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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沧桑话陇右
陇右，地处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过渡地带，横贯全境的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又聚居往来着众多的民族，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出一种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求新尚奇的民俗风气，为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晋唐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陇籍作家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这一时期陇右小说的创作，不仅构成并且推动了志怪传奇的发展繁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地域文化现象。
概括起来看，陇右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1)流传至今的志怪传奇作品中，陇籍作家的创作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晋代的王嘉，唐代的李朝威、李公佐、牛僧孺、李复言，五代的皇甫枚、王仁裕，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分别体现着所在时期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尽管他们并不全都在陇右地区从事文学活动，但乡土文化中那种宽容开放、求新尚奇的精神，却无疑对他们选择并坚持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起了积极的作用。(2)陇土风气和陇籍作家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当时的小说创作，象李公佐对白行简的敦促，牛僧孺对一时风气的影响，都是著名的例证。(3)陇土生活不仅为小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培植土壤，而且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00年敦煌遗书的发现，为小说在陇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敦煌小说的存在，进一步说明唐代前后陇右地区小说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填补了小说艺术从志怪传奇到话本转变之间的一段空缺，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料价值和审美意义。
（一）皇甫谧和王嘉
和小说有关系的第一个陇籍作家，当推皇甫谧(214-282)。谧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他的祖辈皇甫规、皇甫嵩都是汉末显赫一时的人物，但他自己却一生不求仕进，唯嗜书如命，时号“书淫”，是魏晋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隐士。他的著述很多，诗赋之外，尚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年历》、《针灸甲乙经》等。严格地说，皇甫谧不是一位小说家，他的著述大都有着明确的史学目的，但是，《高士传》、《列女传》、《帝王世纪》等书所载的许多人物故事和神话传说，却有着明显的文学创作意味，如《高士传·许由》：
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而逃去……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求闻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人物形象鲜明，对话生动活泼，有着明显的想象虚构色彩，这段文字与后世小说相比，已无大的差别。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本来就是脱胎于史记杂传，不过想象虚构的成份逐渐超越了其记实功能而已。皇甫谧的作品正好体现出小说萌芽初始时的一种情状，对我们认识小说的发展历史颇有助益。
晋代真正可以称之为小说家的陇右人，是王嘉。嘉字子年，东晋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县）人，是一个一生都伴随着神异色彩的方士。早年隐居东阳谷、终南山等地，后入长安，苻坚屡次征召，不应，甚受礼遇。姚苌入长安后仍很看重他，但终因言辞拂意而杀了他。王嘉著有《牵三歌谶》和《拾遗录》10卷。前者是一部预言未来之事的谶语，今已失传。后者今名《拾遗记》，经过了梁萧绮的删订，仍为十卷。
《拾遗记》前九卷记自庖牺至王嘉所在之时的奇事异闻，后一卷（亦名《名山记》，见《直斋书录解题》记昆仑、方丈等九仙山的神话传说，“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志怪小说集。
魏晋南北朝是一段社会现实和思想意识均处于大变乱中的历史时期，《拾遗记》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一时代风气。一方面，社会的变乱、人民的疾苦、贵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在《拾遗记》中不时有精彩的表现，如《怨碑》、《翔风》、《裸游馆》，在貌似奇诞的故事中，透露着社会生活的实质；另一方面，由于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再加上王嘉本人就是一个方士，《拾遗记》中的大量篇幅就记载了在后世看来“诞谩无实”的神迹仙验、殊方异闻等。在对《拾遗记》的评价中，人们多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其实后者正是志怪小说的可贵处之一。历史和神话的混杂、科学和迷信的融合，正是志怪小说的特点，也是它摆脱记实功能束缚，走向审美体验的契机所在。《拾遗记》的神话史料价值，前人多有论及，它的科技史料价值，也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王嘉同时或稍后的陇右著作中，还有一些和小说颇有因缘的作品，如《凉州异物志》、《西河旧事》、《凉州记》等，这些被后世学者归入地理杂记类的著作，由于记载了不少得之传言的殊方异物异事，其间虚构创作的成份也是不少的，只不过写作目的不同于志怪小说而已。
（二）李朝威和李公佐
