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克林顿第三条道路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社会民主主义论文,西欧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要了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目前的变革和它的第三条道路，离不开了解美国民主党的变革和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当然，克林顿道路影响巨大与社会民主主义自身有变革需求密不可分。
一、几点主要影响
克林顿主义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涉及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执政方式等多个方面，这里谈的只是几个主要之点。
1.新经济的昭示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达创纪录的108个月。 这种在信息网络产业革命推动下出现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低财政赤字”的新现象被称为“新经济”。尽管它近来受到股市剧烈动荡的威胁，经济周期延长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是世界上众多国家梦寐以求的增长方式，尤其得到欧洲政治家，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青睐。原因很简单，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面对落伍的欧洲长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自己也因此一度危机频发。
危机出神权，榜样出力量。对危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个神、这个榜样就是也曾呈衰落之相而后生，并创造了新经济的美国。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不全是克林顿的功劳，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里根执政时搞的压低工资成本的“劳动市场自由化”，美国金融业的变革和高效服务体系的完善，特别是美国家庭贷款消费的乐此不疲和甘冒风险的股市投资激情都是新经济成长的因素。但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变革同样功不可没。他为发展经济制定超出传统左右翼限制的方针政策，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采纳格林斯潘的“债券市场战略”驱动私人投资转向股市，改革福利和税收制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及推进经济全球化开拓国际市场等做法，都明显有益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使之能通过畅通的渠道融得必不可少的风险投资，进而在鼓励创业冒险的激励机制下和广阔的市场中顺利扩张。
市场崇尚强者，新经济的成功是社会民主主义认可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动力。为此各国社会党领导人布莱尔、施罗德、达莱马，甚至被称为旧式左派分子的若斯潘、拉方丹都纷纷向克林顿取经，盛赞美国经济“具有竞争力”、“有活力”，是“经济发展的典范”。（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1期，第21、22页。）他们把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莱茵模式和克林顿模式相结合，再根据本国的情况规划经济振兴的蓝图并加以实施。目前，英、法、德经济都已经有不少起色。
2.福利制度的变革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中期后进入危机期，依靠凯恩斯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仅失去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由于失业和老龄人口增加已难以为继，突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和养懒汉弊端更是遭到广泛、激烈的批评。这一切使该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怎么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的探索，但也有借鉴，借鉴的主要对象就是先一步动手的克林顿的相应改革。
90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在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政府不断扩大和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布什等共和党政府的紧缩中已经度过了50来个春秋。它虽然作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防范社会动荡的安全网已经植根于美国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中，但是危机也已表现出来：福利保健开支连年猛涨引发的赤字和财源危机；将照顾老弱病残幼视为政府和社会之事的家庭观念淡薄危机；还有就是老龄化、高龄化危机。在这种医保仍需完善、相应费用已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克林顿开始了克服这些危机和对历史上民主党、共和党相关政策扬长避短的改革。
克林顿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责任感，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他在为赢得总统连任发表的一篇专著中写道：“没有哪一个问题比福利问题更能说明个人的责任的了。15年来——这要追溯到我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我一直致力于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注：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经过和共和党的激烈讨价还价，1996年8月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与1935 年罗斯福新政以来达61年的福利政策相比，最主要的变化是：结束了联邦政府对穷人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补助时间为5年； 同时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需在两年内找到工作；州而不是联邦政府有权决定分配使用联邦有限援助资金；取消对新移民的福利资助和食品券待遇。（注：参见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90页）另外，克林顿还极为重视教育投入，把教育看做发展经济、减少失业和落实工作福利政策的重要举措。
克林顿的福利改革思想和实践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布莱尔就多次强调“责任是工党的价值观”，认为个人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从而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他坚信福利国家改革的核心是“改救济为就业”。对失业者来说，支持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注重保障和风险合理平衡，促使当事人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
