上是各国在分工优势方面的竞争结果,而并不存在单一供给者的主导。国际货币是需求主导的(demand-dominated),所以更具有竞争性。

杨格定理(Young,1928)的重要观点之一是: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的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Yang(1991)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前面所述市场交易网络的扩展过程,实质上是受到国内分工程度深化所推动的,当然这一分工程度的深化是源于国内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交易效率的提高(杨小凯,1999)。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国际货币的背后是这样一种经济系统:良好的制度安排使市场交易效率与分工程度形成了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造就了国际分工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国家,而货币国际化就是其分工体系在国际上的进一步扩展。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Grassman法则作为切入点,阐述国际分工体系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对美元和日元国际化的典型事实进行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 国际货币交换媒介职能的分析

国际货币职能的三个层次是有顺序的,即:货币国际化过程,一般发端于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易支付使用;之后非居民的官方和私人部门开始采用该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由于交易和支付中的大量使用,出于应对交易的预防性需求等其他目的持有该种货币作为贮藏货币。按照这一顺序,本文以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为起点,从私人部门的商品贸易和货币交易的角度分析货币国际化与国际分工的关系。

(一)私人部门的商品贸易

Grassman法则是对私人部门的商品贸易中国际货币发挥交换媒介功能的规律性阐述。这里主要解释该法则的前两点。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可从均量和总量两个角度来分析,例如可以用人均GDP和GDP总量来作为相应指标。其中均量指标代表了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质量因素;而总量指标代表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数量。综合这两方面,可分析某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且也恰好可以理解Grassman法则的前两点内容,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均量指标,发达国家内部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总量指标。因此,国际分工地位与载体货币选择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分工对交易发生作用的角度来看,是国际分工体系直接决定了国际商品交易中载体货币的选择。

下面选取相关发达国家,得到1992至1996年出口贸易的币种构成,④ 见表1。若将表中前9列数据看作一个矩阵,则主对角线的数值揭示了各国在出口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比重。计算得均值为50.4%。若只考虑主要国际货币,会有更高的比例。这个结果符合Grassman法则内容(1);除美元外各种货币的这一比例均明显区别于(1),这可以用该法则的内容(2)来解释。

下面从另一角度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进行比较。根据Benjamin(1999,中译本)的数据,可得到1992至1996年部分发达国家进口贸易的两组数据:一组是币种构成,另一组是各国在相应时期的进口贸易方向构成。这些国家是: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芬兰。以法国为例,选取与其相关的两组数值,做散点图如图1所示。该图上每一点的纵坐标表示法国的某个贸易伙伴国货币在进口结算中的比重,横坐标表示该伙伴国在法国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使用简单线性回归形式处理,如(1)式:

图1 法国的进口贸易币种构成和进口贸易方向构成的散点

y=kx+b+ε (1)

其中:x表示该贸易伙伴国在法国进口贸易中的占比,y表示该贸易伙伴国货币在进口结算中的比重。此时,系数k表示:在法国的进口贸易中,对于某个选取的发达国家,其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使用该国货币进行结算的比重将预期增加k个百分点。⑤ 斜率k对非美元货币发行国(如法国)而言,代表了该国在进口贸易中对非美元出口国货币的接受程度,⑥ 即:该比例越小则外币接受程度越低,本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越强;反之,k越大则外币接受程度越大,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越弱。⑦ 因此,对k取倒数,得到各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强度指标S值(S=1/k),该值越大,表示相应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越强。该分析方式也适用于对美元的考察。

将各国货币的S值集中在图2中给出。可以发现,美元的S值接近13,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方面,相对于其他货币具有绝对优势。⑧ 在一般的国际货币中,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具有较强的贸易载体功能,而日元在此方面表现甚弱。⑨

图2 各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强度指标(1992~1996)

(二)私人部门的货币交易

根据BIS(1996、1999)的数据,在1992至1996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总量的币种构成由多到少分别是: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私人部门的货币交易与上文分析的国际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实体贸易往来所引发的货币交易是国际货币市场最初形成的直接动因,目前,虽然外汇市场交易量远远超过国际贸易数量,但是,贸易的总量和结构仍然是外汇市场交易价格和数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图2,我们可以给出私人贸易方面载体功能由强到弱的货币分别是: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⑩

