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回族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白寿彝先生在六十多年的学术实践中，筚路蓝缕，笔耕不辍，在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其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白先生对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更具代表性。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被合在一起，称作“中国回教史”。白先生涉足这一领域始于1935年1 月他在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先生时年26岁。民族的情感使他对回回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挚爱，是触发他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始动力。他在《伊斯兰》月刊发刊词《我们的自白》中说：“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回教青年，平素有一个共同的实感，就是觉得，关于回教或回教人的事，自己知道得太少，我们常怀着热烈的兴趣，来探讨一些大的或小的问题。”从此先生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遂一发而不止，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和持续至今的学术带头人。
本文是笔者学习白先生学术著作的一些体会，拟从五个方面阐述先生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学识有限，学力不济，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教正。
一、通史性著作的撰著
白先生开始涉足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时，学术界相关的研究也正起步。1926年3月， 《史学和地学》杂志发表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一文，1928年1 月《东方杂志》发表根据陈垣先生在北大讲演记录而成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后文被称作“中国人对于中国回教之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注：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有限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回教人”了解“回教史”的渴望，“回教人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回教群众只能从“荒谬怪诞，出乎常理”的《回回原来》一书中获取历史知识，白先生深刻地感到“追求历史的欲望，跃跃于读者之肺腑，可以穿胸臆而与吾人相见。”（注：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340页。）1935年，回族学者金吉堂出版了《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书，在学术界和回族圈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次年，白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书评——《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指出该书中存在诸多“需要修正补充之点”，显示了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超乎常人的史识，也隐隐显示出先生撰著“回教史专书”的志向。
白先生的努力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在《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关于创建清真寺碑》等一系列重要论文，爬梳史料，考订精审。这些文章涉及到唐、宋、元等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
全面深入地反映历史是进行专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抗战爆发后，先生为躲避战乱而迁居云南时，开始了他撰著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通史性著作的尝试。在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先生撰著或主持编著过5 部带有通史性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著作，其中先生所著《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回教小史》出版于1944年，它和金吉堂所著《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傅统先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马以愚所著《中国回教史鉴》（1941年）一起，被学术界视为早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研究“中国回教史”的名著。关于这部书，白先生自己谦虚地说，它是一本小册子，谈不上是什么著述，只是介绍中国回教史的一个粗浅的概念而已。作为一部贯穿古今的学术著作，它部头虽小，仅两万五千余字，但却精雕细镂，融进作者诸多的学术智慧，所以先生自己也说，它提出了“和别人的注意点很不一样的”东西（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相比而言，《中国回教小史》的学术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书完全以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的形成、活动、繁衍生息为研究对象，对域外伊斯兰教的情况，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极少涉及，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回教史”。其次，从内容上讲，它体现了白先生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整体发展脉络的深思与熟虑，也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优秀成果。最明显的例证是，前几部同类著作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和硬伤，在本书中被避免，史料的发掘与引用上也有较大进展；学术界的一些重要成果，如庞士谦先生《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等被充分吸收到本书中；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一书在论述明清汉译著述活动时，涉及人物众多，眉目不清，而本书相关章节中不仅清晰地勾勒了著译活动的阶段和特点，还着意论述了代表性著作家的学术思想，独具慧眼，颇具匠心。再次，从结构上讲，本书的撰著极具创新，它以历史阶段为序，而每章论述的则是极具时代特征的重大问题。如“礼拜寺和公共墓地的创建”，“回回之始盛”，“歧视与厄害之发生”，“寺院教育的提倡”等等，从而在撰著体例上做到了将历史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完好的结合。
和“中国回教史研究”中族教一体的著作所不同，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则是“以说明伊斯兰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为目的”（注：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62页。），它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作， 从书名中使用“伊斯兰”而不用“回教”一词便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本书上起唐宋，下到民国初年，贯穿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在本书中，白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伊斯兰教史分期问题的见解，他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分两个阶段，从唐永徽二年到元至正二十七年，为伊斯兰移植中国的时期，从明洪武元年到清宣统三年则是伊斯兰在中国生长的时期。在具体章节中，他又将唐宋时代称为开始移植时期，把元代称作普遍传布时期，明清则视为伊斯兰融入中国社会的时代，这和今天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分期大体一致。在本书编排体例上，先生做了特殊的安排，每章字数控制在八百到一千字，如果用作回民中小学教材，正好一次课讲一章，一学期讲完全书，因此这本书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在学术著作的普及方面获得了成功。为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白先生还编选和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两书相得益彰。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新审视回回民族的历史，1951年由东方书社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是他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回族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本书突出的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者丰富的回族历史知识的结合，白先生运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分析了回族的族源、民族特征和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区分了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概念，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剖析了回族社会的结构、门宦制度，研究了历史上回民起义的性质、进步意义和失败原因，对历史上的回汉民族关系也用专章加以探讨。从内容上讲，本书和《中国回教小史》比，差不多是全新的阐释，本书讨论的诸多专题也为旧时代学术界所未涉及，因此，在解放初期的民族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十年代，白寿彝先生还主持或指导了在回族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回族简史简志合编》两书的编著工作。
