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 日常生活与个体需要的选择
王海萍，李晓晴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早期思想中的两个焦点，它们集中表现为赫勒以“多元需要”“多元生活方式”为出发点，从微观结构探索日常生活人道化的理论研究。然而，当“现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以“现代性”为视角，将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置放于现代性的问题域作出重新思考和审视自然成为赫勒工作的重点。基于此，本文结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论要点，尝试通过解读并梳理现代性条件下“家”“日常生活”以及“需要选择”三者的特殊含义及其内在关联，重新审视、思考和探查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背景下，现代人是如何对其生活方式(需要)作出理性选择，进而过上既幸福又有意义的生活的。
[关键词 ]日常生活;现代性; 需要;选择
毋庸置疑，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等理论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卢卡奇、列菲伏尔、赫勒、鲍曼、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所热衷讨论的焦点问题,而其中能够将“日常生活”和“现代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在对现代社会作出较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为现代社会开出明确诊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众所周知，阿格妮丝·赫勒是一位至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哲学舞台且最有影响力的女哲学家。她早年生活在匈牙利，后来几经辗转来到美国。亲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造就了她善于洞察世界并对其深入反思的习惯并锻炼了她思维的敏感性。对于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言，这些汇集于她一身的特点对于她长时段地洞察并反思这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纵观赫勒的理论著述，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她讨论的主题，如“日常生活”“人的需要”等与后期的“历史理论”“现代性”等主题表面上似乎迥异，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理论视域还是理论逻辑的展开哪一方面，它们确实是相互交织，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随着现代性逻辑的展开，赫勒也逐渐将现代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在现在”与维持“现代性的脆弱平衡”纳入到自己对现时代的反思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她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那样延续将诸如“人的本质”“主体性”和“自由”等传统哲学问题直接作为讨论的主题，而是另辟蹊径选取“家”“火车站”等这些人们感性经验常常聚焦的地方以比喻的形式间接地将它们纳为自己理论分析和考察的对象。在赫勒那里，“火车站”加强了现代人的双重偶然性体验，而“家”却始终处于变和不变的张力之中。不变的是“家”一直都是人的归属感的代名词，变化的在于现代人不再将“家”局限于自己的出生地或生活过的地方，而早已将“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家。换言之，现代以来，“家”已经具有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当中，现代人如何可以在一个多元、异质的现代世界中作出既理性又充分满足自己主观意愿的需要选择，如何更好地生存以及如何过上更为有意义的生活等问题，自然成为当下赫勒反思“现代性”和“日常生活”的最紧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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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时，以“现代性”为视角，对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在现代性的问题域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自然构成赫勒理解和解构现代性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时，赫勒没有再强调《人的需要理论》中所持的观点，即将“除了把他人视为手段的需要之外，原则上人的一切需要都应得到承认和满足”[1]仅仅置放于一般的理论探讨和价值讨论上，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转而关注需要的现实选择这一问题。此时，我们认为，在赫勒那里，需要并非指具体的某一需要，而是体现为生存论层面机会和可能性的内涵，即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文结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论要点，尝试通过考察、解读现代性条件下现代人对“家”“日常生活”的理解，深入挖掘并发现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关联，重新审视、思考和探究在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现代人是如何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的，通过承担“地球责任”而过上既幸福又有意义的生活的。
