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开拓人才漫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倡导和确立新文学的是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富有开拓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从众多的新文学活动者和写作等当中，筛选出一百位对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创作做出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贡献的新文学开拓人才，他们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人物。他们的情况，反映了新文学创建者的共同特征。本文拟以这些新文学开创者中的核心的、骨干的人物为基本对象，从三个侧面透视新文学开拓人才群体的诸多特征中的三个方面。
成才地域——长于江浙，成于京沪
人才的成长与地域有一定关系。新文学开拓人才的成长和成才与地域的关系是：它的主体人才，生长于江浙，成才于京沪。
人才成长的环境一般分为大环境、亚环境和小环境。地域环境属于大环境。地域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科技教育发展，对在这个地域里的人才的成长有直接关系。人才的发展阶段，可以分做基础期、成才期和成名期。新文学开拓者从家庭教育到中等教育，大多是在他们出生地进行的。因此在以学习知识、能力为主的基础期，地域文化、教育、科学、政治，对其影响很强烈，很深刻。这种影响是通过家长、教师及周围的环境人物、环境氛围起作用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发达的地域，往往是人才成长的沃土。正如王国维所说：“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康有为传》）据我的统计，百位新文学家开拓人才中，生于浙江的最多共32人，其次是江苏16人，生于此二地的高达48人，占据文学开拓人才总人数的近二分之一。因此说新文学开拓人才生长于江浙一带。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除了我们筛选出的开拓人才，根据资料比较充足，入选者比较精粹，大体可以概括、代表整个新文学创建队伍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外，同类型的研究，也提供了与之相吻合的信息。一位研究者依据《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刘献彪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统计了164 位大陆的现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情况，其中，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浙江计有35名，其次是江苏有20名（谢泳《试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地域分布》）。另一位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的《作家小传》（阿英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印行）列出的142位作家统计， 浙江籍人排列首位共34人，占全部入选人数的四分之一（陈坚《浙江籍现代作家研究》）。这绝非偶而巧合，而是一种规律。陈氏是根据很早出版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大系”的作家小传统计出来的。谢氏依据近期出版的辞书的收集的数量较多、复盖面较广的现代作家统计而来的。我的统计是从较大量的现代文学活动家、文学创作家中精选出来的新文学开拓人才中得出来的。三个统计所依据的资料有别，所调查的对象不尽全同，但殊途同归，得出的结论均是新文学创建人才分布地域以浙江为首，江苏其次。这个结论也是有社会基础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江浙一带受到现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冲击最早、最盛，是开发最早的地域之一，有久远的雄厚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生长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刻，同时又接受了近代传播于沿海地带的资本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滋养，为他们之后奋起构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扎实的优良的基础。
新文学开拓人才中的主要人物的成才和成名地域，基本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学的策源地《新青年》，第一个扯起文学革命旗帜，第一个刊发新诗歌、新散文、新小说，新文学运动的佼佼者，很多人成才在这块新文学的发祥地上。《新青年》初创于上海，领导新文学运动的黄金时期又编办在北京。1920年复迁上海，对新文学运动，仍作出若干贡献。最早以集体形式响应《新青年》进行文学革命运动的是新潮社，它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份，不仅创立于北京，而且从骨干到后台人物，几乎都在北京大学。新青年社、新潮社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周作人、鲁迅、沈尹默和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汪敬熙等都是新文学开拓人才中的重要人物。此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确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文研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及其主办的刊物，它们不在北京，就在上海，都是聚集文学人才的重镇，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郭绍虞、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冰心、庐隐、朱自清、刘延陵、许玉诺、陈大悲、熊佛西、欧阳予倩、侯曜、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徐志摩、梁实秋、陈源、闻一多、孙伏园、林语堂、冯文炳、冯沅君都是其中的重要开拓人才。以上提到的并不是这些社团里的全部的新文学开拓人才，但已有46位之多，占总人数的近半数。
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地处东南沿海的大埠，受西方经济、思想、文化冲击最早，最强烈，可以说上海是转入新思潮、新文化的主要口岸。一大批有志于拯救中华、繁荣祖国的知识分子，自然把北京、上海做为施展宏图的最佳地域。因此，京沪成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型转的最佳活动地域，成为实现这种转换所需要的人才聚合得最多、最密集的地方。
主体力量——集结群体，互助互补
新文学倡导和确立时期，新文学人才靠着集结社团聚合社会力量，完成创建新型文学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像新文学开创时期那样，文学社团成为推动文学演进的主要力量。倡导时期的社团是新文化团体，1921年以后纯文学社团兴起，到1925年全国已有一百多个。百位新文学开拓者当中，就有90人参加了各种社团，几乎所有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骨干人物，均是某个或某几个社团的成员，非社团成员，没有一个是新文学开拓者的先锋人物。这些文学社团，是文学相关人物的组合体，每个社团和各个社团之间的人才，互相补充，互相完善，造成创建新文学的优势。
