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首当其冲的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政治单位——民族国家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治理体系。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跨国界流动必然冲击着对固定领土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实现了“治理化”的民族国家[1]所使用的各种形式的治理手段是以固定的领土、固定的人群为参照的。国家所能维持的是存在于这个特定空间内的社会的稳定秩序，使社会各个群体存续下去，并且相互之间维系正常的交往关系。因此，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国家中心的治理所支撑的社会安全也面临着挑战。
一、全球化、国家中心的治理与社会安全
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相伴生和相互推动的。然而，随着全球化力量的增强，这种相互推动关系开始出现摩擦，国家治理在一些领域和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失效，从而引发了相应的社会安全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某些社会安全问题会迅速扩散，从局部到整体，从国内到国际，甚至成为全球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安全问题会转化成国家安全问题，甚至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一）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
通常来说，安全指的是所受到的威胁或者面临的危险的程度。有学者把不安全归纳为四种：(1)物质不安全，指对人、财产和环境的威胁；(2)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性的威胁；(3)不稳定，特别是市场不稳定；(4)脆弱性，容易受伤害的程度，往往与贫困和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与社会虽然紧密联系，相互嵌入，但依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区别开来。国家安全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尽管威胁的来源并不局限在政治领域。它指的是任何影响到政权稳定和统治持续的威胁或危险。对社会安全的理解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安全指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广义的社会安全指的是全社会各个群体避免伤害的能力和机制。[3]总而言之，社会不安全指的是国家无法给个人和群体提供保护或者只能给个人提供最低的保护。[4]因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根本区别是主体的不同，前者是统治集团，后者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和群体。
然而，在现实中很难把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完全区分开来，这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相互渗透，联系紧密。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安全，而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必然是通过对社会的冲击而发挥作用的。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一旦社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如果国家的治理不利，就有可能引发社会成员和群体对国家的不满甚至抵抗，从而使社会不安全转变成国家不安全。
引发社会不安全的因素是多样的。这些因素不仅分布在社会、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更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后者可能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安全呈现的崭新特征。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加深、交往的扩展及国际主体的增多，当代世界已经处于复合的相互依存状态[5]，大量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导致来自国界之外的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要深入地理解当代的社会不安全，除了要把它置于全球化这个时代背景下之外，还要把它与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性的社会不安全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德国学者贝克使用的“风险”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安全”是等同的。他区分了三类风险：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主义”的大规模灾难。[6]这种分类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按顺序出现的，实际上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着这三类风险。换句话说，目前的社会不安全因素是复合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不安全是现代化引发的。正如贝克所说，目前的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6](P21)
在这个信息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扩散的加速，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变得日益突出。一方面，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制度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风险意识普遍加强，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另一方面，在网络、电话等通讯工具的支持下，出现了“时空压缩”。[7]局部的不安全作为一种信息能快速地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给更多的人群带来潜在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知识的增加与不安全感的加深形成了一种“悖论”式的互增强关系。这也许是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特征。
（二）三种形式的国家中心治理失效
在学界，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术语，在不同背景下有不同解释。[8]但各种解释都强调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充分发挥国家、公民社会和市场等诸多部门的作用，实现一种均衡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生活中，凭借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的主权地位，国家依然是各个层次治理的中心。国家在整个治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使得绝大多数治理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公民社会和市场，而是国家本身。在这个多元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时代，国家自身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时代的要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治理的失效。
国家中心的治理失效有三种基本形式：结构性失效、制度性失效及政策性失效。这三种形式的治理失效出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动摇了或者冲击着既有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影响着社会安全。
结构性失效常常是整体性的，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其影响通常也是社会的整体安全。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国家治理能力软弱，无法担负起应有的、提供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二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挤占了后两者的边界，僭越了它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结构性失效通常只存在于少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制度性失效通常指某些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它有三种表现形式：(1)对某些社会安全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存在制度真空；(2)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充分实行，实现其应有的绩效，存在制度不到位；(3)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制度性失效是局部的，受到影响的通常是某个局部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制度性失效反映的是结构性问题，甚至会导致整个结构的失效。当然，由于制度性失效是局部性的，所以更容易得到弥补。突出的例子就是引进某项制度，在短时间内弥补制度缺失问题。但要让已经建立的制度有效地运行起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样的支持因素。
