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斯蒙第到普雷斯科特——经济周期理论20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科特论文,西斯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普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肇始于19世纪。虽然经济周期波动现象的出现要早得多，但是此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没有进行一般化的理论探索。对此，米契尔和熊彼特都有过明确论述。米契尔认为，人们认真地说明商业危机和不景气现象，开始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继续发生的商业大变动，虽然此前100多年也多次出现商业危机和不景气，但是，18世纪的学者，大抵只说到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对于这种事件的基本原因，却没有作出深刻的说明。[1]熊彼特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在18世纪也发生了同样具有规则性的崩溃，但是并没有获得深入研究——没有人将其同战争或其他外部扰乱的影响清楚地区分开来，没有人从中看出有比偶然的灾祸或狂乱、错误或失策所造成的结果更多的东西。[2]
关于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家，米契尔和熊彼特都重点介绍过西斯蒙第。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遭受了严重的商业危机，西斯蒙第从此对自由放任学说产生了巨大怀疑，并最终成为一名激烈的反对者。他指出，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消费能力不一定和生产能力同时增长。这种消费和生产的比例失调，使得商品滞销、经济衰退和失业成为可能。“我再一次请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经济学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谓‘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方针。”[3]
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量。在获奖演说中，二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他们所用研究方法的革命性，而不是他们对经济周期问题本身的见解。基德兰德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所用技术方法艰难深奥，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4]
从西斯蒙第到普雷斯科特，经济周期现象本身发生了许多变化，然而，变化最大的却是研究方法。同样作为经济周期理论家，西斯蒙第和普雷斯科特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反差，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轨迹。
一、19世纪的百年：历史性和因果性的说明
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产生至今的两个世纪中，第一个百年是一个思想纷杂的时代。由于问题刚被真正认识到，还处于“原初”状态，大多数研究都是用一个或几个原因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现象，并简单阐明其内在的传导机制。这些研究大多采用文字叙述的方式进行，偶尔也会用一些粗糙的统计数据和简单的计量技巧。这些研究数量庞大，内容和思想繁杂，以至令20世纪初的研究者多少有些手足无措。哈伯勒的名著《繁荣与萧条》有很大篇幅总结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从其目录和开篇就可以清晰窥见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哈伯勒的总结以周期的原因分类，各章被冠以“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论”、“消费不足论”、“心理理论”、“收获论”之类的标题，其下又有一些细小的分类，可以说是面面俱到。[5]米契尔在其著作《商业循环问题及其调整》①的第一章也综述了大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基本按照原因进行分类。米契尔把各种原因归为三大类：自然现象方面、情绪方面和制度方面。[1]虽然米契尔的讨论要简短得多，但是，他的讨论却比哈伯勒研究更深入，在各种问题上有着更精准的把握和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个百年的成果肯定算不上精致和完满，但是却异常丰富，以至于熊彼特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与经济周期有关的重要思想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后来的30年只是统计资料的堆砌和研究技术的改进。[2]这种情况多少困扰着米契尔。他深谙理论和事实的关系，主张在研究事实之前要先考察理论成果，以理论来指导经验研究。在详细总结了前人的理论之后，米契尔发现，“我们这样做似乎不是很成功，因为，我们发现了商业循环牵涉到那么多的问题而且搜集了那么多关于商业循环的说明，以至于所得到的材料，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1]能充分认识到经济周期波动现象的复杂性和各种理论的复杂性，并最终在经验研究中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这是米契尔的可贵之处。另外，米契尔还充分认识到了统计资料和计量技术的重要性，并深刻讨论了历史和理论、因果性说明和分析性说明的关系。[1]19世纪的研究大体可以看成是对历史性和因果性的说明，而此后则逐步转向理论性和分析性的研究。
从哈伯勒和米契尔的综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非常繁杂，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极其相似，大都是“在作了极简单的论述以后，他们就转入危机原因的讨论，而且在论述中引证实例。因此，他们的讨论进行得相当坦率，这种做法我们只能羡慕，却无法聪明地仿效。”[1]20世纪的经济周期理论家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层面的讨论了，他们开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寻求突破。
另外，在整个19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看作是次要的问题，是对“正常状态”的一种“偶然偏离”。正如米契尔所说，把周期现象放在突出地位的“主要是批评家们，这些批评家，不但批评正统派经济学，而且批评现代社会。”[1]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的批评家。
二、20世纪初叶：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20世纪初叶，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在方法上有了很大突破。在理论研究方面，动态分析得到了应用，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分析就是建立数学模型；在经验研究方面，统计资料更加丰富和翔实，时间序列分析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希和萨缪尔森的研究。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通过教科书获得了广泛传播，他构造了一个简单而精致的动态内生经济周期模型，结果是讨论一个二阶差分方程问题。[6]然而，对后来的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是弗里希的研究。弗里希刻画了一个宏观经济循环流转图，并清晰区分了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和冲击机制。[7]不过，他的讨论具有明显的比喻性质。这种理论上的数学化倾向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疑虑，熊彼特就曾调侃道：“人们有时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只有两种类型的经济学家，一类经济学家不知差分方程为何物；一类经济学家除了差分方程外，一无所知。”[2]