撰著多部回族史著作使白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避免通行著作体例上的缺憾，更好地记述和展现回族发展历程，编好不同于以往的大型多卷本回族通史成为他八十年代开始思索的问题。1984年4月， 他在为《回族人物志》第一卷所写的题记中最早提出，希望将近年来他对中国通史编撰新体例的设想引入到新型回族史的编撰工作中，即突破过去章节体的限制，而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方面来重新构建回族史。在同年9月召开的回族史座谈会上，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设想，指出在第一部分中介绍研究资料情况，总结回族史的研究历程，提出研究前瞻；在第二部分中采用已有的《简史》的写法，探讨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第三部分中写回族社会的各种制度；在第四部分中写回族历史人物，包括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1990年，先生为《回族人物志》第三卷撰写“题记”，对设想的回族通史第三部分“典志”的内容加以完善，提出这一部分应包含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等九项内容，稍后又扩展为12项内容，补入工艺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至此，先生完整地提出了新型回族通史具体的编著体例。这种被学术界称为“新综合体”的学术构想，是白先生对历史编撰学的一大贡献，它糅合了东西方史书体裁之长，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展现历史，将它引入民族史的编著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举，不仅对回族史，对其他民族史的编著都有重要意义。此议得到回族学术界的认同，目前，由先生主持、按新体例架构的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著工作已在进行之中。
二、历史人物的研究
白先生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人的活动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背景，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注：白寿彝：《回族人物志》第1册，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他还说， 历史总是人们活动的历史，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但是群众必然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有他们的领袖，群众的活动往往集中在领袖的活动上，从领袖的活动上来体现群众的要求，因而研究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1页。）。 白先生把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视为整个回族史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中重视人物传记的优良传统，按新体例构建而成的《回族通史》的第四部分就是由回族人物传记构成。
和回族史、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一样，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回回民族散居全国各地，回族社会又长期不受历代政府重视，因而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不仅相当匮乏，而且极为散乱，资料的收集、发掘难度大。自元明以来，入居中华的穆斯林逐渐改用汉姓，一些历史人物其回族身份的确定常常成为争执的焦点。三十年初，陈垣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经用考订的办法发现了一批回族人物，此后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白先生。自三十年以来，白先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柳州伊斯兰和马雄》、《滇南丛话》（云南回族人物志）、《赛典赤·瞻思丁传》、《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和张忻》、《王岱舆传略》等，但是对回族人物研究奠定基础的是先生解放前完成的两部书稿《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和《回教先正事略》。前者充分发掘史料，特别是散藏于穆斯林手中的文字材料和口碑材料，对中国伊斯兰教史上重要但却不为教外人熟知的宗教人物立传，将其引入学术殿堂，从研究资料到研究对象都是学术界未曾重视的，极具开拓之功。该书稿在解放前未及出版，八十年代后，经牟传珸先生整理，才陆续在《中国穆斯林》杂志刊载，以飨学术界。《回教先正事略》编撰于四十年代前期，是先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史籍中耙梳而得，全书共60卷，其中回族人物56卷，有传者175人，附传者179人，收录人物上起元代，下迄本世纪三十年代，书稿中有的已完成传文，有的则摘录了相关史料，篇末注明史料出处。全书内容宏大，因战时条件所限，未能最后成书，但是它为日后回族史学界编著《回族人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先生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大成就体现在由他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当中。进入八十年代后，回族研究面临新的形势，白先生紧紧抓住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做为推动新时期回族史学整体发展的重要举措。在白先生的倡导下，学术界组织起以白先生为核心的《回族人物志》的研究组，研究工作以先生《回教先正事略》的框架为基础，参照学术界已有成果，对其中涉及的人物重新加以筛选，补入四十年来新发现的回族人物和新资料。在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回、汉多名学者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含元、明、清、近代四册内容的《回族人物志》于1997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齐。白先生亲自撰写了大量传文，而全部书稿都经白先生审阅，集体讨论定稿。该书有正传人物192人， 附传者134人，建筑起回族人物的凌烟阁。该项工程的完成， 为深入研究回族历史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通史的内容，同时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思路和成功的经验，对其他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白先生还对如何做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做过理论探索。在六十年代初先生发表的重要论文《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他用了一节的内容从宏观上、理论上论述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问题。文中先生划分了历史上回族人物的不同类型，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对他们应采取的态度，他特别提到，反对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简单化、概念化，他说：“历史人物的肯定或否定，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是简单明确的。历史人物评价有其复杂性，对于某些人的评价是需要全面深入研究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85～186页。）在当时“爱憎分明”的社会背景下，先生的这一提法是颇具胆识的。八十年代初，当“回族人物志”的编写提上日程的时候，仍有不少学者未能冲破左的思想对学术研究的束缚，担心写人物传记会走上英雄史观的路子。针对这种情况，白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的《题记》中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历史人物问题的论述，指出，历史上是有过对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的人物，有过可以说是英雄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写不写，总是客观存在的。写历史人物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白先生的论述在当时对于回族史学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三、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
