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早期政治建设中的另一条道路——关于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治论文,哈林论文,道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列宁逝世后近30年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深深地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思想的烙印。在革命和战争结束、和平发展新时期已经开始的历史条件下，改变非常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使社会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便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但斯大林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形势特点，继续坚持和采取非常时期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制办法进行建设；将党和国家政权实际上融为一体，实行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强调社会主义越是成功阶级斗争就越会尖锐，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乃至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实行恐怖措施。结果形成了集权过分、官僚主义严重、个人崇拜盛行为基本特征的僵化的政治体制，这就给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不良后果。
在苏联早期的政治建设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于斯大林思想的其他道路。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即为其一。人们一般认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支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对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并不象他的经济建设思想那样集中和浩繁，但也十分丰富和深刻。他对于苏联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状况，都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的政治建设思想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议论和论证，而是同当时苏联的实际生活密切结合的，形成了关于苏联政治建设的比较完整的设想。我们通过对他的政治建设思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关于国家的职能
布哈林认为国家不再主要是“镇压的工具”，而应该主要是和平生活的组织者。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暴乱已经被粉碎了，政权巩固，“恐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社会生活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成为主要的事情，保卫政权的武装斗争和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不是最紧迫的事情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到了一定时期就开始‘消亡’”[2]。虽然阶级斗争还“不会立即停止和消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阶级斗争的主要途径的问题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不可避免地正在发生变化。”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对阶级敌人的镇压，已经成为过去；虽然阶级斗争仍有尖锐化的可能，但总的说来是循着“矛盾缩小和最后消灭的路线”的[3]。因此，国家职能的重点应该改变，国家不再主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和平生活的组织者，以促进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致力于“和平组织工作”[4]。而国家职能重点的变化，也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应该以完善其管理和组织机构为重点，不是以强化暴力机构为重点。
关于国家的管理方式
布哈林认为国家管理方式应该由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化和行政专断的方式转变为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方式。“由革命委员会”或“党支部”进行管理的方式[5]，“以指示和行政命令的形式，按军事方法进行领导”，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由于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身上的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产生的”[6]，对于和平建设时期来说是“不合适的，是矛盾的”，“使苏维埃制度加速‘正规化’”应成为新时期政权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7]。布哈林指出，苏维埃制度的“正规化”主要就是实现管理方式的民主化、法制化。“应该以革命法制取代行政（哪怕是革命的）专断的一切残余。”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当经济活动处于首位的时候，对经济生活过程的一切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心血来潮的毫无预见的干涉，都可能给这种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幸的后果。”所以，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能用军事方法、行政命令方法来管理，而应该“正确地安排全部管理事务”，“实行以立法方面的决定为根据的管理”。“必须根除命令和指示的方法，必须彻底地完全地和无条件地转向说服的方法。”[8]他明确提出，在管理方式上“过渡到革命法制即严格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过渡到彻底地、无条件地消灭行政专断的残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治建设的基本特点之一[9]。
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布哈林主张有限度的集中制，反对过分地集权于中央。他认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过分的中央集权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由于已经过于集中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力量没有很好地配合起来，积极性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结果使经济建设“丧失了额外的力量、资金、后备和潜力”[10]。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应该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集中化是有其限度的”[11]，中央不能统得过死，应该给地方和下级一定的独立性，应该“多一点地方的、集团的、个人的首创精神”[12]。
布哈林主张党政之间明确职能界限，反对过分集权于党。他批评一些党的干部直接“代替”苏维埃机关工作“是不顾理智”、“违反自然”的行为，指出“党的机关同国家政权机关毫无区别”的情况应该改变[13]。他认为党的机关包办一切，限制苏维埃机关的权力，就限制了民主，给工作带来麻烦和混乱。所以，党政之间必须明确职能界限，“党的任务在于，使党员决不致成为官僚”，在于“纠正、改善和指导国家机关”，而不是任意干涉和代替国家机关来做具体工作[14]。
布哈林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反对领导者个人过分集权。他不赞成领导者“一个人身兼数职”，“既是行政首长又是党的活动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纠正自己，自己监督自己，也就是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让任何人监督自己和纠正自己”[15]，结果必然形成个人的特权和专断，使少数人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他指出，必须将集体领导原则做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基本原则，必须“反对一个人代替党的领导作出决定”，必须“反对用个人的、不管是多么权威的监督代替党的集体的监督机构”[16]。
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机关如果不注意和经常进行自身建设，有发生蜕变的危险，并指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行为是党和国家机关可能蜕变的最危险的因素。
他尖锐地批评国家生活中出现的“经济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乖戾行为第一系列消极现象”[17]，指出“官僚主义者的最基本特点就是，他看不到自己面前的活人”[18]，“官僚主义的最令人厌恶的东西是形式主义的办事态度”、“作威作福的架势”和“对人的权势”[19]。他嘲讽公文旅行式的办事和管理方法，说这种“官僚主义者，就是同纸打交道的人，就是‘纸人’”。“事实上，除了耗费纸、墨水、不必要的劳动时间和激起群众正当的愤慨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20]。他认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官僚”，某些国家机关不关心人民疾苦，不为人民办事，实在是“我们的不幸”[21]。
他批评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目无法纪的人，认为决不能容忍和忽视特权思想和行为。他指出“对我们整个党和国家来说，来自任何一批共产党员的独断专行的残余，是导致真正蜕化的最大可能之一。如果有一批共产党员可以不守任何法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弄虚作假，如果他犯了罪没有人能逮捕他或对他进行追究，如果他依然有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逃避革命法制，这就是可能使我们蜕化的最大的基础”[22]。
