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与时俱进”的提出和深化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新论断。这一论断提出后，“与时俱进”就很快地被国内外媒体广泛使用开来，成为使用频率高、涉及范围广的一个新概念。今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对“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及其重要地位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拿两个讲话作番对比，可以看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江泽民同志对“与时俱进”的阐释不仅深化了，而且升华了。这种深化和升华，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与时俱进”的内涵延伸了，扩展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思想方法、历史过程，是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一种精神状态。
第二，“与时俱进”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党在长期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而也就成了当今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与时俱进”的核心和目的更加明确了。其核心和目的就是使人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况，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做到与时俱进的理论，万古长青；与时俱进的精神，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政党，永葆青春；与时俱进的事业，欣欣向荣。
经过这样的深化和升华，与时俱进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可以说，当今强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全可以和60多年前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转折关头提出的实事求是，20多年前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媲美。
为什么“与时俱进”的新论断，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特性；第二，它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并使其现代化；第三，它反映了当今时代变革的需求。
二、“与时俱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特性
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本质决定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一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实践，既是理论的来源，又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既是理论的价值体现，又是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标准。脱离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根之花，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而实践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决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才具有了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它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实践的行动指南，不是供人赏玩的古董而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是历史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的产生、形成和后来的丰富与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受到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局限和制约。恩格斯说得好：“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因而，今天的人们决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所谓永恒的、绝对的“终极真理”本身就是个极其荒谬的话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历史性也就是理论的发展性。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这就决定了理论也必然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13页。）正是这种历史无限发展的辩证法决定了理论的无限发展的辩证法。理论如果不在发展中坚持，不在发展中与时俱进，也就不具有真理性了。
三是社会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每一发展阶段的理论，都是一定阶段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和民族性。阶级性说的是任何理论都有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它不像资产阶级的理论那样，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阶级性，把自己装扮成具有普遍性、合法性、公正性的东西，而是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阶级性。民族性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会打上自身文化的烙印，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气派和风格。正是这些不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是根源于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共性的，是个性和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共生与共存。离开了共性，就离开了共同的基本原则，共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多样性就不能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本质和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具有无限发展的理论生命力。而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揭示，又为我们进一步摆脱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长期形成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传统观念、传统模式的束缚，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与时俱进”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并使其现代化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用中国人熟知的“与时俱进”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状态，就是以中国特有的语言、文化和智慧来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从词义上看，“与时俱进”与《易经》中的“与日消息”、“与日偕行”，《魏书（四）》中的“与时俱化”，宋代张君房辑《云笈七签》中的“颜与日而俱新”等意思是相近的。从义理上看，“与时俱进”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时变思想。“时变”即因时而变，根据具体的客观情况而改变一定的思想和行为。尚变是儒家的一贯立场。《易传·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认为变化是世界得以永存的契机和原因。“时”是儒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指客观事物的现时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者，主要是他善于识时。既不像伯夷那样“治则进，乱则退”，也不像伊尹那样“治亦进，乱亦进”，而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注：《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之规，客观时势才是思想行为变化的最终根据。韩非子也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进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注：《韩非子·五》。）。管子也主张，“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注：《管子·正世》。）。从我国古代各派思想家的时变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一种认识，一种理论，一种行为，都要因时而变。只有在“时”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致思取向。因此，“与时俱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高度提炼。
“与时俱进”不仅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作了现代化的阐释。用“与时俱进”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发展观，就是这种阐释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及人类认识史上的两种发展观时明确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内部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与时俱进”中的“时”指的就是客观事物的现时状态及由该事物内部矛盾性所主要决定着的现时发展趋势（时势）。它是客观情况的总和。“进”，指的是人们的主观思想、认识、理论，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现存的时空及变化发展的时势的变化而向前推进，即主观必须反映客观，思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与时”，即适时。“俱进”，即同时推进。“与时俱进”的基本内涵就是属于人们主观范畴的思想、观念、认识、理论必须和客观存在着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相符合、相一致，做到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样一来，就既反对了唯心论、形而上学和机械论，又反对了实际工作中的墨守成规、僵化保守，和超越现实可能的冒险倾向，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一步又一步地提升认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朝着更高一级的程度向前发展。
四、“与时俱进”反映了当今时代变革的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与时俱进”新论断的提出也是这样。它反映了当今中国时代变革的新需求。
