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中国论文,路线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化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工业化的经济表现首先是，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和利用。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技术路线的实质是资源技术路线，即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理、路径机理和技术特征。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成为基于工业化所创造的丰富物质成果之上的现代国家，但迄今为止，工业化进程所因循的资源路线仍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延续，后工业社会的资源路线尚未成为世界主流①。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必然表现为工业化资源路线在世界的更大范围中扩展和强化。特别是近30年来直至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崛起使传统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性质和特征以极为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人类即使必须为其付出代价也难以逾越必经的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成就和代价都是客观规律的表现，即使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完美无缺的道路，只享用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利益而完全避免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人类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的前途确实是既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也就是既可能创造更发达的物质基础和美好生活条件，也可能毁坏自然环境和资源基础，最终使人类无法生存。因此，从长远看，工业化的资源路线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命运选择。
一、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技术路线
近二三百年来，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发展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从西欧、到西欧移民国家、再到亚洲以至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利用，以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工业的资源之母仍然是土地，这与农业有相同之处。但是，同土地对于农业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植物和动物不同，土地对于工业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不仅是动植物，而且还有化石能源、矿物等。同样重要的是，工业和农业都需要淡水资源，水不仅是工农业之源，也是生命之源。当然，除了陆地资源之外，海洋也是重要的资源之母。广义的农业包括了渔业以及海水养殖业等。但真正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则依赖于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活动，特别是以造船业为代表的海洋工业活动。
为了进行经济研究，可以把大规模开发并进行工业利用的自然资源分为四类：第一类，土地：在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土地主要被当作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场地，当然，间接地也必须考虑到土地作为提供工人生活资料的条件而对工资进而对工业成本的影响；第二类：水源，在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中，水源是工业选址和布局的先决条件，起先被当作无限供应的物质，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性）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第三类：能源，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能源，当然随着化石燃料能源的耗竭，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对象；第四类：原料：包括矿物和生物，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矿物资源。
除了上述工业生产活动的物质投入资源之外，环境也可以被视为工业化进程的一种资源。因为，工业生产必然会影响环境，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如果超过自然的可恢复程度，就会导致人类生存条件的毁坏。也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活动的环境容量都是有限的，所以，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环境对于工业生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且，环境资源同其他投入要素之间也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即消耗环境资源可以“节约”其他投入要素，例如，资本；而增加其他要素投入，例如，技术和资本，也可以节约环境资源。当然，环境资源的可替代性是有限度的，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可能导致无法恢复，例如，原始森林被砍伐而变为沙漠后，难以再恢复为森林。
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是一种更深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同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相比，工业比农业相对地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而更多地开发利用了能源和矿物资源。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也大大超过了农业。在工业生产活动大规模扩展的地区，对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扩大，起先是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以及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进而导致可开发而进行工业利用的土地趋于稀缺，土地成为工业生产的制约因素。水资源的工业利用也有类似情况，起先，水几乎是可以无限供应的工业资源，而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终于使水成为越来越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节水，即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水资源投入，或增加水资源供应，即调水或造水（海水淡化），成为工业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现代工业生产是一种高度追求效率的经济活动。具有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价值的自然资源通常具有的基本经济性质一是在地球上储量大；二是获取比较容易；三是在现实的技术条件下具有开发利用的经济性，不存在大量更经济的替代物质。工业化的一般技术路线是：
(1)对于土地。首先开发具有区位优势（交通便利）的低价格土地；当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集聚导致工业用地的级差地租上升时，工业生产向低级差地租地区转移；只有高度节约土地和附加价值高的高技术工业可以利用高级差地租地区的工业用地。一般来说，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工业生产具有强烈的追求低价格土地的趋势。而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集聚地区的土地价格上升，而工业产品的单位附加价值大幅度提高，同时，工业产业链的分解使得工业生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具有较高土地价格的承受能力。因而，高级差地租土地也可能进行工业利用。当然，由于工业生产的高度竞争性和可转移性，不断寻求低价格和优区位的土地资源（不过，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土地的“低价格”和“优区位”往往是相矛盾的），终究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2)关于水资源。只要不是由于其他资源要素（例如矿物）的限制，工业选址总是倾向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例如沿河、沿湖、沿江地区。这就可以利用无限供应至少是充分供应的水源。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水资源从无限供应到显著稀缺，因而，工业生产的技术路线必须从大量利用免费或低价水源，向适应高计价的水源供应的方向转变，也就是将节约用水作为降低工业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些耗水工业甚至可以成为节水工业（例如钢铁生产）。所以，对水资源的工业性需求通常会在达到一定的峰值后趋向减少。
(3)关于能源。前工业化社会，水力、植物、矿物（煤、石油）等自然资源就被利用作为生产和生活的能源。但在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的技术路线是：从煤炭到石油的化石能源，以及主要以此为燃料而生产的二次能源，即电力、成品油等。迄今为止，从世界工业化的总体状况看，仍然处于一次能源的石油时代（二次能源的电力时代）。而中国由于其资源禀赋所决定，煤炭和煤电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即使是从世界范围看，煤炭也是储量最大的传统能源资源，所以，当石油价格趋于大幅上升时，煤炭将再度成为具有更大开发价值的世界能源资源。