经验研究方面除了米契尔的贡献而外，斯勒茨基的一篇论文也有必要提及。对于米契尔在20世纪初叶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的地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从方法论上清晰地阐明了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关键所在，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第二，他在经济周期的经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斯勒茨基的论文最早在1927年以俄文发表，现在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篇有关时间序列分析的文献。[8]斯勒茨基发现，随机因素的加总可以产生周期序列，这种人造的周期序列和现实经济周期波动序列多少有相似的性质。斯勒茨基主要是一位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他的成果代表了当时统计研究的最高峰，他也被认为是随机过程和时间序列分析的创始人之一。
与19世纪的边缘地位相比，到了20世纪初叶，经济周期理论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真正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在深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影响的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周期现象已经不能再用偶然的偏离来搪塞了，必须在现有的框架中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哈耶克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观点：“把周期现象引入经济均衡理论体系仍是经济周期理论的关键问题，此二者是明显冲突的。这里的‘均衡理论’当然是指关于所有经济数量的普遍依赖关系的现代理论，它由理论经济学的洛桑学派很完美地表达出来了”。[9]
三、凯恩斯革命：大型宏观计量模型和“两个阿德尔曼标准”
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家看来，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凯恩斯革命是一段并不愉快的插曲。凯恩斯革命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导致了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转向：从前面提到的哈耶克式问题明显转向更简单的在一个时点上的产出决定问题。这种转向的最后形式，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框架，被卢卡斯称为“经济政策的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10]这种转向的最后完成得益于两个理论传统：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正统”解释，二是主要由简·丁伯根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模型。
转向后形成的这一框架在理论探索方面的发展空间其实相当有限，用方法论的语言表述，就是说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其“硬核”很容易受到攻击。经济学家在模型设定上能做的变动相对较少，而这些变动又要受到数据可获得性和计量技术可行性两方面的限制，这显然不利于理论创新。最后，经济学家只能或者以增加变量和方程的数目取胜，或者以改进和发展计量技术取胜。
这一框架的最后崩溃源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在经验方面受到挑战的是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也就是整个框架的总供给方面。费尔普斯[11]和弗里德曼[12]最早对这一关系提出质疑，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现实支持了他们的论点。在理论方面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卢卡斯，这一工作后来被称为“卢卡斯批判”。[10]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的研究可以说是攻击了整个研究纲领的“保护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预期因素，这一质疑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释，整个框架并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但是，“卢卡斯批判”却直接攻击了整个研究纲领的“内核”，卢卡斯从理论上论证了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参数本身是不稳定的，从而使整个框架的合理性受到强烈质疑。在卢卡斯的一系列研究之后，理性预期和选择性微观基础成为宏观经济模型的“标准配置”。
在此期间，阿尔玛·阿德尔曼和弗兰克·阿德尔曼的一个研究值得一提。[13]他们给克莱因—金德伯格模型加入了一个合理的随机外部冲击后，用计算机进行了模拟。他们发现，模拟所得数据在经济周期波动方面与美国现实数据基本一致。利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经验研究方法，从周期的平均期间、扩张和收缩期的平均长度、波峰和波谷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来看，模型经济与现实经济非常吻合。这个研究结果意义重大：它挖掘出了克莱因—金德伯格模型在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方面的意义，从而为该模型和整个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它为理论研究设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即理论应该提供一个清晰设定的完备模型经济，模型经济的模拟结果在各重要方面要与现实经济相一致。这个标准对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卢卡斯所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理论一词的含义，以至于那些老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本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理论”了。[9]