从世界范围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十年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有新的起色，却尚未走出低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有新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保持着经济、科技、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政治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但是西方敌对势力，仍然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竭力阻挠中国的强大和统一。这就形成了对我国的严峻挑战。
从国内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成就巨大，基础日坚，发展机遇良好。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日趋合理；如何推进科技进步，保持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在入世后趋利避害，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如何认识我国社会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调动各方面、各阶层的积极性；如何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问题，都要求我们正确地加以解决。
从党的情况看，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地位。党面临着如何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严峻考验。
世情、国情、党情的上述变化，都要求我们只有用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并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才能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时代的新任务。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
前面我们探讨了“与时俱进”的提出和深化，“与时俱进”提出的主要依据、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与作用，即明确了为什么要提出“与时俱进”的问题。但到此为止，问题还只解决了一半。还有更加重大的一半，是如何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即实现理论创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已经为当代中国解决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基本思路、指导方针、伟大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的时代课题认识和解决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80多年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取得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个伟大理论成果之后的又一新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三个代表”思想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其核心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居于基础地位，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石，也是建设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物质前提。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先进性的灵魂。党只有切实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才能切实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和核心，是其他两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其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首先是因为这一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思考和指导党的建设，对新的条件下的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任务作出了新的概括。这个概括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突出了党的先进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一致性，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灵魂和本质，形成了一个崭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其次是因为这一思想，把文化建设从党所领导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提升到党的性质、宗旨的层次上，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作为党的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制度乃至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和趋势的深刻把握，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再次是因为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发展等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化了党对“三个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成了执政兴邦的强大理论武器，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尊重规律、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如此深入地具体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阐述执政兴邦的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同样是第一次。
正是上面这三个“第一次”说明了“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今天的中国不仅处于一个创造历史奇迹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出现伟人、创造理论的时代，要使中华民族复兴，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世界之巅，首先要求我们党的理论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世界之巅。“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当今中国最具生命活力的夺取新世纪新胜利的伟大理论。
六、“与时俱进”是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永无止境的互补共进历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0多年，取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三个理论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互补共进的曲折发展历程。
在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的历程中，实践探索是理论探索的前提和基础、源泉和动力。实践探索尽管开初是分散的零碎的不系统的且带有风险性的（最大的风险是由于实践探索中的失误而导致革命和建设中的挫折和失败），但实践探索中的成功或失败都为理论探索提供课题、经验，成为理论探索的先导。毛泽东提出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就是在总结我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是在总结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挫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说得好：“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注：《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就是领导者在群众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探索，即在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实践中的新事物，给以理论上的提炼、概括和升华，上升为全局性指导性的理论、方针、政策，加以提倡和推广。这种理论探索的成果，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实践，使人们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从而推进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深化和科学化。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三大理论成果都是在这种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互补共进中形成、发展，并且一步又一步地从低级到高级、从一个方面到全面系统地发展、进步的。
可是，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也不是亦步亦趋的。有时会出现人们并未意识到，但在实践中却已做了的事情。这并不说明理论不重要，恰恰说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既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也是实践发展的动力。通过这一矛盾的解决，就推动了理论和实践的互补共进。
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实践，任何实践也离不开理论。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还是一个自觉、自为的过程。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这种探索是自觉自为的，是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互补共进的。这种探索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既是检验实践探索又是检验理论探索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推进当今中国自觉自为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我们共产党员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这两个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互补共进的过程，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攀升过程。历史过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过程也从哪里开始。人民伟大实践进行的地方，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地方。全身心地投入到亿万人民群众火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是求得双重探索成功之路的首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