(4)关于矿物资源。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从植物、动物、泥土（砖、陶瓷、水泥），到金属（铜、铁钢、铝、其他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原料，再到石油等资源为基础的化学材料和各种新型材料……而迄今为止，对工业生产最具重要意义的仍然是矿物资源。从工业化的技术路线看，相对于所创造的财富，工业生产过程既消耗资源，同时又更大程度地节约资源，即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工业化过程不断把原先没有经济价值的无限供应物质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稀缺性）的工业资源，所以资源价格上涨既是工业发达的表现，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风险表现；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确实可能使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但也只有依靠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才能实现持续的资源供应。
工业生产本质上进行的是资源物质形态的转换，通过勘探、采掘、储存、运输、加工等工业过程，不断扩大和深化对自然的工业利用，即增加实际的资源供应量。换句话说，工业可以创造资源供应，资源供应并不构成对工业发展的绝对障碍，所以，工业发展在本质上是可持续的。解决工业资源问题的基本的经济要求是：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市场供求的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技术进步，使大规模利用的工业资源具有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基本物质基础。总之，依靠价格机制使工业技术不断进步，保证资源开发利用路线的可持续延伸，是工业资源问题的核心内容。
必须深刻认识的是：从本质上说，只有能够大规模工业利用的物质才是“资源”。地球上的物质如果没有工业需求（或者其他需求），就没有什么价值，所谓“价值”总是相对于人的需要和评价而言。所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所有的“资源”本质上都是由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没有人类生产活动的需要，就没有什么物质可以称为“资源”。特别是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后，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由工业需求和工业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例如，如果没有钢铁工业，铁矿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没有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电力工业、航空工业，石油和煤炭都算不上是什么“资源”；如果没有工业和以工业为基础的建筑业，土地也不会有很高的价值。正是由于工业的发展，才使得原本没有价值的物质，成为价值（价格）高昂的“资源”和“财富”，例如，大多数居民家庭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产——房地产，实际上是由最便宜最容易获得的物质所建造的。总之，地球上原本并没有天生的“资源”，只是相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活动来说，才有了所谓的“资源”。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的物质其实本身并没有“资源”和“废物”之别，只要工业充分发达，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工业的本质就是：既创造资源，又消耗资源，而且是，正因为消耗资源，才会形成资源。工业技术越发达，可以成为资源的物质就越多，从理论上说，只要工业足够发达，所有的“废物”都可以成为“资源”。所以，人类所面临的资源问题，实质上是工业技术路线、资源路线和工业发达水平的问题。
二、世界工业化过程的资源路径
从世界工业化的资源历史看，主要工业化国家，大体经历了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电动机时代的过程，即从煤炭时代发展到石油时代。而如果从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原材料看，主要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从前钢铁时代、到钢铁时代、再到后钢铁时代的发展过程。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过程是：在各国经历的重化工业阶段，资源的供应和需求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折。
从区位特征看，世界工业国际转移的基本走势是：16-18世纪从西欧发端，18-19世纪向西欧移民国家北美、澳洲扩张，20世纪向东亚以至中国、南亚印度转移，其中也发生了向南美和非洲的少数国家扩散……一般认为，经过了二三百年的世界工业化历程，到现在，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有60多个国家（地区）进入了工业社会，其中少数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向工业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如果是从工业资源的开发、生产和消费的状况来进行总体判断，则可以得到以下基本印象：
(1)从工业原料看：以钢铁产量为主要标志，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钢铁生产的最大产量：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达到了粗钢产量的最高值；美国、德国、法国，甚至日本也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粗钢产量的最高值。此后，这些国家逐步进入后钢铁时代，有的则进一步迈入了后工业社会。当然，20世纪90年代，有些发达国家的钢铁产量又有些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出口需求的增长，即一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强劲的工业化进程，钢铁需求大幅度上升。因为，从总体上说，当前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钢铁时代。韩国、巴西、印度甚至俄罗斯的钢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在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中国，从1990年的月均粗钢产量552.9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3527.8万吨。
(2)从燃料能源看：世界工业化进程同化石燃料能源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在工业化之前，人类主要利用薪柴作为能源。到18世纪工业革命时，煤炭逐渐成为主要的能源。当时最先进的工业革命国家英国，不仅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作为工业和生活能源，而且，煤炭工业也成为其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向国外大量出口煤炭，成为一个煤炭出口大国。据历史记载，1867年英国出口煤炭突破1000万吨，1923年英国煤炭出口达8073万吨，占其总产量的29%。后来，德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煤炭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190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2.4亿吨，首次超过英国。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到20世纪上半叶（20年代），煤炭消费量超过全部能源消费量的一半，世界进入“煤炭时代”。煤炭在能源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那个时期，世界工业发展的煤炭时代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而煤炭作为工业化的标志则差不多经历了100年（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石油开始被用于照明和燃料。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内燃机代替蒸汽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动力机，石油的生产量、需求量和贸易量都迅速增长。有学者认为，人类进入石油时代的标志年份是1967年（也有资料显示是1965年）。这一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
可见，如果说整个人类近现代发展过程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那么，从能源动力资源看，迄今为止，工业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化石燃料能源成为主要的能源物质，可以称为“化石矿物能源时代”。其中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为“煤炭时代”，20世纪60年代至今为“石油时代”。也就是说，今天，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化石矿物能源时代，大多数发达国家仍处于石油时代。从20世纪以来，世界的煤炭和石油供应和消费总量一直持续增长。尽管全世界今天的化石燃料能源在各种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比20世纪70年代有所下降，但煤炭和石油仍然占了一次燃料能源的近60%。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些国家呈现出向后石油时代过渡的迹象。例如，瑞典等北欧国家正在进入“不使用石油”的时代。到21世纪中叶，整个世界将开始告别石油能源时代，更多地采用太阳能、风能、核能等非化石矿物能源，那时，人类也将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世界离那个时代还有相当距离。