柳毅传书在今天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柳毅传》作者李朝威的生平却始终是一个谜，明确无误的只有他的籍贯，在《柳毅传》的末尾，他自称“陇西李朝威”。根据同一段记载，学者们推断此文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785-804)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李朝威生活的年代也就在8世纪末9世纪初的中唐之世了。
唐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叙事技巧和美学境界上都达到了一种成熟的高度，《柳毅传》正是传奇艺术繁盛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柳毅和龙女爱情故事的浪漫绮丽，龙宫生活的人间情调，服食成仙的神奇传闻，既可窥见唐人精神生活的绰约风貌，又给后人留下了一块可资长期追怀梦想的艺术天地。早在唐末，就有人写了一篇《灵应传》，继续敷演这段故事，宋人的《柳毅大圣乐》宫本杂剧，元人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杂剧，明人许自昌的《橘浦记》、黄维楫的《龙绡记》传奇，清人李渔的《蜃中楼》传奇等等，都在不断地翻演这段故事。《柳毅传》叙事的曲折生动，摹情状物的优美逼真，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以及人物语言的简洁传神，都是十分出色。
传奇繁盛期的陇右作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便是李公佐（约770-850）。公佐字颛蒙，陇西人。鲁迅说他是传奇作家中“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中国小说史略》），他的生平事迹不甚明了，人们只知道他曾举进士，并在元和、会昌年间做过从事、录事一类的小官，而这一切又主要得之于他作品中的自述文字。不过在当时的传奇作家中，他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白行简那篇流芳千古的《李娃传》便是在他的敦促下写成的，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中还有一篇《李公佐》，记录了一段和他有关的神仙故事。他的传奇作品现存四篇，即《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和《古岳读经》，都是影响后世文学极深远的作品。
《南柯太守传》是李公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最优秀的一篇。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享尽荣华，历经浮沉，醒来发现不过是一蚁穴的寓言，和沈既济《枕中记》立意大致相仿，但其叙写更为生动，情节更为繁复，解脱劝诚的意味也更为明显。人生如梦的思想虽然源自佛说，但其中的现实感慨亦复不少。南柯一梦，后来成为人们常用的典故，这段故事对后来的影响也不仅体现于其改作，如汤显祖的《南柯记》传奇，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煌煌巨著，不论其欲证色空的初意，还是携石头至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历经人情磨炼启悟的整体构思，都和《南柯太守传》等作有一脉相承的痕迹。
（三）牛僧孺与李复言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中唐著名的政治家“牛李党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志怪传奇的特殊爱好，不仅使他在早年就写出了《玄怪录》这样的重要作品，而且还给他招致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他的政敌中就曾有人利用这一点，伪托了一篇颇有些犯上言辞的《周秦行记》来诬陷他，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玄怪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但早已散佚，今日可见的主要是《太平广记》所引的33篇文字。鲁迅曾言，“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中国小说史略》）。以牛僧孺的文名和地位而作小说，在当时会产生巨大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事，《玄怪录》问世不久，摹拟仿作者就竞相撰述，李复言有《续玄怪录》10卷，薛渔思有《河东记》3卷，都明确标榜续牛氏之书。牛僧孺的亲族中受此影响的也颇有其人，如《宣室志》（10卷）的作者张读，就是他的外孙；而为《牛羊日历》作序，并作《续牛羊日历》，推波助澜，诋毁牛氏的皇甫崧，据说还是他的表甥。
《玄怪录》中的故事，在唐人小说中并不是最为出色，但也有一些优秀篇目，如《郭元振》讲述的郭元振为民除害、杀死猪精的故事，不但可读性强，而且与《西游记》中的高老庄故事存在着某种颇有意味的联系。《崔书生》、《刘讽》中关于爱情、家庭生活的细致描写，也显得情趣盎然。《玄怪录》在文学史上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在唐传奇中较早地明确张扬故事的虚拟造做性质，为小说与杂史的分流、独立做出了贡献，这也就是他那篇颇平庸的《元无有》备受推重的原因。
《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也是一位陇右作家。复言，名谅，陇西人。曾任彭城令、苏州刺史等，官至岭南节度使。与白居易、柳宗元等多有往还。《续玄怪录》亦多散佚，《太平广记》引录了34条，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如《定婚店》。韦固在宋城南店月下遇一老人，自称是掌管天下人婚姻的幽吏，并告知韦固，他未来的妻子是附近一个卖菜老妪的3岁幼女，凡有姻缘的人在生下来时，已有一根红线牵系着他们的脚，是挣脱不开的。韦固见到那个女孩后羞怒交集，派家奴用小刀刺杀她，匆忙中只刺伤了眉心。14年后，他娶了一位刺史家的小姐，原来正是那个女孩。故事宣扬了一种姻缘前定的宿命思想，但红绳系足的传说也给后世青年留下了许多绮丽梦幻。《李卫公靖》也是一篇很有名的故事，李靖替龙行雨，为报答村人厚意，违命多下了几滴雨。结果却造成了灭顶的水灾，好心做了坏事。读后让人既惊叹构思之奇，又为李靖惋叹唏嘘。《杜子春》写一个浪荡子弟杜子春耗尽家财，得一老人三次赠钱，终于悔悟改过，后来替老人看守丹炉，虚幻中历尽千般磨炼考验，但因不能忘怀亲情之爱而功亏一篑。故事曲折生动，情节繁复细致，前半篇颇具警世讽俗的寓意，而后半篇写杜子春的不能忘情也使人觉得亲切可爱。
（四）皇甫枚与王仁裕
皇甫枚，字遵美，安定（今甘肃泾川县）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唐末和五代初年，曾为鲁山县主簿，晚年旅食汾晋，写成《三水小牍》三卷。
