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话语、认同与伊斯兰——评《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霸权论文,阿拉伯论文,语境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4-0028-07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的新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以下简称《霸权语境》）作为200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项目的结项成果，于2007年7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放在西方的霸权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为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尤其在作为其核心的中东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著名学者萨义德在福柯理论的基础上，从中解读出从“东方主义”到“遮蔽的伊斯兰”的西方集体文化心理。在批判西方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基础上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在逻辑上必然引出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认同构建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对于霸权、话语与认同的逐层深入和展开，深刻回应了当代世界面临的内在挑战。由于美国在冷战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长期而深入地介入中东事务，因此，《霸权语境》一书对于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
霸权与话语霸权
研究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不可能对西方列强的霸权和帝国主义行径视而不见。起步稍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而是法、英、俄，以及美、德、意、日，没有哪个西方列强不曾对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抱有征服和占领的野心。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争霸战中利益激烈对撞，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德、意、日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展势力范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因德日战败和英国衰落而出现的权力真空”[1](P219)，促使美国极力在冷战中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而作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核心区的中东则成为美国争夺的焦点之一。
美国与苏联最初的交手就是围绕着苏联在伊朗北部的驻军问题。1947年，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特别援助，以此来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时期的到来。”[2](P122)二战后长达40余年的冷战起源于中东，并非偶然，中东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能源一直是列强控制和争夺的目标。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确立，“美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资源、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感兴趣。为此目的，美国需要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需要在该地区销售外国商品”[1](P336)。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对于中东所具有的霸权野心，一方面，要保持中东作为西方廉价能源的提供者和西方产品的倾销地；另一方面，要按照美国的利益维持美国所需要的“秩序和稳定”。为了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多次出兵中东，干涉中东国家的事务；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在中东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
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以5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的霸权在中东的具体体现，涉及到以耶路撒冷问题为核心的巴以冲突、美国借“9·11”事件发动“反恐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推行双重标准以及阻碍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合作等多个领域。
上述这些领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巴以冲突是中东长期动荡的一个根源，也是西方插手和控制中东的重要手段。正如马丽蓉教授在《霸权语境》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是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考虑，在中东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一贯坚持“褒以贬巴”、“袒以压巴”。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二战后在阿拉伯世界蓬勃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重挫，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核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迅猛发展。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个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借海湾战争之机在沙特阿拉伯驻军，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利益在很多地方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接对撞。“9·11”事件之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一方面，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对准落脚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随后提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论，将目标锁定伊拉克，并借口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美国提出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体系、社会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进行美国式的彻底改造。但是，正如《霸权语境》第十一章“美国‘双重标准’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之解决”所指出的，美国事实上在包括核问题、巴以问题、民主化等问题上所采取的都是双重标准，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并非如美国自己所说是推广普世价值，而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地缘、能源、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对中东进行全面控制。