可见，当代世界的基本现实是，从能源开发利用的角度看，煤炭和石油是两大基本能源。从工业技术路线看，由于作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美国具有巨大的石油资源优势，带动整个世界走上“石油依赖”之路，所以，石油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能源和战略物资。另一方面，从地球的地质结构看，煤炭是储量最多的化石能源物质，所以，从整个工业化的历史看，煤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石油大约只在其中的100年间占居主导地位。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并不是一个特例。而只不过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工业技术路线居支配地位的近100年中，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能源结构上所表现出的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不一致”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GDP的能耗强度有了显著下降，但是，除了英、法、德等少数欧洲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传统能源消耗总量，即石油和煤炭的消费总量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整个世界都还处于高耗能，特别是高耗传统能源的发展阶段。即使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特征仍然显著存在。所以，人类还远未离开工业化资源路线所决定的资源开发利用路径。
(3)从环境影响来看：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代价之一是对环境的影响。在人类工业化的初期，即欧美日本等国的工业高速增长时期，都发生过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但由于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工业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污染也有一个累积过程，所以，当时工业化的环境污染尚未形成全球性影响。但是到了今天，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另一方面，各工业化国家二三百年来对环境影响的累积性作用，使得环境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甚至对整个大气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看法尽管并非没有争议，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经济活动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导致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人类难以意料的后果。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摄制的纪录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导致全球气候暖化中，美国负有30.3%的责任，欧洲负有27.7%的责任，俄罗斯负有13.7%的责任，中国以及东南亚、印度负有12.2%的责任（见表1）。这表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源路线，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工业化资源路线的环境代价甚至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很大威胁，需要全人类高度重视，并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表1 世界各国温室气体的相对排放量单位：%
资料来源：阿尔·戈尔(Al Gore).难以忽视的真相[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由于整个世界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对全球环境的巨大压力，所以，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环境保护而禁止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或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门槛，这些生产活动也会转移到其他环境标准门槛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特别是传统工业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从先进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所以，工业化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或者说，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更大压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西方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所造成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说，每一件在中国生产出口到英国的物品，其废气排放量比在英国生产要多1/3。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该机构政策总裁安德鲁·西姆斯表示：“每当政府官员谈及气候变化的时候，他们似乎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中国新闻网，2007）。
对于世界工业化资源路线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正受到全世界越来越高的重视。大力促进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意味着，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必须对工业生产的技术路线和工业化的资源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这一变化的深刻性不仅表现为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将表现为制度安排、政策方向以及产业组织的全面变革。更深刻的是，要求人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例如，绿色环保主义、慢生活和“慢食”(Slow Food)运动、简约主义等，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社会潮流。但是，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基本现实，使得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不可能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工业化和发展着的世界以强大的力量决定着，社会意识的主流必然是：以发展的力量优化环境，在发展中实现环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人类的价值目标不是自然主义的原始环境，而是在高度发展水平上的环境质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这种工业化社会主流意识的集中表达。
三、中国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同时，又具有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特点。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更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规则。从这方面看，中国工业化并没“奇迹”，也不具有不受制约的自由选择权，所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及其基本特征具有“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决定论性质。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工业化又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迄今为止的世界工业化二三百年的历史使全世界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12亿人口进入了工业社会，仅占世界总人口的不足20%。而中国工业化意味着在几十年（最多不超过100年）的时间内，占世界人口21%的巨大经济体将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这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生许多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工业化历史中从来未曾遇到过或者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突出的现象、问题和矛盾。所以，中国工业化必须具有更大的创新性，以解决难以回避的更大的内部不平衡性和外部不协调性所产生的种种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7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能源资源有以下特点：①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006年，煤炭保有资源量10345亿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油页岩、煤层气等非常规化石能源储量潜力较大。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折合年发电量为6.19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约1.7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世界水力资源量的12%，列世界首位。②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制约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③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赋存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赋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和海域。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运、北油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是中国能源流向的显著特征和能源运输的基本格局。④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与世界相比，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工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远离负荷中心，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探程度低，经济性较差，缺乏竞争力。