计算上述五种国际货币在贸易和货币市场两方面地位的等级相关系数,其值为0.6。这表明国际货币在这两方面发挥的作用确实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且逻辑上存在比较明确的方向关系,即由私人部门贸易引起的载体货币职能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并且,一国分工体系的国际扩展是导致相应货币发挥该作用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国际货币被官方作为储备货币实现价值贮藏功能,可以发现国际货币的这一职能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载体货币功能的关系,在等级相关系数和逻辑顺序两个方面与前面提到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11) 因此,由私人部门贸易引起的载体货币职能对国际货币的其他职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12) 所以,一国分工体系在国际的扩展是货币国际化最根本的推动因素;而国际货币的职能又反过来促进其他经济体对该国分工体系的进一步依赖。

三 美元和日元的典型化事实考察

(一)美元的国际化及其启示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同时,货币体系的统一与国内市场的整合相互促进,加之企业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870年以后,美国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已超过西欧,并一直保持领先(何帆,2004)。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基于良好制度安排的市场网络,使得交易效率与分工程度形成了良性循环,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并促使美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成为欧洲主要的商品供给方,同时国际货币市场上产生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美元持有行为。此时,欧洲经济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为美元达到国际化的最高程度在制度上开辟了道路。战后初期,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物资极度匮乏,需要的进口量远超支付能力。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赠款和贷款形式向欧洲提供援助,美元通过该渠道大量流出。同时,由于对未来欧洲稳定性的怀疑,大量美元在外流通,外国官方机构也购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战后20多年里,美元以其自身的优势,通过各种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流通。至此,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功能和储备货币的功能达到顶峰。

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为美国国内市场整合扫清了道路,加上政府的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分工程度的深化,使美国很快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两次大战为契机,通过战争中的贸易行为,美国不但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强化和提高了美元所代表市场交易网络的影响力。及至战后,又通过政治手段(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经济援助途径(马歇尔计划)再度巩固了美元交易网络的势力范围。Grassman法则第三点内容正是美元交易网络势力稳固之表现。

(二)日元的国际化及其启示

贸易立国的战略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生产率迅速上升。在此期间,政府对日元管制也逐渐放松。1964年日元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1965年开始,日本贸易收支开始出现顺差,且幅度越来越大。同时资本输出也明显增加,并很快成为资本输出国,日元渐呈现强势。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安排的灵活性较差,360日元对1美元的基准汇率一直维持到1971年。在此后的两次美元危机中,日元与德国马克表现坚挺,开始成为公认的硬通货。1976年以后,由于日元显著坚挺的缘故,日元的国际化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开始(周林、温小郑,2001)。1980年,日元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加速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之后至1985年,日元汇率缓慢升值。图3所示曲线为近几十年来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拟合的直线反映了日元汇率变动的趋势。显然,1985年之前的日元汇率水平虽然有升值,但其水平大部分落在直线下方,所以这段时期日元的升值幅度弱于总体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巨额顺差,同时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日本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贷款国和债权国。感到严重威胁的美国,在1985年与日、英、法、德等国召开“广场会议”,该会议使美元对日元等主要货币有秩序下调。此后,日元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升值历程。从图3中可以看到,这期间日元汇率水平大都处于趋势线上方,这段时期日元汇率的升值势头明显强于总体趋势。

日本积极推进本币国际化的进程,具体表现为:

1.积极地发展以日元计价的金融市场。这方面具体包括:(1)在国外发行日元债券。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债券市场已发展到能够与欧美债券市场相比较的程度。(2)以日元计价的中长期对外贷款。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放贷,作为负债资产,日元的长期升值趋势意味着债务负担加重。因此,以日元计价的对外贷款数量受到了制约。(3)吸引国际投资者大量投入日本股票市场。

