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条件下宏观调控的目标次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次序论文,宏观调控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549（2004）03-0037-05
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能否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经济理论界对其含义还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对于宏观调控的目标，学者们的认识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致的。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次序必须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调整，而且实现短期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中长期市场化的制度变革。
一、宏观调控的内涵及产生的根源
“宏观调控”是一个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西方叫做国家干预。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但宏观调控陷入“语义丛林”。不仅经济学界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而且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文献中，鲜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明确的界定，相当多的学者包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含混地使用这一概念。在经济研究中，一个突出而普遍的现象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把宏观调控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失灵；将宏观调控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对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有害的。
宏观调控，即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总量（即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以趋近经济目标的行为过程，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体现。宏观调控是一个包含了主体、对象、政策、手段和目标等完整的内容体系。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由于政府是国家职能机构，体现国家意志，因而也是国家行为。政府有中央和地方之别，但担当调控总量任务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难担此任。
宏观调控是调控主体通过经济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经济政策就成为连接调控主体和调控对象的中介环节。经济政策作用于总量，通过价格参数影响企业行为。政策和最终目标之间有不同层次的中间变量和中间目标，因而宏观调控本质上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与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本质区别。宏观调控直接作用的对象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目的是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一种非常的倾向是将宏观调控的对象泛化，不仅有总量，也有结构，而且还有各个产业，出现了诸如工业宏观调控、农业宏观调控、第三产业宏观调控、石油价格宏观调控等等论点。宏观政策影响所及的领域都被纳入宏观调控的对象之中，把总量和个量、宏观和微观混为一谈。
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宏观和微观之别。宏观总量调控，当然会对不同产业和部门等微观经济领域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它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某些部门和行业的，不是抑制或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资源如何在各部门进行分配，则应由市场来完成。宏观调控只是为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不是与市场相对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通常的说法是，宏观调控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宏观调控本质是经济手段的间接调控，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手段。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卡特政府都曾采取过行政手段冻结物价，以防通胀。对加强宏观调控立法，规范政府行为，学者们没有异议。问题是很多研究者将规范市场秩序的微观规制行为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宏观微观混淆不分。以致有些论者对加强宏观调控有疑虑，担心导致计划体制的复归。为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强宏观调控很有必要。至于微观经济领域，政府干预的多少应视情况而定。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领域，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加速市场的形成，以利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不是替代市场，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日臻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主要扮演市场体制守护者的角色。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比较新的教科书还有收入政策和供给政策。在法国、日本和韩国，经济计划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手段都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随着时势的不同、政策目标的次序不同而转型（后文将详述）。在对政策手段的理解上，中国经济学界将宏观政策手段泛化的倾向也极其明显。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化以外（典型的是将产业政策说成是宏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越出经济领域，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平与效率等政府其它的非宏观经济职能纳入政府宏观调控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和非经济职能、宏观经济职能和微观领域的职能混同，造成宏观调控内涵不清，概念的逻辑混乱，学术探讨各说各理，甚至南辕北辙。
宏观调控是政府经济职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体现。除此，政府的经济职能还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没有将国家干预加以区分。西方各国的政策文件亦没有宏观和微观之别。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的过程中，不少学者把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这两种政府的经济职能产生的原因混淆在一起，认为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经济的外在性、垄断的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市场的不完备、社会公正等）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实际上宏观调控职能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既表现为经济衰退和失业，也表现为通货膨胀和滞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被称为稳定经济的政策。
在凯恩斯之前，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已存在。从西斯蒙第和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界对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研究和论述日益增多。到19世纪后半叶，这种研究已经达到相当专业的水准，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就是这个时期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研究提出许多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假说式经济理论。然而西方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式的市场均衡观。有了微观市场的自动均衡，宏观经济也均衡，宏观调控没有必要。即便是国家干预理论（除德国历史学派和福利经济学外，还有新古典经济学），也主要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论述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必要性。实际上即使市场机制在微观经济领域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由于合成谬误的存在，也不一定能保证宏观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
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给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市场均衡观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不确定性为基础，提出：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导致需求不足。市场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市场的均衡只能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分析在一个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去计算的不确定的社会中，预期的形成和影响行为的方式。”（注：P.Davidson：Money and the Real World.1972，London：Macmillan）凯恩斯革命，否定了“供给会自动创造自身需求”和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教义。它不仅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更标志着研究范式的革命——革的是在个体最优决策基础上产生的供求均衡观的命。（注：左大培：《范式革命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由于被正统的均衡观所统治，不能承认需求不足背景下的经济波动。更不能承认这种波动有规律性。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具有不稳定性，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特例，典型的情况是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不均衡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凯恩斯第一次从宏观经济不均衡的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稳定经济的对策。自此以后，实现经济的稳定演化为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是国家经济职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凯恩斯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经过发展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统。20世纪50—70年代，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先后出现并崛起，向自由主义复归。80年代崛起、90年代影响日盛的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吸收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对政策产生了影响。90年代的克林顿经济学和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等都有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新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承认经济存在波动，对经济波动的根源和政府政策持不同的看法。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波动内生于经济结构中，国家干预政策是有效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波动的根源主要是外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但经济结构中的内生因素会使外生冲击引起的波动加剧和持续。政策是有效的，但不当的运用有负面效应。货币主义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认为政府货币政策的不规则变动引起的总需求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主张实行规则性的货币政策，这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货币商业周期论和实际经济周期论者）中的货币商业周期论基本一致。而实际经济周期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外生性的技术变动为主的供给冲击引起的，政策无效。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是以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的新古典假设为前提和约束条件的，这与市场中信息不足、不确定性及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的现实相去甚远，导致其势微。无论是需求冲击或是供给冲击，都表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均衡，货币主义和货币商业周期论主张的规则性的货币政策，都是政府稳定经济的宏观政策，也反证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有效和需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明显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且效果明显。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间实现罕见的低通胀、低失业的扩张性增长。通货膨胀率仅为1.6％，是3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连续18个月低于5％。1998年为4.25％，达到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现代市场经济，不均衡是常态，绝对均衡是特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导致总供求的不平衡，经济波动甚至危机频繁发生。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实践中，没有一个国家任由市场自动均衡而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自《通论》问世后的50年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到了与稳定化有关的问题上。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经济学家取得了两点共识：第一，总产量的波动是对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第二，总体经济的不稳定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是不合意的。不稳定性能够并且应该用适当的政策组合加以消除。（注：[英]布赖恩·斯诺登 霍华德·R·文 主编：《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第32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稳定经济的政策是必须的。
