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里”的治安管理
张 信 通
安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安顺 561000)
[摘要] 秦汉时期里的治安管理贯彻教民富民、以防为主的方针，重在抓好三项工作：一是里门卫制。两名里监门负主要职责，执行严格的居民身份出入管理制度。二是在里中推行什伍连坐制和里吏连坐制。连坐制体现了编户民全员参与、群防群治、里吏负责的治安管理特点，里正(里典、里魁)负主要责任，其他里吏负次要责任，四邻负连带责任。三是里吏和里中民众协助上级处理里中治安事件。里长负主要责任，其他里吏协助，民众参与，共同完成上级政府机关交办的任务。
[关键词] 秦汉； 里； 治安； 里吏
秦汉时期，里是国家最小行政组织单位，是帝国大厦的根基，里的治理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秦汉又是我国古代社会治安制度的基本定型期，国家治安指导思想完成了从秦朝“专任刑法”到汉代“礼法统一”的理论转换。确立了中央、郡县、乡里三级制治安管理模式，建立了以尉职官吏为主干的覆盖全国的治安管理系统：中央一级有太尉、廷尉、中尉、卫尉等官吏设置。郡、县地方政府则有郡尉、县尉等各类尉职官员设置。乡里基层除乡部吏、里吏主管基层治安之外，还有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的建置，由此形成了覆盖全国纲目分明的治安管理体系。
基层社会良好的治安状况是民众幸福、国家稳定的前提，学界早已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1-13]。学者对乡部吏在基层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研究比较透彻，但对最小居民行政单位里的治安分析还不够细致，尤其对里吏在基层发挥的作用论述不详。而近年公布的秦汉简牍和其他考古资料非常丰富，能够补前人研究此问题资料不足之缺陷，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研究相对薄弱的里的治安管理做补充论述。
一、注重乡里教化
秦朝以法家理论为治国指导思想，专任刑罚，不重教化。汉代则汲取秦短命而亡的教训，把教化列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里吏在治安管理实践中创制发展了较为科学的治安管理模式，教民、富民在前，从治本的高度出发，从源头上着手，有效减少了违法治安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社会发展，法律文化得到较好普及。
除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聂绀弩当时还写有散文《关于哀悼鲁迅先生》，记述鲁迅丧葬的盛况。此后，他还陆陆续续写过许多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聂绀弩已经78岁了，还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撰写了总题为《为鲁迅先生百岁诞辰而歌》的10题21首诗歌。
里吏是乡里民众的治安榜样。“又置正、伍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14]3211“孝弟”是汉代的乡官，《汉书·文帝纪》：“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14]124-125“孝弟”指两种乡官，史书二字合写，孝者的重要性比悌者高，两者所受赏赐有别。汉初没有这两类乡官，到文帝时期增设的目的在于风化百姓，里正、伍长以孝者、悌者为学习榜样，带头引导民风，教化民众。教化与法律手段并用，收到了更好的治民效果，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即“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14]3211。《汉书·黄霸传》：“然后为教条，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14]3269父老、师帅、伍长是里吏，他们率先垂范，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黄霸精力能推行之……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14]3629-3630里吏带头示范在前，引导民众为善。东汉里吏治民同样重视教化：“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15]3625扬善惩恶是里魁、什长、伍长的职责，以此来明教化。
以教化减少治安事件发生，汉人多有见解。董仲舒认为“德”比“刑”重要，治理民众，维护基层社会治安，教化是重要措施，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比“刑罚”更重要、更有力，是治国之“大务”。两汉基层社会治安状况整体良好，重要原因在于汉朝吸取了秦亡之训，治安理念有了根本性转变，把“教化”治民放到了首重位置。