从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源路线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以低价格资源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国近30年工业增长所依靠的国际比较优势，除了丰富的劳动力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向工业企业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低价格资源。一方面，从近30年中国工业资源的供求状况看，处于各类资源相对富余的时期，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还是能源，都具有很大的现实供应能力，其市场表现就是资源产品价格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另一方面，为了竞争相对短缺的资本特别是境外资本和技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实行了以“优惠政策”为特点的工业化促进战略。其基本经济性质就是以政策手段压低资源价格，例如，以低价格、零价格甚至补贴价格提供工业用地（中国土地是由政府垄断供应的，所以政府可以决定其供应价格水平），保证低价格的水、电供应，实行各种减免税收的特殊制度，以提高工业投资的吸引力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在低价格资源供应的推动下，中国工业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张。经过短短的2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工业生产大国，世界各国几乎都离不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问题是，这种高度依赖低价资源的发展模式尽管具有其历史的理由，却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工业资源成本价格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工业生产必须摆脱对低价格资源的依赖，走向更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以政策性语言来表达就是：中国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2)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偏差。由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以西方工业国为主导的世界工业技术路线的能源需求结构则是以石油为主。所以，当中国沿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特点与当前世界处于“石油时代”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的偏差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大多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方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另搞一套同中国的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工业技术路线；所以，受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中国的工业化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结构的很大约束。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矿物资源（包括化石能源）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2-4个百分点(GDP)的代价。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增长所受到的石油供应的直接约束并不很强，主要因为工业生产主要使用二次能源（电力），而电力工业主要依赖煤炭供应。这反映出中国工业的能源生产结构同现代工业技术路线的“妥协”。但是由工业技术路线所决定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等，所受到的资源禀赋条件约束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石油供应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性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1985-2005年，石油在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0.9%下降到12.6%，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却从17.1%上升到21.0%。前者下降了8.3个百分点，后者提高了3.9个百分点，石油供求矛盾的压力进一步增强。
(3)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加工制造业经历了10-20年的高速增长后，重化工业在强烈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形成强大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同时，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瓶颈又有待于建立发达的重化工业基础。一般来说，同轻工业和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相比，重化工业具有消耗更多资源的特点。所以，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需要消耗和占用更多的资源。为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应越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向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跨越，以避开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但现实的国情则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巨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交通运输、国土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而且，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重化工业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办公设备、通信交通工具，并形成需求空间。换句话说，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都需要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供给和需求条件，无法脱离重化工业而独立发展。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越来越具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需求行为特征，无论是交通（汽车）、住房等资产投资性需求，还是教育、旅游、卫生等服务需求，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产业供给能力的增强。总之，现阶段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重化工业当然会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但解决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又必须要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正是在这一强大的客观趋势之下，我们看到，中国的重化工业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其国际竞争力也逐步增强。如果仅仅从资源禀赋结构的角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中国工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的现象，但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性特征看，则完全可以理解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当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资源供应的严重约束，必须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展产业空间。
