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萌芽中的市民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立论文,萌芽论文,市民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1—0048—04
最近几年，私立大学之于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市民社会，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内多个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曾经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本文旨在尝试着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基本史实出发，初步探讨两者关系。
一、近代中国萌芽中的市民社会
本文中使用了“近代”“现代”两个概念。前者代表时间尺度，囊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时段；后者表示价值尺度，意指现代社会形态。
研究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萌芽市民社会的关系，首要证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着萌芽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活动领域。它的基本准则是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性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和社会交往；具体载体是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与公共舆论；主要理念是民主、自治、法制、个体性和多元性。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旨趣，在于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并通过他们的区分和互动考察相关社会问题。在前近代中国，私人领域是建立在以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基础上，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社会”。
在外国经济入侵之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被迫由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具体到经济领域，最本质的特征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该时期，尽管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缓慢，发育畸形且不平衡，如主要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主要发生在与国际市场联系的一端和部分中间环节。但是，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诸多方面，已经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为市民社会的孕育萌芽提供了条件。
有理由证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经济生活中，私人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且不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黄金时期”，即便是抗战阶段，私人资本主义也得以保存并延续。[1] 这就为民间社会力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社会思想领域，民主、平等、人权、个性解放等等现代思想和思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多元的价值观念拥有生存的空间，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社会活跃的三大文化思潮之一。[2]
其二，民国以来，中国人仿效西方，施行法制，积极进行立法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邀请了多位法律专家，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法律法规。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例，据《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附录《中华民国重要法规览目》的统计，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到1949年覆亡的38年间，正式公布的重要法规有1520个，其中，从1927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颁布的重要法规法令就多达1200余件。[3]
其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团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其组织化形态已初露端倪。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主要靠契约规则而不是靠地缘和血缘关系维持的新型工商团体如同业公会、商会等。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新式民间文化教育团体、学术研究团体、专业事务所等大量出现。一些社团的规章制度中甚至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公民权的意识。[4]
其四，公共舆论暨非官方媒体已经出现，如《申报》、《大公报》等许多报刊。《申报》的办报方针是：在经济上独立，超然于党争之外，以独立精神创造舆论。其不仅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而且保持了独立的、公正的民间办报品格。《大公报》的办报立场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30年代后，该报替代《申报》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的第一大报。[5]
综上，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游离于传统农业社会之外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力量还是微弱的，独立的个人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还只是社会生活体系中一个个现代性的亮点，但是，该时期，已经出现了萌芽中的市民社会，这一观点是可以立足的。
二、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萌芽市民社会的同一性
研究西方国家私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判定，私立大学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西方，私立大学作为与国家公权力主体相对的独立机构，自古以来就同国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除法律规定外，国家决不能把权力和行政行为强加于私立大学。私立大学性质的基本判定，是非国家机构。考察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虽然因不同时期政府的控制强弱不同，学校的独立性呈弱强不同状态，但其毋庸置疑地具有非国家机构的性质，与近代中国萌芽市民社会具有一致性。
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具有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是个人与团体，它本身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而非政治的，其成员活动都具有“个人”或团体的性质。反观近代中国，尽管救亡图存是许多私立大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排除私立大学创办过程中个人或团体的利益与要求。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浙一带私人资本家创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宗旨，是为所办企业输送人才。
第二，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原则和最本质的特征。与公立大学相比，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经费使用、教师聘任、招收学生、课程安排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第三，市民社会是非官方的私域和公域的合成。非官方的私域主要指不受国家行政手段超常干预的经济领域，非官方的公域指国家政治安排以外的各种活动空间。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属于后者。
价值取向上，自由和人权，是市民社会的理念，也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得以发展的观念基础。
其一，市民社会的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主张经济自由发展、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自由，同样也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基本理念。近代中国人对于私立大学的自由有深切的体验，认为，“国立学校的宗旨，随政府的政策而转移，无永久性，无宽大性，不能任意发展”，而“私立学校的创办，由自由意志结合，经费是自由集成的”，[6] 因此，私立大学可以“实现一种特殊的教育理想，与现在流行的社会制度与陶冶思潮不甚相同的理想”，一种“更优良的新社会和更合理的新教育的理想”[7]。192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感触“国立大学易受政治影响及制度拘束，不易推行新式教育理想与方法”，于是集北京名流成立私立华北大学，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8]。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社会团体及个人往往通过开办私立大学来实现各具特色的教育理想和追求。