一、生活在现在与现代性的脆弱平衡
“正如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人的‘此地’相连，它也同个人的‘此时’相连。”[2]231在赫勒那里，所谓“现在”体现为日常生活中个人与他的环境的共有的现在，区别于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未来。基于此种理解，赫勒将“现在”视为日常生活的参考系。而且在她看来，现代的、后现代的人们的确生活在“绝对的现在”。
当赫勒说，“依附于宏大叙事的现代主义之人假装知道在遥远的未来人类会遇到什么”，那么，他一定生活在“这一遥远的未来”[3]253时，她是在提醒现代人：现代性正逐渐介入日常生活领域，那些生活在现代的人们还能否生活在由过去-现在-未来(由“应该”推导出来的遥远的未来)的必然逻辑上我们无法作出判断，与此同时，由激进需要代言的激进的乌托邦能否一如既往地具有合法性也成为一个有待于商榷的话题。即便是随着日常生活自身的衍化，激进哲学仍然能够指导社会并使其摆脱异化的侵蚀，而由激进需要和激进哲学不断推动的革命理想——共同构建人类解放的乌托邦——能否作为现代人实现人的丰富与类丰富最强有力的证明已经不得而知。激进的变革是否是日常生活实现自身超越的唯一道路呢？合理性的乌托邦的构建难道仅以此为前提？面对种种质疑，现代的日常生活又该如何自处呢？这些疑问都指向一个问题，即现代性背景下，日常生活该如何正视激进哲学的责难以及现代人如何选择合理性乌托邦的实现道路。对上述问题，赫勒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安排，即一个“现代性计划”。为此，她作出解释：“尽管有对于这种替代性结构安排的激进解构，但是现代性尚未证明它的‘长时段’(longue duree)幸存的能力。在将来可能幸存也可能不能幸存。它是一种开放的安排、一种经历。”[4]173然而，在《现代性理论》中，赫勒既确证了现代性能否成为一种替代性安排，与此同时现代性问题成为她反思的一个主题。
不同于之前的激进态度，赫勒没有贸然地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转而在现代性语境下尝试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解读，以期人的需要(人的丰富)的真正实现和向人性家园的回归。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此时赫勒态度上的一种转变，体现为她对由激进需要引发社会总体革命的激进乌托邦的逐渐犹疑。具体而言，促使赫勒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她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一，(取得共识的)合理性的乌托邦与现代的日常生活是否彼此契合？其二，当合理性的乌托邦由于其对社会彻底批判的激进方面的强调而被视为强加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理想(由于现代的日常生活不接受彻底的共识)而遭到质疑。对前一个问题，赫勒与列菲伏尔所持的观点基本一致。列菲伏尔称，日常性与现代性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它们既相互标识又相互遮蔽，它们彼此既能够为对方的合法性提供佐证又可能彼此对抗，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之间由于各自的多元性导致二者间的关系以发散为特征。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日常生活来看，由于日常经验自身的持续性和不完整性，它在历史中的样态并不是单一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以“多元性”为特征；另一方面，按照赫勒的理解，现代性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化和总体化的整体，它是碎片化的和多元的。简言之，现代性以多元和异质为标识，而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自然也是异质的、多元的和包容的。事实上，赫勒对多元性的强调源于她对隐含于日常生活中的商谈理论的进一步挖掘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她修正了早前对乌托邦的理解，认为乌托邦不能只是单一的、激进的和革命的，因此赫勒认为，不能以必然的姿态对未来再做某种担保，主张“人类学的激进主义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5]。有鉴于此，赫勒强调，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应以保障多元性的存在为必要前提。紧接着，她又明确提出，要以一种新的容纳多元性于其中的乌托邦替代旧的、一元的乌托邦。参见[6]
人的需要一直是赫勒进行理论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中需要的满足和选择构成这一思考的主要方面。最初，赫勒设想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决定需要满足顺序的民主程序和系统来保证人们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然而事实是，在一个社会里，决定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是民主程序而是这个社会权力机构的政治管理。也就是说，赫勒的提议只能作为理想化的理论原则而存在，它并没有现实的效力。 最终，赫勒将个体需要的选择依托于在这一社会格局中激进需要的实现。事实上这又要求激进需要必须在两个层面上——社会整体和个人的层面上——都要实现满足，尽管赫勒本人很多时候更为看重的是后者。对此，马克思与赫勒持有不同的意见，按照他的理解，个体需要的实现依托于无产阶级整体革命的胜利。而赫勒则明确指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应当予以满足，激进需要的满足首先应当是个人，为此，她酝酿了一场基本需要的革命，即社会需要结构的改革。