(4)工业密集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成为突出的制约条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总量条件是雄厚的，从整体上看，自然资源储量和潜在供应量并不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绝对障碍。特别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工业对于水资源和土地的利用效率更高，即相对耗水和用地量更节约，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工业用水的比重有一定的提高（从1999年的21%提高到2005年的23%），但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则显著下降（从1999年的330立方米下降到2005年的168立方米）。全国土地的可开发空间也非常大。所以，从长期和总量上看，水和土地也不应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不可克服的瓶颈。问题是，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流动性，可流动性越弱的资源，越可能产生地区性的瓶颈现象，而流动性越强的资源约束性则主要受供求总量的决定。①在各类资源中，能源的可流动性最强，化石能源可以直接进行长距离运输，一次能源还可以转化为二次能源进行长距离输送；矿物资源的可流动性次之，也可以进行直接运输或粗加工后运输。②水源的可流动性较弱，除非是河流的顺势自然水流或较近距离的人工水利工程调水，远距离调（江河）水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而地下水的调运在经济上的可行性更低，所以富水地区和缺水地区的自然状态是较难改变的，大规模调水工程的成本是很高的。③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在物质形态上基本上是不可流动的，即使是通过“造地”和“环境工程”来改变地区的土地和环境资源供应状况，也只是资本对土地及环境的替代，而土地资源的地区间“置换”和环境的“交易”（例如，排放量指标交易），则只是经济意义上资源流动。所以，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总量供求关系不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的供求具有高度的区域性，因而在工业发展的高密集地区，可能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②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工业密集城市和地区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城市中工业布局的密集程度已经非常高：有资料显示，美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仅占7.3%，而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中21%以上用于发展工业。所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工业生产密集布局已经导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超量利用，水资源短缺和水源水质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承受极大压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水权制度使得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开发具有很大特殊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位特征，优质的农业耕地往往同时也是良好的工业用地；由于工业相对于农业的更高效益，市场机制本身就有农业用地改作工业用地的倾向，再加上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价格很容易被政府和农村政权机构（乡、村）作为地区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即以比其他地区更低的土地出让（使用权）价格，竞争工业资本向本地区的流入。而政府的土地收益则体现为非工业的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是商业用地和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转让上，与低价的工业用地相比，后者的价格不仅显著偏高，而且节节攀升，各地不断有“天价”地块的惊人新闻见著报端。
(5)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压缩性”和“急速性”特征，即工业增长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内在动力，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罕见的经济增长波动的“弱周期”性，同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较长时间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短时间内就接连地甚至是重叠地表现出来。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将各国经济发展描述为“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每一阶段有其特殊的现象特征。而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似乎这四个不同阶段的现象特征都在普遍地发生。大规模的资源开发（资源性产业的高增长、高利润）、资本投入（高储蓄、高投资和充沛的资金供应）、商业创新（尽管技术创新不尽如人意，但各种商业模式和企业经营战略的创新，则让世界为中国的商业成就惊叹）和财富增殖（资本运作、资产价格上升、虚拟经济的活跃）。经济发展的这种“压缩性”、“急速性”阶段特征，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低成本资源推动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向资源成本普遍上升的发展阶段过渡，但同时又保留着“资源驱动”的许多特征。正是这样，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才表现得极具特殊性和紧迫性。
(6)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特殊的漫长历史，对资源路线和供求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仅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过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第二、三产业分别为48.9%和39.4%，第一产业仅为11.7%，那么，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至少是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有些较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是，如果从人口构成看，城镇人口为5.77亿，占43.9%，乡村人口为7.37亿，占56.1%；或者从就业人口看，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42.6:25.2:32.2，那么，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很难说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可见，“以农民为主的工业大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巨大矛盾。也就是说，56.1%的乡村人口对应11.7%的第一产业（农业）产值，43.9%的城镇人口对应88.3%的第二、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必然导致很大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不平衡。特别是，要通过已经超过GDP 80%的非农产业（二、三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来实现更多的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电力、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重工业。这就可能导致“投资过度”、“资源制约”、“环境破坏”、“房地产涨价”等“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复出现。
面对这样的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长期在“城市化”（鼓励农民进城）和“农村非农化”（把农民留在农村）之间徘徊。20世纪50年代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希望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70年代以后，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希望农民“离土不离乡”；80年代，鼓励小城镇建设，还是希望农村居民不要过多进入大中城市，以避免大中城市的过分拥挤。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乡村居民改变身份即成为“城市居民”具有极大吸引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鼓励农民进城，直至彻底改变身份，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政策。有学者认为，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减少农民”，所以必须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加快吸纳乡村人口。并认为，这是中国解决农业人口非农化问题最经济和环境破坏最小的有效方式。当然，如果城市建设滞后，这条道路的不利后果就是大中城市的拥挤和“大城市病”的出现。无论如何，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落后的农村”和“拥挤的城市”是一对相互牵制的难题。所以，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和进行新农村建设以缩小城乡差距，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下的必然选择。总之，中国工业化的产业产出结构变迁是一个相对容易达到的目标，而就业人口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变迁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目标。尽管在人均国民收入核算的国际比较上，中国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紧缺现象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工业化的发展，即试图以减缓工业化进程甚至回避工业化发展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和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的资源问题本身必须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资源稀缺对工业增长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约束性更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土地资源约束对我国工业增长的“阻力”为0.47%，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阻力”为1.53%）。