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相长，共襄哲学事业——“《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出版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纪要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座谈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出版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于2000年7月20——21日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叶朗， 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吉林大学孙正聿、姚大志，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武汉大学欧阳康，南开大学阎孟伟，中山大学冯平、李平，山东大学傅有德，苏州大学王晓升，厦门大学徐梦秋，四川大学邓生庆，南京大学徐小跃，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樊志辉，东南大学樊和平，山西大学乔瑞金等全国近20所大学哲学系负责人20余人，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青年报、科学时报、北京晨报等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1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复旦大学哲学系吴晓明、陈学明、孙承叔，《哲学研究》编辑部刘奔、王生平、方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韩震、王成兵等筹备、组织和主持了这次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贵仁教授亲临会议致辞。
在近年来急功近利、追求所谓实惠成为时尚，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冷落的社会氛围中，代表们不畏酷暑炎热，从全国各地云集于京城，共商大学哲学教育改革和哲学发展大业，充分体现了我国哲学界人士忠于祖国哲学事业，决心以哲学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定信念。
一、关于《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
《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是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合作编写的一部反映1999为主的我国哲学研究状况的年度报告，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热点追踪”，主要是对国内哲学界近年来探讨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文化或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分析评述。下篇为“学科进展”，具体介绍了哲学各分支学科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和最新成果。今后，哲学报告将逐年推出，它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学术分析和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探讨。用年度报告形式反映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目前在我国尚属首次，因此，它的出版引起了哲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与会者认为，该《报告》本着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世纪之交分析、总结和评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思路，对于新世纪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于研究生的教育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有助于教学与研究、讲坛哲学和论坛哲学的有机结合。
与会代表指出，学术研究需要丰富多彩、百家争鸣，学术评论也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报告》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哲学发展的面貌，这对于全面客观地总结评价哲学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创新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这类创造性的成果出现，共同推动哲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代表们还对《报告》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如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哲学研究的成果，应在哲学界实行更大范围的联合，所有分支学科和专题的发展报告都应由这方面有研究专长的学术单位和学者提供，以保障《报告》的质量，增强其权威性；在学科分类上应打破旧式学科分工体系，更加注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情况，或者干脆以“问题”切入，以便更有利于反映学术的动态发展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此外，对于《报告》中出现的疏漏和错误、编辑方面的问题，与会者也提出了批评。
二、关于高校哲学教育改革
会议用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着重探讨了高校哲学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问题。与会的哲学系主任们介绍、通报了各校哲学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的情况，交流了经验、体会，并且对高校哲学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关于哲学和哲学教育理念的变革
关于哲学和哲学教育理念的变革，是与会者谈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不少代表都强调以哲学的本性对待哲学，强调“把哲学系办得更像哲学系”、“按照哲学的方式思考哲学”以至“净化或纯化哲学”。这些主张，凝结了哲学系主任们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表达了一种共识：不能再像极“左”年代那样以趋炎附势的方式对待哲学，把哲学当成某种政治的奴仆。这些主张，同时也反映了大家对当下趋时媚俗的不良倾向的不满，例如在“把一切推向市场”的观念影响下，迫使大学哲学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在“改革”、“创收”、“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等名义下，不顾哲学本身的特性而开设某些非哲学的专业或课程，使哲学系不像哲学系。这说明，我们的哲学界在强调哲学的反思性、超越性、批判性，强调按照哲学自身的属性、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来发展中国的哲学教育事业方面已取得一定的共识。这是中国哲学界走向成熟的表现。
当然，关于哲学和哲学教育理念的问题不是没有分歧的，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澄清的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纯哲学思维”，有没有脱离时代性重大课题，脱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那种“纯哲学”？像黑格尔哲学那样的思辨体系，不是也有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吗？因此，对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哲学取代其他具体科学部门是不对的，但是忽视了哲学与现实问题、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关系，哲学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恐怕也是困难的。因此，有的代表认为哲学要面向现实，哲学教育应该从问题出发，特别是要直面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困惑的现实问题，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训练。哲学的本性就是爱智慧，因而它教给学生的不应该是现成的结论和僵死的教条，而是要使学生获得通往无穷智慧，思考和解答新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座谈中还涉及到“哲学不是知识”是否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针对性，主要是迄今为止的教育体制，仍然把哲学教育当成单纯的知识教育、知识传授，乃至作为“政治理论”知识来“灌输”，迫使学生为考分、学分而学哲学课，使哲学沦为谋取某种功利的手段。这是导致把哲学公式化、教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哲学不能脱离各种知识而孤立存在；知识贫乏的人也难以攀登哲学的高峰。但哲学毕竟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哲学的一种任何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功能，就是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理想、信念。这个问题，大概是至今尚未引起普遍注意的严重问题。