2.将日元纳入外汇储备,作为储备资产使用。由于日元坚挺,从20世纪70年代,以尼日利亚为先,日元开始作为储备资产被其他国家持有;至1984年日本采取重要的自由化措施后,日元已成为美元和马克之后的第三个重要的储备货币。

3.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日本政府在进、出口信贷方面采取了措施加强日元的结算功能,其中出口以日元计价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初为20%,80年代中期达到40%左右。但事实上,该比例与当时欧美主要国家相比仍然较低;更重要的,在进口方面,以日元计价的交易并没有伴随日元的国际化而有任何进展,即使在1985年日本的进口贸易只有约3%使用日元结算。这主要归因于日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进口商没有动力使用日元支付,从而使得以日元计价的进口融资难以发展。另外,日本资源贫乏,许多出口企业依赖于初级品的进口,对于他们来说以美元等外币同时对进、出口贸易计价,可以抵消汇率风险。

日元的国际化程度,在金融领域方面的发展要远快于国际贸易方面。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日元走出了一条奇异的国际化之路:金融市场领域发展快于国际贸易领域、价值贮藏功能地位相对强于贸易中的载体货币地位。

由于日元国际化是在长期升值压力下推进的,日本经济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归咎于以下原因,日元升值并未对日本外部经济长期失衡起到调整作用:(1)由于汇率风险,出口企业使用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对进、出口贸易计价,日元升值降低了初级品的日元价格,从而可降低成本;(2)由于日元大幅升值,以及政府对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放开,日元资金大量流出。图4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经常项下两大项目——商品项目和收入项目的余额变化:在80年代中期之前,收入项目始终接近于零;之后伴随着资本大量外流,其收益开始通过收入项目回流,收入项目顺差快速上升,到近几年已经接近商品项目的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期,日本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流出的资金量堪与美国相比(见图5)。伴随着日元的长期升值,日本经常项目中的商品顺差虽有波动,但由于收入项目余额的顺差强劲上升,使得经常项目的总体顺差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3 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及其趋势(1982~2006)

数据说明:实际有效汇率为指数,其中2000年值为100。图中虚线表示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时间趋势。

数据来源:IMF,IFS各年卷。

图4 日本经常项目下两大主项的余额变化(1977~2005)

数据来源:IMF,BOP各年卷。

图5 美元和日元流动性的获得途径

说明:(1)假设美国和日本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流出的资本全部使用本国货币形式,因此其对应的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借方发生额全数计为该种货币的流出数量;(2)参考Benjamin(1999,中译本),采用0.225的比例作为日本经常项目借方发生额使用日元支付的比例,同时结合日本各年度经常项目借方发生额粗略估计日元通过此途径的流出数量;对美元的这一流出途径,同样参考Benjamin(1999,中译本),采用0.888的比例进行估计。

数据来源:IMF,IFS和BOP各年卷。

上述的前两点结论,导致了日元更适合发挥价值贮藏功能,而国际贸易中的载体功能相对缺乏基础;上面第三点使得在短期内,日元国际化通过资本大量输出而迅速推进,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日本经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相对削弱,因此货币国际化进程必然受阻。

通过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余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日本经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产业“空洞化”(hollowing out)现象,这是“日元升值综合症”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对日元国际化有以下几个结论:(1)日元国际化是在长期升值趋势下成长起来的;(2)日元国际化的先天不足:由于大量的初级品资源依赖于进口,而这些产品大都以美元计价;(13) 为了避免汇率风险,日本出口企业只得在进、出口两方面同时使用美元计价;(3)日元国际化的后天失调,导致大量资本输出,本土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向。由此,日本经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有所削弱。

四 美元和日元国际化过程的比较

(一)美元和日元国际化过程的共性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在美元和日元国际化过程中,两种货币背后所依托的经济系统除了具有庞大的规模之外,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经济系统本身具有较强的自我完结性——表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系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较深——表现为对人均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数额很高。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6年公布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TS)表明:2003年各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占GDP比重之中,美国和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比重最低的类别(比例低于30%的分组);同年,人均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数额方面,美国和日本的该项人均值又处于最高水平的组别(大于5000美元的分组)。