二、转轨背景下的宏观调控目标及政策选择
中国很早就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目标，这种目标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也包括效益，是质和量的统一。其本质要求就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把促进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与西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完全一致。这种提法第一次明确地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置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之内。
西方经济学把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界定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但协调这四大目标是比较困难的，有时会发生矛盾。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是不一样的。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这四个主要政策目标，政府就需要四个政策工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除此之外，特殊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如限价政策。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常用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英国年度财政预算都要在各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美国国会讨论预算时，总要修改与1946年就业法案不协调的内容。德国1967年的“稳定规则”提出，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价格稳定、高就业、外部平衡、适度的经济增长，70年代初，西方国家相继爆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70年代末又受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人们对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产生了严重怀疑。因此，80年代，西方国家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发生了重要转变，控制通货膨胀率代替了失业率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地位也下降了。在政策工具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国家相继放弃了通过冻结工资和物价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其中重要原因是收入政策的实施结果是不成功的。结构性的微观经济政策部分地替代了收入政策。由于财政政策的频繁使用，使债务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80年代不少国家相继把减少赤字预算、平衡财政收支当作重要的经济目标。如日本的“巩固财政计划”，英国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借款的中期战略。克林顿执政后，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削减财政赤字，且成效显著。
西方各工业国宏观经济目标的优先次序和政策工具随着形势的变化的实践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尽管我国把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但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确立不同的目标次序。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鉴于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在经济目标次序的选择上，有学者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也有人认为，就业政策目标，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就业和失业问题，历来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在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下，就业（失业）的变动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密切相关。但转轨进程的中国，就业的变动不仅与景气循环相关，而且和就业制度及人口问题相联。我国失业问题随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实施而开始突出。失业问题的突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刚摆脱的通货紧缩也与之有关。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六大”报告中，就业作为仅次于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其地位十分突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营造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以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没有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比较满意的就业也是困难的，但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还需要体制改革和微观就业政策的调整。以经济增长服务于就业目标，不仅不利于总量调控和结构性战略调整，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问题的核心不是二者谁优先，而是二者如何有机协调，即如何在增长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解决就业问题。
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一目标的转变。即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基本取向，实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认识到，在长期内保持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最有利于经济增长。1993年以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最终目标不明确，短期目标的随意性就更大。1993年，国务院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货膨胀和就业是否存在规律性的关系？90年代中期以前，通货膨胀的每次爆发，失业率没有随之增减。90年代后期，通货紧缩和失业率增加相伴生。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并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理论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关系。（注：左大培：《通货膨胀与失业》，参见张曙光主编：《市场化与宏观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自“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低通胀的稳定增长时期。总体地看，物价基本稳定。虽有经济学家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通货膨胀的诱因，但从短期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鉴于通货膨胀率已降到很低的程度，也需要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质上是内外稳定的政策调控目标。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经济对我们的影响逐步加大。1994年和90年代末世界经济景气情况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对外平衡必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控，主要是总量调控，如何处理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理论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1.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短期问题，但宏观经济学是否应把长期增长问题纳入其视野之内，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界对此存在着重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波动”这样一个“窄”的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短期稳定政策。并不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而是尽可能使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之间大体平衡（樊纲1997，2001）。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对此也有明确的界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分析虽以短期波动为主要对象，决不是不讨论长期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不能墨守成规，应把制度等长期因素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卢锋，2000；张曙光，2000）。曼昆的《经济学》，其宏观部分五章中就有三章讨论长期问题。布赖恩·斯诺登和霍华德·R·文（2000）对“不断发展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作用和性质的争论作了历史的回顾，说明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家对供给面的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短期稳定对长期增长必不可少，但社会福利的增进仍有赖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作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仍缺少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微观基础。宏观调控经济学既要研究短期问题，关注短期波动，也要兼顾长期因素（包括制度、结构）。经济政策也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宏观调控既要注意短期稳定，同时也要为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逆市场化而动，只注意眼前，忽视长远的发展，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少的。
2.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经济中计划经济的痕迹有时还相当明显，而且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等），还缺乏一个有效传递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往往有其特殊的体制基础和结构性的根源。仅立足于总需求调节的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够的，以短期、总量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不足的局面。产品的相对过剩很大程度上也是结构和供给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政府也应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措施来增加有效供给。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人士后来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宏观调控要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必须同时有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战略调整的进展相配合。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同时，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和体制改革及结构性调整保持一致。
3.政策和制度（包括体制）。实质上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中的一个方面。宏观调控政策是短期政策，制度建设是长期的因素。西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还是规则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有其政策灵活性的特点；规则性的政策有其制度方面的优势，能减少滥用权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较大随意性，减少通货膨胀预期。从经济政策本身看，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在保持政策灵活性的同时，避免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加强决策和实施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是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时应该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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