白先生重视史学研究中资料的收集工作。1935年他在涉足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之初，便在《伊斯兰》月刊第4 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明确提出，“吾人今日如为教史澈底打算，则请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始”。他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整理回教史料：现有的实物的记录、图片、照片、拓片；各地教民的散布情况、生活状况、风俗礼仪、宗教经典；中国回教人著作的搜集；中外史籍中关于回教记载的辑录；教内外人士关于回教教义、人物、古迹的传说等等。从内容上看，几乎包括了回族、伊斯兰教文献的全部类型。
从三十年代起，先生便身体力行地从事着这项工作，他足迹所到之处，遍访清真寺，求教乡老耆旧，抄录碑文题铭，搜集家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避居云南期间，他开始专门征集散落于民间的关于清末云南回民起义的资料，或登报发启示公开向社会征集，或通过各地回族社团访求，或通过朋友同志者寻觅。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从濒临散佚的状态下挖掘、整理和保存下来，有一些甚至是从清真寺的废纸篓中捡拾而来，这一过程被学者们称为“识宝”（注：从《回民起义》所收资料解题来看，《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复杨振鹏书》、《兴师檄文》等文献是由卢振明、周继廉等人在昆明正义路礼拜寺内的破纸篓中捡得交白先生，经白先生整理后刊布的。）。白先生由此汇集成《杜文秀研究资料》一书，后来受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 改名为《咸同滇变见闻录》， 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所录的文献其史料价值显而易见，另外，作为我国第一部回族专题史料集，学术界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回族史料学的诞生（注：李松茂：《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952年，先生校编了四卷本的大型资料集——《回民起义》，该书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两册在原《咸同滇变见闻录》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后两册则辑录了有关西北回民起义的官私著作。该书是学术界对于清代回民起义的资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回民起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白先生还做过回族文献古籍的校点工作，1948年由他点校的回族学术名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一书由文通书局出版。
文献整理、刊布的目的在于研究，在这方面白先生做出了榜样。例如，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广西柳州地区，史书缺载，世人也多莫能详，白先生利用在柳州停留的一月时间，深入各清真寺及回民墓地收集碑刻资料，经过对碑文的逐一考订，认为伊斯兰教传入柳州的时间应在明末，1939年据此写成《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明清时代回族社会，特别是家族内部的情况，文献中虽有所载，但大多简约，相比之下，家谱材料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更生动的例证。1958年白先生和马寿千先生合作完成的《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福建晋江地区的几种明清时代的回族家谱材料，对回族与汉族间婚姻关系，回族形成中母语的丧失和汉语的使用问题，回族知识分子的儒化现象等回族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两篇文章被学术界认作是利用碑刻、族谱研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范作。
先生提倡多种途径挖掘文献史料，但决不迷信它们，而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审慎地加以辨析，不能一概凭信。他举例说，题为唐天宝元年的《创建清真寺碑》是很著名的碑记，但却是后人伪造的东西，尽管它流传很广；云南玉溪县大营马德新的墓碑上刻着马德新几个孙子的名字，但经核实，这些已经有了名字的孙子，并未出世，所以石刻上的记载并非象人们平常所想的那样，它也并不完全可信。家谱虽然有用，其中也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赛典赤的家谱有十二、三种，单单世系一项，就很难说可靠（注：白寿彝：《〈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344～345页。）。
四、在解决回族史重大问题上的贡献
回族的族源问题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族源是一元还是多元，如果是多元，那么哪一种群体在融合过程中占主体。从五十年代起，白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白先生的观点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回族的族源是多元的，包括唐宋时代来华定居的穆斯林，蒙元时代被蒙古西征军强征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诸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也包括在民族发展过程中融进来的汉人、蒙古等其他民族的成份。第二，在多元当中，蒙元时代东来的穆斯林群体是主要来源。根据民族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在阶级社会中要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必然是由若干民族的成员融合而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群体充当凝聚的主体，具体到回回民族的形成，从历史事实看，充当凝聚主体的只能是元代被称作“回回”的那个群体，即大规模东来并遍及各地的穆斯林。第三，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白先生强调说：“回族虽以外来人为主要的来源，但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是在中国地面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回族完全是中国土地哺育起来的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这个地球上是从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第181页。）这一见解突出了回族与中华民族，回族文化与中华文明间的血肉联系。白先生关于回族族源的论述早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关于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间问题，白先生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他在1951年发表的《中学课本中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回回民族的新生》等著作中，认为“回回民族应该是在成吉思汗西征以至元朝灭亡的150年中（1219年至1367 年）形成的”（注：白寿彝：《中学课本中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82页。）。到1957年，先生发表《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时，他的观点发生变化，他说：“从13世纪初年成吉思汗西侵，到14世纪中叶元的灭亡，回回民族尚未形成，但回回民族形成的条件已有不同程度的萌芽或成长。”“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成为回回使用的共同语言，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注：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59～160，165页。 ）白先生这一观点的变化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深对回族史认识的结果，回族形成于明代说紧紧抓住了民族形成过程中诸要素的演进，特别是将共同语言的出现视为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白先生很早就注意研究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他在1935年发表的《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文中便对二者加以区分，指出，“回教固不能离回民而存在”，而“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注：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42页。）