所以，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发展经济，即突破资源稀缺对增长和发展的障碍，正是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也是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人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必须以推进工业化的方式来缓解和解决资源阻碍问题。工业化确实会遇到资源约束的阻碍，但是，如果不实现工业化，则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更难以解决，甚至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业化，而在于，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最科学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问题。其中，最现实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工业化时期，中国工业的竞争力来源究竟是什么？如果采取应对资源约束的战略和政策性手段，例如提高资源价格和环境标准，是否会削弱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减缓工业化的进程？
总之，工业化资源路线本质上就是实现工业经济效率和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选择，即以何种经济有效和可行的资源利用方式来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一定的资源技术路线必须有其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四、资源供求平衡与短缺的经济学性质
地球上的物质（以至人类有可能获取的太空物质）原先并无“资源”、“废物”或“丰富”、“短缺”之区别。任何自然物质是否是（工业）资源，是丰富还是缺乏，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路线而言的。只有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物质才是工业资源，也只有生产一定的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才可能会发生“缺乏”现象。例如，因为需要生产钢铁制品，钢铁才会短缺；如果没有钢铁工业，铁矿只是废物。同样，只有一定的技术路线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才可能会发生“不足”现象，例如，因为在现行工业技术上飞机和汽车需要消耗汽油，才可能会发生石油的“不足”。因为火电工业，化石燃料（石油、煤炭）才会成为“资源”，并可能表现为供应不足。那么，工业生产以至工业化的资源技术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呢？世界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资源技术路线的选择总是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地质储量丰富而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低的物质，避免使用储量稀少或者获取和加工成本较高的物质。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会发生工业性“短缺”现象的资源通常是自然界储量丰富的资源。例如，石油、煤炭、水都是地球上储量最多的物质。但是，工业生产具有巨大的扩张力量，任何进入工业消耗的物质，无论储量多么丰富，都可能成为全面的甚至世界性短缺的资源，出现所谓供应“危机”。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水是取之不尽的物质。但是，现在却成为令人担忧的短缺资源。相反，世界上真正稀少的物质，通常不会发生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业性短缺。因为，根本就不会产生需要大量使用储量稀缺资源的工业技术路线。总之，任何自然物质，只有相对于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才会成为工业资源。而工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可以使任何无节制消耗的地球物质发生供应短缺现象（金碚，2005）。
自然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言的；同样，工业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所决定的资源供求关系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总是同一定的价格相关的，没有价格就谈不上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从工业生产资源路线的技术选择的可能性上说，地球上储量丰富并且获取比较容易的物质往往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而正是由于供应充分，其价格往往比较低甚至可以0价格（免费）供应。而低价格总是导致更大的需求，当需求量超过一定量，就会成为短缺资源。但是，短缺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价格而言的，从理论上说，只要价格具有无限的浮动弹性，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工业资源短缺现象。问题恰恰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可以大规模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并不具有价格浮动的充分弹性。所以，就其价格特征而言，工业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相对于有效需求可以无限供应的（非稀缺性）资源。这种资源的价格为0，即完全可以免费获得，例如，阳光、空气、海水等。在前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淡水资源也属这样的资源。这类资源可以称为“无约束资源”，或无限资源。第二类：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的有限供应（稀缺性）资源，理论上说，这类资源不存在普遍性的“短缺”问题，即使是储量非常稀少的物质，也只会表现得非常“昂贵”而不会发生短缺危机。这类资源可以称为“经济性约束资源”。第三类：必须普遍保证供应的稀缺性（非无限供应的）资源。由于这种资源对生活和生产具有不可缺少性，国家必须保证对居民和社会的普遍供应，所以其价格就不能太高。国家往往迫于种种压力而控制或者干预价格，因而发生“短缺”现象。而如果国家失去对这类资源价格调控能力，其价格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可见，资源供应不足总是与价格控制有关，或者与对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有关，而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往往就是价格控制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人们所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上述第三类资源的供求，特别是可能产生的“短缺”危机问题。所以，所谓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以及对价格变动的承受力问题。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某种可以普遍利用的工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二是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资源价格变动（通常是向上的浮动）冲击？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例如，往往是由于社会不能承受资源价格的过大变动冲击，所以不能让市场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地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或者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承受的一定价格水平来说某种资源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工业制成品通常不会发生普遍性“短缺”，而资源产品供应则有可能发生普遍性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弹性大，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没有不可容忍的价格浮动界限，即只要供不应求就可以提高价格，以实现供求平衡而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对于普遍利用的资源性产品，社会的价格敏感性都很高，具有明显的价格浮动（通常是价格上涨的）容忍限度。超越这一限度，社会（国家）将以种种方式进行干预或限制。
某种工业资源物质属于上述哪一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所以，在现实经济中，某种资源的短缺与否，可能处于不同的状况。一是自然储量的多少，这取决于物质资源的自然禀赋；二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探明储量或可再生资源的潜在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资源勘探的投资量和勘探技术；三是资源性产品的现实生产量和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产能和运输能力的大小，而这又是由技术、投资以及发挥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所决定；四是资源产品的实际供求关系，这取决于市场价格。简言之，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问题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对于我国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工业资源短缺性危机，一是价格问题，二是产能和投资问题，三才是自然储量问题。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业资源需求对于价格变动具有较高弹性，对资本也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例如杨中东(2007)根据1978-2005年的数据计算，制造业中的能源需求价格弹性为1.57，说明能源对价格的弹性是较为敏感的。制造业中能源与资本之间的ALLEN偏替代弹性为4.9，说明能源与资本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这意味着，只要提高能源价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能源短缺现象，也意味着，只要增加投资改进技术，也可以显著减少能源的消耗。