对于这一革命取得胜利与否，赫勒说，关键不是别的而在于革命主体——拥有自由个性个体的出现。为此，她又作出一种激进哲学的理论建构，以激进哲学为引领，试图通过哲学上的价值讨论形成改革的纲领，进而推动社会需要结构的整体变革，扬弃个人与类之间的分裂，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向人性家园的真正回归。关于赫勒在早期的需要理论中提出的选择模式，我们认为，它体现了她在两个层面上的思考：一方面，这一选择模式必须体现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对于赫勒而言，这一整体指的是由那些拥有激进需要的人组成的集合而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集体。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是一个包含个人价值的一种选择。尽管赫勒试图经过哲学的价值讨论来担保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性，然而她的这一理论设计还是难免陷入一种循环论证。我们发现，在《历史理论》之后，赫勒对于需要的选择，发生了思路上的一种转变，即从建构一种需要选择模式转向对具体需要的选择进行微观解读，例如在《历史理论》《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中，她谈到了对乌托邦的需要，而在《后现代政治状况》里，对需要的不满又是作为现代性的动力而存在的。与《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激进哲学》时期相比，赫勒对需要选择所持的激进态度确实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后来，她的讨论又先后围绕着道德责任，现代性、后现代的政治状况等问题展开。虽然主题发生了转换，然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又都没有偏离赫勒理论的出发点，即她一直以来对多元需要和多元生活方式的强调。可以说，无论讨论的主题发生怎样的改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思想家，赫勒始终没有停止对人的需要问题的思考。
那么，现代性为什么是脆弱和危险的？在赫勒那里，现代性主要由三种既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又相互支持、相互限制的内在逻辑(要素)协调构成。它们分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逻辑和政治权力的逻辑，而正是由于三种逻辑之间的相互限制才使得现代性不至于陷于灾难或毁灭。如赫勒所言：“当两种或三种现代发展逻辑或这些逻辑内的构成成分发生冲突时……最终达到一种界限。没有这些限制以及行动者对这些限制的意识，现代性很快就会摧毁其自身。”[3]96因此，要想使现代性得以幸存只有保持三种逻辑相互的制约与平衡。然而，现代社会中三种逻辑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可能突破自身的阈限，占据绝对支配的位置。当下面情况发生时，现代性很难维系其平衡，即它是脆弱和危险的。1.当科学这种想象机制取代宗教行使解释世界的职能时，技术理性逻辑就会不断扩展并发挥着支配现代性的作用；2.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逻辑由于自身的异质性而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反之，当“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在现代性中受阻时，在所有的层面上都会出现功能丧失”[3]120。具体而言，当特定的政治权力对第二种逻辑进行管制时，它的异质性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社会里不同机构间的竞争也会跟着消失。后果是不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正当诉求无法实现，动态正义也随之消失，社会将被同质化，甚至有可能致使现代性因失去动力而走向毁灭；3.对于政治权力逻辑而言，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中，多元主义可能存在，但它不但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与权力，而且它还随时有可能因独裁者的意愿和情绪而受到法律的惩罚。一旦极权主义渗透进技术的逻辑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会陷入一种人为的灾难之中。个人失去自由，而且他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对于社会，即使是民主国家也会因出现“多数人的暴政”[4]13而使其深陷于灾难之中。由此赫勒提出，只有限制政治权力的逻辑才能使政治权利逻辑内部保持“自由主义的方面和制度同民主的方面与制度之间的平衡”[3]158。基于对以上三种情况的考虑，赫勒明确提出，只有维系三种逻辑间的脆弱平衡才能使现代性得以幸存。毋宁说，现代性的平衡是脆弱和危险的。
此外，现代社会“多元”和“异质”的特征，使人们逐渐对启蒙以来理性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宏大叙事观念产生怀疑，就连人们对未来一直抱有的乐观态度也犹豫不决。20世纪现实的生活让人们感到启蒙走向了反面，“社会进步论”的逻辑和乐观主义态度遭到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勒着手重新审视现代性的遗产并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通过分析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宏大叙事设计，她力图揭示现代性的“异质”“偶然”和“多元”等特征，并以此解构宏大叙事。