比较而言，政策性失效是最具体的，其出现的可能性和频率也最高，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任何一项解决措施都存在失效的可能。通常来说，政策性失效会削弱社会安全，但不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安全，因为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尤其是国家能做出及时的反应，所以某项政策性失效可以通过新政策的出台来弥补。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导致制度失效，甚至影响整个治理结构的运行。因此，不能忽视政策性失效，特别是在各个部门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今天，更应该重视这类问题的出现。
要减少国家中心的治理失效，不仅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改善治理方式，更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公民社会及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以弥补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缺陷。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安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安全的维持提供可持续的治理基础。
（三）全球化对国家中心治理的挑战
全球化的迅猛进程对民族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影响甚至削弱着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强度、权力形式及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具体而言，国家中心治理面临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行为主体的数量增多和功能强化，限制或替代了国家权力的发挥。这里所说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指的是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一些民间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其行动涉及越来越多的领域，功能日益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行为主体在行为上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二是在许多领域中建立了国际规则，使得一些国际组织制衡国家的力量明显加强。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经济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及环保方面的减少温室效应的有关条约。国际规则的制定起到了规范国家行为的作用。
2.全球问题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全球意识的提升，而且对国家解决跨国界问题的能力提出了质疑。6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环境污染、核威胁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不仅标志着全球问题研究的开始，而且使全球问题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在随后的时间里，随着研究者和关心者的增多，全球问题的种类也从科技文明的负面影响扩展到现代文明的消极后果方面，包括了失业、难民、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债务、毒品、艾滋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南北关系、国际人权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来解决。
3.市场力量的扩张侵蚀着国家的边界，并且削弱了国家存在的理念基础。在90年代，市场力量的强化突出表现在：(1)各国大力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在实行企业民营化、经济自由化的同时，还进行了大幅度的福利改革，以减少国家公共开支。(2)经济全球化趋势更趋明显，各种类型的贸易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资本流量、流速增大，资本结构转向以私人资本为主，而且对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制约作用，使国家无法控制和管理资本流动。一旦政策出现失误，就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出现政治动荡。(3)围绕全球市场的制度建设有了重大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整合和管理全球经济的三大制度支柱，相关的制度规定和调节、磋商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制度性建设除了有规范市场、减少市场动荡风险的作用之外，也规范着主体国家的行为，限制了主权的滥用。(4)市场所衍生的价值理念正在全球扩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价值引力。
4.个人行动的选择性增强，自主性提高，使个人对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四种因素推动了个人自主性的增强：(1)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人们的旅行速度和沟通速度，并且扩大了个人的信息接受渠道、接受量和信息种类，使个人的认知参照系多元化了。(2)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淡化，为多种认知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大好机会。(3)族群意识的复苏和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为多种形式的认同提供了基础。(4)许多国家长期实行的过于集中的管理方法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力不从心，限制了地方和民间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显现出了庞大的国家机构惯有的效率低下、缺乏民主、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地方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出现，是对这种落后的管理方法的抵制，也为个体寻求保护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和社会安全问题
尽管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但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已经全面地加入到全球社会之中。除了在人员、物质等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在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制度转型是面向全球的、开放式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身份正从主动的学习者向积极的建设者转变。然而，在这个全球化与转轨同步进行的过程中，社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
（一）全球化程度的度量
尽管全球化早已是热点问题，但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宏观描述上，缺乏对其定量化的分析。然而，一些学者和团体在全球化程度度量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类方法。第一种是由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提出并使用的，但只限于对他们研究的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的度量。这个方法被称为“国际卷入”指标(International Enmeshment Index)。这些指标的基础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中现有的定量研究成果以及官方统计。有五组指标：政治—法律指标、军事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文化指标和环境指标。这个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把环境和军事也纳入了衡量一个国家全球化程度的指标，使对全球化的衡量更为全面。
第二种方法是由A.T.Kearney咨询公司和《外交政策》杂志联合设计的“全球化指数”(Globalization Index)。它从2001年开始发布，把六十多个主要国家都纳入了评价范围，其中也包括了中国。这个指数已经非常类似于“国际卷入”指标，但出于评价样本更多的考虑，简化了具体的指标。它只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政治参与。包括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数量、驻本国的外国使馆数量。(2)技术。包括英特网使用人数、英特网主机数量及安全的服务器数量。(3)个人交往。包括国际旅行和旅游、国际电话量、过境人数。(4)经济整合程度。包括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资本流动、收入支付形式（包括给非居民雇员的工资、海外资产所得以及所付）。[9]
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行，但我们依然能从中借鉴到一些方法和思路来理解全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人员、物资、资本、信息和知识的流动，环境的依存程度，制度的联系程度和相似程度等是衡量全球化程度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中国的全球化程度
2002年，中国的“全球化指数”在所考察的62个国家中居第50位。（注：要了解中国的各项指标详细情况，请访问www.atkearney.com。）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我们只列举一些能有助于读者形象地理解中国的全球化程度的内容。