（二）关于高校哲学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哲学教育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大学哲学系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一个长远的高校哲学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深化哲学教育改革、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
就各高校哲学系推出的教改计划和与会代表的发言看，目前各高校对于作为所谓“共同课”教学的目标的理解比较一致，比较注重素质教育。而对于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四类：（1 ）强调培养“上得去”的或者说能做形而上升华的研究型的高素质的哲学专门人才。（2 ）强调培养“下得来”的或者说能做形而下应用的实用型人才。（3）主张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 即培养上得去的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也培养下得来的应用型人才。（4 ）提出一种改进型人才培养模式，即培养能够以智慧驾驭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造就能贯通形上、形下，以道御器、御术、御万殊的一代新人。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反映了高校哲学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坚持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与适应社会需要之间所面对的困惑以及为解决这一困惑和矛盾所做的努力。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僵化的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过渡的时期，大学教育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尚未根除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的驱使，一是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的误导。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哲学系招生的“生源”问题，另一个是哲学系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生源不足和就业难是否说明哲学事业对于社会进步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实际上是哲学教育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不能否认，这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高校哲学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但也不能不看到来自社会的自发倾向和长官意志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哲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问题，应当将其和整个社会的改革统一起来思考。以培养文化上高素质的人才为目标，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应该说最符合哲学教育工作者的愿望，问题是这种愿望如何得到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理解，以抵制政治和经济上的狭隘功利主义，这本身就是当前哲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
（三）关于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以及哲学教师素质提高问题
在具体的哲学教育改革措施中，教材改革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大家强烈地感到，要切实贯彻新的哲学和哲学教育理念，必须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有人提出，应该以原著或专著代替传统教材，特别是要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论坛哲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讲坛哲学的内容，创作一大批真正面向21世纪的专著性哲学教材，为新世纪的哲学教育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
与会代表还强烈地感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哲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急需一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很强的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专业师资队伍。就高校哲学专业教育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教学只能建立在对问题的深刻研究基础上。因此，高校的哲学教师不应该是把哲学教育当成单纯的谋生手段、以传授某种现成教条为职业的“教书匠”，而应是引导学生学会对现实问题作独立思考的导师。这就意味着，大学哲学教师应该具有对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具有高尚理想、信念和情操的人格力量；并且要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应该是“理论研究型”的。而研究就应具有创造性。所谓创造性，不是指对既成理论的变换花样的再度解释，而是从哲学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理性思索。为了这个目标而实现哲学教学和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高校哲学系的体制改革，恐怕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
（四）关于高校哲学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定位问题
这次座谈会气氛热烈，发言涌跃，但因为时间短促，有些问题还没能充分展开讨论。例如高校哲学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实践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各个方面改革的关系问题。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目前时髦的口号是“一切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对人文价值的冲击和否定。如何克服这种负面效应，这本身就是当下需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合理解决，既关系到改革的方向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哲学事业、大学哲学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出发，这个问题相当重要。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这里所说的“教育”，当然应当包括哲学教育。高校的哲学教育改革的进展，会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的提高。
问题在于，中国哲学界在为实现这个理念而奋斗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困境。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某种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做法分不开的，这种错误认识的突出特征就是无视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这就是说，对于思想文化教育部门来说，只能把“社会效益”作为惟一的目标。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大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部门也要讲究所谓“经济效益”，所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大学和哲学系的负责人常常被迫为所谓“创收”而大伤脑筋。这种违反文化发展规律，在思想文化领域照搬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的做法，究竟是否有利于人才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很值得深思。
基于这种认识，座谈会认为，大学哲学教育改革并不是大学哲学系孤立的事件，它与整个社会变革是相辅相成的，应该统筹考虑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