难能可贵的是，《霸权语境》一书将中阿关系的发展放在西方的霸权和霸权语境中进行了考察。“中国威胁论”和“好战而恐怖的伊斯兰”在西方的政界、军界、媒体乃至学术界都不乏鼓吹者。这充分说明，西方所谋求的是一种全球霸权，是在全球的视野来全面追求这种霸权。西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软实力，将非西方的各种文化根据自己的需求描述成种种可怖而丑恶的模样，并将这种扭曲的形象在非西方的各个文化之间传播，以此来对之进行分化甚至挑拨。作为其结果之一，“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模糊的，阿拉伯—伊斯兰形象在中国也是不清晰的”[3](P244)。从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交算起，在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但是彼此的形象仍然如此模糊，一些彼此之间扭曲、消极乃至负面的印象和概念仍然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放在西方霸权和霸权语境的背景下进行深入考察，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洞见，有助于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构建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4](P3)霸权不仅是一种对于权力的争夺，它必然表现为对叙事权的争夺，也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霸权是霸权的必然要求，离开了话语霸权，霸权就无法成为真正霸权；没有霸权的依托，话语霸权则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霸权语境》一书正是深刻领悟到霸权与话语霸权之间内在的共生关系，从而将对西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其争夺话语霸权的研究。
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研究是贯穿《霸权语境》全书的主线，而该书第一和第二两章则是对于西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话语霸权的概论性探讨。在传媒领域，“当今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基本是被西方的国际性传媒集团所垄断，非西方或非英语国家的传媒则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3](P11)。“失衡的现状自然产生了迥异的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3](P15)在这种总体格局下，在中东地区而言，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自己强大的硬实力大力推行话语霸权，而处于弱势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则显得宣传力度明显不足。
在媒体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首先是大力拓展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宣传攻势。美国之音加强了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的广播，英国广播公司加强了普什图语和波斯语的广播。美国政府秘密资助阿富汗境内的30多家电视台，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境内免费派发袖珍收音机。为了加强宣传，美国还特别创办了电台、电视台和杂志。其次，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美国大力丑化和妖魔化伊斯兰，与此同时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和“解放者”。“9·11”事件之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而美国通过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在剥离了所有的历史背景之后，美国把自己塑造成“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而对于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行径则往往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在丑化伊斯兰世界的基础上，美国将自己塑造成“解放者”，通过反复播放伊拉克巴格达街头推倒萨达姆塑像的画面强化这种“解放者”的形象。其背后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即美国“是全世界错误的纠正者。它不分地点、不惜代价地追杀暴君，保卫自由”[4](P3)。再次，美国在这场针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媒体战中采取了各种非常手段。美国曾经试图收买伊拉克逊尼派宗教学者来为驻伊拉克的美军作宣传，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收买伊拉克报纸刊登“好消息”。美国之音因为播出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访谈，相关负责人被撤职或引咎辞职。“半岛”电视台因为播放有关英美联军的负面画面而遭到压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关注西方话语霸权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丑化和压制的同时，《霸权语境》一书也没有忽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抗争。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之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非无所作为，“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破了西方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声音传到世界各地。通过对阿富汗战争的独家报道和多次首播本·拉登的讲话录音录像，“半岛”电视台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都从“半岛”电视台购买新闻和图片。2006年，“半岛”电视台还开播英语台，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特视角向英语观众报道、分析和解读国际问题。
《霸权语境》一书并没有停留在霸权导致话语霸权的单向度层面上，而是进一步研究话语霸权对霸权的逆向作用。在“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力量。“如果新保守主义派在伊拉克战争一事上以一种旨在主导政治话语的策略为基础的话，那么实施这种策略需要持赞同态度的新闻机构的配合，以便形成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识中的战争报道。”[5](P151)这种意图的成功实施有赖于传媒大王默多克所拥有的庞大传媒帝国，他所拥有的福克斯电视网成为新保守主义传递有关妖魔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信息的重要媒体。默多克在20世纪90年代与新保守主义走在了一起，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其传媒帝国报道国际问题立场的决定性因素。而恰恰是默多克所控制的大量媒体力量所持的亲以色列立场，在塑造美国对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讲，虽然不能断定是话语霸权决定了霸权的目标、对象和方式，但确定无疑的是，话语霸权与霸权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共谋的关系。
霸权、话语霸权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了《霸权语境》一书的总体理论平台；而西方话语霸权对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土力量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抗争以及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动因，则构成了《霸权语境》一书立论的基本框架。
从“东方主义”到“遮蔽的伊斯兰”
在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背后，是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集体文化心理。其基本的表现是“假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方”[6](P125)。一种凝定的、永恒不变的影响被赋予了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这样的东方主义观念“泛滥于媒体和公众头脑之中。比如，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子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6](P142)。《霸权语境》在第一章最后一节集中讨论了西方对于阿拉伯—伊斯兰形象进行构建的历史。阿拉伯—伊斯兰在西方被定位为“负面的定型形象”[3](P25)。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以色列和西方的扰乱者，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建国的障碍；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无力和易败的，因为大片的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占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掠夺者，因为他们拿起石油武器，使西方爆发能源危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穆斯林被界定为原教旨主义者；“9·11”事件之后伊斯兰又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正是在这种集体文化心理的支撑下，在西方形成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伊斯兰研究范式，即伊斯兰特殊论范式和伊斯兰即恐怖主义范式。