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和计算实验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中，基德兰德一开始就大段引用了卢卡斯的论述：“理论经济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完全而清晰设定的模拟经济系统，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室，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政策实验，这些经济政策实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代价高昂而无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编写FORTRAN程序，将特定的经济政策规则作为‘输入’，程序会‘输出’描述我们所关心时间序列之运行特征的数据，这形成了对那些特定经济政策所导致结果的预测。”[4]当然，正如基德兰德随后所强调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实现了卢卡斯的设想，此后，该方法在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赖以进行的实验室。
这类模型包含很多家庭和厂商。家庭行为用效用函数刻画，厂商行为用生产函数刻画。家庭收入来自工资和资本性收入，要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作出选择；家庭拥有时间禀赋，要在工作和闲暇之间作出选择。与此相似，厂商则要在既定的生产条件和资源约束下作出相应的生产决策。模型是跨期的、动态的，各经济主体是前瞻性的，一般情况下还是长生不老的。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可以对上述框架作出相应调整。比如，有时会加入政府部门，有时会加入货币，有时甚至会加入其他国家，等等。当各个经济主体的各种期内和跨期关系都用方程式清晰表示之后，一个模型经济就建立了。
经过求解和校准之后，模型经济才能用于模拟现实经济和进行政策实验。校准是确定模型中的函数形式和参数取值的过程。与其他测量工具一样，经过校准的模型才能赢得研究者的信任，因为它拥有合理的函数形式和可信的参数取值。校准温度计的时候，把它放入冰水混合物中，相应的刻度是零度；把它放入沸水中，相应的刻度是100度。同理，经济模型的校准过程就是让该模型与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相符合。这样的问题很多，比如经济增长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都可以为模型校准提供有用信息。
这种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最初被称作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初创阶段，作为“有影响的少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以一系列富有冲击性的思想向传统观点发起挑战。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首先，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是随机的技术冲击，名义变量和其他的总需求因素并不是关键性的，尤其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甚至短期货币也是中性的。其次，波动并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宏观经济变量在任何时点上都是理性经济主体行为最大化的结果，都代表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因此，失业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最后，波动和增长是可以综合考虑的现象，它们应该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而不是各自拥有不同的理论。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思想都相当具有颠覆性，难怪当初著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默斯惊呼：“如果这些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从凯恩斯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最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14]
作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领军人物，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在200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演说中他们没有再阐发那些颠覆性的见解，而是强调了包装这些见解的方法。因为，颠覆性的见解有些已经被颠覆掉了，有些还处在激烈的争论中，但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正如日中天。泽梅尔曼很早就指出，“当货币和名义影响被正式纳入模型时，真实经济周期现在已经超越了‘真实’；同样，当对一个递归的动态经济进行校准和模拟的方法应用于其他论题时，真实经济周期也超越了‘经济周期’。”[15]超越了“真实”和“经济周期”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好像该换个名字了。巴库斯最早提议通过投票来确定一个恰当的术语，一次网上投票的结果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75.9％的选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只得到3.7％的选票。②正如普雷斯科特所强调的，“实际上，‘宏观经济学’一词的含义已经变为指称所用的研究工具，而不是仅仅指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本身。”[16]
从西斯蒙第到普雷斯科特，经济周期理论走过了两百年的历史。笼统地说，第一个百年是思想的时代，相关的重要思想在这个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第二个百年则是方法的时代，为了厘清这些纷繁的思想，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方法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单纯讲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故事进行严格的形式化，而且，形式化的模型还要经受各种经验研究的考验。随着理论的发展，形式化的程度和经验检验的标准不断提高，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阶段则达到顶峰。在这中间大致经历了3次大的方法论转向：第一次是初步的数学化和形式化，第二次是大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第三次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计算实验。从时间上看，每次转向中间大致相隔30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产生至今将近30年了，如果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本身也有“周期”的话，那么新的研究纲领也许很快就要出现了。
注释：
①这个译名不能令人满意。英文原名是“Business Cycle: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从全书内容来看，setting译为“背景”或者“框架”或许更为贴切。business cycle现在都译为“经济周期”，但在引文中笔者还是忠实于原译，仍用“商业循环”，不做改动。另外，虽然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整个译本的质量当属上乘。
②这次投票是泽梅尔曼于2000年在网上组织的，详情可登录ideas.uqam.ca/QMRBC/vote.html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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