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陷阱：巴西的经济改革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陷阱论文,启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拉美实践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82年，智利等少数国家便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实验和探索，这不仅在拉美地区而且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比英国和美国都早，因此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标志。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把智利比喻成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从1982年拉美国家普遍发生债务危机起到1985年，拉美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纷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改革主张，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不断深化，拉美国家在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开始接受新结构主义的主张，即在应急改革的同时，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以解决经济增长的深层问题。
在经济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渐趋于稳定；与“失去的”80年代相比，各国经济在90年代都呈现出一定的增长和复苏迹象。但与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地区的社会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贫富悬殊问题更为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是主要的，因为拉美地区的经济改革是在极其被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集中表现在：（1）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大多数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是迫于国内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方面的压力。这时候危机已经发生，经济衰退明显，改革缺乏明显的经济环境支持。（2）改革方案几乎是单一性的。因为这些国家普遍出现债务危机，财政负担沉重，经济增长乏力，在国际上依靠信誉融资的余地很小，必须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并接受它们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3）改革没有与国情相适应。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都缺乏一定的必要准备，没有能够提出一整套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略和政策，而仅仅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建议和主张。这种改革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而且改革的代价主要是由社会中下阶层的人们来承担的。由此产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福利，而是使少数人更加富有但大多数人更加贫困甚至绝对贫困，这就是“拉美化陷阱”的实质所在。
二、巴西的经济改革
要讨论拉美的经济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巴西经济改革的成败与得失的讨论；而要讨论巴西的经济改革同样离不开对巴西经济改革前后的形势的比较分析。
（一）改革前后的巴西经济
历史上，巴西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经济结构畸形，“咖啡加牛奶”的农业经济长期占据其经济的主导地位。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1964年发生军人政变以后，在“积累理论”和“引进外资理论”的指导下，巴西政府一直实施负债发展战略，大量引进外部资金包括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经济一度因此而获得飞速发展，在1968～1973年期间创造了GDP年均增长10％以上的“奇迹”。但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国际信贷利率大幅提高之后，属于石油进口国的巴西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的建议下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实行全面的经济自由化。
改革给巴西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促进。巴西国内生产总值除了1992年出现负增长以外，其它年份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80年代；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也有一定的增长，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4000美元以上。
但是，通货膨胀和居民的贫困化问题却日益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十分严重，1983～1988年持续保持在3位数以上，1989年达到1476.1％。然而，尽管巴西的经济改革目标之一，就是遏制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却依然居高不下，1993年达到了创记录的2489％。同时，巴西的贫困问题异常突出。1993年，20％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58.7％，基尼系数超过了0.5，近年来更是高达0.6，属于收入分配不公很严重的国家。
（二）改革的主要措施
巴西经济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工业和农业计划、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外开放战略调整、汇率政策调整、公共预算改革等方面。
第一，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巴西的出口规模不大，可供利用的产品有限而且大多数为初级产品。为此，巴西政府先后制定了几个工农业现代化的“新巴西计划”，并辅之以“工业产品质量计划”和“农产品质量计划”，对其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大幅度提升。例如，1989年巴西国内企业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只有5家，而到了1994年9月便增至400家。这项改革，的确为巴西培育了一批实力不俗的企业和品牌，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巴西国内企业对外部资金、资源的依赖性依然十分严重。
第二，国企私有化是巴西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历届政府都制定过相关的改革方案，只是由于受到国内的某些社会政治因素影响，改革没能取得较大的实质性进展。不过，在经历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的困扰之后，特别是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改革建议后，巴西国企改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例如，1989年政府批准14家企业实行私有化，1990年又增加13家；1991年拍卖20余家；1993年将私有化范围扩大到钢铁和石化等工业部门。1990～1996年，政府完成了钢铁、石化、化肥和铁路等部门的私有化进程；1997年5月更是将最大的国企——淡水河谷公司拍卖，国有电讯、电力部门的私有化改革不断加速，国企私有化进入高潮。然而，国企改革的初衷是减少政府投资和债务支出、增加政府收入、搞活民族企业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等，但最终结果既没有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人们期望的愿望。国企改革只是得到了一些债券、大量的失业工人，把原来拥有一定特权的国企的经营和管理者改造成了私人垄断资本家，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而已。
第三，全面开放经济和实行自由化是巴西经济改革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主要包括降低关税和放宽技术引进的限制，以及鼓励外资进出自由。如巴西平均进口关税率1990年为85％，1991年下降为60％，1992年降为40％，1993年为35％，1994年之后更是明确把税率水平降至14％以下作为改革的目标。在技术引进方面，政府于1994年颁布法令，规定巴西民族私人企业和在巴西的外资企业享有对技术引进的选择和决定权，政府不再对具体事项进行干预。外资在收购巴西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一些限制也随之取消，进一步为引进外部资金扫清了障碍。如巴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96年为99亿美元，1997年为17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较多的国家之一。
第四，实行高利率和钉住汇率相结合的货币政策。由于受债务危机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影响，截止1998年6月，巴西外债余额达到2281亿美元，其中私人外债占62％，同年经常项目赤字也达到了325亿美元。另一方面，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巴西于1994年出台了雷亚尔计划，其核心机制是实行雷亚尔对美元的钉住汇率制度。这项措施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非常明显，1998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降至2.6％的历史最低点，但它却使本币币值一度高估，最终于1997年10月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
第五，巴西的公共预算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减少政府支出。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没有跟上，这项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了减少社会必要支出的举措，从而使许多依靠社会保障生存的中下阶层人们状况不断恶化。无论是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社会支出，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占人口多数的人们生活没有保障，巴西社会局势一度十分紧张。
三、几点启示
（一）理论和政策准备对改革意义重大
巴西的改革是在其经济面临较大困难的被动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一个长期的理论和政策准备过程，并且改革的做法几乎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设定的路线走的，即全面放开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这些措施短期内可以改善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满足IMF等的“贷款条件”，但却无法解决巴西经济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欠缺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最终引发了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相当严重，出现了大量的“人情交易”、“知情者交易”等腐败现象。如政府累计投资达30亿美元、年获利达1.4亿美元的图帕朗钢铁厂，在拍卖时仅定价为2.7亿美元；总投资额达70亿美元、1990年就获利2.3亿美元的米纳斯钢铁厂，也只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此外，工人的失业问题也相当突出。这些最终都影响到了改革的进程和实效，也充分说明：改革如果缺乏足够的准备，照搬照抄，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长期以来，人们将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困境如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等，全部归结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不良后果，例如政府管得过宽、开支过大，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投资效应差，政府举借外债规模太大等等。因而巴西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以期通过短期的改革使经济完全回归到自由竞争状态。这种改革，的确解决了一部分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多市场调节不到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以至于，经济改革虽然保证了巴西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却使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更为突出，最终使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市场经济需要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正是巴西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教训。
（三）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经济改革的稳定器
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巴西经济改革结果偏离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单从人均GDP来看，巴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状况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一指标掩盖了其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贫困化问题等事实。一部分人在改革过程中积聚了大量新的财富，甚至将它们转移国外；而大部分人的状况却没有因改革而改善，社会形势出现动荡。例如，90年代以来，由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等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地区就业结构呈现出所谓“非正规化”的特点，即大量工人在第三产业或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据统计，这些人中65％～95％没有劳动合同；65％～80％没有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平均报酬只相当于正规经济部门的50％左右等。而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只获得了一个阶层即中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但却失去了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最终导致社会分化和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能不能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保证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改革的稳定器。
摘自《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5.7.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