通过分析现代性的动力和社会格局，赫勒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如上所述，只有现代性的逻辑三者之间相互限制并维持一种脆弱平衡才能使现代性得以幸存；另一方面，只有在现代的社会格局条件下，个人才能成为拥有自由和权利的真正的人，进而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虽然现代性能否因其本身孕育着好的发展前途而成为一种新的没有危险的安排我们还无法预知，但无论怎样，赫勒仍然提醒我们：现代性能否幸存取决于那些生活其中并拥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对于赫勒而言，即使现代世界是如此多元和异质，在那些拥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那里，“家”都始终是自身与这个世界之间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因为现代世界中，“家”不再局限于那个出生之地和所寓之所，它已经被这个时代赋予了更为丰富的世界意义。“家”不仅仅与个人的情感经验相关，它还与整个世界相连，因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早已把每一个有责任的个体团结在一起。
二、家的世界意义
“家”是一个再平常不过却能反映人的历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经验概念。无论哪一个，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关于“家”的理解和经验都与其所拥有的历史意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们对“家”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日常交往。对于那些生活于前现代的人而言，“家”仅仅意味着是一个与个人时空经验相关的、狭窄的、直接给定的环境，因而它限定了这些人行动和活动的边界和有效范围。而当赫勒高喊，“真正的历史充满着……对自己给定状态的不断超越”[2]258时，这意味着历史时代通过人们的日常交往已经赋予“家”以崭新的内涵。现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往的扩大，“家”不再仅仅是那个仅与个人相关的固定、稳定和狭窄的地方，而成为流动的、变化的和我们共同的“家园”，它与世界相通、相连。在此基础上，现代人既不在“家”，又是“在家”的。他们生活于共时态的“家”中，在这个家(世界)里生存、创造和繁衍。很多时候，他们虽不在家，却能享有“在家”的体验。总之，现代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交往方式和他们的生存方式，这时，拥有后现代性意识的现代人赋予“家”以世界的意义。
(一)家与时间经验、空间经验
随着电信和交通的发展，现代生活中人们获得的时空经验相互交织，甚至难以分辨。都市化加强了人们关于“家”的经验的相对化。众所周知，都市化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充当决定性的角色。与传统社会中的人相比，都市里生活的个人彼此很可能是陌生的，他们的生活也不再局限于最亲密的环境、固定的工作场所等，或者远离家庭，或者离开朋友的鼓励，然而他们即使只是一个外乡的“普通旅游者”，身在异乡的他们却能够拥有那些只有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家乡)才有的经验或体验。
通常，家指向人们的生活地点以及与之相一致的生活内容。传统中，在决定意义的层面上，人拥有或占有自己的家。受到传统生活方式的局限，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是稳定的、固定化的，甚至绝对化的，而且人们通常以家为核心来理解和认识世界，故而，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里的人们而言，家和世界不仅密切联系，甚至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语。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今人而言，前人对家和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内涵上都过于偏狭且十分有限。当今，在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不再是“家”而是都市化。同时，由于现实生活都市化的这一改变，人们关于家的经验开始变得相对化，人们了解世界和拥有世界的鸿沟不断变宽。空间上，现代生活空间由于信息、技术与交通的发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变得空前广阔，人们想要了解的世界和拥有的世界在空间上不断扩大；时间上，与相对有限的个体生命相对照，家与世界的历史性内涵不断变宽。概言之，由于人们理解和拥有世界方式的不同，因而人们“了解世界和拥有世界的鸿沟不断变宽”[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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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背景下，与传统对家的理解相比，家的意义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不再只是一个与个人(时空经验)相关的概念，它已经成为将个人与世界连接起来纽带，同时又是个人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桥梁。现时代已赋予“家”以世界的意义。这时，世界不再是那个外在于我们的存在，相反，与家的意义相连接，它逐渐演变为与人的时空经验密切相关的、通过人的活动而被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一个历史性的观念。
(二) 家与对世界的拥有
一个人由于渴望回家而害思乡病。在赫勒看来，与生活的中心点结成的或吸引或排斥的情感关系，是一种经常出现在现代生活的悖论经验。与其说它是一种单项运动不如说它更像一种钟摆运动，因为它常常在各种文化的两端之间有节奏的重现。这样，由于在两个极端之中摇摆，人们确实可能同时体验到两种感情：一种是由于住在远离“家”的地方而得的思乡病；而另一种则是因为住在他所熟悉的地方而感到快乐和幸福。在她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害思乡病正是由于“家”这种中心的缺席。“正是与幸福的距离，甚至是与幸福的希望的距离，使得‘相思’变成忧郁的。”[3]269