1.经济依存度。经济依存度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整合进全球经济的程度。它有多种具体指标，最常用的是贸易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属于居中略高的状态，2000年达到43.87%，2001年为40.44%。从资本依存度(FDI/GDP)来看，中国资本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长期资本的跨国流动非常突出。1990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资本依存度由4.8%提高到6.6%，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97年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中国资本依存度有所起伏。但从2001年起，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北京申奥成功等利好的影响，中国资本依存度再次提高。到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引进外资国。[10]
2.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可以用移民、旅游、留学等诸多指标来衡量。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了30余万人，接受来自169个国家的各类来华留学生达到61869人。来华旅游的人数在1978年是180.92万人，1990年为2746.18万人，2000年为8344.39万人，到2002年增长到9790.83万人。[11]如果把来华和出境旅游的人数加在一起，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十大旅游国。
3.国家的国际卷入程度。国家的国际卷入程度衡量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参与国际事务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建交国的数量、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参加联合国行动的次数等都是反映国家的国际卷入程度的指标。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根据本国的实力逐步扩大参与的范围。与中国的建交国数量在1995年为118个，2000年达到130个。驻华使馆的数量列各国的第6位。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在1995年为38个，2000年为45个，2001年增长到50个。设在北京的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机构等有360多个，驻华外交人员也升至6000多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中，中国的作用非常突出。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在1995年，参加了当年20次行动中的5次，2000年参加了当年18次行动中的5次，2001年参加了当年16次行动中的9次。在各国中，中国参与的维和次数列第12位。
4.信息和知识的流动。版权贸易、广播电视的覆盖范围、英特网的发展水平都是衡量知识和信息流动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在1995年至1998年间，中国年引进版权数量以平均50%的速度增长。1999年，全国图书、期刊、报纸的进口额为2073.43万美元，357511种；2000年为2263.28万美元，445563种；2001年为2430.39万美元，453722种。而音像、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在1998年为35.79万美元，1762种；1999年为75.39万美元，3753种；2000年为117.81万美元，11546种。中国的英特网发展也很迅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从1994年接入英特网以来，到2003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总数已达2572万台，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9.5%，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29.9万台的86倍。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中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6800万人，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8.5%，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62万上网用户人数的109.7倍。（注：要了解详细情况，请访问www.ccnic.net.cn。）
5.制度的国际接轨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尽管难以对制度的国际接轨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但是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中看到中国为提高制度的国际接轨程度所做的努力。(1)改善投资环境。审批制度、税收政策、融资政策等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规定都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尽管这些试验只局限在特定地区，但是其具体的做法和体现的理念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的进程，也开启了在中国建立一系列与市场经济有关的制度和理念。(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也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契机。(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这对于提高制度的国际接轨程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艰巨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政治文明的提出有助于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安全
在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轨同步进行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安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流动性强或交往多的领域存在着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全的因素。对于长期习惯于集中管理和垂直管理的治理结构来说，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和交往的增强。二是社会经济的转轨产生了一些制度“真空”地带。在这些领域，传统的治理结构或者没有涉足，或者难以适应，或者新建立的治理方式无法有效地运行。
具体而言，诱发社会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转轨风险。在中国，制度转型产生的不安全非常突出。一方面，原有给社会个体和组织提供安全保障的制度，提供认知坐标的理念体系被人为取消或修改；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和理念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和思维惯性。沮丧、无助、渴望安全成为那些在制度转型中失去原有地位和利益的个体的普遍心态。
进入90年代后，制度转型引发的一些问题日益明显化。在农村，随着农村“三乱”问题的严重化，农民收入的增长停滞不前；在城市，国有企业效益的滑坡及破产企业数量的增加，下岗人数也在增强，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在政府部门，由于制度漏洞的存在，腐败现象呈现出扩大化和严重化的趋向；犯罪种类不断增加，组织性和强度不断提高，等等。伴随这些制度性问题的是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的分化。
2.收入差距扩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推动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与社会总财富增加相伴的是城乡收入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在1978年，城乡收入比值为2.36，1995年为2.49，到2000年时扩大到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隐性福利等成分，则实际收入差距达到4倍左右。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提高，1998年已扩大到0.457，2000年实际超过0.5。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根本上改变了1949年后形成的社会结构，不仅瓦解了维持了几十年的社会拉平状态，而且产生出众多新的社会阶层，使原来简单的阶级结构转变成多元化的阶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1)如何调整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关系。一方面，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不能放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先富者”行为的非道德化倾向也容易在一个有着强烈平均主义传统的社会中诱发极端反应，从而增加和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增加国家所承受的压力。(2)如何通过制度化建设，把新兴阶层吸纳到政治领域中，使之成为建设性力量；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阻止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3)如何防止新兴强势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渗透甚至控制，保证官员的相对独立性。
