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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南四六尽管有可訾议之处，但瑕不掩瑜，仍有其价值在。可惜却被遗置一隅太久了。本文略陈管见，旨在唤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
李商隐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与杜牧有“小李杜”之称。《唐才子传》李商隐小传谓“商隐工诗，……时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秾致相参，号‘三十六体’”。“小李杜”之称，“三十六体”之谓，均着眼其诗而言。他确是以诗为人推仰，今人论李商隐亦多举其诗，极少论其四六者。
其实李商隐亦以四六骈文著称当时。有唐一代，令狐楚可谓擅骈体章奏之佼佼者。《旧唐书·令狐楚传》称“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新唐书·令狐楚传》亦载楚“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令狐楚既是这么一位以骈体笺奏制令为人激赏的大手笔，而李商隐又亲炙令狐楚，“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之游。”又“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旧唐书·李商隐传》），“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新唐书·李商隐传》）商隐得令狐楚之真传，故不无自豪地说“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谢书》）可见其学骈体之用心，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故史传有“繁缛过之”之评。据此可知李商隐骈文在当时的声名与影响。即就《樊南文集》看，其骈文多属为人捉刀者，除为幕主令狐楚、王茂元、郑亚、柳仲郢等人而作外，尚有为周墀、卢弘止、李褒、任宪、河南卢尹、崔从事福、同州张评事潜、贺拔员外、怀州李使君、李郎中、裴从事等众多人而作，甚至还有《为举人献韩郎中启》、《为举人上翰林萧侍郎启》、《为某先辈献集贤相公启》等文。举人、先辈应均是擅长诗文者，他们之启文尚托请商隐代笔，由此足可见商隐骈体之成就。应该说樊南四六在其后，特别是清代也仍然有影响。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五即谓“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而孙梅尤推崇备至：“惟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手？”（《四六丛话》卷三二）所说虽不免溢美，但可表明骈文家对樊南四六的肯定与对其艺术造诣的极高评价。令人遗憾的是樊南四六既有如此声价，而建国以来，尽管古典文学研究前所未有地发展深入，研究李商隐诗歌的文章专著恐怕也不下于一千，但专论樊南四六的文章却仅有一篇（据广西民族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李商隐研究论著索引》），这未免太偏枯了，与李商隐曾有骈文八百多篇，即今日亦有《樊南文集》凡二十卷的状况太不相称。而对于李商隐研究而言，专论其诗而撇开这么多骈体文，也未免有失全面。
二
造成樊南四六文沉寂的局面，有社会历史及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此处我不想全面阐述它们，仅就与此有关的李商隐诗文与唐代古文运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有关的方面略作探讨。
李商隐生活在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反对骈体文后。此时经韩柳等人的倡导鼓吹、身体力行，儒家道统思想有所强化，古文更得以深入人心，为人采用，而骈体时文较前有所收敛。故其时除了李翱、皇甫湜、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在古文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外，较后之李汉、李甘、杜牧、孙樵、刘蜕等一批后进亦多能承续韩柳古文传统，取得成就。应该说在韩柳在世及辞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古文运动的业绩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即以李商隐的处士叔及其弟圣仆来说也可表明这一点。《樊南甲集序》云：“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又说处士叔“能通五经”，所撰诗文“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樊南文集》中《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下举李文均见此书）。而李商隐《为举人献韩郎中琮启》中的举人也“少承严训，早学古文。非圣之书，未尝关虑。”李商隐本人早年亦从处士叔学古文，“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颇受古文家影响，取得一定造诣。可是，历史却让李商隐有意无意地改变初衷，走上与韩柳古文运动不协调的大撰四六骈文的道路。《旧唐书》本传记此事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其《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亦自述转作四六的经过谓“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并记其在历任幕府中“专章奏”文章为“皆能文字”之同僚所知赏，“每著一篇，则取本去”。而其所撰牛太尉奠文，又为人誉为“不朽”之作。从上述这一经历看，李商隐由作古文，“不喜偶对”至于专工今体，有其初事令狐楚，遂“始通今体”的偶然性，也有他长期为幕府掌记、判官、必须迎合时尚，以骈体为人撰写文章的不得已，但他的“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却表明他对骈体的赏爱玩味之情，并非全属被动。而他也有并非代笔的一部分骈文，本也可以古文成之而终未能，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后来对骈文的偏爱。