教化内涵丰富，汉代在基层陆续增设三老、孝者、悌者、力田，目的在重教化。民众思想得到改变，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多方面的。教化和富民有因果联系，民富则易治。如民生问题不能解决，治安也就无从谈起。“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16]145贾谊点明民众富足是良好治安的前提。民贫易生乱。“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毕通也。”[14]1129“盗贼”蜂起在于他们衣食无着。晁错指出：“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14]1131晁错道出了贫穷和治安的关系，透出了晁错的治安思想，穷生奸，穷是治安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里监门是里的专职治安管理人员，地位卑下，但遵循一定程序招募录用，《二年律令·户律》：“募民欲守县邑门者。(简号：308)”[18]175邑是一个比里涵盖面大的概念，但里门与邑门在性质上有类似之处，守门者也由招募而得。县和邑的门者统一招募录用，这一职位有具体职责，他们应当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和相应特殊聘用条件。里监门的职责，《二年律令·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简号：305-306)”注释：“辨，分。古时有可分为两半的符信。”[18]175这条律文含义丰富，我们仅谈与里监门有关内容。“辨”是出入里门的凭证，类似今天的身份证，外面陌生人进里门之前，必须出示。一旦有盗窃等刑事案件发生，或有外出不归现象，里监门负责第一时间报告里典和相关治安官吏。然后组织处理突发治安事件，“救水火，追盗贼”与他们都有直接关系。
《政务公开法》旨在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同时，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关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可以在现有的主动公开事项基础上，增加公务人员财产收入公开的规定，利用公开制度预防腐败，监督公权力机关，建设廉洁政府和清明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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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里监门制
其他经济盗窃罪的连坐判罚同样偏重。《法律答问》：“甲盗不盈一钱，行乙室，乙弗觉，问乙论可(何)殹(也)？毋论。其见智(知)之而弗捕，当赀一盾。”[24]155见到他人盗窃财物不值一钱，见而不捕，见者连坐受罚一盾。可见，盗窃罪连坐判罚较重，盗窃多少，知与不知，隐匿多少，是确定连坐量刑轻重、范围的依据。其他类型的犯罪，同居连坐因情况不同判罚。(一)男性犯罪，秦简《法律答问》：“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可(何)殹(也)？当□(迁)。□(迁)者妻当包不当？不当包。”[24]177官吏玩忽职守，专干坏事，判处流放罪，其妻不可以随罪人前往流放地。“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24]178如其妻自首，可以随罪人前往。“包”是一种优惠政策，不是连坐罪名。秦简《法律答问》：“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24]224丈夫有罪，其妻告发，不连坐；陪嫁的奴婢、财物不没收为官。(二)同户女性犯罪，男性无罪，不连坐，秦简《法律答问》：“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24]224并且其妻陪送的奴婢、嫁妆衣物归丈夫所有。
同治五年(1866)二月初八日，塔尔巴哈台士兵撤离途中，在南湖营一带与起事者交锋，结果，军营被起事者占领。图库尔所奏满文档案记载：
里监门职数设置，一里两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集解》张晏曰：“监门，里正卫也。”[17]2572《汉书·张耳传》：“两人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注：“监门，卒之贱者，故为卑职以自隐。”[14]1830除常职里监门之外，另有里中民众一人轮流共同值夜班，《二年律令·户律》：“□□□□令不更以下更宿门。(简号：309)”注释：“更，轮值。”[18]175“不更”为四级爵位，其以下的低爵男子和士伍在内的无爵男子，他们按照法律规定轮流到里门值夜班，加强夜间治安管理力量。
玛丽的困境可以理解为生活困境和心理困境。玛丽的丈夫迪克经营着一个农场，由于迪克自身的经营理念，农场相当的不景气，生活水平受到威胁，玛丽整日只能待在破旧的铁皮屋里，异常窘迫。与此同时，玛丽的心理也在遭受着折磨，在殖民主义的环境下秉承着白人和黑人有别的观念，跟土人摩西产生了暧昧关系......笔者将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角度分析造成玛丽困境的原因。