但是，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引发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往往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同时，以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也受到投资能力和新技术的经济有效性（即成本）限制。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或者借口，在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有关产业部门所安排的资源价格体制上，至今保留了更多的计划经济因素。这必然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矛盾，特别是更容易发生“短缺”与“过剩”现象的交替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煤炭、电力供求就发生过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由于资源需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过分依靠人为干预价格的手段来调控资源供求，难以实现期望的目标。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需求与供应的价格弹性逐步提高，特别是资源供求的长期弹性显著高于其短期弹性，所以，归根结底，需要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来实现长期的资源供求平衡。但在一定的产业组织和社会承受力条件下，价格机制只能在相当严格的约束条件下发挥作用，所以，现实地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价格机制特别是依靠自由市场价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的现实供求平衡问题，是一个需要做具体研究的复杂课题。这不仅涉及技术激励相容性，而且涉及制度激励相容性。
从技术激励相容性上看，人们可以问：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为什么没有倾向于节约资源技术的更快进步？高能耗、高水耗、高物耗为什么会成为传统工业技术路线的顽固特征？其原因完全是内部成本的不完全化吗（即企业的财务成本中没有包含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
从制度激励相容性上看，人们可以问：现行制度安排为什么没有更倾向于激励节约（少用资源）和替代（使用其他资源）行为？当节约和替代对于一部分利益主体有利，而对于另一部分利益主体不利时（市场机制的基础是交换，在交换过程中总是表现为一方的获益就是另一方的受损），现行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并没有总是倾向于使节约和替代行为能有更大的获益？
激励相容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人进行技术选择总是基于自身的实际利益。即使可以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伦理的要求，也必须以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企业的竞争力为前提。任何超过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良好的利他行为在竞争环境下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在资源供求中，为什么技术激励相容和制度激励相容问题的解决会十分困难。不过，问题还有其他的方面，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实现激励相容，可能同目标设定的优先顺序有关，即制度安排所要求的其他目标居更为优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目标的优先顺序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发展的重要性高于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而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资源效率特别是环境质量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制度安排可能更倾向于激励发展，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安排将更倾向于激励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这表明，对于资源和环境，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其价值基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有差异的，所以，由其所决定的企业行为目标及政府政策目标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传统的工业技术路线和资源路线，具有高消耗倾向，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传统工业化资源路线所产生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当社会价值基础已经显著地更重视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时，在技术激励和制度激励上仍然倾向于低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倾向于以更高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来获得市场竞争和企业竞争的优势地位。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相关，即许多制度安排都仍然具有同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激励不相容的性质。这是当前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不尽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同一般工业产品相比，工业资源性产品的供求平衡与可能发生的短缺现象（往往被称为“××危机”）具有更复杂的经济学性质。在现实经济中，有关工业资源，特别是普遍使用的基础性资源的供应约束问题，总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甚至具有高度的国家战略敏感性的问题。因此，对这些资源以及资源产业的政府干预总是比较强烈（许多国家在这些领域都实行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控制的制度）。而政府的干预和深度介入，又必然产生更多复杂、敏感和引起争议的问题。
五、资源产业的垄断性及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
资源供求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源产品的需求是普遍的、分散的和竞争的；而资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产业的组织结构特点则往往是倾向于垄断性的，包括地区性垄断、全国性行业垄断甚至世界性垄断。因为，如前所述，资源的实际供应取决于投资和技术，而大规模开发资源的投资规模和技术运用倾向于集中和垄断。而且，政府对资源高度关注和管制要求，也往往倾向于促使或者支持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形成市场垄断地位。这也是导致资源价格具有极大的产业组织特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尽管如本文前述，资源供求中所产生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价格现象，但是，资源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并不具有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而总是有一套非常特殊的价格体系，并受到资源产业特殊的产业组织结构所影响。
资源产业组织的垄断性不仅表现为自然垄断，而且具有经济性垄断，甚至具有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复杂的垄断结构形成特殊的利益结构，而这种利益结构常常与政府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使得垄断性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对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美国的石油财团对美国国家政策以至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都有重大影响。实际上，资源产业也是政府直接参与（投资）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常常就是资源产业，例如石油、煤炭等产业的重要进入者。所以，资源产业的竞争通常具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的特点，而且具有国有企业高度参与和政府严格管制的特点。这些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价格机制在调节资源产品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约束，也决定了政府在干预资源产品价格和供求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影响，往往很难权衡利益，理性决策。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各方利益的妥协产物。