李商隐的离散从骈，固然有上述原因，但与其时古文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及李商隐对韩柳古文运动的某些主张及儒道的某些怀疑也不无关系。唐文宗时，韩、柳均已辞世，这对他们所倡导的儒学的传播、文体的改革均有所影响。此时曾一度受抑的骈文在官方文书中仍极为盛行，文风依然颇为浮华。《旧唐书·高锴传》载：“帝又曰：‘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诸侯章奏例用骈文，其浮华竟使唐文宗有此议，可见其时浮华骈文之盛。而恰于此时，商隐从学骈体于令狐楚，大作骈文，把这一变化置于当时古文与骈文的矛盾消长、古文运动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来考察，他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客观上助长了骈文的势力，有违于古文运动的文体文风改革方向。他的这一变化，也并非全属偶然与不得已，也有其思想基础。其《上崔华州书》云：“愚生二十五矣……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而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亦谓：“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此言虽有不盲目尚儒尊孔，为文出以己意的一面，但也表现他对古文运动的某些主张已不无怀疑否定，他所悒悒不快的“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也正是韩愈所主张的。此外他又认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远则鄘、邶、曹、齐，以扬领袖；近则苏、李、颜、谢，用极菁华。嘈囋而钟鼓在悬，焕烂而锦绣入玩。剌时见志，各有取焉。”在诗文内容及风格辞藻上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对“焕烂而锦绣入玩”的诗文也怀着赏爱之情。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又处在古文运动的影响渐趋式微，骈文有所抬头的背境中，李商隐的离散从骈也就不为无因了。李商隐的四六文既然是在有违于古文运动的趋向中出现的，必然会为其时的古文家所忌斥轻诋，而且它为人所轻的命运更会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之后进一步出现。
晚唐五代至宋初文风之绮靡浮华，骈文之再度风行乃文学史家之共识。这虽不能追咎于李商隐，但也与其诗文之秾致华丽、后人的片面效学有关系。汪辟疆曾指出“……樊南四六，乃为唐宋文体转变中一大关键。”（见马騄程《蚕丛鸿爪》中《唯美主义诗人李义山》）此处的“文体转变”即指古文转为骈文，同时也包含有文风上的古文的古朴简劲转为骈文的华靡浮艳的意思。晚唐至宋初颇有效学李文者，这更促使文风趋向浮华，其显例即是宋初的西昆体。蔡宽夫《诗话》谓“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古今诗话》亦记：“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均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西昆体》杨亿等人“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故其文“雕章丽句，脍炙人口”（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他们的效学李商隐其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挦撦之讥。”使李商隐成了宋初文坛一尊失去本真，惟具华丽服饰的偶像。李商隐的骈文及其秾丽诗风，从晚唐起即有规讽批评者，其弟“常以今体规我”即可见时人并非完全赞赏其骈文。而唐末李涪谓李文“纤巧万状”、“词藻奇丽”，却“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利误·释怪》，见《左氏百川学海》甲集），则已矫枉过正，令人不敢苟同。不过这却传递了其时部分士人对李文的不满与贬抑。《唐才子传·李商隐传》概括宋人之语，谓李商隐“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穰妍，要非适用之具’，斯言信哉！”所说仍然偏重于对其以“秾致相夸”的批评。