毕业实习是大学生的一次“工作演习”，可以让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来解决实际问题，让大学生可以有机会展示和完善自己。从培养目标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真正检测学生是否具备如下素质能力：扎实的基础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与领导能力、工程系统认知能力和全球意识能力，让他们在实习工作中能自行发现探索新的问题，从而检验自己的学习能力。
里监门虽是“吏之贱者”，但从其招募选用、承担职责判断，他们有一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他们在里吏中的地位虽低，但和普通人相比，他们的能力当在多数人之上。汉初所见里监门多为隐君子和刘邦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不是偶然现象。陈直曾指出：“战国至西汉时，监门多隐君子。”[19]133
邻里伍人连坐量刑比同居相对低。秦简《法律答问》：“有贼杀伤人衝術，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壄(野)，当赀二甲。”[24]194此处连坐受空间距离限制，百步以内人罚二甲。《云梦龙岗秦简》所载文字简略，当属伍人连坐：“苑律论之，伍人弗言□，与同〔罪〕□。(简号：172)”[26]33东汉里的什伍连坐制，《续汉书·百官五》：“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15]157重大治安事件，全里民众全员参与，不参与的居民连坐：“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简号：305-306)”[18]175连坐判罚标准是每人“罚金二两”。《汉书·鲍宣传》：“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注：“言闻桴鼓之声以为有盗贼，皆遮列而追捕。”[14]157这是里的全民参与捕捉盗贼的形象记述。
三、 什伍连坐制和里吏连坐制
什伍连坐制是里治安管理的重要制度，其确立于商鞅变法时期。《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17]2230此制沿用至秦汉，之后又为历代王朝沿用。清末，《大清现行律例》废除了“缘坐和刺字”[2]696等酷刑，“缘坐”即是什伍连坐制的同义语。秦汉基层治安管理实行的什伍连坐制究竟怎么理解？里吏连坐与普通编户民是否有别？我们对此做一探究。
基层实行什伍连坐制的前提是军队中的什伍制度推向全国，臧知非论述了什伍制度的形成：“什伍乡里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渊源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8]基层什伍连坐制是秦国乡里治安管理的主要法律制度。“秦什伍连坐虽是在里范围内，但连坐在里内是分出次序的，连坐的重点是在‘伍’。”[20]笔者赞同。汉代继承了秦国的什伍连坐制，随着近年不少新史料的问世，什伍连坐制在基层治安管理中的细微之处有待进一步深究。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赢得民心，一度废除了连坐制。“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注：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当其身坐。合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17]362-364盐铁会议上辩论什伍连坐制的得失利弊时，文学一派驳斥御史说：“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圣人知之，是以务和而不务威。故高皇帝约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21]586刘邦确实曾废除过连坐制，但桓宽《盐铁论》：“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21]585有学者研究刘邦的“三章之约”施行大概只有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张家山汉简的公布，我们明确至迟到吕后执政时已经恢复了此制(下文有论述)，东汉一直执行这一制度，《后汉书·隗嚣传》：“民坐挟铜碳，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注：“莽时关东大饥蝗，人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22]517-518仲长统《损益篇》：“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22]1653仲长统建议开发偏远之地，编居民于户籍，推行什伍连坐制。“汉代彻底废除的连坐之罪，实际上就是四邻连坐。‘部主见知’，即主管官吏的知而不举之罪。不再追究四邻的连坐责任，为秦汉间法律的一大化。”[23]不确，“汉朝继续实行秦朝的什伍连坐制，居民互相监视，一家犯罪而不及时告发，同伍同什者要负连带责任。”[2]181-182