其二，市民社会的理论核心，是依据国家权力源于人民的前提，即国家的权力乃由社会赋予。上述人权理论，也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一种价值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近代著名私立厦门大学的创办者陈嘉庚曾经指出，他之所以倾尽家财，兴办私学，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认识到欧美教育发达、国家富强的根源“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确信“国民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不可专责之政府”，因而“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9] 此番言论，具有主权在民的思想意蕴。
以上可见，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萌芽市民社会具有同一性，是萌芽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萌芽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一）相对独立的个人、社团、民族企业家及企业集团等萌芽市民社会的构成因素，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产生的组织基础
首先，相对独立的个人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拥有现代意识的士绅严修与现代知识分子张伯苓联手创办著名的南开大学，系统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马相伯、刘海粟创办复旦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等。
其次，较大独立性的民间社团在私立大学发展中贡献突出。例如，民间文化团体如留法俭学会、立达学社创办中法大学、大同大学；民间教育团体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社会专业组织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办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等。
再次，民族企业家及企业集团也热心创办并资助私立大学，推动了私立大学的发展。如华侨资本家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南通学院，著名的实业集团荣氏家族创办中国纺织工学院、江南大学等等。至于民族企业家及企业集团对私立大学的间接资助，还有很多事例。
以上，仅为萌芽市民社会构成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基础的不完全例证。
（二）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萌芽市民社会的发展
1.增强了近代中国萌芽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
其一，为私人资本家及企业集团输送人才。
这在私人资本主义发达的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主要为私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该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私人资产阶级的资助，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自私人资产阶级家庭，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私营工厂企业服务。[10] 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工商企业培养新式会计人才，由此得到私人资产阶级的鼎力财政支持。[11] 另外，如前所述，江浙一带私人资产阶级创办的学校亦主要为私人企业输送人才。
其二，彰显并释放人的主体意识与能量。
世界著名科学家、美籍华人吴大猷先生在回忆张伯苓时代的大学时曾经谈到：“我们有几个著名的大学，亦有许些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任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12] 可见，在彰显人的主体性上，私立大学具有公立大学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三，作为萌芽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成长与壮大意味着萌芽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
2.凸显了近代中国萌芽市民社会的价值理念
其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存在着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自觉意识。张謇曾经明确指出：“专制之世，社会与政治分，有政府而无社会；立宪后，社会与政府合，有社会乃有政府”。[13] 此番言论，蕴含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诉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在家乡南通地区建立了纺织、医科、农科三所单科大学，是为私立南通学院的前身。
其二，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个性鲜明，具有浓厚的多元化色彩。
独立和自主特性，使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最为灿烂多姿的一个族群。例如，在西风西潮冲击之下的近代中国，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独树一帜，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精通传统文化的学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的艺术学校，以率先使用裸体模特儿开设人体写生课程而有声于世，为全国美术专科学校树立了典范。上海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是近代中国办得最早而又最为出色的体育专科学校。此外，20世纪第二个十年发展起来的同济医工学堂，以德国医科大学和工科大学为样板；1920年创办的中法大学，以法国高等教育制度为蓝本；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模仿英国高等教育制度而创办。上述个性鲜明的私立大学，凸显了市民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诉求。
四、近代中国不成熟的市民社会决定了私立大学的局限性
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并因此决定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于如下方面：
1.对国家的较大依赖性
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政治传统，使得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为萌芽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切实的制度性保障，统治者担心社会权力的扩张会危害其统治地位，因而对其加以各种限制，这种制约因素在私立大学中得到同样的体现。
如果说晚清、北洋政府由于政权衰颓而无暇顾及私立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家权威统治的逐步确立，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控制则较为严密。在贯彻官方意识形态、学校行政机构设置甚至学科专业设置上，私立大学原则要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行事，自主权相对较弱。此外，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近代中国，政界校董对于私立大学的生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实力薄弱
近代中国萌芽市民社会的经济力量是较为薄弱的。该时期，私人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然而，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挤压之下，经济实力仍然不强。观念上，中国私人资本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较为薄弱，相对地缺乏捐资助学的热情。这些因素，制约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力量薄弱的基本表现如下：其一，与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相比，总体办学层次与水平相对较低。其二，生存基础十分脆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济医工学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私立大学被迫改为国立。特别是对南开与复旦的领导人来说，在保持私立性质与维持学校的发展之间作出抉择是非常痛苦的，深切地体现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之上，发展社会力量之艰辛。
3.自治能力不强
在西方，民主的传统，发达的社会自组织机制，使市民社会拥有相当强的自治能力。反观近代中国，由于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社会自组织机制很不发达，这一局限性体现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表现为：由于办学活动基本上凭借着个人的操守及其道德品质，在一些办学者素质不高的私立大学中，往往存在着教学秩序紊乱、学生管理松懈、教学质量低劣，财务管理不透明等问题。通观近代中国，由于办学者素质不高而产生的“学店”、“野鸡大学”大量地存在，从而极大程度上损毁了私立大学的办学声誉。
可见，私立大学卓有成效的发展，需要以充分发育的市民社会为基本前提；私立大学的发展，必将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生长。两者的共同发展，对于推进社会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20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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