3.代际更替和社会记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代际更替对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高考”恢复后进入大学的人逐步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二是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经济领域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两代人相互间虽然存在着代沟，但是由于80年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社会政治认知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从而保证了社会政治行为的较高连续性。但此后的代际更替将会遇到社会记忆如何传递，社会价值系统和行为如何协调等问题。由于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大，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代际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有三个因素决定着这种代际差距的扩大：(1)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模式；(2)以电视、网络为主要手段的信息传递方式和相应的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3)制度改革和变动的剧烈程度和彻底程度。
4.暴力的滥用和分散化。国家既是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者，也是暴力使用规则的制订者。国家不允许其他组织与它分享暴力，也不允许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暴力。近些年来，由于制度运行中潜在的问题以及管理的不力，出现了两种滥用暴力的倾向：(1)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暴力。(2)暴力机器被某些职能部门用来完成工作或任务，表现为通常说的“暴力行政”。暴力的滥用直接威胁到公民个人的生命权利，损害了合法暴力的神圣性，并造成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
此外，黑社会的发展也在通过有组织的犯罪分散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黑社会除了有一套对抗国家的机制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向政治权力渗透，甚至跨国活动。这是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所在，甚至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5.信息的流动与控制。集中体制对于信息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保障了社会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能掌握在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所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任何一种控制都无法从根本上阻碍信息的流动，因为流动是信息的本质。小道消息的盛行是集中体制下信息自发流动的特有形式。随着英特网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被个人所掌握，信息实现了即时性的流动和跨国界的流动，对信息的集中控制无法有效实现。信息流动的加快带来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大量信息出现产生的“信息爆炸”效应，使得习惯于控制信息和引导信息流动的国家难以应对。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国家已经建立的信息选择和传播机制无法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分类，并主导信息的传播。二是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信息的突然增加也使他们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产生盲从心理和行动。
6.流动带来的环境威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系统，但人员、物资等的跨国流动也带来了新的威胁环境的因素。[12]近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世界上100种具危险性的外来物种有一半已侵入中国，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发现生物入侵者，尤其是低海拔地区和热带岛屿最为严重。外来物种的侵入造成了四方面的威胁：(1)外来生物成功入侵后，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难以控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形成生物污染。(2)外来物种如果生存和繁殖能力强，则会压制和排挤本地物种，形成优势种群，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3)许多外来生物造成农作物和牲畜死亡，对农林业生产造成巨大威胁。这些外来生物的入侵仅对农林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就达574亿元。(4)威胁人类健康。比如豚草、三裂叶豚花粉是引起人体过敏性症状——枯草热的主要病原。[13]
7.金融危机。面对资本的快速流动，如何有效地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广大公众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一旦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对政府的信心大幅度减弱，整个金融系统就面临着瘫痪的危险。目前，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1)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要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就必须解决庞大的呆坏账，提高资产的质量。(2)银行系统的改革。目前各大银行正在大幅度精简网点，减少人员。从长期看这肯定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效率，但目前由于步伐过快，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网点正常工作停顿，当地居民到银行挤兑的现象，造成了当地金融秩序的混乱。(3)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设。中央政府加强监管机制的努力存在着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的危险。金融秩序的整顿如果不断侵害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就可能把金融问题社会化，动摇公众对金融市场以及整个改革的信心。
三、改革国家中心治理结构，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安全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安全问题往往存在于流动性强或交往性强的领域，并很容易跨越国界，成为国际性乃至全球性问题。要应对这样的社会安全问题，继续坚持以地域为基础，以固定的人口为管理目标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显然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国家中心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但改革并不是废除这种治理结构，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民族国家更有效率的政治经济管理单位。更重要的是，国家中心治理结构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依然有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改革的前提是保留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优点。
改革可以按照两个标准进行。一是最低标准，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为目标，实现国家的民主、法治、透明、责任以及回应性，使国家的职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确保国家内部治理的有序化，减少国内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出现。二是最高标准，要使目前的单一中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转化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发挥公民社会（国内的和全球的）、市场在各自领域的中心作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尽管是一种理想，但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出现了雏形。尤其是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必须发挥多中心的力量，通过协调合作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最高标准的实现是长期的，一方面有赖于对围绕民族国家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理念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国内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及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它们能与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结构改革过程实际上是培育信任的过程。
就中国而言，毫无疑问，当前的改革重点依然是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是由中国的转型过程决定的。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在转型中被削弱了，那么，就必然会造成整个转型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安全问题爆发的导火索。但是，对国家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排斥公民社会和市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公民社会的发育更是刚刚起步，它们所具有的治理能力还非常有限，也更容易被过强的国家力量所压制。国家应该为它们的发展壮大提供更有利的制度支持和更广阔的制度空间。同时，国家也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来解决社会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