里实行的什伍连坐制是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以犯罪主体不同确定相关人群或个体的连坐标准，通常情况下里吏是连坐对象。《二年律令·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简号：201-202)”[18]160“同居”是法律专用语，秦简“可(何)谓‘同居’？同户为‘同居’”[24]160。同户即是同居。“伍人”，“可(何)谓‘四邻’？‘四邻’即伍人谓殹(也)。”[24]194“伍人”“四邻”都是法律专用语，指同伍之人。这里的连坐罪设赎耐和罚金两个处罚层次：同居、里吏、伍人都要连坐，依照亲疏远近，身份不同，轻重有别，同居比“正典、田典、伍人”罪重。关于里正、田典连坐，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24]193同等条件下，里典和伍老做为里吏，他们的责任比四邻大。
里吏连坐轻重，依实际情况而定。秦简《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弗当坐。”[24]159在“与盗同法”和“与同罪”的法律规定情况下，同居、里典、伍人连坐。又《法律答问》：“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24]230里吏连坐制的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灵活性。
里监门对重要里吏负有一定责任。《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余，陈余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集解》张晏曰：“监门，里正卫也。”[17]2572“里吏”指的当是里正或里的重要负责人，里吏笞打陈余，表明里监门受其约束，陈余的某些行为不合里吏要求，里吏和里监门之间有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里监门的行为应当对主要里吏负责。《二年律令·户律》中出现的田典与里监门是两种不同的里吏，田典也参与里门治安管理，“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田典对门卫安全不负主要责任，他重在负责劳动者按时参加农田劳作和休息，但也负有一定责任。里监门不仅有具体明确的职责，还有一定职权。“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索隐》案：“门者，即余、耳也。自以其名而号令里中，诈更别求也。”[17]2572张耳、陈余以里监门的身份，以其手中的有限权力，号令里中民众，保护了自身安全，巧妙避开秦朝的通缉。
上文同居连坐比里吏连坐量刑较重，但也因实际情况而定。若法律明文规定同居对某些刑事案件连坐，如《法律答问》：“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24]160“同居所当坐”，并非同居有罪，而是依照法律规定全家连坐。同居连坐，受连坐罪判罚比犯罪主体判罚应低。《二年律令·收律》：“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简号：174)”[18]158男性罪犯判为“完城旦、鬼薪”以上罪刑以及宫刑，同居的连坐处罚是没入为官奴婢及其家的家产、田宅，这是降刑连坐，连坐判罚和犯罪主体量刑不同。此处还有特殊规定：“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简号：174-175)”[18]156如果犯罪主体的儿子已成家另立门户，有爵位，其子不连坐。罪犯主体的女儿十七岁以上，或者曾经是他人的妻子已被休弃，或者是寡妇，其女不连坐。罪犯主体因犯奸淫罪、强娶其妻、殴伤其妻，即其妻是受害者，不连坐。同居连坐有特殊规定，《二年律令·收律》：“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毋夫，及为人偏妻，为户若别居不同数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内孙毋为夫收。(简号：176-177)”[18]157同居夫妻一方犯罪，另一方主动告发，则告发者不连坐。“偏妻”与“嫡妻”“正妻”相对，寡妇或只是“偏妻”，或者已经另立户籍，罪人若被判“完舂、白粲”以上，属重罪才收捕，但其子不连坐。“内孙毋为夫收”，“内孙”“是相对母系一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而言的，确切地说是指从女儿所出的留在本家族内的隔代直系血亲。”[25]内孙属女性一方家系，由男性入赘所生子，血系应从属于入赘女方的父亲，不因赘婿犯罪而被收捕。
同居连坐，丈夫犯数额较大经济盗窃罪，分轻重数种情况判罚其妻连坐。秦简《法律答问》：“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殹(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夫盗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罪，以百一十为盗；弗智(知)，为守臧(赃)。”[24]157丈夫盗钱三百钱，其妻没有参与盗窃预谋，知情而不告发丈夫，收其妻为官婢；如果其妻参与预谋，与其夫同罪。盗二百钱，如其妻隐匿一百一十钱，知而不告，以此数为盗钱数额；如其妻不知，判罚“守赃”。妻子是否连坐与其夫盗钱的数额或是否事前参与盗窃阴谋有关，量刑轻重以盗钱和匿钱数额为据。再如《法律答问》：“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罪。”[24]158丈夫盗窃超过一百五十钱，其妻子、儿子知而不告，犯罪主体的妻儿连坐，判罚同罪。