五、六十年代， 先生在《回回民族的新生》和《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如果离开这些特征，回族是无法体现为一个民族的，而伊斯兰教信仰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回族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回族并不能从宗教信仰上体现为一个民族，因而二者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既然二者有区别，为什么长期以来许多的人将它们等同呢？白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具备一套社会制度的宗教，这对于一个信仰它的民族，很容易成为“表现得更为明显”的特征，如果不对这个民族作全面的考察，是很容易把这一特征扩大成唯一特征，进而把这个特征和这个民族等同起来。白先生同时指出，我们区别回族和伊斯兰教并不意味着忽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联系。伊斯兰教是和回族有悠久历史关系的宗教，回族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习惯和伊斯兰教有关，历史上回族也常常利用宗教号召和组织反抗斗争，统治阶级也常常借助它来统治压迫回族人民。白先生也肯定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说，穆斯林有着特殊的婚姻和饮食的规定，饮食习惯使同教者容易接近，不同教者易于疏远，婚姻的习惯也只限于同教的人有正常通婚的机会，而使不同教的人的通婚成为例外。这使那些身处异域的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但信仰同一宗教的人日渐融化，相互差异日渐泯灭，推进他们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白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深刻和全面的阐释。进入八十年代，学术界再次对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展开讨论，白先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他说，回族不等于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做为一个单独的宗教跟回族分开也不合适，基于这样的认识，白先生提出了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一种民族形式的著名观点（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08页。）。
过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回族学术界，那就是回族人学习和研究汉文化，对汉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文化载体中充盈着儒家思想，然而却找不出多少回回民族的色彩，他们的文化算汉族文化，还是算回族文化，他们该不该作为回族杰出人物而载入回族史？以往回族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白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应该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看问题，不必怀有狭隘的心理。白先生还由此扩展开来，说道：在以往的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中过于强调一个民族应有自己的特点是不正确的，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的特点，但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61～62页；《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09～210页。）。
五、治学方法的特点
白先生非常重视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1944年他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曾经开列了从事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条件，1982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一书时，他又旧话重提，说：“如果真正想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的成果，设法取得这些条件还是很必要的。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注：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1984年， 他为《回族人物志》第一册所写的题记中说，“我想，回族史研究的展开，需要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党中央有关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的学习。”（注：白寿彝：《回族人物志》第1册“题记”，第1 页。 ）在1988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白先生强调，“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注：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2页。）1991年，白先生在给杨怀中《回族史论稿》一书所写序中重申，“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注：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白先生所作序。）
在民族史研究中，白先生着力提倡科学性的原则。他认为民族情感对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合适的研究者“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页。）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此，白先生在1984年召开的回族史座谈会上特别指出，“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指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笔者）好象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讨论问题。”（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09页。）具体到将来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写工作时，他仍然强调，“第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民族感情问题，一说某人不错，总要说得越多越好，好像这样才过瘾。我看不要那样搞。”（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3页。）1984年11月，他在《回族人物志》编务会上指出：“回族学者写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适得其反。”（注：杨怀中：《积累四十年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第36页。）
白先生强调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视野必须宽广开阔，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对于前者，白先生说，研究回族史的学者“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6页。 ）对于后者，白先生强调说，我们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注：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3页。）。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有利于更深入地挖掘回族史料，除汉文外，“维吾尔的记载里边，藏族的记载里边，西南的傣族、白族，是不是也都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还有彝族，是否也记载与回族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15页。）
白先生主张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他在1944年的《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研究中国回教史的人“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载《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页。）。白先生自己就是绝好的例证，1937年， 青年白寿彝参加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深入西北回族聚居区，写成了《绥宁行纪》、《甘青行纪》等文章，对于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有了深刻地认识；抗战期间，他避居云南，更是广泛深入回族社会，发掘、抢救和整理濒临散佚的珍贵资料。白先生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走出书斋，深入回族社会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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