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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高考，提前两年开始热闹，8月，有关省市出台的“大动作”高考改革方案，引出不小波澜，把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师、社会人士的神经提前调动起来。
说一些地方的高考改革是“大动作”，其实是引用了改革主事者的语调。我们发现，当今的高考改革，改革者们不但喜欢“大动作”，而且喜欢经常“大动作”。这些经常性的“大动作”，不但随意、不严肃，而且不连贯、不知方向，在习惯的路径上东一榔锤西一棒。
首先是极不严肃。也许主事者不同意这样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严肃认真的——先出改革草案，再于网上发布征集意见，接着汇集民意修改方案，最后上报主管部门审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因为以前的改革，没有那么一个听取民意的程序，现在无论“听取”得如何，总归有了这样的议程。但是，在高考前一年多时间里，才推出这样的改革方案，要我们的家长和学生接受，这本身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在笔者看来，这种改革方案是至少要四年前就确定的，因为在学生中考选择高中前，就要知道大学录取原则，并由此进行学业规划；国外事关民生的教育政策，是严谨讨论推出之后十数年不动摇的。当然，主事者也会说，这比以前进步多了，过去有些高考改革措施，是只提前半年才告诉学生的。
其次是极不连贯。每年均有高考改革，但分析这些改革措施，我们很难发现其间的持续和关联之处，很难看到这次改革解决了上次改革所没解决的问题，很难看到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最终达到综合评价考生素质、依据学生全面素质科学考核并选拔人才的目的。高考考三门，依据三门考试的分数投档，必修科目测试、选修科目测试要合格才能填报志愿的改革，就比以前“3＋1”、“3＋2”、“3＋X”等考试方案要更优么？在笔者看来，只要“先分数优先、再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的集中录取制度不改，所谓的考试科目、考试时间的调整，都是换汤不换药。今天的高考，有谁说比十几年前一起考7门让学生负担更轻？有谁说促进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江苏的4月必修科测试，不就是以前的会考么？现在的方案，不是减轻学生的负担，而是增加学生负担，因为“会考”成绩关系到自己能否填报志愿，会考不合格，意味着高考也就不必参加了；而高考后的必修科测试，还不是以前的“1”或“2”。有人说，高考投档只看三门成绩，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在当前每分必争的高考竞争中，哪怕只考一门，也不可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学校和家长会让这个学生考成这一门课的“院士”级别学生。而学考相长，那也会把学生和考官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以大学生为例，一个四级英语考试，一门英语学习，就耗掉了多少大学生至少一半的大学时光。笔者从来不认为学习是应该“轻松”的，但把学生所有精力都局限于背记书本知识的教育，其结果增强的是学生学习中的心理负担；且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必然是厌倦学习、厌倦读书的。学生从小书包就重达十余斤的中国教育，培养了学生怎样的学习情绪呢？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学生在高中毕业时“焚书”，有多少大学生在离开大学校园时一本书也不带走，还有多少白领人士一年究竟读多少本书？
再次是毫无方向。这样说，其实很不厚道，我们的改革者，方向其实很明确，就是坚定高考的指挥棒地位，坚定执行“高考一考定终身”不动摇——即便曾经尝试的春考、高校间插班生制度、专升本制度，现在都被这种观念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每个国家的大学录取制度，会直接影响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把大学录取制度，建立在国家集中进行的几门学科的考试上，就会导致学生倾心对这几门学科的学习，并使其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而几门功课之外的其它功课，卷面分数之外的其它素质，都被旁置。说实在的，高考改革要做的，就是动摇集中高考的指挥棒地位，把教育的关注点，从关注怎样参加一次集中的高考，转移到关注怎样健全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温总理在2006年教师节前的讲话，其实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素质教育是“要求考核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经常性。所谓综合性，就是要教学生既会动脑、又会动手；所谓全面性，就是要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谓经常性，就是要根据学生长期的学习表现决定成绩。”很显然，一次集中高考，既不综合，也不全面，更不经常。
大学录取原则，要体现对学生考核的综合性、全面性、经常性，首先必须打破按集中高考成绩进行录取的方式。打破的方法有多种：一是增加考试次数。如果不改变依据集中考试成绩进行录取的方式，那么，可以增加考试机会，而且针对一定层次的多次考试，应该具有同等效力。举例来说，春季高考之所以目前“死不死活不活”，就是参与录取的学校局限在老百姓认为的二流学校、三流学校，如果所有学校均来录取，那么它就可以给学生多一次选择的机会。再举例，现在的会考，其实也可以变为一次“高考录取”，参加地区会考的成绩，完全可以作为当地高校的录取依据，那么被录取的学生，就可以不再参加集中高考，这也就多了一次机会。二是降低集中考试成绩在录取中的比重。为此，首先，应依托于整体录取制度的改革。即建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录取制度，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而学校综合考虑学生的全面素质，以集中高考（或者全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高中生中学平时成绩、学校对高中生进行的补充考试（面试或笔试）、高中生的其它表现等进行录取。这类似于用人单位根据学生的大学学业表现、面试表现等进行择优录取，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对学生的考试考核进行全面改革。其次，必须在新的学生素质评价体系中，改变教师依靠卷面成绩评价学生的单一评价思维。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用卷面分数来评价学生，而失去其它评价能力，已经习惯于围绕分数来组织教学，而失去其他教学能力；我们的社会，也习惯于接受卷面分数的评价，而对非卷面分数的评价，持有极大程度的怀疑——就好比体育比赛，我们对谁跑得更快、跳得更好、谁举得更重的比赛规则高度认同，而对谁跳得更美、谁做得更好的规则却时有怀疑。这就导致在不透明以及崇尚官本位的制度下，金钱和权力可谓无孔不入，并游走自由。
可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高校面试分数的公正与否，对基础教育的平时成绩是否客观，都难以认同甚至提出质疑，惟一能接受的是集中一次的高考卷面分数。为此，近年来的改革，大都在考试科目搭配上做文章，而综合考核学生素质的入学，只在少数地区少数学校试点，这也被社会各界指责为不公平。
在笔者看来，无论怎样调整高考科目，不动摇集中高考卷面分数的权威地位，就不可能减轻学生的分数追求，也就不能避免学校功利性的、局限于书本知识掌握的应试教育。这种不触及实质的改革，某种程度说，还不如不要进行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除了给改革者以改革的“政绩”外——把“改革”这一“动作”（而非效果）也作为重要的工作业绩，其后果只会引起老百姓更大的焦虑，让学校和学生付出更大的适应成本；同时，还可能误导社会，认为高考正朝有希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高考改革最本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确认高校面试分数是公正的，确认基础教育的平时成绩是客观的，并由此确认通过考核学生综合素质来进行大学录取的手段，是最符合学生个性发展、利于学生成长的理想手段。为此，这就需要教育摆脱行政管理，回归教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