法律硬控制是维护基层治安的另一重要手段，里的门卫制是里治安工作的基本防线，治安责任以里监门为主，田典参与，其他里吏负连带责任，不更爵以下的民众人人有责，轮流参与，共同维护基层居民安全。
家族连坐，少见。《二年律令·贼律》：“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遍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简号：1-2)”[18]133谋反、投敌叛国等政治性犯罪，连坐判罚偏重，犯罪主体腰斩，同户家属弃市。如连坐者能全部捕捉到罪犯，或者事先揭发告官，则免除连坐者的罪名。
里的围墙是维护里内治安的硬件辅助性措施，对此，法律有条文规定，《二年律令·杂律》：“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18]157翻越里墙的行为要受到“赎黥”处罚。《杂律》云：“捕罪人及以县官事征召人，所征召、捕越邑里、官市院垣，追捕、徵者得随迹出入。”[18]157执法人员秉公办事，可以翻越里墙，这反证无缘无故里墙是不能翻越的。监督翻越里墙违法行为应是里监门和民众的共同责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解除自身连坐的途径主要是自首、告发他人。《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盗自告□□□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五(伍)丙盗某里士五(伍)丁千钱，毋它坐，来自告，告丙。’即令〔令〕史某往执丙。”[24]251甲自告、告丙的目的是为了免罪，获得奖赏。《二年律令·钱律》：“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简号：201)”[18]160里吏如果告发他人，罚金可免。《二年律令·告律》：“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城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简号：127)”[18]151这儿的自告，属降刑连坐。告发他人犯罪，有厚奖，《韩非子·奸劫弑臣》：“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27]71《史记·商君列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17]2230秦国告奸与斩敌同赏，奖赏与军功爵赏赐相同。秦简赏金与罪犯受刑轻重有关，秦简多见告发他人受赏律文。《法律答问》：“甲告乙贼伤人，问乙贼杀人，非伤□(也)，甲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24]208告发事实低于犯罪所犯罪行，赏金照发。故诬告他人犯罪多有发生，法律为此特制定诬告连坐，《法律答问》：“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24]167告发他人弄虚作假，受诬告连坐。《法律答问》：“甲告乙盗直(值)□□，问乙盗卅，甲诬驾(加)乙五十，其卅不审，问甲当论不当？廷行事赀二甲。”[24]168-169“□□”两字当是“八十”，告发他人盗钱不实，虚加五十钱，告发者诬告连坐被判罚二甲。诬告夸大事实叫做“盗加赃”，《法律答问》：“甲盗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盗牛，问乙为诬人，且为告不审？当为告盗驾(加)臧(赃)。”[24]170《二年律令·告律》：“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简号：126)”[18]151
综上所论，里的什伍连坐制大致可分为里吏连坐、同居连坐、家族连坐、伍人连坐、里全民连坐、诬告连坐数种。同居连坐细分为男性犯罪连坐和女性犯罪连坐。从连坐责任大小、连坐频率高低看，里吏连坐责任最大，连坐频率最高。里的每一编户民犯罪及其他治安事件，轻重之说，里吏多少要受到牵连。从量刑轻重看，同居最重，家族次之，里吏、伍人基本相同，里中居民连坐判罚最轻。从连坐罪刑看，死刑最少，徒刑和肉刑不多见，罚金最为常见，通常在四两到一两之间。连坐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有免除自新的机会，最为恶劣、性质严重的谋反罪连坐者尚有免除的机会，其他罪名的连坐更有免罪机会。从量刑大小看，连坐者所受罪刑处罚遵循“降罪降罚”原则，连坐者判罚罪刑或罚金常低于犯罪主体。
人到老年，要珍惜身边的伴儿，即使你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不要等到真正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急。遇到矛盾，不管怎样都要想办法解决，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别把话题扯远。好夫妻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若非得给个答案，那应该就是“没有裂缝，只有幸福”。