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活跃、个性鲜明、具有较强实践能力，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能力比较强，但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自主学习能力较差，而且部分学生经济条件较好，依赖性强，抗挫折能力比较差[5]。
(2)能动性-社群性问卷中文版(Agency-Communion-Inventory, AC-IN)。Abele等人2016年编制(Abele，Haeke，Peters，Louvet，Szymkow， & Duan，2016)，该量表包含能动性和社群性两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1(最消极)到5(最积极)评分，评分越高代表在该维度上表现越积极。本研究中，能动性与社群性的α系数分别为0.66和0.76。
随着前现代社会格局的解体，旧有的选择模式也随之垮塌。现代生活中，需要多元、异质存在，而需要的选择也以多元和主观为特征。个体在选择时，一方面，要面对各种现实的、虚拟的，多元、异质的选择空间；一方面，又要对其所面对的选择空间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看到，主体在进行需要选择时除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特征以外，与此同时，它还体现出主体对自己、对社会所肩负的道德责任。
基于赫勒的理解，当提及那些时间久远、很少人知道甚至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世界时，人们似乎是在谈论这个星球上却十分遥远的那些世界。而对于那些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我们遥远的地方，现代人却可以通过“虚拟”的世界缩小了人们了解世界和拥有世界之间的沟壑。由于现代人拥有的技术文明和历史想象，现实中无论是空间上的遥远还是时间上距离都不再成为人们拥有这个世界的羁绊。然而赫勒却提出，只有当世界因你而发生某种改变时，你才真正拥有这个世界。比如，虽然大众旅游能够使你熟悉一个世界，缩短你与世界间的距离，然而你并没有真正拥有这个世界。然而“联合旅游者”(赫勒指称联合旅游者的世界是绝对现在的世界。她认为，这些旅游者并不居住在一个地方，而是居住在一个时间中，他们共同将“现在”作为他们的家，而没有现在之过去和现在之未来。)的出现改变了上述情况。“联合旅游者”不但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他们还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且共同拥有这个世界。无论郊区还是城市，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甚至能够“在他或她自己的家乡都变成了一个旅游者”[3]263。仅仅出于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美国人可以用筷子，中国人可以用刀叉；一个人可以穿印度服装，戴爱斯基摩人的帽子，喝用东方香料制作的草药茶，而信奉一个遥远地方的宗教”[3]263。因此，“联合大众旅游”不但改变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而且它还丰富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内涵。
传统中，家的所在之处即是世界的中心。而现代以来，当非中心化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持有的一个观念，而且它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时，无可非议，这个世界是非中心化的。按照赫勒的理解，中心即家，如果世界是多中心的，换句话来说，世界上不止一个中心，即世界上不存在拥有特权地位的那样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世界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于此，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不可能是真正“在家”的。因为在她看来，一个不在家的人是缺乏历史想象的，也可以说，他失去了传统而只能凭借技术想象生活。而一旦人失去了他立足的中心，与此同时，他也就失去了家和世界的双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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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这种忧郁感从何而来呢？赫勒指出，这根源于人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由于人意识到自身的偶然性和有限性，我们切身感受到每一天是如此短暂，甚至因此而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如同此地的一个游客深受着“我们的尘世旅程总是在缩短”[3]269的折磨。所谓“短”是一种关于时空的表达，即人的时间经验与空间经验的结合。赫勒把人之所以有生命短暂的感受归因于人自身无法克服的异在感，即一种不在家的经验感受。一个人因为生命的有限而不可能拥有整个世界，但是，他总是希望其他的地方可以成为“家”一样的地方。对于普遍的大众旅游者，在赫勒看来，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够避免因生命短暂而引起的忧虑；而对于那些思乡者，她的担忧主要在于：一个人由于生命的短暂而不能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变成他真正拥有的世界。可是，一个人虽然“在家”，但他为何仍然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人或陌生人呢？赫勒认为，这意味着他没有家可以依靠。赫勒强调，尽管现代人拥有世界的能力不断增长，但由于个人生命的短暂导致他也不会完全拥有一个世界。思乡病就是现代人的这种意识所引发的一种忧郁的情感：生命的短暂和对世界的陌生感。