伊斯兰特殊论研究范式的核心理论即在其他地区适用的方法和规律在涉及伊斯兰和中东地区的时候都不适用。著名东方学家吉勃(Hamilton A.R.Gibb)认为变革即是对伊斯兰的背叛。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认为伊斯兰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于缺乏“求知欲”，而这种缺乏是先天性内生于伊斯兰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是将某些先天生成的、永不改变的本质赋予伊斯兰和中东，使其永远与西方处于对立之中。伊斯兰即恐怖主义范式的核心是把伊斯兰描绘成本质上是与暴力、好战和恐怖主义相联系的，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使用了诸如“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样的小标题，认为“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7](P288)。亨廷顿认为20世纪末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并给出了三个原因：(1)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2)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3)穆斯林的“不相容”。“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7](P299)尽管亨廷顿进一步分析了外来侵略、内部分裂和人口爆炸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但是无疑，好战和不相容等因素导致的冲突和暴力倾向已经被他视为伊斯兰的“天然属性”。
针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下的研究范式，《霸权语境》深刻地指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传媒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东方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邪恶帝国”[3](P240)。“东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塑造出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且始终不变的“他者”，西方霸权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构建出一种权力关系，即西方控制东方。而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关系，西方霸权又必须利用话语霸权将东方始终描绘成与自己截然不同且始终不变。因此，才会有了伊斯兰特殊论范式和伊斯兰即恐怖主义范式这样给伊斯兰贴上先天存在的负面特性标签的研究范式。
不仅如此，《霸权语境》还深刻发掘了“东方主义”的另外一个比较隐秘的层面。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指出，“东方主义想象的病理学基础在于两种同时并存的要求：西方男性对于东方的神秘感和性事的个人要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8](P2)。齐亚乌丁·萨达尔进一步分析指出，“西方精神内的性愉悦通常与东方的罪孽观念相联系，在天主教精神中，完美的生活是禁欲的，性通常带有罪孽和诱惑的暗示。于是，性扮演了东方主义宗教基础之角色。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罪孽的、性的愉悦，所有这一切都掩盖在一种古老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传统中”[8](P10)。正是在这样的“东方主义”心态下，西方在妇女问题上歪曲和丑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将之描绘成绝对的男权和父权统治的世界，妇女因为多妻制、男性休妻权和长袍面纱而受到歧视和压制。在《霸权语境》第三章“最敏感的传播话题—伊斯兰妇女问题文化辨析”中，马丽蓉教授逐一辨析了对伊斯兰妇女问题的种种误读，并探讨了西方语境中“伊斯兰反妇女”论的成因。正如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先生在《霸权话语》序言中所评价的：“作者没有回避西方特别关注的伊斯兰妇女权利问题，而是深入地予以探究，指出西方在此问题上的偏见所在。这是一个敏感问题，虽然在伊斯兰国家由于传统思想及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开放程度不及西方国家，但也有不少穆斯林妇女从政……西方传媒对此往往予以淡化，甚至不能历史地看待此问题，而只强调其不足的一面。但作者却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地说明，《古兰经》所规定的妇女权利，相对于蒙昧时期的半岛妇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P2)
在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后，萨义德于1981年又出版了《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简称《遮蔽的伊斯兰》①，1997年该书出版了增订本。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矛头直指“阿拉伯人、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全属捏造的关联性”[9](P54)，并尖锐地指出，“人们经由媒体所得知的伊斯兰教，不是挑衅便是侵犯，这些媒体将原因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本质，抹煞忽略了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换言之，遮蔽的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单向片面的行为，对‘我们’的所做所为视而不见，反而强调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有严重缺陷的本质”[9](P65)。在这一切背后，是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的共谋关系，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对伊斯兰进行妖魔化。
如果说从霸权到话语霸权代表了西方对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霸权逻辑，那么从“东方主义”到“遮蔽的伊斯兰”则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特殊霸权心理和战略。
认同政治
对霸权与话语霸权的讨论，必然发展到对认同问题的思考。亨廷顿在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其逻辑的必然延伸就是探讨“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如果照他所说，冲突将沿着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展开，那么文明的冲突必然要求亨廷顿说明，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西方文明赖以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在这种研究理路之下，《我们是谁》(Who Are We?)成为他2004年新著的标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亨廷顿认为，美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那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论其亚文化背景如何，均共享这一主流文化”[10](P51)。亨廷顿明确指出，对美国特性内在的挑战是西班牙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这对于美国特性的保持是危险的；而对于美国特性的外在挑战对于这种特性的维持可能是有益的，而且“伊斯兰好战分子成为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敌人”[10](P219)。亨廷顿的理论并不新鲜，因为在美国早就有所谓“WASP（白色人种—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的概念，亨廷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之视为美国文化的根本属性，并在对内和对外的层面分别与西班牙裔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处于冲突和对抗的状态。