上述第一个特征说明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较低,具有较强的自我完结性,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后者为人均指标,其值较高是源于较高的人均出口额和进口额,这意味着该国进出口商品具有较高附加值,从而该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高附加值商品的消费能力。

因此,美元和日元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共性,即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可归纳为三点:庞大的经济规模,较强的经济系统自我完结性,产品处于国际分工链条中的高端,并占有优势地位。事实上,若将欧元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具有这三个特点。(14)

(二)美元和日元国际化之不同

图6 日本的进口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IMF,BOP各年卷。

完整的国际货币职能包括三项内容:交换媒介职能、记账单位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显然,美元全面发挥了国际货币的作用。图2的分析表明,日元的交换媒介职能发挥程度非常弱,但同时,日元的价值储藏功能却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第三位。(15)

1.日元和美元获得流动性途径的不同之处。一般认为,交换媒介职能是国际货币的基础功能,货币国际化的演进顺序也是从交换媒介扩展到其他方面。而日元的情况显得非同寻常,其货币参与交换媒介的能力较弱。但其在外汇市场以及储备货币方面表现相对突出。下面从国际货币的可得性角度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并说明日元这种货币国际化模式在分工方面的根源及其对分工体系的反作用。

首先,对于非居民来说,国际货币在其境外的可得性,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实现:一是通过经常项目流出,即通过日本的进口项目支付实现,这里需要注意出口项对本国来说不引起货币支付;二是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货币流出,即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途径来实现,具体有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贷款等渠道。

对美元和日元流动性的获得,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如图5所示:在美元流动性的获得方面,上述两个途径发挥着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通过经常项目支付,可提供的美元流动性约为14890亿美元;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可以提供略多一些的流动性。而同年,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可以提供日元的流动性分别约为1450亿美元和近8000亿美元。对比两者的流动性获得途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日元的两种流动性获得途径总量规模都远逊于美元;二是日元的流动性获得途径在结构上以第二种途径占绝对优势,通过经常项目提供的流动性只占较小比例。

2.日元和美元获得流动性的途径不同的原因。由于日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大量输出构成了日元流动性获得的主要途径;日元通过经常项目提供流动性的数量和比例却都较小,这是因为:

(1)进口贸易的结构特点。以2005年为例,在经常项目提供流动性的途径中,进口贸易占了2/3以上,而在进口贸易的主要商品种类中,原料类制成品和工业原料(主要包括矿物性燃料、金属等资源性产品)超过了总量的一半。在Grassman法则中已经说明,这类商品通常是用美元计价和支付的。因此,在本国的进口贸易中,使用日元进行交易进而提供日元流动性受到了限制。1990年以来的数据说明,日本进口贸易一直维持着类似的结构。

(2)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图6说明了近几十年来日本的进口贸易依存度。事实上,扣除上面的工业原料类进口品,日本的商品进口贸易数量将缩减超过一半,贸易依存度也会比图6缩减一半以上。在此背后隐含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官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在民间,不买他国货物的不成文原则得到了广泛支持。(16) 例如:1993年,日本因冷夏遭受“平成歉收”,当年大米供给缺口达180万吨,当时日本政府紧急进口大米259万吨,但仍有大量日本国民排长队购买高价的本国大米。因此,这种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决定了通过经常项目提供日元流动性受到很大局限。

3.日元和美元流动性获得途径差异带来的影响。通过经常项目提供本币的流动性,对于一种国际货币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铸币收入是国际货币的重要收益,而通过进口等途径在提供本币流动性的同时,也就获得了铸币收入的利益;其次,正如前面所强调的,交换媒介职能,尤其是私人部门贸易的载体货币职能,是国际货币其他职能的基础性功能。一种国际货币,具有较强的交换媒介职能,能够引致货币向其他职能的扩展,从而强化其货币地位,在各个领域全面充当国际货币。通过交换媒介职能,真正将本国的实体经济市场交易网络扩展到国际,从而强化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美元正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途径,在获得可观的铸币收入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美元流动性;并且基于美元广泛发挥作用的交换媒介职能,强化了它的计价货币和贮藏货币职能,并使之在各个领域持续全面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