之所以人会感觉生命短暂源于人们想要拥有一个世界与事实上人无法拥有一个世界的矛盾。当人有了异在感却仍然渴望熟悉这个世界时，生命的短暂在性质上被赫勒称为“倏忽”而不是数量上的。她指出，现代人不会再回到从前稳固世界的温暖中，即使回到家，现代人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拥有一个世界，因为现代人“以双重方式剪断了脐带”[3]271。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现代人无论是否身在“家”中，“异在感”都使得他们无法如传统一样拥有这个世界。事实上，无论是身体上的“在家”还是心灵上对“家”“家园”的渴望，它们都是走进现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真实需要的表达，同时也是身/心、内/外等矛盾关系在现代人身上的一种体现。既然现代人无法逃避现实存在的异在感或陌生感，那么现代人又如何在多元、异质的现代社会中作出合理的需要选择，通过拥有这个世界的生命体验进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呢？
三、多元性、主观性与道德责任：现代人需要选择的多重维度
对于那些将生活寄托于遥远的未来的人来说，由于个人生存的必须，“现在”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向未来的过渡阶段，“现在”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对此，赫勒说道，对于上述的那些人本身而言，“现在”并没有点燃其想象；而对于那些现今生活世界中的共时化的人来说，他们应该为“现在”负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已变成了现代的和共时的，而且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共同享有着“现时代”。时代已将弥合现代性理想与现代经验之间沟壑的重任赋予民众。正如赫勒所言，现代性已经到来，“现时代”就是此时此地，现在之未来并不遥远。在她那里，“现在”是一个双重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内含存在者共同拥有的世界改变的历史时间，同时还指向变化本身所体现的世界时间。作为历史时间的“现在”是客观的、有限的，而作为世界时间的“现在”则是经验的和无限的。在赫勒那里，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向着未来线性地发展源于历史时间的有限性对其的规定，而作为历史时间有限的“现在”受到未来的规约实则是非法的；与此同时，主观时间的无限性却提醒我们对现存异化的彻底批判和产生于现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皆是我们时代的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客观的历史时间与经验的主观时间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构成的张力促进了弥合现代性理想与现代经验之间沟壑。概言之，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与保守的日常经验之间总是在时间的维度内相互协调、有机结合的。而且，正如赫勒所言，惟其如此，现代性才可能找到使其得以幸存的平衡点。
从共有同一世界的角度来看，家的距离很近的。现代社会中，能够决定距离远近的不再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由传播信息的长度决定。假如人们在同样的文化氛围中、相同的事实或“家”中长大，人们在交流时，被对话者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对就多，同时，他们的交流也由于距离的缩短而显得更为亲密；相反，如果当对话者彼此了解比较少、彼此并不熟悉，双方因而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按照自身的意图得到理解。这说明由于对话者彼此没有生活于同一个“家”而失去相互理解的文化基础，因此，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远的。概言之，在家之感其实就是关于拥有与同我们自身相同的传统、社会格局的地位以及等级分配中相同身份的一种表达。在赫勒看来，家与陌生的地方相对应。如果没有陌生的地方，家的存在也失去意义。家缩短人们之间(理解)的距离，而且“家”使人们彼此相认。于是，回家成为最古老的、最基本的快乐之源。
在赫勒看来，现代人肩负着“对自己负责”和“对世界负责”的双重道德责任。她认为，一个负责的个体才是需要选择的真正主体。一方面，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他有责任将自己由“自在存在”发展为“自为存在”，即依据与类存在的自觉关系将自身发展成为“自为的”个性的个体。他能够自觉引导自己生活的世界观，实现世界观的“个体化”(使世界观与个性相统一)；另一方面，个人要为“我们”负责，个人已经不仅仅限于幸福这一日常生活中有限成就而发展成为能自我更新的“为我们存在”。这时，他就是正在努力过有意义的生活的那个人，即“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3]257的人。总之，在现代生活中，对于个体而言，不仅对他开放的可能性是发展、拓宽了的，而且个体也更有能力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的世界。在有意义的生活中，随着“生活的自觉引导的作用不断扩展，引导个体面对新的挑战，不断地重新创造生活和个性，并且伴随着对那一个性和选择的价值等级体系的统一体的保存”[3]258。总之，现代生活一方面拓宽了每一个体需要选择的阈限和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现代生活又促使个体从“自在存在”发展为“自为的”个性的存在，进而跃升为“为我们存在”的主体。在我们看来，这一跃升不仅是对个体能力的自由确证，它也体现了个体在需要选择(个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对于现代人而言，只有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他们才能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园。参见[3]258