什伍连坐制有一重要特点，连坐罪的判罚，因经济盗窃罪引起的判罚较重，而其他性质的刑事案件连坐判罚较轻。这体现了秦汉政权把保护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放到了突出位置，这是稳定皇权官僚新秩序所必须的，其立法精神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
明确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确立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根据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关于无人驾驶汽车五个阶段的分级，说明在无人驾驶时代，分级阶段越高，人的控制作用越小，汽车控制系统的作用越强、自动驾驶的功能越多；前四个阶段都是人与汽车控制系统联合行使汽车，第五个阶段则完全由汽车控制系统控制。由此，对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罪主体的确定就可以分成两类情况。
秦汉的立法基本原则从基层什伍连坐制得到了反映。“每个时代统治阶级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使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巩固，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为此都要建立相应的政治和治安制度。”[2]81-132为了充分发挥法律的统治效能，其定罪量刑有几个基本原则：“刑事责任对像：故意从重、过失从轻；数罪从重，首恶从重；自告除罪，诬告反坐。”[2]85-138治安处理的基本原则渗透于秦汉法律体系，里的什伍连坐制的实施即是例证。秦国实行什伍连坐制，加强了基层控制，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7]2231汉代沿用秦制，两汉里中实行的什伍连坐制，从其社会效果来说，是基本合理的，两汉立国四百余年，其基层社会治安秩序运行良好，整体稳定，是其理性立法执法的最好明证。
四、 协助上级处置里中治安事件
汉代的县廷主管全县司法工作。“县以下的组织是乡，乡以下是亭，亭以下是里。这些基层机构也有一定的司法管辖权，如有秩、啬夫……亭长，《史记·高祖本纪》正义云秦法：‘亭长，主亭之吏……民有讼诤，吏留平辨，得成其政。’”[1]174里没有任何司法处置权，里吏只能按照上级官吏的要求，参与里的各类治安事件处理。里中普通编户民仅在上级司法官吏调查案情和取证时，回答官方提出的问题，提供治安线索及有关情况。
上级官吏到里中办案，或有其他相关事务，必须有里吏参与配合。如里吏协助上级纠举非法分子：“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注：“五家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14]3673-3675长安令召集的人有里吏和伍人，并由他们提供违法人员名单。“又置正、伍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注：“正若今之乡正、里正也。伍长，同伍之中置一人为长也。”[14]3211里吏和政府合作共同检举不法之徒，里中遇有特殊情况及时报官。里吏的职责之一是“防奸”，“置伯落长以收司奸。”注：“伯亦长帅之称也。置伯及邑落之长，以收捕司察奸人也。”[14]3657-3658“邑落之长”应包括乡里之长，此处指县廷授予里长捕捉、司察奸人的权力。《甘肃甘谷汉简》：“门下吏肜石、游徼龙进……候马徐、沙福亭长樊赦□，令宗室刘江、刘俞、刘树、刘举等，着赤帻为伍长(27)，守街治滞(28)□……[10A]弟十[10B](简号：37)”[28]6“伍长”，即什伍组织的一伍之长，蒙红色头巾负责街道治安。
里中常有刑事案件发生，西汉晚期伤人案实录：“荣成里徐谭十月十四日甲辰□□以刀刺长里孙宣……利□桑未宣梁里徐坚十月十七日丁未卖刀，□刃共伤？何十八……永昌里未毋□十一月二日人侍□□刀刃□伤？满里徐二……□知何人十一月六日乙丑夕，以刃伤利成里孙子游□赖头……(简号：1045)”[28]96里中发生大的刑事案件，通常由里人直接到县廷报案。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穴盗 爰书：某里士伍乙告曰：‘自宵藏乙复？衣一乙房内中，闭其户，乙独与妻丙晦卧堂上。’”[24]270特殊情况下多由里典(里正)代为上报，“疠 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24]263又“经死 爰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智(知)故，来告。’”[24]267公共治安事件，尤其是人命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多由里长代为上报。
一旦有民事、刑事案件发生，里吏的职责主要是协助上级官吏取证，并依照上级要求保护现场，在简单层面上对事件做处理。秦简《封诊式》：“乡某爰书：男子甲自诣，辞曰：‘士伍，居某里，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无它坐，今来自出。’□问之□名事定，以二月丙子将阳亡，三月中逋筑宫廿日，四年三月丁未藉一亡五月十日，无它坐，莫覆问。以甲献典乙相诊，今令乙将之诣论，敢言之。”[24]278这是一则男丁服徭役逃亡自首案例。男子甲服役逃亡情况详实，在这则案例的办理过程中，里典两次参与。首先，上级要求里典乙验证核对男子甲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后又命令里典乙再把男子甲押送回原处。