日本在战后通过贸易立国的战略,获得了较强的国际分工地位之后,民间主体仍然对进口采取保守的态度,因此其通过进口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途径受到了严重制约,降低了其他国家与日本贸易分工的关联度,限制了日元经济系统的分工地位。这最终也影响了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健康成长。

通过经常项目提供本币流动性的规模较小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为满足国际货币的流动性需求,日元必然以另外一种途径流出,即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输出日元。正是由于日元的国际流动性主要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其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交换媒介功能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日元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贮藏功能为主的。同时,再加上经常项目持续增长的顺差——源于自发的保护主义和大量输出资本带来的收益回流——由此导致的高额外汇储备,使得日元更加适合充当储备货币的角色。

五 结论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货币国际化现象推进到了国际分工体系层面的分析。国际分工体系和货币国际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使得我们对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特点具有了新的理解。基于这一视角,美元和日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共性可归结为三点:庞大的经济规模,较强的经济系统自我完结性,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高端占有优势地位。另外,与美元全面充当国际货币的各方面职能相比较,日元的国际职能结构倾向于价值贮藏方面。日元国际职能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日元国际化进程在短期中迅速推进和长期中遭遇挫折的必然性。初级品严重依赖于进口的输入结构和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国际分工体系的作用,共同决定了日元通过经常项目输出受到严重限制,因而造成日元的国际流动性主要源于资本与金融项目,这一点最终导致了日元国际化走上一条奇异之路。

作者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05CGJ0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06JC790006)的资助。感谢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的帮助和指导。

截稿:2007年11月

注释:

① 17世纪40年代,为了恢复欧洲和平,“三十年战争”参战各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召开和会。该会议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出现,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最基本单元。此时的政治空间由固定的相互排斥的国家主体构成,而货币空间也与发行国独立的主权范围相重合。Benjamin(1999,中译本)称之为货币地理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② 从货币职能的角度定义国际货币,认为国际货币职能是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当私人和官方出于各种目的将一种货币的使用扩展到货币发行国之外时,这种货币就发展到国际货币层次。

③ 包括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两个层次。

④ 本文以此期间为主要分析时间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元诞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货币消失,使研究缺乏比较;另外,欧元区内的国际贸易一般都使用共同货币欧元,因此在计算本币在贸易中的占比时会出现困难。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典型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我们选取的这一段时期数据和样本更为丰富。

⑤ 由于样本数非常有限,因此是比较粗略的估计;另外,由于美元的情况通常以异常点出现,因此在处理各国情况时,将美元表现作为异常点删去,而在考察美国情况时,则考虑所有货币种类。

⑥ 比如,法国对应较小的k值,则意味着法国在进口贸易中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接受程度较低,法郎充当贸易载体货币的功能较强。

⑦ 如果不将美元的表现作为异常点去除,较之上面的处理,k比例会更大。

⑧ 注意前面的说明,如果不将美元的表现作为异常点去除,其他货币的S值会更小。

⑨ 注意到S值最小的四个国家全都是岛国或半岛国,而其他都属大陆国家。这一巧合颇具启发性。

⑩ 这里为了便于下文进行比较,删去了对芬兰马克、荷兰盾等货币的考虑;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外汇交易总量方面与五大国际货币也不具有可比性。

(11) 20世纪90年代对应的年份,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的比重由大到小依次是: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和法国法郎。这与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总量的币种构成比例顺序完全一致。

(12) 私人部门贸易引起的载体货币职能与计价货币职能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本文没有详细述及。

(13) Grassman法则第3条内容。

(14) 作为一个粗略的考察,注意到欧洲整体的商品出口对外依存度仅为27%左右(WTO,2006),考虑到欧元区国家在经济上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欧元区的对应比例会更低。

(15) 数据来自IMF年度报告各期。

(16)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这种观念在日本年轻人中有所淡化,但在日本老年人中仍然是非常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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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分工制度看货币国际化:美元与日元的一个典型事实_国际分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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