3.中产阶级的情结
今天的美国贫富悬殊虽然比欧洲明显，但从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来看，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可划入中产阶级范畴。实际上，历史上的美国由于有西部淘金的路可走，雇主对雇员的盘剥远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欧洲来得残酷。因此早在18世纪美国就开始中产阶级化了，“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注：[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从那时起， 美国中产阶级的构成虽然有变化，但它所拥有的人数，所拥有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则始终被认为是“决定政治最后去向的重要因素”。
在50～6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在民主党政策的庇护下，要是谁能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并加入强大的工会，就不仅工作有保障，更有相当不错的附加福利和可观的退休金。这时膨胀起来的白领阶层陶醉在富裕、安定的生活中。但此后有两件事使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一是激进左翼社会活动分子的抗议运动和反战浪潮在60年代末使民主党急剧左转，偏离了罗斯福奠定的新政自由主义主流，使许多害怕动荡的中产阶级选民投入保守主义怀抱，削弱了民主党的社会基础。80年代民主党连续三次大选失利都与此有关。二是随着国内外竞争的加剧，美国经济70年代开始持续衰退和结构转型，使一些僵化官僚治理下的大公司在与富有进取心和灵活性的小公司相比时渐渐处于不利境地，进而使大批本已步入中间阶层的雇员发现他们优越的生活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就业、健康保险和退休金都受到威胁。这一切使不少前些年转信新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纷纷抛掉“里根民主党人”形象，寄希望于能使他们重新获得安全感、又不那么极端的“新民主党”。
克林顿正是抓住这种态势，把“恢复被遗忘的中产阶级的希望”、维护中产阶级利益作为他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目标。例如，他在1992年被认定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发表的《新的誓约》中就反复强调：“我就是中产阶级的产儿。我若当选为总统，你们就不再会被人遗忘了。”（注：王建华主编：《美国政坛竞选演说精粹》，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292页。）
在拢住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克林顿1993年顺利入主白宫，1997年又再度连任。这自然对大洋彼岸企盼能重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个明白无误的提示， 提醒他们不能停下已经开始的与中产阶级联姻的步伐。 1999年6月布莱尔和施罗德发表联合声明， 直截了当地宣布“现代社会民主党应是中产阶级的维护者”。虽然从根本上讲这是欧洲阶级状况变化的结果，但无疑也受到克林顿走中产阶级路线大功告成的影响。
4.超出左右的观念革新
在美国，左翼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组织或运动，一般泛指与保守主义右翼相对立的政治反对派，其中既包括政治思想上倾向于革命的阶层、政党和派别，如美共、托派等所谓“激进左翼”，又包括对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持批判改良态度的所谓“民主左翼”，如民主社会主义、民权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等。（注：许宝友：《当代美国左翼述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2期，第44～ 49页。）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左翼还包括所谓“自由主义者”，而且从一战以来美国两党制发展史角度看，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党还是左翼中的主导力量。克林顿第三条道路正是以改造了的民主党为依托的。在20世纪的美国，形成过两次大的左翼运动，一次是罗斯福30年代针对经济大萧条实行的新政。这种“新政自由主义”造就了一个大政府，来解决失业、农产品价格低廉和外部威胁上升问题。它使美国实行了福利保障制度，并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工会。另一次是约翰逊60年代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该计划主张“向美国的贫困宣战”和实施“肯定性行动”，即贯彻“不分肤色原则”，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它像以往的左翼运动一样，以扩大政府权限，加强管制和增加开支为基本方法。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左翼运动中，左翼的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和固化，其特征是：大政府、小市场、高税收和高福利。这一模式在增强工会力量、抑制市场弊端和救济穷人方面曾起过不小作用，但政府开支过大，税收过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缺陷也暴露出来。
在美国，右翼一般指主张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共和党上台，都有搞小政府和收缩社会福利保障的倾向。但是，在里根上台前，由于左翼运动的强大，右翼对左翼的政策往往处于想改却难有大动作的被动境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保守派运动借助国际上反共反苏政策，抓住推行右翼意识形态机会，才在新保守主义面目下得到张扬。里根政策强调减税，砍掉了一些政府管制条例；强调紧缩社会福利规模并使之转入私人经营轨道，削弱了工会运动；指责“肯定性行动”损害了以勤奋和美德为基础的精英原则，是没有效率的大政府干预性政策反映，是一种将肤色置于公民权利之上的反向歧视。很明显，里根主义不仅导致了此前的自由主义模式相对衰落，而且体现出美国新右翼的治国特征，即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有限福利。这种新保守主义在克服老左翼政策弊端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也正因为公平和效率的天平不再倾向公平，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了。