首先，每个文学社团（含早期的新文化社团）都是或大或小的新文学相关人才互助互补的集合体，其中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首推文学研究会。通过入会手续加入这个群体的成员多达170余人。 虽然组织比较松散，但这个人才团的人才核，结合得比较紧密，因此各类文学人才互相补充，使这个群体具有建设新型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中间有在组织群体方面花费了很多力气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有表达这个群体文学主张的理论权威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他们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有关人生的文学”等文学为人生的理论，成为聚集文研会人才的旗帜，是粘合这个人才团的主要软文化。新文学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学的产物，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宁馨儿，因此，创建新文学的群体中，必需有一批大量介绍西方文学思潮、作品、动态的翻译家。文学研究会中此类人才层出不穷，除了几乎所有的主干人物均又是文学翻译外，还有一些像耿济之、李青崖、潘家询、谢六逸等主要工作便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这个社团同时拥有很有社会影响的各类新文学体裁的著名作家，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有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庐隐、孙俍工等巨擘，诗歌创作有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许玉诺等高手，散文作家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丰子凯等大手笔，剧本创作的大家，许多都在这个人才团里，如欧阳予倩、熊佛西、陈大悲、汪仲贤、侯曜等。它还有一批学术研究专家，如郭绍虞、顾颉刚、陈望道、王伯祥、周予同等，学术著述丰盛，偶而也有文学作品面世。文研会有以《小说月报》为主，包括《文学旬刊》，《诗》月刊等在内的刊物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一批著名的编辑人才，兢兢业业地在这块集聚着各色人才的创作园地里辛勤耕耘。这个人才团是一个庞大的、具有多种文学功能的群体。
文研会是这样，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其他文学社团莫不如此，每个文学社团本身都聚合着各种各样的文学人才，只是数量多寡、类型有别而已。这样一来，从单个文学社团看，是文学相关人才互助互补的小群体，从整个新文学队伍看，一百多个文学社团各种文学人才，就成为在创建新文学这个总目标下集结起来的大的人才群落，他们互相补充，互相完善，使新文学倡导和建设的队伍，人才济济，丰富多采。
其次，各个文学社团（含早期的新文化社团）之间，还有一种互助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新文学社团中，有一批是综合性文学社团，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各类相关人才都有，如文研会、创造社和浅草社、广州文研会、弥洒社以及较晚些出现的狮吼社、莽原社、沉钟社等，他们为新文学的倡导和确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人才。同时还有一批比较专门化的文学社团，它们为创建新文学提供了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如中国新诗社、湖畔诗社、新月社以及绿波社等，侧重于提倡和创作新诗歌，语丝社侧重于提倡和创作新散文，民众戏剧社、戏剧协社、南国社等，侧重于提倡和创作话剧，未名社专以译介外国文学为己任等等，它们分别聚集了诗歌、散文、话剧、翻译文学等各种类型的专门人才。综合性文学社团从全方位，专门性文学社团从某一方位，促成新文学开拓的确立，二者互相补充，提高了新文学开拓者整体的创造力。
新文学社团之间的互助互补，还表现在它们之间的文学主张、文学流派、文学气质和文学创作诸方面的互相补充、互相完善上。仅以最大的两个文学社团为例，文研会与创造社一个主张文学为人生、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一个主张文学尊重自我、表现自我的内心要求；一个提倡文学创造采取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一个推崇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一个重客观描写，一个重主观抒情；一个以冷静、稳健为特点，一个以奔放、热烈为特征，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这样性质的互补，几乎存在于所有文学社团之间。
恩格斯说过：“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反杜林论》）以各个文学社团为主体的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就是许多力量融合成的“新的力量”，它是一个适应面更广，能量更大的人才组合体，对倡导和建设新文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参照目标——操持“窃火”武器，学习西方文学
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建帝国的大门，惊醒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起寻找富强祖国的良策，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探索的失败，他们以为拯救中华的工程，须从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入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认为文学是变革精神最有效的武器，于是开展新文学运动。他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学，创造改魂换魄的中国新文学，成为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因此，新文学创建人才的最佳产出层面，首先是掌握两种语言工具的人们：第一谙熟本民族语言文学，能够依凭它准确地吸收、精到地释放信息；第二知晓一种以上外语，能够以其为工具，适时地摄取、熟练地传播外国文学信息。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新文学开拓人才，有雄厚、娴熟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同时又熟悉一种外国文字。百位新文学开创者中，留学生就有62位，占全体开拓人才的62%。他们当中不少人懂得的外语不止一种。比如鲁迅不只精通日语，熟知德语，还会英语。（雪融，《鲁迅英语水平考》）郁达夫至少会三种外语，他曾对刘海粟说：“我在日本看过将近千册英文、德文、日文小说。”（刘海粟《〈郁达夫传〉》）除留学生外，还有像冯文炳、陈翔鹤、冯至那样一些国内主修外国语的大学生，像叶绍钧、沈雁冰那样一些既未放洋，也未入高等学府，但可以操持外语工具的人才。