里典、受害者的家属、四邻常配合上级完成案件的调查和处理。秦简《封诊式》有一份“经死·爰书”[24]267-268，这份司法文书反映了里吏参与司法审判全程所起的作用，“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智(知)故，来告。’”里典负责报案。后“即令令史某往诊”，县廷派办案专职人员“令史”到里中调查取证。令史“与牢隶臣某即甲、丙妻、女诊丙”，里典、受害者妻子、女儿提供丙的自杀线索。文中特别强调向“同居”取证的重要性，“自杀者必先有故，问其同居，以答其故”。里典负责落实简单层面上的具体事务，“即令甲、女载丙尸诣廷”，由里典负责，家属陪同，把自杀者的尸体送往县廷。可知处理重大案件过程中里吏是主要参与者，受害者家属、同居、四邻是县廷取证的主要受询者。
秦简《封诊式》一则盗窃衣物案例“穴盗·爰书”[24]270-272，办案程序和“经死·爰书”基本相同，这是一起经济盗窃案，报案者是受害者士伍乙。报案后“即令令史某往诊，求其盗”，令史在乡部吏的陪同下到里中调查案情，以实取证。“与乡□□隶臣某即乙、典丁诊乙房内。”里典丁，受害者家人士伍乙、其妻丙，乙的四邻是主要调查受询对象。秦简《封诊式》还有一典型“毒言·爰书”[24]276-277案例，这是一则集体上访事件，“毒言”大概是一种传染病：“气之害人者，太阳之气为毒者也。使人死，其气为毒乎？害人；不为乎，不能害人。”[29]883《论衡·言毒篇》：“曰：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人食凑懑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则谓之毒矣。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29]949-950王充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给出了解释，唾液可能是疾病的传染源。案情大意是：“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某里二十余人上告，“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说士伍丙有“宁毒言”，祭祀时里人不能与他共食。秦人迷信，祭祀是基层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从本文内容知秦律对患有“宁毒言”者要判处“迁”刑流放。上级官吏调查案情缘由，受询对象是士伍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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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张家山汉简所见基层案例，也反映了里吏和里人对处理治安事件的协助参与职能。从所见代表性案例我们看得出，在上级办案过程中，一里之长是里的主要责任人，若出现差错，里长连坐。受害者及其家属、四邻是县廷专职官吏的主要调查对象。里长和受害者家属常按照上级要求，具体落实实际工作。里长处理实际事务时，还要有其他里吏协助，共同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没有里吏的配合支持，没有四邻和其他里人提供可靠证据、证词、线索，里中刑侦和治安工作很难开展。
综上所论，秦汉时期基层社会治安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秦代依法治国，不重教化，致使“赭衣满道”，愈治盗贼愈多，可见单靠法律治国不足以“禁盗贼”。汉代吸取秦代治国经验教训，重教化，把教化列为社会治安工作之首，儒法结合，丰富了社会治安理论。通观两汉，基层整体稳定，社会治安良好，东汉后期上层社会动荡不安，而基层却依旧稳固，这与汉代基层有效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两汉合理有效的乡里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基本精神内涵，被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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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4005( 2019) 03- 0032- 07
[收稿日期] 2019-02-21
[作者简介] 张信通(1974-)，男，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安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秦汉乡治研究”(18BZS041)
[责任编辑：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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