此外，赫勒指出，对需要选择发生影响的还有人们对于幸福、完美观念的转变。随着前现代社会格局的解体，人们对幸福、完美的认识也发生某种转变。在前现代社会格局中，幸福与完美既在概念上存在关联，同时，在各种目的论或等级性排列的生活道路上，二者都占据着至高的位置。为此，赫勒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例，讨论了人在伦理层面关于完美和幸福的一些观点。亚里士多德号召人们要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并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一个人只有通过践行所有好人的美德和做最好的人物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好人，而一个彻底的好人在伦理上是完美的，他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不完美；另一方面，即便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要在“理论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作出选择，尽管这两种生活都是完美的。而实际上，对于选择哪种生活更完美，亚里士多德更倾向于政治生活，因为在他看来，“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7]；而在康德那里，完美则体现为对道德律令的完全遵守。他认为，无论如何遵守道德律令的人应该得到幸福，并通过假定永恒的生活、灵魂不朽等条件，以和传统保持一定的关联。然而在赫勒看来，尽管康德关于实践理性作出了各种假定，可是一度同质的概念还是碎片化了，构成完美与幸福的同质图景的整体要素分裂了。经过分析，赫勒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完美本身已经多元化；其次，幸福与伦理分道扬镳，除了伦理意义上的幸福之外，多种幸福概念同时存在；最后，现代人的幸福更多源于人自身的体验。总之，赫勒认为，随着完美概念的多元化和非价值化，幸福不再是传统世界的客观概念而变成主观的。概言之，只有当一个人在感到幸福时，他才是幸福的。换句话说，现代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一个人能否生活幸福主要是由这个人的本性、气质倾向或情感特性决定。现代社会里，与幸福直接关联的是人的幸福感，幸福生活被“感觉幸福”规定，它是一种关于幸福的经验。赫勒指出，由于幸福感源于人的主观体验，对个人来说，它变得越主观越能说明其意义和价值被人们的内在生活所规定的程度越高。基于现代人关于完美和幸福在主观经验上的改变，在对待需要的选择问题上，赫勒指出，现代人不但要打破传统中因受到因果性的牵引而目的性地建构自我，而且他还要公正地对待偶然性经验和对自我人格作出存在的选择。她强调，现代人作出的这种选择不是被规定的而是忠实于现代人自己，即本性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条件下选择的本真性特征。
本真性这一现代人需要选择的又一特征是赫勒在分析现代人的人格结构时发现并阐释的。她认为，现代人的人格结构属于自由人格模式。在她看来，拥有此种人格结构的人一定是尽可能自由、独立以及本真的现代人。我们应当看到，现代性格局中，人的需要选择总体上建立在尽可能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基础上，而且还要遵从自我的本真性。赫勒强调，与那些只对理性运用负责，而对于具体的目标往往显得理所当然的前现代人明显不同的是，现代人不仅应当对我们的信念负有一定的责任，还要对通过信念而接受的目的同样负有责任。因此，赫勒推论，“那些在原则上不需要把别人用作手段的目标是可能的”[3]322，进而现代人以该目的为标志，基于“为自己负责”“为我们负责”这样一种现代性思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才是本真的。
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日益成熟和人工晶状体的不断发展,白内障手术后患者的视力越来越高。我们都知道,随着微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发展,散光及散光明显降低,术后视力主要取决于眼底。准确评价白内障手术前的眼底,正确、客观地预测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可以减少医患之间不必要的麻烦,为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和不同类型的人工晶状体提供有力的依据。[1]OCT在对术后眼底功能变化的准确客观分析及视觉功能评估有重要价值。
四、结语
在马克思那里，需要的丰富满足程度既是人性丰富程度的体现，又是确证人和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方面，而当赫勒说，一切文化都是需要时，作为文化的需要指向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围绕人的需要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探讨都必然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赫勒能够将现代人对“生活在现在”的“此时此地”的感悟与觉察同脆弱的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解读个体关于“家”“家园”的双重经验，揭示现代人内心怀有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情感和现代人被偶然性的力量所支配的漂泊的生存状态。当多元、异质的需要对象摆在现代人面前时，“匮乏”似乎已经不再是现代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与其去强调“人的一切需要都应当得到满足”，不如对何以有益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以及对我们和世界的发展作出合理的判断，即反思现代性何以维系一种脆弱的平衡。正像美国历史学家A. 梅吉尔( Allan Megill)所理解的那样，他认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需求是一种缺乏，而另一方面，需求是一种机会、一种可能性”[8]。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而言，他们之所以仍然关注、讨论、诉诸需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需要的选择，我们认为，这里的“需要”所要表达的内涵一定是后一个层面上的。