同样这些人才中，也有懂两种以上外文的，沈雁冰就是一例，早在北京大学预科时，就掌握英文和德文，不仅翻译文学作品，而且仅 1921年1月到1924年6月就为《小说报》撰写了外国作家、作品、 文学思潮评介200多则，发表重要译介文章几十篇。留学生和其他懂外语的新文学开拓者共计89位左右，占总人数的82%。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文学人才掌握外语的人数这么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这些新文学开拓人才，充分利用他们手中操持的外语武器，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从世界文学中窃得火种，点燃中国现代型文学的圣火。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十分明确：“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作。”（1917年1月25 日钱玄同复胡适的信）他们认为建设新文学之初，“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西洋文学的“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结合起来，“别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采用外国的良规”，“融合新机”，开辟中国文学发展的“别开生面”的新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运用外国文学改革本民族文学的战略思想，第一次提高到文学人才群体性自觉实践的新阶段。到1921年《新青年》已刊出俄、美、法、印度、挪威、日本、丹麦、波兰、爱尔兰、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包括20多位作家的著作。早在1918年它便别具慧眼地出刊“易卜生号”，开全面介绍一位外国作家作品之风气。与《新青年》紧相呼应，《新潮》、《少年中国》也发表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成为《新青年》推动现代翻译文学的左膀右臂。1921年文学社团蜂起，文研会、创造社等社团及其编办的刊物，大量翻译和发表外国文学，现代翻译文学的潮头更加壮阔，翻译的作品，译介的作家、流派之多，捉笔译介的作者之重，空前未有。中国现代戏剧产生较晚，发展较慢，就是这样一个新文学不发达的领域，翻译文学同样琳琅满目，1917年到1924年全国26种报刊、4家出版社共发表出版翻译剧本竟达170部，新文学开拓百位人才中，有译著的高达50人，占总人数的一半。
翻译文学影响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走向和特征。“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许多译者，特别是其间的名流，对此十分明确，就是要将外国文学运用于改变中国国民沉默灵魂的事业。因此抨击社会黑暗的文学，揭示人性被吞噬的文学，启导人们认识自己力量的文学，激励受压迫、被损害者呼喊和反抗的文学，成为翻译文学思想内容的主潮。沙皇俄国的情况与我国的现实有某些相似。俄国1917年的变革，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振兴祖国的曙光。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和解决道路，对中国人民认识现实和改变处境，颇多借鉴价值。因此翻译文学中，俄国文学是热点。《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译编目》，尽管收集的是1917年——1927年出版的单行本译作，时间比我们界定的新文学开创期多两年，而且大量地刊载于各种期刊的译作单篇未收入，但依然明显地反映出开创期翻译文学的整体特色。它收录的译著篇目共187种，其中俄国文学作品就有65部， 占总篇目数的近三分之一。被译介作品最多的作家，全是俄国著名文豪：列·托尔斯泰12部，契诃夫10部，屠格涅夫9部。翻译文学的这个特征， 与中国新文学从产生之日起思想内容就表现出重现实、重人生、重功利的倾向，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
从文学流派看，翻译文学译介较多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以小说为例，《新青年》1917年1月到1920 年12 月， 《晨报·副刊》1919年2月7日到1920年10月10日刊载了48篇俄国小说，出自19位作家之手，其中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科罗连柯、库普林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就达33篇。法国作家的31篇，莫泊桑一人独占26篇，莫泊桑是法国最优秀的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参见赵遐秋等《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歌德、雪莱、拜伦、济慈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有不少译介。此外，现代主义、未来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其他18世纪、19世纪欧洲流行过的文学流派的创作，都有译介。翻译文学的此种状况，与中国新文学开创期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异峰突起、多种文学流派时有出现的有主有辅、多样纷呈的流派格局，有显然的瓜葛。
从体裁看，翻译文学中小说居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译编目》刊出的187部单行本中，大约80部左右是小说。 小说中在欧美“交了桃花运”（鲁迅《〈总退却〉序》）的短篇小说高居榜首。不仅《翻译编目》中有数量不少的短篇小说集结，而且未做它收录对象的单篇短篇小说，差不多各个刊物均有登载，短篇小说数量之多，可想而知。翻译文学的这种实际，与中国文学以诗歌为正宗体载，转而小说也为正宗体裁的特点有直接关系。
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在表现手法、技巧和体式等方面的影响，就更广泛、更深刻了。例如冰心写作小诗，就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冰心《我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由此导出20年代中国新文学诗坛的小诗创作热潮。郭沫若1919年着手翻译《浮士德》。《浮士德》的新剧形式，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浪漫主义和神话故事色彩，设置序剧的体式等等，都能在郭沫若的《女神》诗集里找到投影。至于世界文学的表情达意、塑造人物的手法、技艺，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简直不胜枚举，遍及开创期重要作家和著名作品。特别是服务于表现人物思想、情感、心理、愿望、情操等内在东西的手法、技巧，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更普遍，更强烈。
本世纪初，中国文学选择了向西方文学学习、创造新型文学的历史方向。这个历史性的重大抉择，要求建设新文学的人才必须具备西洋文学的知识和素养，把西方文学做为确立新文学的参照物。因此，掌握本民族语言之外的语言文字的人们得天独厚，从世界文学中吸收思想、引进流派、效法形式、借鉴手法等更直接、更便当，他们的智能结构除积淀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的优秀因子，同时积淀着异质文化、文学的优秀因子，自然就成为倡导和确立中国新型的现代文学的开拓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