《三水小牍》是五代初年的作品，其文风还基本保持着唐人韵致，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话》中称它是“五代小说的压卷之作”。
《三水小牍》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步飞烟》。功曹参军武公业的爱妾步飞烟，和邻居少年赵象互相倾慕，终至偷情，事泄后，赵象逃走，飞烟被殴打致死，临死犹言：“生得相亲，死亦何恨”。这种表现青年男女追求真挚爱情的悲剧作品，在古典文学中不算罕见，但飞烟至死无悔无怨的坚定执着，却也颇能感人。尤其是作品写到她死后，有一姓李的书生作诗讥嘲她：“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她在梦里反讥道：“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务矜片言，苦相诋斥？”鲜明的性格形象如在眼前，而作者的同情态度也依稀可见。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秦州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人。唐末为秦州节度判官，历仕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是五代时期一位值得重视的诗人、小说家。其著作除诗文之外，有《玉堂闲话》10卷、《开元天宝遗事》4卷。
《玉堂闲话》是杂史琐闻性质的笔记，故事的记叙多朴实无华，缺乏细节的铺排渲染，但其故事本身给后代的戏曲、小说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几篇断狱故事，如《刘崇龟》，“可以说是宋代以后公案小说的先驱，是由唐到宋小说题材扩大的一个迹象”（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
《开元天宝遗事》是王仁裕记载有关开元、天宝年间遗闻佚事的著作，虽然不是有意虚构造做的，但因时隔久远，不少记述已远非信史，只可看作《世说新语》式的传说。书中故事大都篇幅短小，单篇观览，小说意味略嫌不足，但由于书中涉及的多是历史名人，如唐明皇、杨贵妃、张九龄、李林甫、李白……，人们对他们的主要事迹和为人性情都比较熟悉，书中片言只语的记述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用。而其中的许多故事，刻划人物确实也能画龙点睛，象《盆池鱼》，短短一段故事，将张九龄的忠直，李林甫的奸谀，唐明皇的昏昧，尽皆托出。其余如《传书燕》、《鹦鹉告事》等采自民间传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很有特色。
（五）敦煌小说
1900年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也为小说在陇右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篇章。
敦煌遗书中保留下来的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变文、词文、话本、俗赋、灵验记等形式，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都和小说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是后世话本小说和说唱文学发展的共同渊薮。
变文是一种讲唱结合的叙事文学，主要用于宣扬佛经故事，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讲述的都是佛和佛弟子的故事，充满了果报轮回的思想。这类作品往往规模宏大，想象丰富，文彩铺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变文中也有一些取材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前者如《伍五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后者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通俗故事赋，是一种韵散间杂的叙事文学作品，如《韩朋赋》、《燕子赋》等；词文则是一种通俗叙事诗，象《季布骂阵词文》等，它们和小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郭煌遗书中还有一类被学者归入志怪小说的作品，就是灵验记、传验记之类。这类作品大多以佛教为内容，用果报灵验等故事，劝人诵经向佛。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P.381)写敦煌张闰子家人圆满用小石头打鸽子，误中天王神像，至使两眼失明，后经诚心忏悔，诵经念咒而双目复明的故事。同类的还有《白龙庙灵异记》(P.3142)、《道明还魂记》(S.3092)等。这类故事一般情节简单，但大量采用了民间的口头语言，为后来的白话文体开辟了道路。
话本作为古代小说的重要形式，早在唐代就已产生了，敦煌话本的存在填补了古代小说由志怪传奇向话本转变的空缺，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料。敦煌遗书中现存的唐代话本有《庐山远公话》(S.2073)、《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庐山远公话》讲述了名僧慧远的故事。慧远出家后，在庐山弘扬佛法，被贼人劫掳为奴，后又与道安论难，惊动皇帝，被迎入大内，最终归山成道。故事情节曲折，语言通俗，虚构色彩非常明显，是一篇颇具代表意义的早期话本小说。
另外，《唐太宗入冥记》(S.2630)、《秋胡》(S.133)被作为变文收入《郭煌变文集》，但从内容来看，却无疑应算作小说，如《秋胡》讲述秋胡求学、做官、戏妻的故事，通篇皆为散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已称它为《秋胡小说》了。
敦煌小说中，不应特别提到的是署名句道头的《搜神记》，据学者研究，它与干宝《搜神记》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关系，它的成书在唐或唐以前，与今本干宝《搜神记》有某些相同的故事，但很难说清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有不少故事，句本比干本更为完整详细，语言也通俗浅白，带有较浓的民间色彩。有人认为它是“唐代说话初级阶段的‘话本’”。
从艺术的角度看，敦煌小说还不能说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它的存在却使我们比较具体地了解到唐前后小说艺术发展演变的轨迹，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陇右文化对晋唐小说发展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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