正是这种政策上左左右右的反复，不仅为克林顿的变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他在一定条件下能在二者之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更为他提供了美国的思变人心，使他能抓住机遇，并最终以新的理念导演出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思想上兼顾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兼顾联邦政府主导作用与地方政府能动作用，兼顾货币、供应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体制上税收政策审慎减税，货币政策适当紧缩，财政政策控制赤字，社会保障政策促勤罚懒、控制规模，经济监管政策有所放松、鼓励民营。这一切正像克林顿自己所说：“我们的政策既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保守的；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我们的政策是新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注：傅殷才、文建东：《凯恩斯主义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26页。）
克林顿无论观念上还是政策上的革新无疑都受到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关注，他们意识到，不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就谈不上任何革新。例如，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后很快就提出“新工党”、“新英国”口号，主张超越执著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以及视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努力的想法为洪水猛兽的“新右派”，建立一种现代形式的新社会民主；（注：见路透社伦敦1998年9月21 日电。）主张“打破传统的左派、右派的分界线，停止长期以来使我们的政治走向两极分化的无谓争辩，从而开拓新的领域。”（注：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二、几点简短分析
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和它在欧洲备受关注，与冷战后的全球形势和美欧社会发展内在需求密切相关。但克林顿主义的影响并非是无限的，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1.第三条道路是美欧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哲人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这种“存在”有它的客观性。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及它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在一定背景条件下才出现的。
实际上，我们上述的美国经济、福利政策、中产阶级、左右翼运动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克林顿不是这一进程的制造者，而是它的观察者、利用者和促进者。也就是说，克林顿当选执政，主要不在于他年轻有为、能言善辩，而在于他顺应了美国社会发展要求。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它认为：选民们1992年之所以摈弃罗斯福新政以后民主党赖以运转的传统自由主义，之所以以压倒多数否定了“里根革命”，“从实质上说，是因为我们的两大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针，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未能适应新的现实。”（注：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克林顿变革方略》，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而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则相对适应了。
其实，第三条道路的趋势，在美国早已显现，这从美国学者哈拉尔的一个预测中也能略见一斑。哈拉尔在克林顿还在当阿肯色州州长时，就在他1988年出版的《新资本主义》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和世界的变化，并指出：未来可供美国选择的前景有三个，一是右翼的、放任自流的里根主义延续下的、大公司的美国；二是左翼的、用大政府联邦官僚机构取代大公司的、强化国家干预的美国；三是在中派政治家治理下的，既不属于大公司，也不属于大政府，而是以民主自由企业为基础的人民的美国。哈拉尔虽然认为三种可能都存在，但更倾向认定随着各种趋势的发展，左翼和右翼行将“合二为一”。（注：[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487、318 ～367页。）尽管哈拉尔没有使用“第三条道路”一词， 但意思是明白的。
与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形成一样，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接受克林顿思想和形成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也离不开西欧发展状况的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经济既没有获得东亚一度呈现出的高速发展势头，也没有获得美国那种高科技领先的至尊地位。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使它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失去了不少份额，失业人数也突破战后最高纪录。而在70年代初以前社民党人执政的黄金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曾随同经济繁荣一荣俱荣。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石油能源危机引发的通胀危机、产业结构转型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以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的传统方法一次次失灵，社会民主主义自身也随之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新右翼的一套也不仅没能赢来西欧的再度繁荣，而且还带来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失业、收入降低、信仰混乱、期望丧失、家庭解体、犯罪猛增、边缘化加剧……种种不安全感笼罩在人们心头。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情况呼唤社会民主主义变革，正是变革的要求使社会民主主义对克林顿主义津津乐道。
2.第三条道路是冷战后美欧巩固同盟关系的新思想基础（注：马述强：《“第三条道路”：美欧巩固同盟的新手段》，载《光明日报》，1999年12月6日。）
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关系的要求。
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斗争和抗衡所谓苏联威胁的需要，西方世界长期普遍把反共作为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基本原则。在美国这一点最为突出，特别是信奉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反共倾向更浓烈，并常常因此在大选中抢手先得，使民主党也不得不把反苏反共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家利益直接挂钩。这种情况在美苏紧张对峙时期更明显。