实际上，对李文间接批评，影响后世最深远者恐是石介、欧阳修诸人。他们站在捍卫儒学道统的古文家立场上激烈抨击西昆作家。石介云：“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怪说中》）欧阳修力主的诗文革新运动，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即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西昆体。故《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宋代诗文革新者们所抨击的虽是杨、刘等人的西昆体，但实与李商隐有着密切关系。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可见宋人即有目西昆体为李商隐体者。而后人如翁方纲《石洲诗话》亦谓“西昆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馆阁效温、李体，乃有西昆之目。”将李商隐体等同于西昆体，固然有失公允，但从形式上两者间之影响规模关系而言，此说不为无因。因此对西昆体的批判虽是针对杨、刘等人，但实际上也间接涉及李商隐。虽然批评的重点在诗，但其时骈文亦属革新对象，更何况从文风的华丽及排比典实而言，樊南四六尤甚于其诗。因此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兼包诗文的。尽管宋人及历代士子对李商隐的喜爱代不乏人，但这场批判西昆体的诗文革新运动，对李商隐骈文的流播影响所起的阻扼作用当是不言而喻的。而对李商隐诗文的负面认识亦随之而起。《冷斋夜话》即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对商隐诗即持此批评，更何论其四六！这也就是后代再也未出现过像宋初西昆派那样的李商隐热的缘故之一。更何况欧阳修之后，士人们对古文的推崇，对骈文的轻诋更甚于唐时，而且宋代理学家更是将文学道统化，甚至走到文学载道说和无用论的极端，以至将文学看作玩物丧志。程颐即有“闲言语”之说，谓“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晴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二程遗书》）朱熹亦云：“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种将文学道统化，甚至轻视文学的观念显然极偏狭。但它在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又极有势力与影响。这样包括樊南四六在内的骈文长期以来为人所轻，甚至避而不谈也就可理解了。这种状况从文学研究及批判继承总结前人的文化遗产的需要看，是急需继续加以改变的。更何况樊南四六文，也并非徒具形式的浮华文章，仍然有其多方面的价值。
三
今存《樊南文集》包括清冯浩详注的八卷及钱振伦兄弟所笺注的《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其中收有少数古文，四六文则占绝大部分，且大都属为幕主或他人所作的应用文。不可否认，其中一小部分纯为应景文字，如《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为濮阳公皇太子薨慰宰相状》、《为荥阳公上集贤韦相公状》之属从内容上讲无多大意义。但一篇文章是否有价值意义，并不能仅从一两个角度来判断，它往往可能或具有文学价值，或具有史料意义，或具有文论卓见，或兼有地理、风俗及至文体、修辞等等方面的价值。从某方面看它可能没有意义或价值不大，但换另一个角度审视，则可能并非如此。读《樊南文集》正应从多方面评判，而不因部分文章内容单薄，好隶事用典，辞藻缛丽而忽视乃至贬斥之。
多角度地审视樊南四六，其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此处我仅从两方面略述之。
首先李商隐的四六文富有史学价值，它具有认识其时代、社会的政治历史事件、当时某些人物以及李商隐本人的生平行事等方面的作用。李文多有代显要如令狐楚、王茂元、崔戎、柳仲郢、郑亚、周墀等人而作。这些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及其他政坛要人有着多方面的紧密关系，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对于皇帝、显宦乃至同僚友人出于公私事的需要必须以状表启呈报，酬酢往来，这样在李商隐为其所作文中，就必然要涉及种种历史事件，反映政坛、社会的状况，以及这些人物的看法与态度。因此文章尽管为骈文，所记叙的内容或不如以散文所作周详清楚，但它却毫无疑问地记下了某些历史事件的事实、当日社会的状况、某些人物的活动与思想，也就保留了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助于认识与研究当时历史与人物。如《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一文乃为王茂元劝降泽潞叛将刘稹而作。刘稹之叛乃唐武宗时牵动政局的大事，其始末原委乃研究唐史、唐藩镇史者所关注。而此文即提供这一事件的某些宝贵历史资料。如文中叙及刘稹祖父刘悟，悟子刘从谏从藩镇起家的历史经过云：“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乱邦，不从逆命，翻身归国，全家受封，居韩之西，为国之屏，弃代之际，人情帖然。太师相公，以早副军牙，久从征旆，事君之节已著，居丧之礼又彰。故乃奖其象贤，仍以旧服，纳职贡赋，十五余年。”又写刘稹恃太行山之险等以作乱的心理云：“又计足下，当恃太行九折之险，部内数州之饶，兵士尚强，仓储且足，谓得支久，谋而使安。”后又有较详细的唐军讨伐叛镇的形势叙述：“金珏一受，牙璋西驰，魏卫压其东南，晋赵出于西北。……使兵用火焚，城将水灌，魏趣邢郡，赵出洺州，介二大都之间，是古平原之地，车甲尽输于此境，糗粮反聚于他人。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以两州之饿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又记刘稹“昨者秘不发丧，已逾一月，安而拒诏，又历数旬”等情，以及先前泽潞镇帅李抱真、卢从史忠、逆朝廷的不同史实，谓“二帅去就，非因传闻，鸠杖之人，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可见所叙为信史，可为研究泽潞镇史之资。