资源产业的垄断性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负有明显的社会责任义务。它们往往并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状况来决定资源产品的价格和供应行为，特别是不得任意终止供应。可以说，资源性垄断企业通常被要求必须承担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供应义务。所以，资源垄断性企业实际上承担着强制性的社会责任，这是它们的正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资源垄断性生产和供应企业的自利性也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通常表现为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是它们的负社会效益，特别是如果它们依赖垄断地位来谋取更多不当利益或降低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则更反映出资源垄断供应体制的负效益性。
由于资源供求体制的上述特点，资源生产和供应的产业组织结构（或市场结构）的优化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而也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资源产业必须反对企业垄断行为；另一方面，产业的较高集中度又是资源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技术要求。所以，反垄断和集中度的权衡是资源产业组织的重要课题。
资源领域的产业垄断特征不仅表现在空间可流动的资源产业（例如，油气、煤炭、矿物等）上，而且表现在空间不可流动的资源领域中，其中，土地开发利用就是最受关注的领域。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特殊的垄断性，使其供求关系具有非常特殊的经济性质。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格（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快速上涨。土地不仅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财富实体。由于工业化导致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经济活动聚集区。在这些地区中，土地的级差地租必然大幅度上升，使土地成为巨大的“虚拟财富”。虚拟财富并不是虚幻而不存在的东西，只要经济正常运行，虚拟财富也是现实存在的财富，只不过它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更加依赖于人们对它的主观价值评价。
当土地资源成为巨大的虚拟财富载体，其价格决定和变动遵循特殊的规律性。而因为土地在空间上的不可流动性，在财富配置和要素配置两方面的作用力之下，价格调节可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所以，对于土地供求需要有特殊的方式来弥补价格机制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土地规划和实行国家垄断（土地国家所有制）。后者是由政府垄断来替代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价格调节，前者则是对所有土地产权，包括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和私人产权，进行直接限制，实质上就是对所有土地产权进行部分国家垄断，即国家拥有对所有土地产权的开发使用决策权。例如，按照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国家即使不拥有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有权力决定土地的使用开发规划。未经国家规划，农业用地不得他用。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府只要拥有土地规划权，实质上就是拥有了部分的土地产权，而土地的私人产权实际上是不完全的。
在政府土地规划和国家垄断的土地制度下，土地供求和价格受到政府行为的控制。其有利性在于，可以体现社会利益和广大社会群体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要求，而不是唯一地由土地的私人所有者或占有者来自由决定土地资源的使用方式。但有利必有弊。政府土地规划实行的是公共权力原则，在行使公权力时如何处理与被规划的土地所有者或者原占有者的私权利（物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则意味着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具有行政垄断权的利益主体进入土地交易市场，政府部门的政绩行为和财政冲动很可能成为影响土地配置的强大力量而扭曲土地资源配置，甚至诱发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发生。从理论上说，实行政府土地规划和土地国有，可以从社会理性目标出发最合理地配置土地资源，必要条件是有一个社会理性目标的有效选择机制，即一套进行科学规划和国有土地开发使用的有效决策系统和程序。但是，社会理性目标有效选择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不仅完全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土地资源配置体制具有严重的缺陷（市场竞争的缺陷），以公权力为基础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也有一定的缺陷（政府垄断的缺陷）。在现实经济中，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配置机制的具体安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权衡。
六、结论
工业生产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将其加工制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工业化是工业生产方式成为人类主要的和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过程。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地开发使用自然资源。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总是倾向于选择地球上储量丰富和比较容易开发的物质。这些物质由于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投入物，才成为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资源”。所以，地球物质是否成为“资源”取决于工业技术路线以及由其决定的资源路线。也就是说，是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地球物质可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任何“废物”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都可以成为“资源”。任何“资源”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也可以成为“废物”。工业化的强大创造力量（同时也就是巨大的物质消耗量），使得即使是非常丰富的地球物质也可能成为稀缺以至短缺的资源。所以，工业化过程中，只要是一种既定资源路线不断强化，而价格机制又不足以刺激大规模的资源替代，则资源价格通常倾向于上升，直至资源替代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由于作为工业过程的基础性资源（往往也是生活的基础性资源）具有普遍供应要求，所以，对于其价格上升，社会往往不能容忍，或者不能承受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替代进行调节的长期过程，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包括价格调控、行为管制、标准强制、政府规划、国家垄断等多种方式。因此，工业化过程中成为短缺资源的物质，往往是具有特殊的价格表现的资源产品，而且，其中多数工业资源本身也是工业生产的产品，因而在工业生产体系中形成庞大的资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性和特殊利益，其强大的市场势力使其往往拥有很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力，而政府的介入又使得国家垄断或政府垄断因素深植其中。所以，各种资源的供求过程，以及资源供求对工业增长所产生的推动或约束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研究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特别是传统能源、重要矿物、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近代和现代工业化技术路线上的重要资源的供求走势，以及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传统资源的节约与替代），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工业化过程在本质上是通过市场过程实现的，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来源于有效竞争，所以，工业化技术路线和资源路线的选择和转变，其决定性条件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现实状况和演化趋势。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体现了获取竞争力源泉的需要，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转变。所以，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寻求竞争力的新源泉，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优化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注释：
①只有北欧的瑞典等少数国家正在进入不再依赖煤炭、石油和钢铁等传统工业资源的社会。
②许多地区不仅生产用水紧张，甚至饮水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有资料显示，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4%。其中，因水量、取水方便程度或者保证率达不到饮水安全标准的为30%，而因水质不达标的不安全饮水人口占70%（郭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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