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与美国民主党有所不同，虽然它们战后一度认为美国是“自由与民主的主要支柱”，和平“主要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但从60年代开始这种亲美反共的立场渐渐有所变化，最突出的是德国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勃兰特70年代全面推进以缓和为宗旨的“新东方政策”，80年代在美苏核竞赛、核对峙不断升级时，又从和平伦理学角度提出“共同安全”原则，认为“和平必须高于意识形态”，（注：[德]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18章。）并组织和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和平运动。当然，社会民主主义右翼与此不同，它始终支持欧美同盟，例如接替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他在今天被称为与施罗德相对应的“老新中间派”）就全力维护这种同盟关系，反对社民党成员参加和平运动。（注：罗云力：《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和平观走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4期。）
冷战结束后，美欧不再面临核大战威胁，也告别了同苏联从意识形态到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抗，各自最关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从外交转向内政，使原有的相互依赖性和凝聚力下降，而矛盾和竞争则加剧，欧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为此美欧都希望能继续巩固双方传统同盟关系，以维护西方的整体利益。美国民主党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发现无论当时民主党追随新保守主义反共的一套，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当时表现出的和平主义一套，都不能作为联系双方的纽带，因此不约而同地走上淡化左右的第三条道路。它们发现，以第三条道路为思想基础，不仅可以满足以新眼光解决效率与公正等内政问题的需要，而且可以巩固美欧同盟，并在人道主义旗帜下推进西方价值观和对付核扩散、恐怖活动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从而使西方利益得到保护。
3.美欧第三条道路联姻的限度及第三条道路面临的挑战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从克林顿主义中吸取了不少改革的经验，欧美在第三条道路上的联姻确实在不少方面协同了双方的步伐（例如干预科索沃），但是这种联姻或者说克林顿主义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另外，第三条道路尽管声势浩大，却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美欧虽然同为西方，有类似的历史文化，但发展历程毕竟是有区别的。特别是80年代“里根革命”的新保守主义美国模式，从宏观到微观都具有与欧洲大陆莱茵模式不同的特点。（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与比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6期。 ）美国民主党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改革虽然都以超越左右为坐标，却不能不受到这种区别带来的历史惯性的影响。就像美国人喜欢讲“知识经济”，而欧洲人更愿意讲“知识社会”一样，这种影响早已通过各国各具特点的第三条道路表现出来。从大里看，起码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的区别，再细分，欧洲大陆中德、法、荷、北欧等又有所不同。例如，在对待全球化态度上，克林顿认为全球化对每一个参与伙伴都是福音，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全球繁荣的最好方式；而若斯潘则认为国际机构“必须对资本的全球流动进行调整”，欧盟建设就是“一种调整模式”，它可以使全球化“以人为本”。（注：[法]《费加罗报》，1999年12月17日。）另外，就是同为德国社民党，内部也有分歧。比如，不说该党左派，连因全力主张将“民主社会主义”改称“社会民主主义”显得似乎有些右的该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都对布莱尔——施罗德宣言发出批评，认为它尽管强调“竞争”和“责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仅把个人和市场视为社会改革的主旨就过于新自由主义化了。（注：[德]托马斯·迈尔：《新社会》，1999年第10期，第871～874页。）
挑战当然还来自其他党派和社会运动。首先是右翼政党，（注：史志钦：《混乱中的欧洲右翼政党》，载《国外理论动态》， 2000年第4期。）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右派有意以中左之道还治中左之身，即面向中产阶级，夺取中间选民。例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就打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旗号，刚刚选举了新领导人的德国基民盟也明确表示自己是中间派。应该说，第三条道路的“模糊性”特点使中右的这一挑战极有分量。此外，民族主义极右势力开始崛起，在法、意、比、瑞士等国其得票率已超过10%，奥地利极右派自由党则已入阁，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的普遍执政地位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其次，享受到红绿联盟好处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然也受到生态主义的掣肘，德国绿党在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干预南联盟时就曾要求中断轰炸，认为轰炸“加速了人道灾难”。最后，共产党的挑战也是明摆着的。美共认为克林顿主义推动的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剥削率”，“种族隔离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经济上的所有权和政治上的代表权”。（注：《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第19～24页。 ）法共认为若斯潘在适应资本主义方面虽然不如布莱尔走得远，但他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则与人类文明进步相背离。（注：《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4期，第26～28页。）另外， 美欧共产党都在和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和生态恶化，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入这一运动。如果声称要控制和驾驭涡轮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只是口惠而实不致，势必将引发更广泛的抗议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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