而《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一文，又详记张仲武破奚北部落及边境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又如《代彭阳公遗表》乃开成二年为令狐楚作，文中云：“自前年夏秋以来，贬谴者至多，诛僇者不少。伏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据此可知“甘露之变”前后政坛之状况，以及令狐楚之态度。而代郑亚所作的《祭长安杨郎中文》云：“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饰贤路，抑扬荐绅。……卓尔风标，朗然流品，妍若春辉，烈如冬凛。燕石知愧，齐竽自审。咸指路以光销，尽登门而声寝。难售者价重，难知者声清。披沙拣金，由是不愧。”所叙可与《新唐书·杨虞卿传》所记杨家兄弟把持贤路相印证：“虞卿佞柔，……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樊南四六中的行状、祭文、遗表、碑铭乃至启状等涉及一大批人物，其中多记及自己以及一些人物的生平行事。所记有的可与史载相印证，有的乃史籍所缺漏或讹误者，可用以补充或纠正史传之漏误，是研究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即是研究李商隐，如果抛开这些文字那将造成误失，这点前人已有认识。李商隐的年谱张采田之前即有朱鹤龄、冯浩二家之作，但均有疏舛，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樊南四六文未被充分利用。此即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谓“惟冯氏论诗，长于钩稽，短于意逆；又《樊南补编》文二百三篇，出《永乐大典》，为当时所未见，故考索之功，虽百倍于诸家，而经纬年历，仍不免臆决而误。”而《玉溪生年谱会笺》因能利用《补编》，故考订颇有胜于前人之处。而且据樊南文可考知当时人之事迹者尤多。如《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代安平公遗表》、《代彭阳公遗表》等文即是研究崔戎、令狐楚生平事迹的必参资料。又如其为王茂元、郑亚、柳仲郢等幕主所作文，即可作为研究上述诸人的第一手文献。此外，尚可据以判断纠正史载之正误，考订有关人物之行踪。如《旧唐书·武宗纪》记崔元式会昌五年四月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同平章事，而《新唐书·宣宗纪》则记其入相于大中元年三月，时由刑部尚书判度支任。检商隐有《为荥阳公上河中崔相公状》二，云：“天恩刑部相公登庸，……某方守藩条”。荥阳公为郑亚，崔相公即元式，文乃于郑亚大中元年赴任桂管时作。据此可判定《新纪》是，《旧纪》误。又吕述生平，两《唐书》无传，仅《新唐书·艺文志》三记其“字修业，会昌秘书少监，商州刺史”，其他典籍所记亦甚略。然其生平却可自李商隐代郑亚作之《祭吕商州文》而稍得其详，且有助于解决今人于其为商州刺史及卒年之疑惑。有的学者记吕述任商州刺史“约会昌中”，而会昌末又改为南卓任；有的则记其“会昌末任商州刺史，卒于任”，并疑卒于会昌六年。按《祭吕商州文》云“逮予廉部，及子颁条”。据《旧唐书·宣宗纪》郑亚大中元年二月由给事中出镇桂管。故钱振伦兄弟于此文下注“吕君当亦于大中元年至商州。”据此，则吕述大中初尚在商州任。又文有“书断三湘，哀闻五岭。天涯地末，高秋落景。重叠忧端，纵横泪绠。”郑亚大中二年二月已贬循州刺史，则祭文必作于大中元年高秋时，吕述之卒亦必在大中元年，时约在秋日。上述数端表明，研究李商隐乃至晚唐文学与历史，樊南四六实为重要资料，大有继续开发研究的必要。
其次，李商隐四六文在文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范文澜先生曾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七章第六节）这里强调了樊南四六“形式美丽”的艺术价值，颇为有见。但李文在文学上的价值却不止于此。董乃斌先生发表于1983年1期《文学遗产》的《论樊南文》对李四六文的艺术特点已有很好意见，限于篇幅我不拟在此细论，仅强调三点。首先，四六文从今天看虽然可说不切于实用，但樊南四六在当时却是颇为实用的。一则其四六文均属实用的应用文；再则某些应酬文章以四六成之，实属聪明妥当之举。如《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为荥阳公奉慰积庆太后上谥表》之类，本属为人捉刀之应景文章，内容情感本两皆空乏，倘以古文成之，于内容情感恐亦无可增益，反而于文字形式之美上有逊于骈体。而以骈文成之，敷衍以“鸿名有赫，庆泽无偏。上光宗庙之明灵，上慰蒸黎之钦属”、“兔置考义，茧馆流辉……掩沙麓以传祥，轶河洲而抒美。天长地久，式崇清庙之尊彝；万岁千秋，永慰光陵之床帐”等语，则不惟有文辞婉转含蓄，音情抑扬流转之美，而且于隶事运典中亦可掩饰内容情感之空乏，成为拿得出手的堂皇冠冕之文字。其次，樊南四六在叙事抒情上亦颇有其艺术技巧值得探索总结。骈文在叙事上不如散文便利，但樊南四六于叙事则往往不惟有骈体文字之美，而且叙事之间周详有序，引人入胜，未太显语言之挂碍亦颇令人赞叹。同时其抒情之沉挚哀惋，感人之深亦在在有之。有时叙事与抒情或交互成文，或融为一体，显得情文并茂。此均可见其四六之艺术表现技巧，值得总结。这尤其表现于《旧唐书》本传指出的其“尤善为诔奠之辞”的祭尊文中，如《祭裴氏姊文》、《祭徐氏姊文》等。最后，与上述两点有关，樊南四六中的不少文章及段落即从抒情文学的角度评判，亦是颇值得欣赏的至情美文，前所举的两篇祭文即是。如前文痛姊之逝云：“蕣夭当年，骨还旧土。箕帚寻移于继室，兄弟空哭于归魂。终天衔冤，心骨分裂。胞胎气类，宁有新旧？叫号不闻，精灵何去？寓词寄奠，血滴缄封。灵其归来，省此哀殒。”似此之文随处有之，颇值玩味。其他如珠似玉，不可因其为骈文而捐弃之处尚夥，容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