毫无疑问，当我们再一次审视赫勒对生活世界和现代性问题所作出的反思和理论探讨时，可以肯定的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在反映了一个个体对现代性境遇的某种担忧的同时，又展现了一个理论家在面对现代性问题和个人的生存境遇时所拥有的博大、包容的胸怀和态度；当赫勒既能直面现代性的悖论性影响，又能积极地作出理论回应，并参与到关于现代性及其命运的探讨当中时，我们不得不予以承认，赫勒所做的工作不仅仅对于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甚至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言，她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充满善意和负责任的。作为一个带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面对现代性的悖论和脆弱，赫勒总是带着现代人应有的宽容与理解、信心与希望，既不随意哀怨痛苦也并不企图疏远、逃离，就这样，心怀对现代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爱的责任，行走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所以，与其说赫勒为我们进一步解构了现代性，不如说她给了我们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她告诫现代人与其过于担忧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不如“形成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意识，并主动地将我们的偶然性转化成我们的命运”[4]17。
至此，赫勒在现代性语境下关于日常生活问题所展开的探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既是她对现代社会作出的一种诊断，同时又包含了她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一种忧虑。理论上，这一讨论丰富和发展了她早年提出的日常生活理论，使《日常生活》在问世半个世纪之久仍然在学术界熠熠生辉、散发着理论的光芒；实践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引导个体如何在多元、异质的现代世界寻求个体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某种必要、有益的借鉴，同时对于那些身在异乡的个体如何能够拥有、获得在“家”的感受和体验也给出一定的建议。总之，赫勒所作出的这些理论上的努力对于今天人们如何应对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以及重建生活世界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在赫勒看来，只要每个现代人意欲并致力于成为好人，并以好人的标准践行自己的道德责任，未来他才可能过上好的、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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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1] [东德]凯特林·勒德雷尔主编.人的需要[M].绍晓光，孙文喜,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232.
[2]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匈]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匈]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能够幸存吗？[M].王秀敏,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
[5] [匈]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M].李西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332.
[6] 赵司空，谢静.阿格妮丝·赫勒的后现代乌托邦[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2).
[7]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
[8] 丁立群.马克思: 实践、匮乏与革命——与A. 梅吉尔的对话[J].世界哲学,2018,(5).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9)03-0023-11
[收稿日期 ]2019-01-07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阿格妮丝赫勒的解放理论研究”( 16KSB10)；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赫勒历史哲学的现代性逻辑研究”
[作者简介 ]王海萍(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李晓晴(1973-),女，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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