他认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行为，是同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格格不入的，必须同其进行“长期的”和“卓有成效”的斗争[23]，以防止党和国家机关脱离人民、蜕化变质。因此，不断地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行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
关于干部选拔制度
布哈林主张实行干部的选举制，取消委派制。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干部委派制曾经普遍实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后，委派制仍广泛流行。布哈林认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通过民主程序选拔干部已经可能，就应该取消委派制。因为委派干部，弊病很大。委派的干部不象选举出来的干部要对选举人负责，只对委派他们的上级机关负责，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忽视甚至违背群众意愿的现象，影响干群关系，也会贻误工作；委派制也危害执政党内的民主生活。他指出在“由上面委派长官代替职务的选举”的情况下，“要实行党内民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种方法必然造成机构的严重的‘硬化’，这种‘硬化’一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就可能变成机构的石化（即僵化，见引文的注释）”[24]。因此，“必须恢复选举书记的旧方法”，使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书记”。只有实行真正的选举制，才会给党内民主生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组织保障”，使党和国家机关“不致过分僵化”，并使党和国家在组织上保持团结和统一，不致因派别集团导致分歧和分裂[25]。
关于加强党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布哈林认为，党内外的群众监督和批评，是防止和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和蜕化现象的有效办法。他主张群众监督和批评的自由，并将其看成是国家政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为缺少监督和批评的自由，是党和国家机关中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1928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次全体联席会议上，他集中地讲了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如共产党、共青团的干部，有的甚至是革命战争中的英雄，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等等[26]。指出，如果多一些监督和批评的自由，“这些坏蛋就藏不了多久”，这些腐败现象就会减少或消失[27]。同年，在全国第四次工农通讯员会议上，他也严厉地指责了党和国家干部中的一些人“在一起吃喝玩乐”，形成了“至爱亲朋——酒肉朋友”，而却“把互相监督化为乌有”[28]。他指出，缺少应有的监督和批评自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薄弱点，必须切实地加强起来。他提倡要“有更多的和更大胆的批评”[29]，舆论要有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把舆论比作刀子，提出要用“实际的苏维埃舆论这把刀子切除我们国家机构上的多余的有害的毒瘤。”[30]
关于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权
布哈林主张“坚决地吸引广大劳动居民阶层参与国家事务”[31]。他认为，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特征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提出，必须更多地发挥各级苏维埃的作用，通过苏维埃“吸引”群众中的“最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工作，把管理国家的一部分责任放到他们身上”，“培养他们充当管理国家的角色”，“吸引他们讨论愈来愈广泛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问题”[32]。要确保苏维埃机关成为人民的代表机关，确保人民群众的参政权，不断加强和完善苏维埃机关，注意经常地从群众中“挑选和提拔新人”来充实苏维埃机关[33]。他还建议，把基层苏维埃机关，如县、乡、村苏维埃机关，建设成为组织劳动群众、认真仔细研究和讨论问题的小型的劳动“议会”[34]。
从上述内容来看，布哈林在苏联早期、主要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依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针对当时社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他当时达到的认识水平，提出了关于国家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在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以后，应该逐渐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即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这些思想同斯大林的政治建设思想和作法，在主要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或者完全不同，实际上提出了国家政治建设的另一种设想或另一条道路。如果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按照布哈林的这些思想来进行国家的政治建设，其结局肯定会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未能成为苏联早期政治建设的主导思想，但历史证明，他关于在和平发展新时期使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即民主化、制度化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趋势的认识、关于国家职能重点变化的认识、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的认识、关于注意加强党和国家机关自身建设的认识、关于扩大人民群众参政和加强切实的监督和批评的认识，等等，也都是正确的。这些思想，即使今天看来，也仍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值得社会主义者重视和研究。
应该指出，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列宁晚年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在晚年时期，经过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否定和放弃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打算，提出和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而且在政治建设上，针对主要在战时形成的、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以及管理方式的弊病，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设想，如正确划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之间的职能界限、恢复和提高苏维埃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改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加强监督和监察工作、改革干部制度，等等。实际上，列宁已经指出了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方向。布哈林的政治建设思想同列宁的政治建设思想是一致的，是对列宁思想的坚持和继承。由于布哈林比列宁经历了更长一些时间的苏联社会实际生活，使得他对逐步暴露出来的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端看到的也更多一些，因而他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也就显得更为深刻。他对非常时期遗留下来的、同新时期生活不适应的东西没有能迅速地、彻底地变革，更加感到忧虑，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更加尖锐，所提出的政治建设思想也更加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更为中肯。
还应该指出，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早期的政治建设实践短暂、经验不足，布哈林必然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其政治建设思想不是全面的，有些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尚需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而且，布哈林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包括政治建设在内的当时国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负有一份责任，这说明在指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他也有思想和认识上的失误，虽然这些并不影响他的政治建设思想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4]布哈林《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98页，转引自（美）科恩著《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93页。
[2][5][6][7][8][9][31][32][34]《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5、213、452、212、453-454页。
[3][10][12][13][14][15][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3]《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3、298、315、313、317、13、321、316、312、253、60、238页。
[11]《布哈林文选》下册，第424页。
[16]《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2期，第6页。
[22]（美）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99-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