事实上，亨廷顿并不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是伯纳德·刘易斯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 of Muslim Rage)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该文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9](P241)。亨廷顿受到伯纳德·刘易斯的启发，对“文明冲突”的概念加以进一步阐发，从而提出了系统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是来自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领域得出的观点。循着这个逻辑，在《我们是谁》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痕迹，在将伊斯兰世界锁定为美国国家特性的外部敌人之后，他阐述了伊斯兰世界敌视美国的原因。“穆斯林对美国有敌对情绪，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更深的原因则在于对美国的实力感到恐惧，妒忌美国的富有，怨恨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盛气凌人和剥削他人，敌视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将其视为穆斯林文化的对立面。这样一些态度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学院和其他学校中得到传播，而且得到沙特政府和另一些伊斯兰国家政府以及从东南亚到北非的一些个人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10](P300)在这里，美国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以及利用话语霸权丑化和歪曲伊斯兰形象的种种行径被轻松地一笔带过，而过错似乎在被美国霸权所控制和霸权话语所丑化的伊斯兰一方。
恰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偏见，《霸权语境》在第十章中回顾和分析了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失落感的形成。在近现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遭到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又有被边缘化之势，这与伊斯兰教作为三大一神教中最后的天启宗教的宗教自豪感和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滋养的文化自豪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现实当中，当代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着发展遇到障碍、内部分化和国际上遭受打压的不利局面。精神层面的失落感和现实层面的不利局面，成为催生极端思想和激进活动的温床。从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和对之强加话语霸权的结果。
正是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现实中的困难，引发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认同危机。《霸权语境》在第九章中分析了这一危机，认为美国的霸权压制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排他暴力倾向”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认同的最大挑战。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手段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前缩小，人员流动频繁，在西方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穆斯林移民社团。移居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的认同需要增加，而西方国家的本土居民也在新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思考着自己的认同问题。社会经济地位差别、文化差异以及认同需求的增加，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地制造出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霸权话语》在第六章考察了伦敦大爆炸所引发的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将“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定义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11](P18)。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解，没有哪个人可以对这种“民族认同”加以抛弃，因为那就意味着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离开了历史和文化的人可能也就失去了人的基本含义。但是萨义德却似乎对认同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认为认同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正是在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我们”与“他们”的观念的基础上，帝国主义确立了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地位[4](P21)。但进一步的解读可以发现，萨义德所反对的只是把认同理解成封闭的东西，他并不反对那种变动性的、承认人类之间相互交流与分享的认同。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安东尼·史密斯在其理论体系里加以承认的，他在其“民族认同”定义里强调了认同的保持与变化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关联。因此，将认同从静态转变为动态，从封闭转变为开放，是打破“文明冲突论”与“我们是谁”铁笼的唯一选择。
正是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霸权语境》一书讨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重构问题，提出了三点构想：(1)将国家认同置于宗教与民族认同之上，或者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术语表述为，将民族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置于宗教认同(religious identity)和族裔认同(ethnic identity)之上；(2)在“和而不同”的哲学基础上对待其他文化，以此来消解排他性；(3)可以借鉴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经验，在文明多元性的基础上思考认同问题[3](P268-278)。马丽蓉教授事实上是将认同问题放在世界多元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加以讨论的。离开了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认同只能愈来愈狭隘和偏激，最终走向“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下，马丽蓉教授在《霸权语境》的结尾处以专门一章讨论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问题，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反恐战争”硝烟四起的现实中，对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仍然寄予深厚的希望。
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辅以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状态的分析，对西方霸权语境之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该著作综合了传媒理论、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敏锐把握住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问题和认同问题的研究前沿，为中东研究和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视角。当然，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推敲和商榷。但是，瑕不掩瑜，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在中东研究和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领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她的辛勤耕耘之下，必将有更多开创性的著作把中国的中东研究、阿拉伯—伊斯兰研究这个园地装扮得更美好。
收稿日期：2007-01-12
注释：
①中文译名参照2002年由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阎纪宇翻译的该书中文版，台湾地区将萨义德译为萨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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